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对民主化的“政治恐怖” (北京 )陈小雅 一种“曲线救民主”的主张 近读胡平先生的《再谈双核心之争》（见《北京之春》2002年第3期），看 到其中有一段有趣的文字： “我读过一位民运朋友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他主张让江泽民担任中国的 终身总统，并主张总统世袭。这才是真正地恢复终身制，恢复帝制。 不过，这位朋友公开提出如此‘反动、倒退’的主张，其目的却是为了更 好地启动政治改革，实行民主转型。按照这位朋友的分析，江泽民如果当上了终身 兼世袭的总统，他就更愿意走君主立宪的路子，启动政治改革，既完成了民主化的 千秋伟业而功垂竹帛，又使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永享尊荣，何乐而不为呢？” 胡平先生说：“不要把上述主张视为天方夜谈而不屑一顾，因为它并非毫 无道理。和传统的君主专制相比，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并不是更好些而是更坏些。从 历史上看，不少君主专制向民主转型，确实要比共产专制向民主转型来得更容易、 更平稳。我们知道，由专制向民主转型，困难是很多的。其中一个困难是在转型过 程中有可能导致权威崩溃，从而引起社会动荡。另一个困难是最高统治者担心改革 会变成自掘坟墓，因此不愿意推动改革。君主专制可以采取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的 办法实现民主转型，比较容易避免和克服这两个困难。若是一党专制，要解决好这 两个困难就更不容易。”所以，上述观点，用一个形像的概念来称呼，应该叫做一 种“曲线救民主”的主张。 不过，胡平先生虽然理解这位朋友的良苦用心，但是并不赞同他提出的这 套改革方案，因为他认为，如果“恢复帝制”是为了使得民主转型更有可行性，但 其本身却“没有可行性”。 中国人的“君主立宪“梦 胡平先生谈到的这种方案，笔者是非常熟悉的。其思想背景大家也应该并 不陌生。远在清末，中国致力于改革的志士仁人中，就有一派主张由皇帝主持实现 政治民主转型的，其实践依据，一是俄国彼得大帝的现代化努力，一是日本明治维 新实现的文明进化。虽说二者并未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但它们都是由 帝王主持，排除统治阶级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成功先 例。早期的孙中山、后来的康梁，戊戌维新以后的“立宪派”，均是这条思路上人 。文革结束后，在胡耀邦时代曾经表现出来的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努力，也曾经 向当代人展现过一种“准君主立宪”图景。是时，从上至下“和平演进”的信心也 空前高涨。后来，虽然胡赵等改革健将先后“罹难”，但由于八九民运失败的惨痛 打击，自下而上实现社会政治转型的前景暗淡，这种思想和观点在国内成了一种无 奈的“选择”，在海外则表现为一种若隐若现的“期待”。 这两次思潮的出现，都相应伴随着一定规模的论战。然而，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论战的结果与现实的政治进程并无重大的干系。八十年过去，“不死的精神 ”就象永远不灭的梦境，虽然比一世枭雄的生命更长久，但主宰历史讲坛的，依然 是枪炮的声音而非理智的辩论。 尽管如此，作为知识分子却不能放弃为社会思辩的责任。客观地说，凡一 种“思潮”活跃的时期，必定是一定历史“可能性”呈现的时刻。那些思潮的“载 体”──知识分子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种“可能性”的“现实程度”。 换言之，如果他们过于主观和浪漫，或仅仅是以哗众取宠的一群，则他们对历史、 社会和自身的嘲弄可能更大；如果他们比较务实，而具有操作的观点，则其干预历 史进程的程度则会较深。 在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那次辩论中，笔者曾以《谁应该对辛亥革命 负责？》一文（见附件）回应了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由一批政治学、社会学和 经济学者为理论中坚的“避免革命论”。当时的情况是子弹已代替了语言，无论何 种立论都缺乏现实成功案例的有力支撑，因而也必定难以服人。在那种时候，本人 只能以“凡是存在的，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历史铺陈和分析，作一种信仰的捍卫。 从京城中人们互相传递、交头接耳的情况看，那种立场和切入点，的确是一种别无 选择的“选择”。 然而，在今天──当我们面对那种几乎相同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再 用那种方式去进行辩论了。因为事情尚未成为“过去时”，“君主立宪”又再度呈 现某种“可能性”前景，讨论的焦点自然应该转向“现实性”而不是“必然性”了 。 显然，胡平先生的文章和它介绍的观点，均把问题提到了“可行性”的层 面：“曲线救民主”的主张者认为，“废君民主”比较难行；而胡平先生则认为“ 复辟帝制”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具有可行性。──这种争论的务实态度，显然是值得 称道和发扬的。 消除对民主共和的“政治恐怖” 如果对这个焦点没有疑义，那么问题可以是这些：1、江泽民有无可能成为 立宪君主？2、中共与国民能否容忍再一个皇帝？3、不走君主立宪道路有什么危险 ？4、其他的现实选择是什么？等等。 上述“曲线救民主”论的持有者有可能对第一个问题是持肯定态度的，也 有可能并不一定把希望寄托在江泽民身上。他们相信，问题的症结在于，“保留权 威”对于民主化转型比“没有权威”更有利。所以，如能出现“新权威”则也是可 以欢迎的。而胡平先生所代表的观点对第一个问题大概是否定的，因而顺理成章， 对第二个问题是持怀疑态度的。笔者认为，它们二者的争论，由于中国政治的不透 明、社会信息的阻塞和政治道德水平的不乐观，恐怕一时难有定论。见分晓之日， 要么其中必有一胜，要么与前两次辩论一样，与现实政治毫无干系。如真有一胜， 无论哪一方的押注成为现实，如果不抱任何历史成见地说，对中国政治未始不是一 好事。而最坏的前景是：任何人都想当君主而并无立宪诚意；中共与国民虽然不再 欢迎一个帝王，但也并无推动“民主共和”的勇气，这大概就是所谓“群龙治水， 久拖不决”的局面吧！ 笔者是不赞成“复辟帝制”的。这不仅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感情历史中， 都曾播种过最大的希望，并收获了最大的失望；不仅在于把命运交由别人安排的人 生失去乐趣和意义；而且还在于，时至今日，政治家中并无何人提供了，足以令人 民信服而可以托交历史与民族命运的证据。由于“帝制论”者大部份是笔者过去的 朋友或同事，笔者非常了解他们钦羡英国“君主立宪”模式的个人气质原因，也非 常理解他们对“天下大乱”与“暴民政治”的恐惧。所以，笔者认为，对于他们， 和与他们有相同观点的人来说，真正的问题是“不走君主立宪道路究竟有什么危险 ？”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退回到清末，这个问题的解答者提供的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 图景。当时，持这种观点的改良派（即后来的“保皇派”）虽然在气势上输与“革 命党”一筹，但辛亥革命后的历史证明，他们的预见是正确的。而当时真正的问题 是，如果革命党人能控制自己不起来造反，清庭未必就有实行制度转型的主动性。 如果退回到一九八九年，这个问题的解答者提供的则是“改革倒退，功臣 出局”的图景。这种观点，在当时也曾微弱地出现过。但却被一浪高一浪的激进民 主呼声淹没了。而当时的真正问题是，如果激进民主要求能够理性控制自己的行动 ，“君主”能够把他的改革推动到哪一个层次？ 那么，如果现在不走君主立宪道路，会出现什么局面呢？笔者认为，一不 会“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改革也退不回去──因为在经济和社会进步上已进入 “不归之途”；在政治上并没有走出半步。那种凭着狭隘的“流民生活体验”而构 造出来的“一盘散沙”的中国，只不过是幻想作家为推销“幻想”而提供的一种文 学图景。此时此刻的中国，不仅人人有可奔的目标，任何社会阶层具有自我整合能 力，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推行，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飞速增长，以 及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使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已经进入了自我运转的 良性轨道。最差的地方，即使是维持现状也不是“一盘散沙”，而是有业已成型的 宗教、家族、黑社会或地霸把持。而对于社会稳定来说，唯一剩下的三大忧虑是国 有企业职工消化问题、军队的国家化问题与民主政党发育问题。 没有君主才有新中国 上述三个问题，的确是维系社会稳定无法绕开的问题。但这三个问题的存 在，并不不构成挽留“君主制”的一道劝谏。首先，国有企业大量低素质人口消化 问题并不依赖于已经宣布“三个代表”的共产党的存在，社会民主党将比共产党更 一心一意地对待他们的利益问题，而承办这项工程的主体在政府，出路在政府的宏 观调控能力；其次，军队的国家化依赖于共产党还军队与国家，既由国家主席担当 全国最高武装力量的代表，而不是由君主执掌军队；第三，民主政党发育依赖于共 产党开放党禁，而不是把“三教九流”都招到一个没有自我制衡能力的庞然大物中 去。 因此，现在的所谓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问题，并不系于政治的稳定，而是系 于行政的稳定。共产党可以放假一年，实行民主化改造。只要国务院上班，银行开 门，警察管事，商店营业，企业运转，农民工人有事做，其他代表不同利益集团、 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党派自会在一年内成型，到各级议会里与共产党共同论事或竞争 。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君主就没有稳定，而是没有政府才没有稳定； 不是没有执政党的控制就没有稳定，而是没有社会的真正解放就没有稳定。没有了 君主，共产党才能走上新生的道路，没有君主才有新中国！□(2002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