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天涯海角，心向大学 ──广州知识青年垦荒队员考大学的故事 （巴西）田夫 俗语说：“崖县陵水，有命去无命回。” 我们是广州知识青年垦荒队第一批的一个队伍，1958年3月来到海南岛崖县， 接近天崖海角的地方垦荒。 早在学习班时就有人问：“有大人（陪同）吗？”出发前在市青年文化宫开 会时，市团委书记问大家：“有没有人后悔？”等了三分钟都没有人举手。在未到 达营地之前，还在崖县三亚镇吃饭时，就有人后悔了。认为自己已被改变了身份， 已经不是学生身份，而是农民了。因此，对饭菜不满意亦不敢出声。到达营地几天 就开始陆续有人逃跑了。当年有大批大批退役士兵被派往海南岛种橡胶树，这些曾 被称为肩负“保卫祖国”重任的“钢铁长城”的“最可爱的人”，不但纷纷逃跑（ 回乡做农民），还集体游行抗议（遭血腥镇压）。又怎能叫尚需“大人”陪同的大 城市学生安心天崖海角呢？出发前市团委书记的问话，等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暴露了中共这个大骗局。出发后他够胆问吗？我们都是“未见庐山真面目”的年 青人啊！ 我是广州第六中学高中毕业生。我在垦荒队里有很多好朋友，在这里仅举出 其中两位好朋友。一位是张任成，高中毕业生。他到达营地第二天就同我谈心，他 说：“我全家人都在广州，几个哥哥都在工厂做工，我竟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我 与他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聪明能干，爱看“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杂志，热爱科学 与工艺。他最初分配到“西瓜组”劳动，后来调到“铁工组”，成立国营农场后任 场部农具厂厂长。另一位是谭惠华，广州执信女子中学高中毕业生。祖籍台山人， 父母在广西工作。她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她生得如花如朵，但她不是最喜欢花 朵，而是最喜欢机械。她爱好机械如命。她最初与我一样都是分配到“油棕组”劳 动。垦荒生活既十分陌生，而又十分艰苦。她仍念念不忘她未来学习机械的远大理 想。我为使大家高兴，就朗颂苏联情诗。成立国营农场时，她被调到外单位的崖县 机械厂工作。下面是我们考大学的故事。 1958年碰上“大跃进”。大学招生时，垦荒队故意只逃选初中毕业生，保送 去读大学。这是“大跃进”，能为国家每培养一个大学生节省三年教育经费。高中 毕业生只有眼巴巴的望着。 第二年的1959年，高中毕业生亦不示弱，早就做好了准备上考场。却被刚成 立的国营农场镇压下去了。当时的农场党委书记叫作韦雄敖，是广西籍的外来干部 ，部队转业军官，相对于“地方主义”的海南地方干部来说，他是我们垦荒队员心 目中最好的党委书记。说他是最好的党委书记，并非没有根据的。例如有干部反对 他，他就狠狠地把那人大整一顿，指着骂：“你反对我不要紧，我最怕你反党！” 党就是他，他就是党。那人以为这下子可完蛋了，连小小的“乌纱帽”都丢掉了。 可不是那样，批判几天完了反而升职，使人大开眼界。他比毛泽东好得多了！又如 这次镇压高中毕业生，他不是“一手抓”，而是“两手抓”；不是“用一条腿走路 ”，而是“用两条腿走路”。首先是打压，大扣“个人主义”帽子，高唱“个人主 义是万恶之源”。然后是拉拢，大送“试用干部”职位。以当试用干部代替读大学 。许多高中毕业生被送到场部或作业区当试用干部，我是场部试用干部之一。 1960年我爸爸从香港来信，叫我请求读大学。我知道韦书记不放我去读大学 ，我知道他的心态。我一向都是“驯服工具”，我不识得捞世界的，当然没有聪明 办法。我只会“画饼充饥”，以报考函授大学来迎合韦书记的心意，韦书记也很欢 喜。 我刚报名考函授大学。韦书记突然在一周晚上，召集场部的高中毕业生开报 考大学的总动员会。宣布报考大学是党的号召，是党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需 要。鼓励全体高中毕业生积极响应。高中毕业生们听了惊慌失措，以为是千载难逢 的好机会。大家磨拳擦掌，决定去搏一搏。当晚许多人都睡不着。这是发生在场部 的事，各作业区仍蒙在鼓中。 次日一早，我们象一窝蜂似的，涌向三亚□的崖县高考招生办公室，声称是 来报名。吓到招生办公室的人目瞪口呆，说：“昨天已经截止报名了，怎么今天才 来报名呢？”我们说明了缘故，他们很同情，限下午三点钟前完成报名。因为他们 要在下午三点钟，打电话到海南地区汇报崖县考区人数。我们雀跃了起来。我们又 涌向崖县人民医院要求体检。医院的人说：“体检可以，但不是照肺。因为X光机坏 了，近期无法修理。”我们听了似被泼了一盆冷水，沉默一片。不能照肺即是不能 完成体检，即是不能报名了。我突然想起，我最近才照肺及体检，虽然体检表已寄 出去了，相信医院还有存底。我要求医院查我的体检存底，查来查去总是找不到， 既找不到体检结果，也打不到照过的X光大片。医院的人还说：“没有事就好了，还 保存它做什么呢。”我连一线希望都没有了。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提议再向招 生办公室求情，大家推荐我去。这时传来左克明的声音：“老田，你嗯住（小心） 搏头（挨整）！”他对着我笑笑的。我觉得逆耳，与我多接近的彭国权劝解了，我 才去了。 不能完成体检，再求情也没有用。但有两个人是可以报名的，那是张任成与 汤渥奇。原来是函授大学寄给我三份体检表，他们各人要去一份。然后他们把体检 结果收藏起来，这时便用上了。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我们都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对他们两个能报名的人来说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对韦书记来说只是稍微 跌破眼镜，险些他全部跌破眼镜了。 我回去了没有事。张任成、汤渥奇考完试之后，天天望送邮包的汽车经过，等候通 知书。终于望到了，张任成考上“广州航海学院”。他情不自禁的高兴，匆匆忙忙 整理行装。汤渥奇落选，当然没有他的事。张任成亦不能走得太快，韦书记还要开 会对他“再教育”。 场部连续三个晚上召开大会揭发、批判张任成。高中毕业生们看着觉得好笑 。最有理论的彭国权都说：“我也有他同样的思想，还说什么呢！”三个晚上，个 个晚上我都只是“看戏”，没有出声。但场部农具厂有的工人很积极“帮助”他。 被揭发出来的缺点、错误越积越多，积成一大堆，总结起来只不过是不安心农场工 作一条。无罪可变有罪，一条罪可附加上无限多条罪。最后，韦书记发话了：“他 这么多缺点、错误，我们不能不负责任地把他推出去就算数。我们一定要负责到底 ，把他改造好！” 张任成被流放到远离场部十几公里的深山密林里，比农场最远的“水莲池” 作业区还再远几公里，单独一个人在那里砍木，烧炭。他自己割茅草，自己盖个茅 草小屋作为栖身之所。他白天砍木，烧炭。饿了煲饭食。那地方白天会有猴子、熊 或蛇出没。晚上，黄□的叫声，野猪的叫声，以及其他野兽的叫声，近距离的伴随 着他。偶然亦有黎族猎人经过那里，有个猎人送给他一块鹿膏，他得以用来煮菜食 。每过几天他就步行几公里山路，把烧好的木炭背到“水莲池”作业区，顺便从作 业区领些米、蔬菜回他的流放地。我有时亦出差到“水莲池”作业区，他每见到我 总是问：“你有没有听见讲，韦书记放我去读书呢？”我说：“没有。我听见一定 讲给你听。” 张任成被流放了两个多月之后，韦书记果然大发慈悲，放他去读书。他到达 学院时，学期已过了三分之一。令韦书记大跌眼镜的，是学院仍给他插班入读。由 于他的基础好，够聪明，够干劲，很快便赶上学习进度。后来学院改名为“广东交 通学院”。毕业后分配去海口市当汽车站技术员。 另一个幸运儿是谭惠华，当年也考上大学。她考上海南工专，学机械。实现 了她多年来的心愿。这时她是在外单位的崖县机械厂工作。她回农场场部告别时， 快乐极了。她一见到我，就提起过去一起在“油棕组”劳动，以及我朗颂诗。我看 着她快乐的样子，我亦为她开心。我以为她一帆风顺了。 中共一向喜欢“教育”人，崖县机械厂的党委书记还要召开大会，对谭惠华 进行“再教育”。手法都是一样的。同样是被揭发、批判三个晚上，同样是被流放 到十几公里远的深山密林中砍木，烧炭。她是在那里工厂派出的一个烧炭小组里砍 木、烧炭。原来烧炭小组的那几个人全部都是男的，只有她一个是女的。她从来未 受过这样的凌辱，虐待，当然伤心落泪，极度悲痛。她由于受打击太大，伤心过度 ，行路时精神恍惚，一不小心跌倒在一块大岩石上面，把上颌整排牙齿都截断了。 工厂的党委书记始终都不肯放她去读书。一个窈窕淑女，死心塌地地跟随共产党走 至了天崖海角，竟落到了如此下场。中共为了它自己的私利，糟蹋祖国的花朵！罪 恶啊！罪恶啊！历史上，中国人民有比中共更残忍、更没有人性的敌人吗？到底谁 是个人主义？谁是万恶之源呢？ 中共对知识青年的大骗局，浪费了知识青年大好的青春年华。还导致我去天 崖海角六年之后，不想有命去无命回，学习派往海南岛的、退役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逃跑回乡做农民。在中国大陆的漫长岁月，中共说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 热之中”是搞错了对象（其实中共是想打破台湾同胞的饭碗并加以奴役）。“生活 在水深火热中”的是我，一个曾为中共当过多年“驯服工具”的我以及中国大陆同 胞。我被中共迫到走投无路。最后，　我离开了我祖先代代生息及我早期不愿离开 的中国大陆，奔向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西方世界！ 中共把它过去的许多罪恶都推给“四人帮”，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四人 帮”的后台老板毛泽东。我永远不忘记1949年见到的一首民谣：“毛泽东，毛泽东 ，见你唔死一世穷！”（2001年12月18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