“理想倾向”的道德维度 ── 纪念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一百周年 (瑞典)傅正明 诺贝尔奖颁发一百年以来 （ 1901─ 2001），文学奖的评选有一个“道德价值 参照系”， 这个参照系有时甚至被过于强调而摆在首要地位，瑞典学院诺奖评委主 席埃斯普马克的回眸百年诺奖的 《 诺贝尔文学奖 》一文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这个“道德价值参照系”，是瑞典学院根据诺贝尔要求文学具有“理想倾向” 这一遗嘱而设定的，也可以说，它是“理想倾向”的道德维度。 一、诺贝尔的道德理想 像一般西方人一样，奉基督教为国教的瑞典人，最早大都从 《圣经 》接受起 码的道德教育。例如瑞典人所讲的“良心”或“良知”( samvete，相当于英文中的 concience ), 照字面意义是“共同知觉”，就是与基督教的“原罪”相关的一个 概念。 诺贝尔深受英国诗人雪莱无神论思想的影响。 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 “对宗教、皇权、 婚姻和社会次序大体来说采取一种挑战的或批判的态度”。那么 ，瑞典文学院的“道德价值参照系”是否会与诺贝尔本人的反宗教倾向相一致呢？ 这就不能不作一番梳理。 实际上，诺贝尔曾接受过基督教路德宗的洗礼和坚信礼。他最后的挚友亨利克 ·苏克( Henrik Schuck u 上加两点 )教授在诺贝尔身后亲自担任诺贝尔基金会 主席多年，他曾明确指出： 诺贝尔是一个特殊的无神论者，他一生的乐善好施是与 他的宗教信仰相关的，任何一种宗教，对他来说唯一值得信仰的前提就是对他人的 爱。苏克认为，诺贝尔所反对的，是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他的理想在于，“他希 望从精神的残缺中把一个自由的人类的博爱之神解放出来。实际上，雪莱的和诺贝 尔的无神论基督教与柏拉图主义非常接近”( Erik Bergengren: 《 诺贝尔传 》 第 161页 )。 因此，诺贝尔的宗教观，可以用 《 圣经·提摩太前书 》中的一句话加以概括 ：“劝告你们的总归就是爱，来自纯洁的心灵、无亏的良心和真诚信仰的爱”。这 就是基督教的人文主义传统。诺贝尔生前不但为其公司员工提供福利，而且投身社 会慈善事业，资助和平运动，可以说当时的资本家的“良心”的典范。而 《 圣经 》所说的“良心”，也指人皆有之的分辨是非的道德律，不管人们信不信基督，都 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由于上述原因，瑞典学院前任常务秘书斯图热·阿连 在 《 能胜过莎士比亚吗？ 》 一文中把诺贝尔称为“激进的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者 ”。 由此可见，诺贝尔本人的道德理想，乃是他所设定的文学奖的“理想倾向”一个 重要方面。诺贝尔以道德“干预 ”文学的两大支柱，就是对非人道的统治者的反叛 ，以及对 那些被欺凌被侮辱者的同情或爱心。 二、西方文学的道德律的历史继承 诺奖评选的“道德价值参照系”有其悠久的文化渊源。 诚然，作为审美对象，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具有相对独立意义，但是 ，道德判断与审美判断，两者完全可以和谐地共存。真善美的三位一体乃是一个历 久弥新的美学命题。 在人类历史上，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将艺术与道德联系起来 了，诺贝 尔所奉行的柏拉图主义的老祖宗在 《 理想国 》 中对艺术的道德要求，亚里斯多 德论悲剧的“陶冶”或“净化”作用，贺拉斯的“寓教于乐”等观点，在今天仍然 有其启发意义。 文学诉诸良心才能有动情的力量。在莎士比亚的 《 哈姆雷特 》中，丹麦 王子为了确证他的叔父弑君篡位之罪，当一班优伶来宫中演戏时，特意在“戏中戏 ”插入一段试探性情节，以便“抓住国王的良心”。由此可见欧洲人文主义者关于 文学诉诸良心的道德律。 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思想家重新划分出知识 (真 )、道德 ( 善 )、情趣 ( 美 ) 几个领域，并力求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达到充份发展。启蒙思想家希望自足自 律的文学艺术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世界，理解自身，弘扬正义，促进社会的道德 进步。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墓志铭写道：“我们头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这句名言是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难分难解的最佳说明。 启蒙运动的洗礼过后，托尔斯泰在 《 什么是艺术 》 中把艺术理论的基 础奠定在“永久的道德原则和永久的宗教真理”之上，这两个方面均与诺贝尔的“ 理想倾向”密切相连。 在俄国期间的青年诺贝尔，就是托尔斯泰的伟大作品的热情 读者，因此，托尔斯泰在诺奖名单上的疏漏，曾经激起瑞典知识分子对瑞典文学院 的强烈抗议。 经过历史的积淀，西方人的道德律及其对良心的认识已经泛化为一种普遍 的社会心理，并且日渐演化为个人对社会罪恶的同谋犯罪感或共同责任感。 与强调文学的道德律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是十九世纪的唯美主义艺术观。 据说墨索里尼的一位诗人女婿，在他的一首抒情诗中讴歌原子弹的美，幻想原子弹 在手无寸铁的埃塞俄比亚人中的爆炸情形，把“为艺术而艺术”发挥到了顶峰，把 文学中的道德承担糟蹋殆尽。 介于艺术的唯道德论与唯美主义之间的一种 艺术观，曾被某些批评家称为艺术与道德的“相互影响论”。按照这种观点，审美 属性和道德寓意不可偏废，它们完全可以相得益彰。约翰·杜威在他的 《 作为经 验的艺术 》 中，就曾认为文学完全可以通过生动的艺术画面、艺术情境和性格描 写而产生道德影响。好的艺术作品如人生的良师益友。或者，用雪莱在 《诗辩 》 中的话来说，“想象乃是道德之善的最伟大的工具”。“道德的最大的秘密就是爱 ；或者说，就是逾越我们的本性，而融入旁人的思想、行为或人格中存在的美。” 不难发现，西方文学创作和批评史上的道德律，与文学创作的审美规律并 无矛盾。文学所要求的道德，并非要求文学作品提供一种系统的道德或伦理体系， 而是要求以艺术形像体现出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的某种一致性。文学中的所谓“道 德教化”，往往并非作家刻意为之，而是从作家本人的伟大人格中自然而然地流露 出来的。 假如抽空文学的道德内容，那么，诸如寓言、童话等儿童文学体裁全都失 去了存在的基础。 假如悲剧不能肯定“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之后的道义上的胜 利，喜剧不能嘲笑邪恶事物得意之时的道德上的缺失，那么，这两大审美范畴将会 变得多么苍白乃至毫无存在的价值。 由此可见，瑞典学院为诺奖设定的“道德价值参照系”，既符合诺贝尔的 精神，也是对西方文学的伟大传统的一种弘扬。 三、百年诺奖“道德价值参照系”的运用 在一百年前根据诺贝尔的精神制订的“诺贝尔章程”中，就明文规定各项 诺奖都应当表彰“在心灵和才智两方面均优秀者”。所谓心灵的优秀，当然是指获 奖者的道德水准。用一句中文成语来表述，就是“德才兼备”。 浏览百年诺奖颁奖评语、新闻公报和颁奖词，诸如“同情”、“良心”、 “道德”、“爱心”、“博爱”或“人类之爱”等富于道德意味的词汇，是出现频 率最高奖掖之词，可以鲜明地见出诺奖评委的美学观和道德价值观。道德砝码经常 在评委手中反复掂量。下述例证颇能说明问题。 德语作家赫塞早在 1931年就被提名，但当时的文学院常务秘书霍尔斯陶穆 ，一方面肯定了赫塞的小说创作成就，另一方面又从道德的角度 加以贬斥，赫塞的 揭示人性恶的名著 《 荒原狼 》 ( 1927 ) 未能得到赏识。霍尔斯陶姆认为赫塞具 有一种“引爆人类犯罪思想的才能”，有违诺贝尔的“理想倾向”，要想颁奖给他 ，除非是炸药发明家诺贝尔本人想表扬这种才能。赫塞被一再冷落，引起了某些德 语作家的不平之鸣。直到十多年后，赫塞的新作不断问世，到了 1946年，在奥斯特 林任常务秘书期间，评委才反复考虑赫塞的入选，发现了赫塞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理 想，终于将该年度诺奖授予给他。 另一值得从道德角度研究的人选是 1947年获奖的法国作家纪德。一方面，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许多人把纪德视为一位精神导师，“时代的良心”，但另一 方面，他的小说 《 背德者 》 ( 1902 )却给读者造成一种作者不讲道德的错觉。 因此，在给纪德的颁奖词中，奥斯特林指出：纪德一生都在探讨道德和宗教的基本 问题，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非道德主义”( immoralism ) 的观念，常常被人歪 曲了。奥斯特林指出：“实际上，这一观念代表一种自由行为，一种‘无缘无故的 ’行为，代表良心从一切压迫下获得解放”。奥斯特林的一番解说，正好表明文学 院担心外界误认为他们不讲道德标准，而实际上他们时刻在掂量道德砝码。而纪德 本人这位一度被视为蔑视道德的作家，最后终于得到读者的理解，被誉为文学领域 的“ 道德家”。 同样可以视为文学的“道德家”的加缪，是诺奖历史上最名至实归的得主 之一。瑞典学院在给加缪 ( 1957年 )的颁奖评语中说：“由于他意味丰富的作品以 敏锐的严肃性洞悉了我们时代的人的良心问题 。” 这一点，尤其鲜明地表现在加 缪的小说 《 堕落 》 ( 1956 ) 中，主人公克拉芒斯律师声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 “法官－忏悔者” 的职业，他为自己曾经见死不救而感到羞愧。他认为这一职业， 首先是自我起诉，把自己的最阴暗的形像公之于众。奥斯特林在颁奖词中指出，这 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在审视自己的良心。 1972年德国作家伯尔获奖，主要就是因为伯尔的作品代表着“战后德国 的良心”。吉罗在颁奖词中高度赞扬伯尔的文学纲领 ---- 一种 “人道美学”， 肯定伯尔对德国文学的“ 复活 ”，不是“ 一次形式上的实验”，而是从毁灭中“ 复活”了一种被蹂躏的文化：“ 这就是诺贝尔希望他的奖金将要颁发的那种作品。 ” 埃斯普马克在 《 诺贝尔文学奖 》 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这就意味着，这次颁 奖是直接乞灵于诺贝尔本人的遗愿，它首先要奖掖的是第三帝国的废墟上的道德复 兴的首席代表，然后才是这个国家的艺术复兴的首席代表。” 除了上述重要例证之外，还有不少值得注意的道德评价。在给意大利女作 家德勒达 ( 1926年 )的颁奖词中，苏克这样阐释诺贝尔的遗愿：“诺贝尔希望文学 奖颁发给在其作品中惠赠给人类以芳美琼浆的作家，这杯琼浆中应当注入一种道德 人生的健康和活力。”在给美国剧作家奥尼尔 ( 1936年 )的颁奖词中，哈尔斯特伦 指出：悲剧神殿，如果缺乏道德支柱，就只不过是残砖断瓦而已。 自从 1941年奥斯特林担任瑞典学院常务秘书之后，对诺贝尔遗嘱的阐释和 诺奖评选更为接近诺贝尔的初衷。在给英国哲学家罗素 ( 1950年 )的颁奖词中，奥 斯特林赞扬罗素的“哲学著作毫无疑问地表明了道德文明，并且是对诺贝尔精神的 完美的弘扬。”在给冰岛作家拉克尼斯 ( 1955年 )的颁奖词中，威森指出：“艺术 必须以同情和人类之爱为支柱，否则它就几乎没有价值”。给美国作家斯坦贝克 ( 1962年 )的颁奖评语，表彰他的作品表现了一种“蕴含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锐 的观察”。给萧洛霍夫 ( 1965年 )的颁奖词中，奥斯特林指出： 《 静静的顿河 》表明， 这是作者“与他自己的良心发生冲突的结果”。给索尔仁尼琴 ( 1970年 )的颁奖评语，肯定了他的作品“具有强大的道德力量”。基雅尔在颁奖词中进一 步指出索尔仁尼琴的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人类的爱心”。给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 ( 1998年 ) 的颁奖评语则表彰了作者“以幻想、同情和反讽所支撑的道德寓言” 。 迄今为止，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多位诺奖得主中，我们不难发现权衡的天平 经常向“文学良心”倾斜。在道德上遭人非议者，大约只有英国的吉普林 ( 1907年 )、 意大利的皮兰德娄 ( 1934年 )和挪威的哈姆森 ( 1920年 )等极少数几位作家 。吉普林是因为他的帝国主义思想而遭到谴责；皮兰德娄由于他与墨索里尼的隐晦 的联系而为人诟病。哈姆森在纳粹侵入挪威后，充当了为法西斯效劳的“挪威奸” ，但这是在作者获得诺奖之后十多年的事了。 “诺奖家族”中的绝大多数得主，都是“德才兼备”的作家。其中被誉为 他们所属民族的文学良心的作家，除了上文提到的伯尔、纪德、加缪、索尔仁尼琴 以外，还有法国的萨特被誉为“二十世纪人类的良心 "，南非女作家戈迪默被公认 为“南非的良心”；大江健三郎是“日本的良心”…… 从美学标准来看，这些获奖 者也是名至实归的。 埃斯普马克谈到1999年诺奖为什么选择格拉斯时透露出，早在 1972年格拉 斯就是伯尔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由于强调“道德价值参照系”而选择了伯尔，此 后，格拉斯多年遭到冷遇。九十年代更新了的文学院再度考虑格拉斯时，表明“19 72年以实验性艺术为牺牲的道德价值的参照系在今天的文学院是难以想像的”。这 就是说，选择格拉斯主要是因为他的“实验性艺术”。诚然，文学奖毕竟是文学奖 ，诺贝尔的遗嘱也有“最佳作品”这一限定。但“道德价值参照系”应当是重要支 撑之一。 2001年，即将隆重庆祝诺奖颁发一百周年之时，瑞典学院将本年度文学奖颁发 给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奈保尔在他的作品中对伊斯兰和穆斯林颇有微词，甚至 严词抨击。作者先后两次在非阿拉伯的印尼、伊朗、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四个伊斯 兰国家旅游采访，出版了纪实作品 《 在信徒中间 》 （1981）和 《 超越信仰 》 （1998 ）。这两部作品已经暗示出，狂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是潜在的恐怖分子 。因此，像往年一样，有人指责瑞典学院的鳞选这是一种“ 政治性选择 ”。 实际上，情形并非如此。已经被提名二十年的奈保尔，近年来一直在候选人中 名列前茅。这一次瑞典学院的最后投票表决，是在美国遭受 “ 911”恐怖袭击之后 的十月初进行的。但瑞典学院否定这次恐怖袭击对颁奖决定有什么影响。这次恐怖 袭击实际上既非政治冲突也非文明冲突，而是恐怖分子劫持了一种文明对无辜平民 进行的野蛮攻击，我们应当从道德维度来加以判断和解释。瑞典学院给奈保尔的颁 奖新闻公报指出：“ 在他们对人类的所作所为这一道德意义上，奈保尔是康拉德的 继承者，是像他一样的帝国命运的编年史作家。”因此，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性选择 ，不如说是一种道德考量，即 “道德价值参照系 ” 的运用，这当然首先是在作家 的文学成就无可非议的情况下进行的。 奈保尔正是一位有强烈的道德感的作家。在1998年的一次采访中，当记者问起 一个作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行为规范或原则时，奈保尔立即想到道德原则，他说： “ 是的，我认为一个坏人或一个不诚实的人不能当作家。优秀作品要求对世界的一 种道德观，假如你自己的观点是不道德的，我就无法看到你如何能够把你和你的作 品揉合在一起。” 四、不能贬低的“道德价值参照系” 从理论上说，新的艺术实验，原本无对错之分，而只有高下之分。但一旦 把艺术实验与艺术内容联系起来看，其作品就有道德与非道德的区别。艺术不能 维 新是好。以牺牲道德关怀为代价的艺术实验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危险的。从瑞典学 院的实践来看，注重“实验性艺术”可能作出好的选择也可能失误。格拉斯的确是 1999年的最佳入选。因为 他不但是“实验性艺术”的大师，同时，七十年代之后 ，由于他充满爱心的人权活动及其在作品中表现， 格拉斯已经成为德意志“民族的 良心”，一个真正的“德才兼备”的作家。 诺奖评选的“道德价值参照系”之所以不能贬低，更不能废弃，是因为二 十世纪的两大罪恶 ---- 法西斯主义的种族清洗和共产主义的阶级清洗 ----还没有 根除。人类步入二十一世纪之时，恐怖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丧尽天良的疯狂的野蛮， 无辜平民的伤亡，却在不少阿拉伯人和中国人那里激发了幸灾乐祸的非人道反应。 这种“道德真空”亟待注入道德的琼浆。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杰罗在给伯尔的颁奖词中，谈到缺乏道德承担一味进行艺术 形式上的实验的作家时，曾经以讥讽的笔调说道：“快要淹死的人决不会去表演花 样游泳”。 今天，恐怖主义搅起的浊浪企图淹没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而第三世界 的不少国家仍然在专制的阴影下，如风雨中颠簸的航船，有人落水，有人淹死，有 人正在呼救。 当他们急需正义的援手、良心的声音时，文学是无法推卸这种道义责 任的。 (200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