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人道与反人道 (北京) 张耀杰 对于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事件公开表示认同的，是中国民众和伊 斯兰国家中的本拉·登及其圣战追随者。不少论者对此表示了颇为隔膜的惊诧，他 们似乎并不知道，被奉为“民族魂”的鲁迅，在其不朽名著《阿Q正传》中，早就勾 画出了中国人最为本质的“民族魂”：从董仲舒“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天人合 一到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宗教神道一直在奉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单向维度的二 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换言之，中华民族是一个连最为赤贫的 流氓无产者阿Q都自以为拥有把对方不当人、置对方于死地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神 圣法权的圣战民族。而鲁迅自己，正是这种阿Q式“民族魂”的最佳代表。 一、鲁迅的人道觉悟 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相比，鲁迅毕竟是见过洋世面、读过洋书本的一位半新 半旧的文化人，他对于人类社会的理解要新奇得多也远大得多。 1919年8月2日，鲁迅在《〈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中，借着翻译介绍武者 小路实笃日文戏剧的机会，正面表白了自己眼中的人类、国家和个人： “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 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 ，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 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蒙在国的 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中国开一个运动会，却每每因为决赛而至于打架；日子早过去了，两面还 仇恨着。在社会上，也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视什么南北，什么省道府县，弄得无可开 交，个个满脸苦相。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很有些怀疑，很觉得恐怖。 我想如果中国有战前的德意志一半强，不知国民性是怎么一种颜色。现在是世界上 出名的弱国，南北却还没有议和，打仗比欧战更长久。” “但中国也仿佛很有许多人觉悟了。我却依然恐怖，生怕是旧式的觉悟，将 来仍然免不了落后。” 当时正是“五四”运动余波未尽的时候，鲁迅在介绍自己的人道觉悟的同时 ，连带着也交待了相关背景。 其一，鲁迅是在周作人的直接影响下细读《一个青年的梦》的：“《新青年 》四卷五号里面，周起明曾说起《一个青年的梦》，我因此便也搜求了一本，将他 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坚强，声音也很真”。 其二，鲁迅是应自己绍兴师范时期的旧学生、北京大学新潮社骨干成员、时 任《国民公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的约稿，开始翻译《一个青年的梦》的：“昨天 下午，孙伏园对我说，‘可以做点东西’。我说，‘文章是做不出了。《一个青年 的梦》却很可以翻译。但当这时候，不很相宜，两面正在交恶，怕未必有人高兴看 。’晚上点了灯，看见书脊上的金字，想起日间的话，忽然对于自己的根性有点怀 疑，觉得恐怖，觉得羞耻。人不该这样做，──我便动手翻译了”。 关于“自己的根性”，鲁迅接着写到：“武者小路氏《新村杂感》说，‘家 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 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在大风雨中，擎出了火把，我却想用黑幔去遮盖他，在睡 着的人们的面前讨好吗？”说得直白点，所谓“自己的根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站 在反人道的旧传统一边扼杀人道觉悟的“存天理灭人欲”或者说是礼教吃人的旧根 性。 与《一个青年的梦》的翻译相配套，鲁迅当时曾在《新青年》“随感录”中 发出过一连串的“人道”呐喊── “欧战才了的时候，中国很抱着许多希望，因此现在也发出许多悲观绝望的 声音，说‘世界上没有人道’，‘人道这句话是骗人的’，……其实近于真正的人 道，说的人还不很多，并且说了还要犯罪。若论皮毛，却总算略有进步了。……人 类尚未长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但总在那里发荣滋长。……不满是向上的车轮 ，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随感录六十一·不满》） “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 自称‘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其实并不恨恨而死。”（《随感录六十二· 恨恨而死》）“我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 罢！”（《随感录六十四·有无相通》） 遗憾的是，鲁迅的人道呐喊并不持久，代之而来的对于超人间、超人道的“ 黄金世界”的置疑与认同。 二、鲁迅眼中的“黄金世界” 1920年10月，鲁迅在小说《头发的故事》中，借着“恨人”N先生之口，开始 呐喊“自暴自弃”的人道变调──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 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 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 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阿尔志跋绥夫的“黄金世界”逐渐成了鲁迅用以取代 武者小路实笃的“人道世界”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精神制高点。 1921年4月15日，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引进了“个人的无 治主义”的概念。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两地书》原信四中再次提到阿尔志跋绥 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在采用“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称谓的同时，又把 以“大同”为标志的“黄金世界”高高悬起： “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黄金世界 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灭这 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 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 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 自己也归于毁灭。” 对于自己所怀疑并且要势不两立的“黄金世界”与“大同的世界”，“个人 的无政府主义者”鲁迅并没有放弃追求，反倒在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信中，把子 虚乌有的“黄金世界”与“大同的世界”神圣化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制高点 ： “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 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现在我想先对于思想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 年。”（《两地书》原信十） 到了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信中，鲁迅乾脆抬出自己：“其实，我的意见原 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 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 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竞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 ，所以故意拚命的做。”（《两地书》原信二四） 说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其实 是通过抢点和独占等同于天堂天理的“黄金世界”与“大同的世界”的精神制高点 ，以赢得凌驾于人道之上“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法权。对于鲁迅，动不动就要以 自我为中心把同国同种的中国人划分成势不两立的敌对阵营的“存天理灭人欲”的 单向思维和专制根性，许广平在《两地书》中曾有一番分析与批评： “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太过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一 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种为殊遇而淡漠处之，或以 寻常人者对你，则你感觉天鹅绒了。这原因，是由于你的感觉太锐敏太热情，其实 世界上你所深恶痛绝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吗，而你把十字 街头的牛鬼蛇神硬搬到‘象牙之塔’‘艺术之宫’，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取材失 策，如果明了凡有小说材料，都是空中楼阁，自然心平气和了。”（《两地书》原 信八十七，1926年11月16日） 从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说，人类之成其为人类的根本大同，只在于一切个人 都是天然拥有谋求生存的权力和自由思想的权力的精神生命体，用马克思《黑格尔 法哲学·导言》中的话说，就是“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按现代人道的要求， 大同人类中每一个精神生命体的个人，都毫无例外的是一个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拥 有自由生存权和自由思想权的有限责任人，借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就是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鲁迅得之于武者小路实笃的“ 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的 人道启示，所强调的同样是“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而不是像他所理解的那样 ，在同为精神生命体的一切个人之上或之外，另有一个宗教神圣化的“黄金世界” 或“大同的世界”存在着；更不是像中国传统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宗教神道那样 ，在每一个个人天然合理的“人欲”之上，再虚拟出一个绝对神圣的神道“天理” 。生长在传统中国社会既有的“天地君亲师”的神圣道统和“存天理灭人欲”的二 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圈套中的鲁迅，显然不明白这一点。他假借“黄金世界” 与“大同的世界”的神圣名义所说的“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 ，虽然自称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实 际上恰恰是舍本求末、背道而驰地站到“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的大同人道的对立 面，干起了抢占和独占“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制高点替天行道的圣战勾当。他自 己想要扮演的，则是凌驾于“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现代人道和“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的现代法理之上的政教合一的立法者加执法者，或者说是裁判员加运动员 的全能角色与超人角色，而不是现代人道社会中只承担有限责任的“人”的角色。 鲁迅所谓“个人的无治主义”和“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真实含义，就在于此。 三、鲁迅眼中的国人：吃人禽兽 在成名作《狂人日记》中，鲁迅一下子推出两个著名的文化命题：礼教吃人 和救救孩子。在致许寿裳的信中，他更为明白地写道：“偶阅《通鉴》，乃悟中国 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寥寥也”。 换言之，鲁迅眼中的国人就是被他排斥在“黄金世界”或“大同的世界”门 外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吃人禽兽。 多少年来，笔者一直想弄明白鲁迅在“五四”运动中有些什么表现，结果除 他自己的零碎交待之外，具有可信度的材料一无所得。 1925年5月10日，鲁迅在自称是“我的对于女师大风潮说话，这是第一回”的 《忽然想到（七）》中，为证明自己对于国人的一大发现：“凶兽的羊，羊样的凶 兽”，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吃人禽兽，举出“五四”运动时学生 们的表现作为实际证据，说是“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 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 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 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 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在黄金世界还未 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 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 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在抢占和独占“黄金世界”的精神制高点的鲁迅眼里，一会儿如羊、一会儿 如凶兽的国人“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争取“得救”的唯一途径，只是把“遇 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的“古传用法” 略作变通──“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而不是像同样 处于“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的“虽然蒙在国的鼓子里”的欧美人那样，把敌人 当“人”来对待，从而“像竞走一般”，实行“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的 费厄泼赖（fairplay）。 此时的鲁迅对于“自己的根性”，也就是抢占和独占“黄金世界”的精神制 高点“存天理灭人欲”的“个人的无治主义”的旧根性，还是有所顾虑的。1925年 6月16日，他在《杂忆》中写道：“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 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 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 ；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 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 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到了1925年12月29日，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已经坚定地站 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道立场上：“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 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 ……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 人气之后。……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 事实上，动不动就骂人为禽兽，同样是自孔孟以来从事“存天理灭人欲”的 礼教吃人勾当的中国卫道士的一种反人道的“古传用法”。把中国人当作大同人类 之外的吃人禽兽的鲁迅，只不过是把这种“古传用法”充份发挥到登峰造极的极限 境地罢了，他自己与被他斥骂为吃人禽兽的国人非但没有区别，反倒有过之而无不 及。 在五四运动中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表示的鲁迅，由于许广平的关系卷入女师大 学潮后，对于先祸害到自己的女人之后又祸害到自己的饭碗的章士钊、陈源、杨荫 榆们，自然是连“不打落水狗”的最低限度的“费厄泼赖”都不愿遵守的，经过变 通的“古传用法”──“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在他 那里也显得多余。直到事过境迁的1926年6月，他还在自己编辑的《莽原》半月刊上 发表大翻旧帐的《再来一次》，尽情发泄自己把对方不当人、置对方于死地的“存 天理灭人欲”或者说是“痛打落水狗”的圣战情绪： “但据我看来，他（指 章士钊──引者）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里而已，北京依旧是他所豢 养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 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这里正好可以反问一下被北洋政府教育部“豢养”过14年的鲁迅，你自己这 种一网打尽的做法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呢？！和你所反抗的 “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 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又有什么区别呢？！ 实际上，鲁迅之所以最终与围攻斥骂他的“惟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 走在一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都是极力奉行中国传统宗教神道所固有的“存 天理灭人欲”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思维的恐怖圣战者。比之于鲁迅和“惟 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们，1927年重返美国的胡适所找到的，才真正是通向 人类大同的现代人道之路： “从前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者说资本愈集中则财产所有权愈集中，必做到资本 全归少数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国近年来的变化却是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 一个公司可以有一万万的资本，而股票可由雇员与工人购买，故一万万的资本就不 妨有一万人的股东。……工人收入既丰，多有积蓄，往往购买股票，逐渐成为小资 本家。……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力不发生效力。”（《漫游 的感想·往西去》） 在此后的岁月里，鲁迅和“惟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们对于捍卫人道 与自由的胡适、周作人、梁实秋们的精神强暴与文化围剿，所采取的依然是把对方 不当人、置对方于死地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古传用法”。这其中最为经典的个 案，就是鲁迅把同国同种的梁实秋比做禽兽的一场恶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 多少年来，官方的文学史与政治史只收录一面之辞，梁实秋基于同为精神生 命体的大同人道的答辩文章《鲁迅与牛》就鲜有人知。奇文共欣赏，笔者现予摘录 ： “别人的话靠不住，让他自己来供：‘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 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 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了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鲁迅先生一生做人 处世的道理都在这一匹疲牛的譬喻时很巧妙的叙述了。一匹牛，在张家可以耕田， 在李家可以转磨，在赵家店前可以做广告，一个人，在军阀政府里可以做佥事，在 思想界可以做权威，在文学界里可以做左翼作家。这譬喻来得切确。不过人应该比 牛稍微灵些，牛吃李家的草的时候早忘了张家，吃赵家的草的时候又忘了李家，畜 生如此，也自难怪；而人的记忆力应该稍强些罢，在喘气的时候，也该自己想想， 你自己已经吃了几家的草，当过几回‘乏’‘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 》第2卷第11号） 视国人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吃人禽兽，同时又要自相矛盾且变本加厉地对 国人发起“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圣战的鲁迅，最为便当的辩护理由就是1925年5月 3日致许广平信中所说的“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 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的“个人的无治主义”的强权逻辑。在笔者看 来，鲁迅自以为“目的是正的”的绝对圣战，还可以借周作人的两句打油诗“犹幸 制熏腊，咀嚼化正气”来予以形容。在《吃烈士》一文中，周作人写道：“中国人 本来是食人族，象征的说有人吃人的礼教，遇见要证据的实验派可以请他们看历史 的事实，其中最冠冕的有南宋时一路吃着人腊（就是人肉干）去投奔江南行在的山 东忠义之民。” 笔者坚持认为，把周作人当人腊来牺牲、来咀嚼的那些以爱国自居的恐怖文 人，无论如何也比周作人更“汉奸”；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右派、大跃进、文化 大革命等一系列圣战化的群众专制与政治暴行，无论如何也比山东忠义之民的“犹 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更野蛮、更恐怖。对于美国“9·11”事件幸灾乐祸的新一 代的中国爱国者，所发泄出的，自然还是经鲁迅们发场光大的“犹幸制熏腊，咀嚼 化正气”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圣战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