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往事追忆 自由亚洲电台 张 敏 (本文由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女士根据两次节目内容整理成文 字，在本刊发表时有所删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 美国东部时间一月九日，旅居波士顿的中国著名理论家王若水先生因病逝世，享 年七十五岁。王若水先生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由于 在八十年代初公开提出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理论，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 被解除职务。王若水先生的太太冯媛是《中国妇女报》记者，去年八月成为美国哈 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研究员，王若水先生与太太一起从北京来到波士顿。 一、中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是什么时候患病的呢？ 冯媛：他一九九六年做完肺癌的切除手术，二零零零年开始以来，他又在和已经 转移的癌作斗争。 主持人：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三年，王若水先生曾经两次应邀来美国作访问学者 。这次在他患病的情况下，你们是怎么考虑到美国来的呢？ 冯媛：我们俩也算是互相为对方考虑，他特别喜欢哈佛大学这个地方，这个环境 ，所以，他一直鼓励我申请哈佛尼曼基金的研究项目。但是，我因为这几年在国内 工作很忙，一直没有下决心申请。去年，我觉得他的病已经比较重了，就想我还是 应该申请，因为，尼曼基金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进修项目，对我自己有好处，而 且，也可以了他的心愿。 因此，我在二零零一年初在尼曼接受申请的截止期之前，把申请手续完成了，一 个是为了让我自己有一个进修的机会，同时也是希望能满足王若水的心愿，因为他 喜欢哈佛大学的环境，尤其喜欢哈佛大学的中文图书馆，里面的藏书和他感兴趣的 研究领域非常的吻合，他在这里看书、作研究都非常方便。 我很荣幸地得到了尼曼基金的资助，尼曼基金会对我们也很支持，后来他们知道 了王若水生病的情况，还表示，我的医疗保险可以包括他。这当然不是对我们的特 殊照顾，而是这个项目也考虑到研究者的家庭成员。这样，我们就一起来到哈佛。 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波士顿地区有非常发达的对癌症的研究和治疗，我们当然也希 望，在这里能够更好地治疗他的病，延长他的生命。 主持人：到这边以后，治疗的情况怎么样？ 冯媛：来了之后，他确实在这里的登纳哈伯癌症研究所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他的 医生雷本博士也非常好，所以，这方面我没有什么遗憾。 主持人：请问有没有准备为王若水先生举行告别，或是追悼的仪式？ 冯媛：不准备举行任何仪式，这也是王若水遗嘱的意思，但是，他希望将来在他 的骨灰上面种一棵树。我收到了很多的电子邮件和电话录音，但是因为我这两天在 忙着一些具体的事情，所以，不能一一地回复，由于经常不在家，甚至都不能接电 话。等过些天把这些具体的事情办完，我会感谢大家的。这些信息都让我觉得很温 暖，也让我不是处在悲痛之中，而是处在友情、关怀当中。而且，因为在忙他的这 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跟王若水在一起。 主持人：听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他的很多友人非常悲痛。曾经与王若水一 起工作过的原《人民日报》记者，旅居美国的中国著名作家刘宾雁先生说： 刘宾雁：王若水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去世了，我心里非常悲痛，我本来准备 二月份去波士顿看望他，他的病情有时好有时坏，他的太太说，这也不奇怪，他在 国内就是这样，在接受治疗的时候，病情常有起伏。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去世 了，我感到非常遗憾，也十分悲痛。除了因为我对他的个人感情之外，我也为中国 感到悲痛，因为中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一位非常值得我们怀念的民主斗士 、自由斗士。 主持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王若水先生一直在工作。哈佛大学法学院资 深研究员、著名中国学者郭罗基先生说，他在哈佛大学听过王若水先生的演讲。 郭罗基：王若水到哈佛以后，还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 是在去年十一月，那时候我看他已经很勉强，两条腿是肿的，走路拿着拐杖。他本 人倒是一口答应作演讲，讲演那天，我看他也很吃力，讲得很累。 主持人：您最后一次见到王若水是在什么时候？ 郭罗基：星期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呼吸很困难，靠吸氧在维持，他说话非 常吃力。他所担心的还是他的思考不能继续。他年轻的太太冯媛一直在他的身边陪 伴着，冯媛对他说：“你放心，你的思想我都记下来了。”他口述，冯媛就记录， 那时候，他本人倒好像很乐观。不过，我看着他已经很难受了，他吸着氧气，说话 有气无力的。所以，我回来以后，感到非常难过，那天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觉。 王若水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很多关键时刻都表现了他的那种独立人格 。我觉得，他最可贵的就是，自觉地选定自己的道路，不受任何干扰，坚定地走下 去。 原中国大陆《新观察》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郑仲斌先生现 在住在北京，已经退休。他是在三十六年前认识王若水先生的。 郑仲斌：王若水先生去世两个小时以后，他的儿子给我打了电话。当时，我一下 子惊呆了，电话放下来以后，我就痛哭起来了。王若水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对 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是带着智慧的痛苦，带着未竟工作的遗憾而离开世界的。 主持人：请问您和他最后见面是在什么时候？ 郑仲斌：他去美国之前，我曾经到医院里看过他几次，他对生命是充满信心的， 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悲观的话。我每次见到他，除了跟医生打交道以外，他都是伏 案在那里看书、研究、写作，拼命要跟死神争时间。最后一次他跟我说：“最多就 是一死吧。其实，我对死一开始有点紧张，但是，现在我一点也不紧张。我只是觉 得，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有很多东西要写。” 主持人：您跟王若水先生认识有三十六年了，能不能谈谈您对王若水先生的印象 ？ 郑仲斌：他是我在诸多知名学者中最敬重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人，非 常有思想，让我感受至深。在跟他接触的过程中，你就会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纯粹， 一点都不会做作，一点也不会来事，更不会趋炎附势。所以，我写了一幅对联来悼 念王若水，他的笔名叫王澈，他的名字叫若水。 对联的上联是：“时代之智慧”， 下联是：“人民的良心”。 横批是：“清澈若水”。 主持人：原中国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于浩成先生在美国听到了王若水 先生逝世的消息。于浩成先生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总部设在 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的理事。 于浩成：王若水先生的逝世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 理论家。 主持人：您认为王若水先生在理论上主要有哪些贡献？ 于浩成：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家都在反思中共统治的历史教训。王若水先 生当时是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我当时是群众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 。我参加了那时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王若水在会议上提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 重要的教训就是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问题。他的观点在会议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 作用。后来，王若水又帮助周杨写了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文章，是周杨在中央党 校作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报告，结果，引起号称左王的胡乔木的批判。王 若水又写文章进行反驳。王若水在中国理论界是有重大贡献的。从那时起，中国开 始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就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整个八十年代一直到一九八九 年的学运。“六四”镇压以后，到九十年代，中国的民主运动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但是，思想领域的研究还在继续进行，在这当中，尽管王若水身患重病，还是作出 了很大的贡献，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他确实有很多创见，很值得我们学 习。王若水是非常文静、冷静、谦虚的人，我自己从他的著作里学习到很多东西。 王若水的去世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而且对中国的思想界、理论界也是 一个很重大的损失。 主持人：说到王若水先生的逝世是中国思想界、理论界的重大损失，很多人都有 同感，其中不仅有他的同代人，也有他的学生和晚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 所所长孙旭培先生是一九七八年考进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是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 ，他撰写的有关新闻自由的论文是经王若水主持下的答辩委员会通过的。王若水先 生的得意门生孙旭培虽然后来作了新闻研究所的所长，最终还是因为倡导新闻自由 而被免职。他现在是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的特聘教授，听到恩师王若水 先生逝世的消息，孙旭培先生感叹说： 孙旭培：一位哲人离开了我们，一位智慧者离开了我们。一九七八年，我考上研 究生，来到北京。在我还不认识王若水的时候，他在给其他学生讲课时提到了我， 要找我。因为我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四人帮”极左的文章，文 章是经过王若水看过以后发表的，他对这篇文章非常感兴趣。以后，我们也经常有 交往，他指导过我的毕业论文写作，他还是我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我的毕 业论文的题目是“论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他的支持在 当时是非常重要的。结果，我的“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就是在他的支持下通过的 。那篇论文直到现在都被认为是比较前卫的，可是，他在那个时候，一九八一年， 二十多年前就支持通过了这篇论文，这一点我是很感谢他的。后来，有一些理论讨 论会他也让我参加过，我们也经常在《人民日报》社，或者在《人民日报》的大院 子里面交换意见，交谈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他给我的启发很多。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还给您留下了哪些比较深刻的印象？无论是他的理论，还是 他的人品。 孙旭培：王若水是一个很正直的学者，他能发现真理，也能够忠于真理，他敢于 坚持自己的看法。他的很多观点都讲得很对，后来证明，他是正确的。但是，在当 时，就为人们所不理解。现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思想解放使得人们对于过去 认为不能够接受的观点，现在都能接受了。我不知道，人们是不是记得最早那些观 点是谁先提出来的，可能没有人再去想它了。我认为，王若水当年在思想解放中是 起了不小作用的，所以，我一直在关注他的情况。 主持人：现在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力丹先 生二十年前的硕士论文答辩也是在王若水先生的主持下通过的。 陈力丹：自从王若水担任了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以后，我一向称他为王老师 ，后来，我们就有了文章上的互相交流。 主持人：在这种文章上的互相交流过程中，您对他的哪些观点印象最深？ 陈力丹：他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他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个观点，但是 ，他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观不是教条，也不依附于一定的权势，而是他通过自己的独 立思考得出的结论。而且，他认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出现了很多偏差，而 且这些偏差在某种意义上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就像马克思自己说的：“我从来不是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王若水已经走到了他能作到的最尖端的程度了。我认为，他 为了自己始终如一的观点，可以说放弃了一切。这方面我对他非常敬佩，因为在国 内，现在能够按照自己的观点去研究什么，而不考虑其他一些因素是很困难的，王 若水能够作到这一点，他的为人实在是令人敬佩。 主持人：您听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您是什么心情？还想到些什么？ 陈力丹：我觉得，是走了一个好人，而这个人的特点是：始终如一，不论遇到什 么困难、艰险，而这种困难、艰险可能是一般常人很难忍受的，主要是精神上的打 击和压力太大了。但是，王若水挺过来了，我觉得在中国，像他这样的人不是很多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去仅仅是政治信念的问题，现在多了一个金钱诱惑 ，王若水能够作到始终如一实在是不容易。 二、从“桌子的哲学”到上书毛泽东 主持人：三年前，王若水先生和他的太太冯媛接受过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 节目的王若水先生出生于一九二六年，他是湖南人。 王若水：我五岁的时候正好是一九三一年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全国震 动。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总是讲：“搞得不好，我们都得当亡国奴。”这从小 给我很深的印象，加上我小时候看的一些书，比如说：意大利的亚米奇斯写的《爱 的教育》，这本书当时非常流行，里面充满了爱国主义思想，对我后来的人生观起 了很大的作用，其中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人道主义。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我还 在读高中，民主人士办的很多杂志，要求民主、要求自由，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所 以，我刚刚毕业就想，我一定要到北平去，报考北京大学。 主持人：一九四六年，王若水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他说，大学生活 对他发生了深刻影响。 王若水：我当时如饥似渴地读书，主要是读马列著作，为了寻找革命的真理。那 时候，全国老百姓对国民党非常反对，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第二，都觉得国 民党不民主，太专制，一党独裁。第三，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所以，我们就把希望 寄托于共产党，而且认为，要靠马列主义来救中国，这是当时形成的一个信念。我 因为后来成为参加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就秘密地加入地下的共产党组织。我没有 毕业就去了解放区，接着，很快北平解放，我们就跟着解放军一块儿进城了。 主持人：一九五零年底，王若水进入《人民日报》社，任理论组编辑，他当时是 什么心情呢？ 王若水：那个时候，我觉得能够作党报的工作是很自豪的，因为那时候《人民日 报》的威信确实很高，老百姓也很相信报纸，很相信共产党。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 也的确比较好，所以，初期我没有什么怀疑。 主持人：一九五七年，由于王若水为《人民日报》写的一篇社论受到毛泽东的表 扬和接见。一九六三年，又由于写了《桌子的哲学》这篇文章，王若水再次受到毛 泽东的表扬。这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荣耀。 王若水：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份，邓拓(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叫我写了一篇社 论，是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这是《人民日报》的第一篇讲这个问 题的社论，当天，毛泽东就把《人民日报》的编委叫去了，他问：“这篇社论是谁 写的？”他们说：“是王若水写的。”他就说：“那让王若水也来。” 结果，毛泽东表扬了我，但是，狠狠地批评了邓拓，说邓拓没有宣传“双百方针 ”。实际上，这不能怪邓拓，因为邓拓拟定了一个宣传“双百方针”的计划和要发 表的社论题目，可是被胡乔木(当时中共中央的意识形态主管)扣下了，毛泽东不了 解这个情况，就觉得邓拓不宣传，很生他的气。我后来才弄懂，他为什么表扬我， 因为他要把写社论的功劳归于我，才好批评邓拓。其实，我也是奉命写的这篇社论 。当时毛泽东生很大的气，他骂了邓拓一句说：“我看你像汉文帝，你要是当了皇 帝，非亡国不可！”我当时心想，这扯到哪里去了？怎么把邓拓比作皇帝呢？当然 ，以后我才慢慢地了解到，汉文帝有一种儒家的思想，而毛泽东很讨厌儒家，一看 到邓拓那温文尔雅的样子，他就讨厌。我是很多年以后才逐渐明白这些的。 听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他的很多老朋友表达悼念之情，回忆难忘的往事。 现在住在北京的原《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胡绩伟先生当年和王若水先生一起工 作，王若水被撤销《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职务的时候，胡绩伟辞职。在中国当代新 闻史上，胡绩伟和王若水两个人的名字常常被写在一起。，现在已经八十六岁高龄 的胡绩伟先生与王若水先生交往整整半个世纪。 胡绩伟：我是一九五二年到北京的，我到《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的时候，王若 水已经到《人民日报》工作了。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原来被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委的 一个研究室工作，以后，邓拓同志(《人民日报》社长)发现了他的才干，就把王若 水从市委调到了《人民日报》。不久，王若水就写了一篇文章《桌子的哲学》，主 要是讲究竟是先有桌子，还是先有桌子的概念。他认为，先有桌子的概念，然后， 才有桌子产生。如果没有概念，桌子就产生不了。这个观点本来不能说是唯物主义 的。 主持人：在唯物主义被尊为官方哲学的当时的中国，这篇文章引起全国上上下下 的注意，当时有一位大学生提笔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表示赞成王若水先 生的观点，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从此，这位本来学习自然科学的大学生， 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社会科学领域，他就是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所长严家祺先生。一九八九年“六四”后，严家祺先生被中国当局通缉，流亡海外 ，现在住在美国。听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严家祺先生又回忆起那段对他一生 有重大意义的往事。 严家祺：一九六四年，我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当时王若水写过一篇文章叫 作《桌子的哲学》，这篇文章在六十年代有非常大的影响，它主要讲思维和存在的 关系，王若水说，桌子的观念是先于桌子的存在的。当时有人说，这是唯心主义。 当时在中国，说你是唯心主义是很严重的。结果，这件事引起了在《人民日报》上 的大讨论。我当时作为学生，在报纸上没有发表过文章，只是在一家数学刊物上发 表过一篇文章。我参加了讨论，向《人民日报》投稿，题目我现在还能记得，叫《 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这是我为《人民日报》写的第一篇文章。我对王若水 的观点表示赞成，文章发表了，这对我个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促使我从自然科学 转到了社会科学的领域。王若水对我来讲有非常深的印象，所以，我一直记得王若 水的名字。 主持人：请听胡绩伟先生继续讲述与这篇文章有关的一些往事。 胡绩伟：王若水在《桌子的哲学》中表达的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以后，王 若水的哲学著作在国内就很有名了，并且受到毛泽东的多次表扬。他在《人民日报 》变成了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不是编委会的成员，但是，每一次开编委会他都参 加，编委会很重要的活动，包括毛老人家经常要接见《人民日报》的领导，王若水 也都参加。王若水变成了《人民日报》一个不是编委的编委，他一直是勤勤恳恳的 、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主持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王若水给很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郭罗基回忆 他和王若水的第一次见面。 郭罗基：王若水成名很早，五十年代，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成名了。那时候，我 还是大学生，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六零年在中央党校，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 书。我是代表北京大学哲学系去参加的，我原来以为，王若水是一把年纪了，哪想 到他还很年轻，天天跑步、打篮球。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他是个生龙活虎的人 。 主持人：胡绩伟先生的思绪回到了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王若水先生在 文革中被送到工厂劳动。 胡绩伟：王若水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去劳动改造的时候，因为很能接近群众，又会 按摩，懂得一些医学常识，所以，那时候工人有了病，都找他治，每天晚上他劳动 完了以后，很多工人把他请到小会议室里，请他治病。慢慢地，工人们就要求减少 他的劳动，让他给大家服务。实际上，他就变成了一个“赤脚医生”了。王若水在 劳动改造期间是很受工人欢迎的，他得了肝炎，工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在文 化大革命中，林彪的极左很厉害的时候，王若水第一次被解放出来，参加了那个时 候的《人民日报》领导小组，叫“看大样小组”，他是小组的一个成员，负责理论 版的编辑，因此，他就编了一版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专题。这些 文章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影响，因为其中的思想是周总理很赞成、很支持的， 他编的文章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但是，江青、陈伯达他们很反对，最后他们抬出毛 老人家来压王若水，说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 主持人：三年前，我在“心灵之旅”节目中采访王若水先生的时候，他本人回忆 过这段往事。 王若水：一九七一年林彪外逃了，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对大家震动极大，因为林 彪一直被宣传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并且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了中国共产党 的党章，他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接着，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那么 信任他？是不是毛泽东错了？一九七二年，本来应该批林彪，毛泽东就委托周恩来 管《人民日报》。 当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批林彪批不下去。报纸上冷冷清清，周恩来就指示 说，《人民日报》应该批极左，可是，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张春桥、姚文元跑到《 人民日报》来，又讲了一通，说：你们批左千万要注意，不要批过了头。我就对张 春桥、姚文元怀疑起来了，我大着胆子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告了张春桥、姚文元 一状。我觉得，周总理讲的是对的。哪知道，这封信捅了大漏子了。原来，张春桥 、姚文元讲的意思是毛泽东的意见，但是，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向张春桥、姚文元透 露了，但没有告诉周恩来。这样一来，毛泽东就表态了，他看了我的信就说：“王 若水，我认识他。他写过《桌子的哲学》。他在信中提出批极左思潮，我看也不高 明嘛。”这一下给我的震动也极大，我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不一致！ 我感到极为震动。后来，就开始批判我，那是《人民日报》最大的一次批判运动。 主持人：我们再听胡绩伟先生对当时情况的回忆。 胡绩伟：就这样，不仅是要压王若水，主要是要压周总理，所以那时候就变成在 文化大革命当中《人民日报》开展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就是批判以胡绩伟、王若水 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力量，是反对林彪的。毛老人家那时候的思想实在是偏得 不得了的。 主持人：在王若水先生的记忆中，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王若水：批判的声势大得不得了！从办公楼的一楼到五楼，从过道到楼梯，到处 都是大字报。后来，又把我弄到农村去，一边劳动，一边还要作检讨。我每写一句 批评自己的话，心里面就有十句反驳我自己的话。但是，也非写不可。那实在是难 受！说老实话，简直像是精神上被强奸。心里一万个不同意，你却非要说自己无论 如何都不相信的话。我这一次是作了违心的检讨，以后，我再也不会作这种事了。 除了批判我，还批判了胡绩伟。这是《人民日报》有史以来最强烈的一次(批判运 动)，声势最大、时间最长，比文革初期的批判还厉害。可是，我觉得那时候有一点 跟过去不一样，无论如何，我不相信我自己错了。有时候，我从干校回来，走过报 社办公楼的夹道，两边全是大字报，什么“王若水是漏网右派！”“王若水是什么 ”，我就从这个大字报的小巷里走过去。批得我背也驼了，头发也掉了。但是，我 仍然觉得我精神上很高昂，无所谓，我大摇大摆地从这些大字报的巷子里走过去， 我藐视这些东西。这一点倒是过去所没有的。 主持人：您当时对这种阵势可能导致的结果有没有什么恐惧呢？ 王若水：我就觉得，以后这下半辈子只能在痛苦中度过了，别人说了，还可以翻 案，毛主席说了，你还敢翻案？ 三、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主持人：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请接着听胡绩伟先生的回忆。 胡绩伟：这样一来，就把已经被“解放”出来的我和王若水又发配到干校去重新 劳动改造。 苏绍智：王若水受到了很严厉的批判，后来就被送到农村，实际上就是劳动改造 ，受了很大的折磨，生活极为困难。但是，他毫无怨言，他为了要追求真理，不怕 任何牺牲，这种精神是很值得佩服的。 主持人：刚才是苏绍智先生的谈话。苏绍智先生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 所长，现在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台湾中华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客座教授 。苏绍智先生早在三十八年前就与王若水先生相识，他们曾经在《人民日报》社一 起工作了十五年。 苏绍智：文革期间去干校劳动改造，王若水与我太太在都在河南，我那时候在北 京郊区的房山县。河南是特别苦的，冬天极冷、夏天极热，热的时候能达到四十多 度。他们住的都是土房，连窗户都没有，王若水他们的劳动也非常艰苦。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人生中的这种境遇随着文革的结束而告一段落。胡绩伟先生 回忆他和王若水人生经历中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胡绩伟：到文化革命完了以后，任命我从原来的副总编辑提升为总编辑，我就提 议让王若水作副总编辑，得到中共中央批准。他负责理论宣传。那时候，《人民日 报》的理论宣传可以说是有声有色，我认为，是《人民日报》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 个时期。 主持人：严家祺先生也回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有关王若水的一些让他难忘的事情 。 严家祺：一九七六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当时我关心并收集了关于那次 天安门事件的资料。那时候，《人民日报》也有人在收集有关的资料。《人民日报 》收集天安门事件资料的背后最重要的支持者，实际上就是王若水。后来，天安门 事件平反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重要的翻案文章，王若水起的作用很大 。在一九七九年的北京理论务虚会上，我看到会议《简报》和王若水的发言，对毛 泽东的错误作了很多大胆的批评。因此，王若水当时在中国知识界有非常大的影响 ，特别是他敢于发表意见的作风引起大家的注意。当然，还有胡绩伟、李洪林、于 浩成、苏绍智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中间，在理论方面起了 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主持人：李洪林先生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福建社会科学院院 长。李洪林先生现在住在香港，他早在四十六年前就认识了王若水先生。一九七八 年以后，他与王若水有了更多的交往。 李洪林：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是一九七八年粉碎“四人帮”以后， 中国有一个真理标准的讨论，后来，大家都把它叫作“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过 程当中，王若水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人民日报》在胡绩伟主持之下，成了思 想解放运动的主要阵地，在胡耀邦的直接指挥之下，在思想解放运动当中发表了大 量的文章。以《人民日报》作为阵地，团结了一大批理论工作者。当时中国是处于 这么一个状态：毛泽东去世了，“四人帮”也粉碎了，但是，一九七六年以后，中 国向何处去？中国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当时并没有解决。那时候，一般人认为， 只把“四人帮”批判一下，好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也有人说，中国需要回到文化 大革命以前，就是回到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的那十七年，那样，中国的问题 就解决了。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就是那十七年本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中国如果 回到十七年的话，还是走不通。但是，中国要寻找新的出路，有一个前提，就是必 须让中国从毛泽东的影子下面走出来，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当时毛泽东 的位置，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是谁都碰不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 ，毛泽东是神，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仍然是神。在这个过程中，王若水第一个 提出必须对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那时候，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要在毛泽东思想这个框框 里想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就离不开毛泽东原来的路线的影响。王若水就讲，毛泽 东思想里面有正确的东西，但也有错误的东西，对错误的东西就应该分析批判，要 一分为二。对王若水的这种提法，当时胡乔木他们非常不满意，他们认为，凡是正 确的东西，就是毛泽东思想，凡是错误的就不是毛泽东思想。王若水从那以后的整 个工作的核心就是怎么样来研究、评论、批判毛泽东思想，就是思想解放，把中国 从毛泽东思想的框框里解放出来。在这方面王若水作了最深刻的工作，可惜没有做 完。 主持人：现在居住在美国的中国著名作家、原《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回忆 王若水在中国改革初期所起的作用。 刘宾雁：王若水对中国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改革运动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人民 日报》是改革的旗手，以胡绩伟、秦川和王若水为首的《人民日报》领导班子在中 国是独树一帜：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毛泽东极左路线、清算毛泽东留下的各种祸 害。同时，在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七九年初，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共中央召集的理论 务虚会，几乎全国所有的重要的理论工作者都参加了。王若水在会议上有极为不凡 的表现，他最鲜明地提出要否定毛泽东，因而遭到了极左派的记恨。一九八一年发 生了一场邓小平点头，由军方总政治部发起的批判白桦、批判电影《苦恋》的运动 ，那是中国的第一次反自由化运动，《人民日报》很不容易，始终坚持几个月之内 一个字也不提这场运动，批判白桦的文章一个字都不发。 主持人：胡绩伟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胡绩伟：在胡耀邦执政的八、九年时间当中，可以说是《人民日报》的理论上的 建树是很大的，比如说，在反对“两个凡是”中，《人民日报》站在先锋地位，以 后《人民日报》批左，帮助澄清了很多理论上的问题，王若水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 用。他不仅是负责论版，而且有很多重要的社论，都是王若水亲自起草或修改的。 所以，他就遭到了胡乔木(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记恨。 邓小平在没有当权以前思想还是很先进的，但是当权以后，他的思想就慢慢变得 保守了。本来应该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可邓小平还是要想尽量地维持毛泽东思想 的领导地位。《人民日报》要在理论上批判毛泽东，这一点连邓小平都不赞成。因 为王若水批判毛泽东，所以他的文章在国内不能发表，但是在国外还是发表了很多 。到了“清除精神污染”，也就是搞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是很可笑的。比如说 ，中共北京市委就公然贴出一个告示，规定凡是进入北京市委的女干部，不准披长 发，不准穿高跟鞋。造成很大的笑话。那时候，连跳舞、穿花衣服，他们都反对。 四、“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遭遇 主持人：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王若水回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第二年，担任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那时候的总编辑兼社长是胡绩伟先生。 王若水：在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老受批评了，实际 上，共产党党内也有不同的力量，比方说，胡耀邦比较开放，也比较宽厚，在他的 领导下，我们干得比较有劲。但是，还有另外的一种力量，比方说，胡乔木、邓立 群这些人。胡乔木一个指示，胡耀邦一个指示，也不知道听谁的好。 主持人：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周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作报告 ，其中有关人道主义部份是由王若水先生起草的。一九八四年胡乔木在《人民日报 》和《红旗》杂志发表长篇文章批判王若水，同时，印行几万册单行本，下发到中 国各地。而王若水反驳胡乔木的文章，只被允许在读者不多的小杂志上发表。 王若水：我还是胜利的，压力的确是很大。这一次，我就下了决心，你如果驳不 倒我，我绝不能违心地检讨。他只能拿出党纪这套手段来把我撤职，勒令退党，别 的也没有什么招了。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获罪是因为他撰写发表了论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的文章 。他是最早把有关异化的概念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之一。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听起来也许过于哲学化、理论化，王若水先生对他的理论作了切近实际的解释。 王若水：人道主义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文革这十年的教训就是不把人当人， 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们不是人。另外一种迫害他们的人，比如，有些红卫兵 是迫害狂，他们实际上也变成狼了。另外一方面，像毛泽东，他也不是人了，他变 成神了，都是从人的本性异化了。不承认人有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另外，也不承 认人有个性。 我提出人道主义，就是要恢复对于人的认识，这样也是对文革的一种抗议，对把 人不当人的一种抗议，就是要还原为人。另外一方面，怎么解释出现这种现象呢？ 那就是异化，因为人的本性不是这样的，但在一种特殊条件之下，人离开了他的本 性了，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 我还用异化的理论来解释个人崇拜，本来，领袖是从人民当中产生的，是人民支 持他、造就他，是人民赋予他权力，但是他得到权力以后，脱离了人民，他高高在 上，反过来作威作福，给人民造成很大的祸害。文革当中有这样的口号：“一切为 了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我当时就想，从毛主席的位置看 ，应当是毛主席为人民。党和人民的位置也颠倒了，党的干部本来应该是社会的公 仆，现在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人民，变成人民的老爷了，这不就是异化了吗。我提 出这个东西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那么新鲜，也那么高兴？因为能够用这个概念来解释 文化大革命，以及过去的很多现象。 主持人：为了让人们了解他的这一理论，王若水先生付出了他的代价。 王若水：我当时的处境是这样，在总编辑之下的几个副总编辑之中，我的年纪最 轻，而且我也有点资本，比如毛主席曾经表扬过，诸如此类，我不需要特别努力， 我不需要作出特别的成绩，只要不犯什么错误，下一个总编辑可能就是我了。但是 ，我实际上觉得这个工作没有多大意义：你是为官方的报纸做事，坐上了这个职位 你不能说自己的话，你必须叫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有些事情不对，你也得说 对，何必呢？有什么意思呢？ 我宁愿保持自己的自由，我应该写自己的东西。我为什么就不能比中央高明呢？ 我觉得，很多人都比中央高明，老百姓都比中央高明。因为，犯文革那么大的错误 ，的确是太荒唐了！除了个人迷信以外，还有对党的迷信，对党也不能迷信。所以 ，我毫不觉得可惜，相反，我感到：“谢天谢地，我解放了！”我是这么想的，过 去上当受蒙骗走上了错误的道路，现在，我有一种自我实现的感觉。我在一九八四 年以后就被解职了，我也离婚了，又没有工作了，但是，我把这些都当作是一种解 脱。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一种狼狈。 主持人：三年前王若水先生接受“心灵之旅”节目采访，谈他的人生经历，说到 他由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被解除《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职务的时候，王若水先生 有这样的一段独白： 王若水：你为一个官方的报纸工作，你坐在这个职位上，不能说自己的话，你必 须是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有些事情不对，你也得说对。这有什么意思呢？那 我宁愿保持自己的自由，我应该写我自己的东西。 主持人：当年宣布王若水先生被解除职务的时候，刘宾雁先生正在现场。听到王 若水逝世的消息，刘宾雁先生又一次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刘宾雁：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二次反自由 化运动。王若水被解除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职务，当时我是在场的，胡乔木 (当时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邓立群(当时的中宣部长)跑到《人民 日报》社来，召集全体职工大会，编辑部全体会议，把气氛搞得非常紧张、非常肃 杀。他们宣布，一是社长兼总编辑胡绩伟辞职，另一个是王若水被撤职。这件事应 该说也是中国新闻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 主持人：胡绩伟先生又回忆起王若水先生被解除职务之后的一些往事。 胡绩伟：“清除精神污染”这个事情由于胡耀邦、万里他们出面干预，结果“清 除精神污染”只搞了二十八天就被制止了。可是，到了“六四”的时候，因为我同 情学生，他们就说我是支持学生暴乱，这样一来，《人民日报》又对我和王若水展 开了一个大的批判运动，我和王若水都被开除党籍，这是《人民日报》党委作出的 决定，但是中共中央不批准，中央说：“这么老的干部(怎么能)想开除就开除？” 所以就没有同意《人民日报》党委的意见。我被改为留党察看，王若水被改成劝他 退出中国共产党。王若水坚持不退，胡乔木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不退党，就改 为“党内除名”，实际上是一种开除，不过名声好一些而已。在党支部讨论王若水 处份问题的会议上，王若水作了一个钟头的发言，得到了全场热烈的鼓掌，大家一 致反对给王若水处份。但是，那时候，邵华泽(《人民日报》社长)他们根本不听群 众的意见，还是坚持把王若水除名。以后，王若水写的文章，不仅是长篇文章，连 短文章国内的报刊都不敢发表，可是，只要他有文章，国外的刊物就发表，可以说 ，王若水在国外的影响比在国内还要大。 还有一件事情应该提到，就是在王若水被共产党除名前后，他原来的妻子就跟他 离婚了。这时候，冯媛，他的研究生，爱上了他，王若水跟冯媛商量，拒绝了几次 ，因为他们的岁数相差很远。但是，冯媛还是心甘情愿地跟他结婚，而且在结婚以 后，王若水家的里里外外都靠冯媛的支持。所以，冯媛是一个很伟大、很了不起的 女性，在王若水最困难的时候，她勇敢地站出来，给他以支持。这些年来，可以说 王若水的很多著作能够顺利出版，都是冯媛在起很好的作用：帮助他、支持他，把 他的家务事管起来。我们对冯媛一直是很称赞的，认为她是中国的一个了不起的妇 女。 主持人：苏绍智先生回忆从一九八三年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到一九八七 年的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一时期与王若水的境遇有关的一些背景 情况。 苏绍智：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把胡绩伟和王若水撤职了，后来到了所 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就是胡乔木、邓立群(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说服 了邓小平搞的，当时定了三批要处份的人，第一批就是：方励之、王若望和刘宾雁 ，他们都被开除出党了，而且邓立群搞了很多黑材料，把他们的言论和学生的大字 报对比起来，加以批判。实际上，在这些材料不仅是他们三个人的，还有第二批十 二个人，包括王若水、于浩成、李洪林和我。 在胡耀邦辞职以后，赵紫阳对此并不积极，所以他没有赶快处理这些问题。那时 候，王震就找邓小平说，还有第二批(自由化分子)，为什么不处理？赵紫阳没办法 ，就在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了，因为材料来不及准备，只有五个人的材料，其中有吴 祖光、王若水、张显阳和我。处份决定是：吴祖光和王若水要劝退出共产党，如果 不肯退，就除名。张显阳是开除出党，我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我们是同案的。 其实，这些处份不符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党支部没有讨论。比如，我在社会科学 院，院党委也没有讨论，是书记处直接发下来的。所以，我们没有人检讨，我们还 发了声明，批判这种作法是错误的，而且是罗织罪名的。当然，我们说也没有用。 王若水被从共产党中除了名，他在《人民日报》也没有工作了，他就退休了。退休 以后，他花了很大的精力，继续在揭批毛泽东思想，研究人道主义。 五、智慧的痛苦与生命的最后辉煌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当年回忆过自己走过的一段心路历程。 王若水：几十年前，当我头一次从北平化装跑到解放区，那时候过了一条河就到 了解放区，我们这几个学生一过河就高兴得不得了，跳啊蹦啊，当时觉得是到了一 块自由的土地。结果，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很多心里话不能够说 ，我们知识分子几十年来就是不断地在否定自己，每来一次运动，就把自己批一通 ，骂自己一通，骂自己怎么样对不起党。 我觉得是这个党对不起知识分子，其实共产党就是讨厌知识分子的那种独立性， 要消灭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立精神。但是，人要有这种独立思想，这是最可贵的。毛 泽东去世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怎么伤心。反过来，我自 己觉得好像心里头感觉轻松了一点：终于，这一天来了！威慑力量已经不存在了。 有这么一种感觉。后来就是一九七八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我 们的思想越来越解放，这时候就越来越看清，过去是走了一条错误的路，一条冤枉 的路。 我的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么一个事业，我自己上当受骗，然后我又骗别人。你为 一个官方的报纸做事，坐到了一个职位上，你不能说自己的话，必须叫你说什么你 就说什么，有些事不对，你也得说对。何必呢？有什么意思呢？那我宁愿保持自己 的自由，我应该写我自己的东西。其实，共产党就是讨厌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立性， 他们要消灭知识分子这种独立精神。但是，人要有这种独立思想，这是最可贵的。 当然，看清真相的时候的确也很痛苦，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智慧的痛苦》，就讲 到这个意思。我的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么一个事业，我自己也是上当受骗，然后， 我又骗别人。当时我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 。”即使是痛苦，这种痛苦也是在一种更高的层次，思想一步一步地走向解放。 主持人：在狼狈的处境中，王若水先生得到了一位年轻姑娘冯媛的爱情。王若水 先生说，他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王若水：和冯媛的结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开始有了一个安定的家，而且有 了一个幸福的家，可以比较集中精力来干自己的事情了。这个时期是我生命中最出 成果的时期，而冯媛也是事业心很强的人，我们也志同道合。冯媛比我年轻得多了 。她有一批年轻的朋友，我觉得，跟这些年轻人接触，对我好处很大，可以从他们 那儿学到很多东西。他们搞些女性主义，冯媛让我看些书，看些文章，我觉得对我 也很有帮助，当然，我也给她一些帮助。我觉得，这种生活很幸福。我们的年龄差 距可以公布，我比冯媛大三十六岁，现在，我年龄正好比她大一倍。我现在也不怕 说这个差距了，现在的观念也和过去不一样了。 陈力丹：冯媛在我们学界和新闻界内部可以说是威望非常高，他们的故事在在朋 友中经常流传。王若水的生命之所以能够延长这么长时间，可能跟冯媛对他的的照 顾和冯媛给他的精神上的力量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感情成为一段佳话。 主持人：我请王若水的太太冯媛谈谈她结婚以后感觉怎么样。 冯媛：现在，我们两个人年龄的差距越来越小，两个人的感情嘛，只能说感觉越 来越好。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说，他很欣赏夫人冯媛的一些见解。 王若水：她的一些见解的确是非常的好。她跟我好的时候，正好是我最倒霉的时 候，正好是我挨批、被撤职的时候，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冯媛对女性主义作 过很多研究，有一些看法很不错。 主持人：以上是三年前王若水先生和他太太冯媛接受“心灵之旅”节目采访的录 音片断。在王若水先生顿逝世后，冯媛回忆了王若水先生最后的日子。 冯媛：在星期二早晨，大概九点钟左右，当他的医生到病床前来，他跟医生说： “啊，我现在知道，我要做最坏的准备了。”他跟医生说话的时候脸上是带着笑容 的，当时我也在场。我想，第一，他有意识，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对医生说，另 外，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放弃希望。而且，他觉得，他还有写 作计划没有完成，他也不愿意这是一个马上就到来的事情。 我现在还记得，最后我们谈的比较有意味的一句话，那是到了星期二，就是八日 晚上，这两天他一会儿是睡，一会儿是醒的，那时候他睁开眼睛，说了一句话：“ 反对恐怖主义。”我就问他：“谁是恐怖主义？”他说：“本.拉登。”当时我就在 想，是不是他也感觉到，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对他生命的恐怖在那里，所以我就说： “也反对对你的恐怖主义。”然后，他没说什么，闭上眼睛又睡了。 主持人：听到王若水先生逝世的消息，旅居美国的中国老新闻工作者、原《新观 察》杂志主编戈杨女士连连说：“我一直想去看他。” 戈杨：从纽约到波士顿实际上是很容易的，但是，对我来说，就很费劲了。王若 水化疗吃不消。我就想去看他，冯媛知道了，就劝我不要去，说等春暖花开的时候 ，他们准备来纽约看大都会博物馆，我就等着吧，一月五日，冯媛来电话，叫我跟 王若水讲几句话，这是他最后的几句话，他说：“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一定 来纽约看你。”我就说：“我等着你。”就是这样。 主持人：您和王若水都是早年参加共产党，以后受到处份，离开共产党。对你们 所走过的这样一条道路，您是怎么看呢？ 戈杨：这条道路是很好的道路，我绝不后悔。同时，我认为这一条道路是对的， 是光明大道，就是为民主、为和平、为自由而奋斗。王若水是七十六岁，我比他大 十岁。我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我(原来)的希望在王若水身上，王若水的希望在 冯媛身上，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吧！ 主持人：王若水最后的一段时光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度过的。现在在哈佛大学修读 博士学位的、原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对王若水先生最后的研究工作有一些了解。 王丹：我知道，王若水先生在晚年比较关心文革的问题，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作 演讲是在哈佛大学的中国论坛上，是我邀请他来讲演。中国论坛是一个类似原来我 们在北京大学办的民主沙龙的活动，王先生这次演讲的题目就是“文革之迷”。他 觉得在文革爆发的问题上，过去的研究忽视了毛泽东个人性格、个人的权力欲望等 ，包括对林彪、周恩来的角色，我都听他谈过，他希望进行更多的研究。我觉得很 遗憾，王若水没有时间把这些研究做完。 主持人：你们当时见面的机会多吗？ 王丹：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在图书馆见到。其实，不久前，我见到他，还跟他说过 ，希望他能够把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进行整理，我们可以搞一个对谈。他也答应回 去考虑。但是，时间没有给他机会把他最后对中国的思考留下来，我觉得，对于他 ，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遗憾。 主持人：刘宾雁先生对王若水先生最后的研究工作也有一些了解。 刘宾雁：王若水手头正在写关于毛泽东的一本书，这本书分成一篇一篇独立的文 章，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一个章节。这本书究竟写到了什么程度，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我也没有细问，总之这本书还没有完成。我相信，他可能已经写了三分之二了， 这将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主持人：关于王若水先生最后的研究和写作，当然，了解最清楚的莫过于冯媛。 冯媛：他这几年一边和病魔作斗争，一边写作，以他的写作习惯而言，也还算是 比较高产。所以，我们就说，你也是很值的了，他也点头。他六年前作肺癌切除的 时候，我就劝他说，你现在应该是倒计时，改变你过去精益求精、不厌其烦反复修 改的习惯。先把你著作的框架和主要思想的骨架写出来，有一些具体的材料，别人 可以替你帮忙，可以替你去填充。但是事实上，他的这个习惯不能改，我们有时候 叫他“完美主义者”，所以，他的有些框架性的工作也还没有做完。我觉得，这个 工作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来有谁可以胜任。 主持人：王若水先生现在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您和他有十五年的婚姻生活， 您认为，王若水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冯媛：在我认识他之初，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纯洁的人，也是一个比较高尚的 人，但是，又不是一个不懂世界上的阴暗和消极面的人，只是他不会受那些阴暗和 消极面的影响，而让自己变得那么低级趣味起来。经过这么多年，我当初的这种感 觉，我觉得现在还在。 主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程，支持和陪同太太冯媛来参加这一学习，其中包含了 老新闻工作者王若水先生的多少期待？谁又能用语言来说尽呢？ 冯媛：我特别感谢王若水，我觉得他为我作得特别好。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意 志，他是在上个学期我的课都已经完全结束之后住院的；是在寒假之后，新的一轮 活动和学习开始之前去世的，他就是想一点都不影响我。 主持人：您还有什么进一步的计划？ 冯媛：我想，我会完成在尼曼基金项目的进修，然后回(中国)去，回到我的工作 岗位上去，这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