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中共当局对文革研究的禁锢 ──纽约“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讨会”侧记 文玉山 2001年11月18日北美文化革命研究会在美国纽约喜来登酒店会议厅举行了文 革35周年研讨会。世界日报报导150人与会，星岛日报报导200人。而据观测，与会 者中民运朋友仅10人左右。其余都是社区华人民众。由此可见海外民众对文革问题 还是相当关心的。会议举办者对民众踊跃参加的情况估计不足。只准备了120张椅子 。后因许多民众站着听演说，又临急请酒店工作人员增加20张椅子。但仍不够，以 至有些民众来了又走了。十分可惜。 这次研讨会跟以前举行过的类似会议有个明显区别，就是安排了大部份时间 给与会民众提问和作简短发言。这是因为举办单位考虑到文化革命是涉及到广大民 众的事情，应让文革研究走出专家学者的圈圈，让一般民众都有一吐心声的机会。 会议从一点零七分正式开始，到六点十分结束，气氛一直非常饱满活跃。发言者认 真，听众全神贯注。要求发言的民众甚多，租场时间到后几欲罢不能。最后在酒店 工作人员的提示下不得不结束。 会议原来安排了四名主讲人：胡平、郑义、刘国凯、张家政。张家政先生因 考虑到他的太太孩子正在循政治庇护者的亲属身份来美，为不至节外生枝，临时改 变发言计划。对此朋友们都甚表理解。 会议由原湖北大学教师、旅美学者、现任美国席勒学会研究员曾大军主持。 首先发言的是政治、社会理论家胡平先生。 胡平首先指出文革的特点，文革之为文革，不仅在于它是一场大规模的清洗 和整肃，也不仅在于它是一次大规模的破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因为这种事在 每个共产国家都发生过，不足为奇；文革的别致之处在于，它是由最高领袖自己发 动的一场冲击既有共产党组织和官僚体制的大规模的群众革命造反运动。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呢?实际上，毛泽东之所以反对官 僚主义，主要是因为这个阶层妨碍了自己的意志直接下达到群众，或者说妨碍了自 己随心所欲地发动群众。大独裁者都是不喜欢官僚体制的，虽然他事实上又离不开 官僚体制，正象大资本家不喜欢中间商、但又离不开中间商一样。一个人不断地造 反，反叛权威，其逻辑后果是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是让天下只留下自己一个人的 权威，是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然而，胡平说，仅仅是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极权本质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分 析和研究这场革命的全部过程。重要的是，当人们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去批判地方 党组织和地方官僚机构，当原有的各级党组织和基层权力机构遭到冲击而陷于瘫痪 或半瘫痪，那又给一般群众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的自由活动空间。不错，即 便在造反高潮中，群众也必须服从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力，必须接受毛主席和党中央 的领导，但是正象J·S·密尔说的那样，“服从远处的君主，本身就是自由”(俗话 说得好：“县官不如现管”，“不怕官，只怕管”)。尽管它还不是宪政意义上的自 由。文化革命一度激起了千千万万的群众的自愿参与，并表现出极大的自发的热情 ，道理即在于此。 可是，就象很多人所说的那样，这种参与，这种热情，注定了是被欺骗，被 利用的。到头来，人们不得不发现，他们曾经一度享有的活动空间全部萎缩了或被 收回了，那些曾经一度被冲击而垮掉的各级党组织和基层权力机构也全都重新恢复 了。和原来的组织与机构相比，新的一套甚至更恶劣。人们脱掉了一件紧身衣，结 果是换上了另一件紧身衣，一件更紧的紧身衣。 不过，我们要是说我们被欺骗被利用乃至被背叛被出卖，那仍是很不准确的 ，因为我们起初并没有自己的一套观念和理想。事后我们可以说，在所谓批判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含有某种争取人权争取自由的成份，但是在当时我们甚至 根本没有人权和自由的概念，更谈不上对人权和自由的正确理解了。我们可以说， 我们自由民主理念的最初启蒙是来自文革，但是我们必须说，我们自由民主理念的 形成是来自对文革的否定。 著名作家郑义在讨论会上就广西大屠杀的政治背景作了介绍。他指出，5年前 他因调查发生于文革中的大规模人吃人事件而赴广西。大量史实证明，屠杀者与吃 人者皆保守派“联指”，被大批屠杀者与吃人者皆造反派“广西422”。但是，在撰 写《红色纪念碑》一书时，郑义刻意回避了这一事实，而仅以“大派”、“小派” 含混称呼。因为他不便在政治性人吃人这一本来就已经相当复杂的问题上再加上另 一个可能更为复杂的问题：文革中的造反派与保守派。就《红色纪念碑》之写作而 言，回避派别问题而后退一步是必要的；任何政治派别都没有吃人的理由。人吃人 惨剧早已超出政治斗争范畴而造成对基本人性的摧毁。15年过去了，当再次回首往 事之际，作为文革幸存者，郑义觉得有责任说出全部真相。 郑义提出，大量史料证明在广西文革中捍卫17年“无产阶级专政”，捍卫“ 党政军”的保守派是“广西联指”，而高举起反抗之旗的是“造反派”、“广西42 2”及其同情者、株连者。文革进入1967年秋冬，“联指”开始在广西各地成批屠杀 “422”，并株连屠杀地富及其子女。大批逃避屠杀的“422”聚集首府南京，到军 区静坐、游行，要求当局立即解除各地“联指”对“422”的武装围剿，并下令取缔 血腥恐怖的“贫下中农特别法庭”。（相反，“联指”方面从未提出类似要求。） 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422”派的《红卫兵战报》（柳州）发表编辑部文章“今日 之《哥达纲领》批判”，反对缴枪，试图武装自卫。 郑义指出从广西文革全过程看，掌握实权并从未被打倒的军方从一开始就站 在“联指”一方。对“422”的大屠杀就是在军方的纵容甚至策划、指挥下进行的。 1968年7月底到8月初，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乾脆亲自调动军队和“ 联指”对南宁“422”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围歼。参战的有7个连正规军以及10个县(区 )的“联指”派民兵、武装人员。南宁市中区数十条街道被炮击焚烧成一片废墟，4 22在南宁的力量全军覆没。据官方不完全统计，这一仗422被打死3，794人。（当场 打死1，470人，被俘9，840人。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的有7，012人，其 中被打死2，324人。）武装围剿南宁422后，广西各地都开始了对“422”派围剿屠 杀。以河池地区为例，军分局奉广西军区之命，调动9个县、3个兵工厂的人武装部 、民兵、“联指”武装人员，会同大批军队，围剿凤山县422，一役毙杀1，016人。 在这种大张旗鼓地屠杀政策下，一个月的时间里，广西422基本被枪炮剿灭。枪声停 息的第二天，1968年8月26日，广西区革委会宣告成立。 郑义认为在许多地方，与大屠杀同时发生了人吃人事件。在他的著作《红色 纪念碑》中有详细记述。郑义觉得需要补充的是：被吃者全部是造反派广西“422” ，以及地富及其子女。刻骨的仇恨来自于“阶级敌人妄想翻天”。平心而论，地富 及其子女比较冤枉，他们无胆翻天；“422”不冤枉，他们乘机造反，高举起反压迫 、争自由的旗帜。处于历史条件之限制，文革造反派不可能题出三权分离等完备的 现代民主思想，但他们所向往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已然构成了对“无产阶级 专政”的致命威胁。郑义提出他反对暴力，但不认为在残酷的国家暴力面前可以剥 夺人民暴力抗争的权利。他也不会放弃对文革的批判，但不认为可以对那些不屈反 抗的灵魂加以无休止地践踏。 接着发言的是文革史论家刘国凯先生。他演说的题目是“捡出脏水中的莲 藕”。 刘国凯首先批评了大陆官方当局的做法。他说官方当局一方面说要彻底否 定文革，一方面又禁止对文革进行讨论和研究，这是非常矛盾和谬误的。因为对文 革无论是否定或肯定都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首先对它进行充份的陈述和深 入的分析。刘国凯还指出官方当局的这种做法是有其政治需要和阴暗居心。 刘国凯认为文革中的许多事情都是应该予以否定的。比如1966年七月间部 份青少年学生所搞的“破四旧”运动，毁坏了许多宝贵的历史文物。八月间由中共 高干子弟组成的贵族红卫兵所搞的“红色恐怖运动”对“黑五类”及其子女进行任 意的殴打、虐杀。这些都应予以否定。刘国凯还着重指出了刘少奇、邓小平所搞的 第二次反右和各省市军方所搞的“镇反”对无辜民众的迫害。 刘国凯说毛发动“文革”是为了在中共高层进行政治清洗。而刘邓则把毛 点起的火头往群众身上，在群众中大揪小吴含、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 种做法是十分阴毒的。1957年的反右是号召知识分子提意见，等人提了意见之后就 把人打成“右派”。而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比1957年那一次更加恶劣。 它是毫无起因地突然要在知识分子、学生乃至个人群众中打抓“右派”。许多人被 莫名其妙地打成“右派”的根据、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出身“不好”，或有某些“政 历”问题，或平时发过牢骚，对单位领导不够顺从等等。1967年2月下旬到3月，各 地军方都搞了一次“镇反”运动，把许多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逮 捕关押了许多人。其残害民众的程度远远超过刘邓搞的第二次反右。其中最凶残的 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他下令镇压反革命，命令军队向进入青海日报社的 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扫射。300多名学生、市民倒在血泊之中，其中有不少是十四、 五岁的女孩子。刘国凯说对这些当然应该否定，而且，岂止否定而已，还应予以声 讨和追究罪责。刘国凯说文革中还应予以否定的事情仍有很多，难以一一列举。他 话锋一转，说，是否文革中所有的事情都应予以否定呢？他说，我们可以把文革比 喻为一盆应予倒掉的脏水，然而，我们是否就那么简单地一古脑把它倒掉呢？刘国 凯说他记得小时候看见祖母把洗米洗菜水倒掉之前，总要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留下 什么有用的东西，而祖母往往会捡出一些遗留在脏水中的莲藕、土豆和葱之类尚可 食用的东西。刘国凯问道：当我们在把“文革”这盆脏水倒掉之前是否也应该检查 一下里面还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刘国凯认为，那场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而 实际上与文化并没有什么相关，或者是对文化进行摧残的社会动荡中，还是有许多 值得肯定或基本肯定的东西，那就是人民群众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特定的 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冲击共产党统治秩序的斗争。这些 就是文革脏水中的莲藕。 刘国凯指出，1966年10月到年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是应该予 以肯定 的。他说：我们在研究中可以沿用这个由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术语，但其实我们更应 该对这个术语进行“翻译”。因为这个运动的实际内容是否定刘少奇、邓小平所主 导的在1966年6、7月把无辜民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第二次反右。因 而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反政治迫害运动”。不错。“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系毛泽东提出，其真实目的也不过是想要民众起来为他的政治清洗效力。但我们 要肯定的并不是毛讲的什么话，作的什么指示，而是肯定民众敢于起来批判“血统 论”、批判中共官僚，冲击中共政治秩序的行动。不要以为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情。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各级中共官僚还掌握着权力，他们手下还有许多效忠于共 产党政治秩序的人在护卫着他们。敢于起来进行批判、冲击，还是需要相当的勇气 的哩！更何况民众的批判矛头已大大超越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范畴，对文革 前十七年共产党官僚的种种劣行都进行了清算。而且这些劣行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 源于个人品质，而是源于体制。应该看到，在毛的恩准下站起来的人民，并不是那 么言听 计从地为毛的政治清洗效力。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是在为争取自己的权益而战，正因 为这样，他们无可避免地越出了毛规定的轨道，终究遭到毛的压制。刘国凯还认为 文革中的新思潮是非常值得肯定，乃至值得赞美讴歌的。这新思潮就是以湖南“省 无联”的政治纲领“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政治理想和追求。 由于毛在基本实现了他的政治清洗目的后，就着手恢复原有的共产党政治秩 序，百分之九十的中共官僚都陆续官复原职。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都有一些造 反派民众起来反对这种政治趋势。他们以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为诉求。他们有的甚 至敢于指出百分之九十的中共高干已形成了与广大人民相对立的特权阶级。对这个 阶级应整个予以打倒。应予指出的是，巴黎公社原则虽与完善的民主制度尚有差距 ，但它与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却有原则的不同。因为巴黎公社原则是实行不排斥任何 阶级的普选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垄断社会公权力，所有行政长官由民选产生。因 此，尽管共产党的教义仍褒称巴黎公社原则，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实大相径庭。可以 说，文革中的这个新思潮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源头。 刘国凯最后说，如果对三年文革中繁复的内容进行归纳概括的话，可以疏理 出官方线索和人民线索。官方线索涵盖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和做法，对民众的利 用、愚弄和镇压。刘少奇邓小平把毛搅起的祸水往民众身上倒的卑劣行径，各地军 方对民众的镇压，各地共产党官僚为争夺“新生红色政权”的主控权而把民众拖入 自相恶斗之中等等。人民线索则表现为民众以各种形式进行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 迫害的斗争。而新思潮则是它最光辉的部份。但应该看到三年文革中，官方线索是 占了主导地位，而人民线索只是隐性存在，并以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因此，从总的外观来看，文革是一盆应予倒掉的赃水。换言之，我们不希望 中国再发生文革这样的社会动荡。但是，这赃水中的确还有莲藕，我们应该把它捡 出来。无论是从历史学的学术角度出发还是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我们都应这样 做，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留下真实的纪录给后代，有责任从文革大波中总结出 经验教训以借鉴于当今中国的民主事业。 这次文革研讨会可以说是开得相当成功。不但会上与会者情绪饱满，而且会 后还有不少人打电话来与会议举办者和主讲人联络。这反映出文革议题牵动着许多 人的情感和心思。文革在中国当代史上确占有重要地位。而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 其最年轻者也年逾“知命”。留给这一代人的时间已不充裕。如不再抓紧文革研究 ，恐会留下许多迷团给后代。这无疑是不可原谅的失职。就目前情况来看，彻底冲 破官方当局的禁锢封杀，把文革研究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还是面临着重重困难。但 除了去尽力克服这些困难外，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