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工潮与政局走向 于浩成 近几年来大陆工潮迭起，此起彼伏，连续不断。最近东北辽阳和大庆爆发了中 国近年来最大的失业工人抗议活动，也是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以来规模最大的群 众斗争。据报导，抗议活动最高潮时辽阳有大红二十家工厂的多达三万名工人参加 ；大庆在过去四周来也有多达五万名不满的工人进行示威抗议。这一次工潮的兴起 世人注目，由各国工会组成的世界最大的组织“国际自由工会”于三月二十一日向 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申诉书，对大陆工潮加以声援，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 罕见的工人示威。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的约百余名退休工人于三月二十七 日为要求安置走上街头。江西省吉安市煤矿一千五百名工人举行抗议，其它如河南 洛阳等地亦都传出工潮，看来工潮有自北向南，逐渐蔓延到全国之势。 《中国工人生气了》，最新一期《商业周刊》在评述大陆工潮时对辽阳的国有 铁合金工厂为例，说明辽阳被席卷全国方兴未艾的工潮之起因：该工厂在四个月前 ，因营运不佳而关闭，数千名工人因此失业，这些原以为享有终身社会福利的工人 ，当时得到厂方的许诺，将适时发放退休金和拖欠的工资，不过这些诺言至今却很 少兑现。而根据工人判断，他们的前雇主有的目前还忙着出售工厂设备以换取现金 中饱私囊，有一个名叫李飞的参加抗议工人，工厂拖欠他的钱，折合美金约有二百 四十元，足够维持他们一家生活四个月。目前李飞还有一份铲煤的临时工作，但天 气变暖后，他便面临失业。他的妻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刚从一家造纸厂退休 ，所以也加入抗议行列。他说：“老百姓生活这幺艰苦，但这些官员还在不断加薪 。”看来，各处工潮的起因与此大同小异。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 ，国有企业纷纷倒闭或严重亏损，大陆这种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像由来以久 ，多年以前就有“穷庙阔和尚”的说法，有的民谣说：“高楼林立，轿车遍地，美 女云集，坐个王八蛋！”一直被说成是国家主人翁，甚至或领导阶级的工人群众成 了最大的牺牲品，而共产党官员则依仗特权，通过高价出售工厂，自行发高工资等 手段贪污自肥，侵吞公产致富，大发横财，只是近年来愈演愈烈，工人群众的怒火 终於爆发，於是而一发不可收拾罢了！ 严家祺最近在《大庆辽阳示威的深层原因》一文中指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 大陆实行计划经济，在国有企业中实行“低工资制”，国家在实际上已扣除了国企 职工养老金和其它社会保障金，这是一种用“自由”换取“安全”的制度，那时公 民不仅没有政治自由，而且没有临时随自己想法改变职业、创业的自由，更没有积 蓄私人财产的自由。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国企改革”，实际上是一场私有 化运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国有化，对中国民众来说是“第一次剥夺”，即剥夺了 人们的私人财产权。现在的“国企改革”，对於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来说，等 於是以往数十年中已经上缴的养老金和社会福利金白缴了。人们有一种感觉，就是 “下岗”似乎是“第二次剥夺”剥夺了数十年中以丧失自由而换取的“安全”。如 果整个社会都如此，人们还能忍受，问题是一批又一批党政官员在“国企改革”中 连续低价出售工厂，企业和通过各种途径大牟其利，政治腐败遍布全国。因此，严 家祺进一步指出，大陆工潮是对普遍惩治腐败的抗议，对毛时代的扣除遭到第二次 剥夺的抗议。 做为政治斗争中久经考验、富有丰富经验的老手，中共当局对付名为主人翁的 工人抗议活动，不外乎胡罗卜与大棒双管齐下，恩威并施的手法，由於北京系首都 ，中外人士观瞻所系，北京市政府为防止抗议事件持续和扩散，要求汽车摩托车联 合制造公司尽快平息事件，在公司承诺维持原有福利后，工潮已暂时平息；镇压一 手表现在辽阳市公安局逮捕了姚福发等四位工人领袖，至今没有释放，据姚的妻子 透露，她参加示威抗议时一名便衣警察告诉她，她丈夫和另外三名工人代表“违反 了示威法，警方绝不会释放他们”。中共当局很懂得“蛇无头不行”，必须“棒打 出头鸟”，而来个“杀一儆百”这一屡试不败的手段。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那 时，不是就有一位学运领袖，由於害怕他们秋后算帐算账，首先向学运领袖开刀， 坚持不肯让示威学生退出天安门广场的吗？然而，这里镇压与安抚所用的手法恐怕 也只能暂时奏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国企倒闭， 工人失业的现像，社会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据《工商时报》三月二十九日报导，辽 宁省市长薄熙来声称，国企改革要推行下去，辽宁省国企今年将再裁员五十四万， 占全省国企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经济学者胡鞍钢也指出：解决失业工人问题将是 下一代领导人所面对的第一大挑战，他们也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曾经砍掉这幺多 工作。 多少年来中共一直把自己称为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一说法直到江泽民去年七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没有改口，他虽然首次宣布允 许资本家入党，但仍坚称“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 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奠定了坚定的阶级基础 。”“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真是“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然而，大家知道，所谓“工人阶级先锋队”不过 是一块招牌，正像中共领导人仍口口声声把中国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仅仅是 块招牌而已。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直被称做国家的主人翁，在现行宪法中开宗明 义第一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 民主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现实中，中共在打着“工人解放”的旗帜，叫 着“农民翻身”的口号取得全大陆的统制权以后，其上层已蜕化为官僚特权阶层， 也就是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所说的“新阶级”，他们在掌握以后就“卸磨杀驴”。 从来没有真正代表过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的利益，广大工人农民实际上一直隶属於 无权的地位，表现在： 一、广大工人连组织自己独立工会的权利都没有。中共统治者最怕民众串连起 来，结成有组织的力量。一九八九年民运中李鹏等人坚决不肯承认学生和工人有成 立自己独立团体学自联和工自联的权利；一九九七年中共坚决镇压中国民主党的组 党活动；一九九九年江泽民被法轮功万人到中南海进行和平请愿吓破了胆，慌忙下 令将法轮功定为邪教，极尽打压、迫害之能事。不久前全国人大虽然通过批准中国 政府加入《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又坚持保留条款，将公民有权 成立独立工会的条款排除在外，据报导，大庆下岗失业工人在最近示威行动中已提 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这自然是中共当局所最忌讳的。 二、工人连罢工的合法权利都没有，在中共建国后制定的四部宪法中仅七五、 七八两部宪法规定有罢工的权利(据张春桥在一九七五年修改宪法报告中说：增加公 民有罢工自由这一条，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建议，据说目的在於反对厂矿企业领导 人的官僚主义)；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即现行宪法)对公民的罢工权利却没有做出规 定，据说其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已是国家的主人，工人的利益和国 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罢工，只能使国家和工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萧蔚云： 《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第四十七页)，相信 时至今日，明眼人早已清楚看出，在中国官僚特权阶层才是国家的主人，不许工人 罢工，不过是为继续以国家名义压迫和剥削工人的这个官僚特权阶层的利益罢了。 三、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一切公民，事实上完全被所剥夺了言论、出版、集 会、结社、示威、游行等项的自由权利。这些自由权利尽管已经明文写进现行宪法 第三十五条，然而，在第五十八条又明文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它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一条是 从苏联宪法中抄来的，有了这一条，实际就将第十五条中所规定的各项自由权利化 为乌有。因为均可用“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的理由加以扼杀，由於当立法 、行政、司法的一切大权，包括宪法的解释权在内，都严控在中央领导人手中，他 们尽可为所欲为，他们把违法的罪名加在工人阶级姚福信等人的头上又何患无词呢 ？ 四、农民有在改革中分得的土地，很快就被中共以合法化、公社化的名义收归 政府所有，广大农民被牢牢附会于农田，实际上沦为农奴和“二等公民”，连迁居 城市做工的权利都被剥夺。 自去年江泽民七一讲话以来，大陆和海外都有一些人认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论”，特别允许资本家入党一事，将导致共产党的性质发生积极变化，认为中共正 在向社会民主党的方向转化。笔者以为这是莫大的误解。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既 有社会主义，又有民主主义，而当前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社会主义早已名存实亡 ，民主主义则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由於邓小平和江泽民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 治体制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共官僚们通过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对国有 资产巧取豪夺，摇身一变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因而江泽民提出允许资本家入党，只 不过是迫认已成为的事实，其目的在扩大中共的阶级基础，并为进一步钱权勾结大 开方便之门，从而表明中国的腐化转向更公开化，因此，与其说中共正向社会民主 党方向转化，不如说它正在向国民党（蒋经国晚年开放党禁、报禁、启动民主化以 前的国民党）方向转化。事实上，中共正在步国民党后尘，日益是向法西斯化道路 、也即一些新权威主义者所主张的如当前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经济自由，政治专制 ”的威权主义统治转化。 有人曾问：如此说来，中国是否就没有走向自由民主或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可 能呢？笔者认为那倒也不尽然，关键在於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否真正启动。邓小 平讲过“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我们提出改革时，就 包括政治改革”(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邓小平 文选第三卷第176页)。”江泽民也说过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他们都是口惠而实不 至，今秋将举行中共十六大，由於高层人事更迭，权力重新分配，提供了一个改变 中国政治走向的机遇。如果党内改革派上台，并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中国走向 符合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利益以及全世界主流发展方向的自由民主主义或社 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并非是毫无可能的，这也就是说，将“六四”枪声打断了的民 主化政治改革重新启动并非是无希望的幻想。 现在再回到大陆工潮上来，最近一个时期，风起云涌的工潮在政治上的意义是 突显了，以人民名义执政的中共统治正当性、合法性的危机，这一点连身居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总理这样高位的朱熔基也不讳言了。据报导，二月二十四日的大陆国 务院发出一份紧急通知，题为《朱熔基同志的声明》，内容是声明他二月二十日在 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讲话作废，他这段话讲到中共面临执政地位合 法性危机时说：“不对体制机制上的改革紧迫性取得一致和大力贯彻，我对国家前 途是忧虑的，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认受性的危机已经摆在面前！”(朱熔基收 回错误讲话，《动向》二零零二年三月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当前大陆的抗议示 威活动，一方面社会各界、包括海外侨民在内，理所当然地应予以声援和支持；另 一方面，正如最近张伟国在《知识分子面对工潮的悖论》一文所指出的：“对於工 潮现在爆发的时机，有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注重和参与政治运作的知识分子都 陷入一个两难的悖论，一方面从道义上应站在民间的立场，监督政府，批判统治者 ，声援和维护普通民众的基本人权；另一方面在政治策略上又无法回避。今秋举行 中共十六大照计划进行权力更迭，中国已进入“换届年”，无论工人闹事、还是经 济危机，都可能对民主化转型“横生枝节”，如果以控制危机为由实行“军管”， 至少可能成为江泽民保留军委主席的借口，如此则工人的实际状况不会得到根本改 变，工潮的最终结果甚至反会伤害工人的自身利益。” 笔者认为张伟国的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因为过去已有过这样的先例，邓小 平于一九八零年八月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 讲话时，人们认为这是他提出政治改革主张的高峰，不巧传来波兰成立独立团结工 会的消息，保守派的胡乔木籍此给胡耀邦写信，认为中国也可能发生波兰事件，要 求中央“引为殷鉴”，於是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就无疾而终、束之高阁了。历史的经 验得注意，对於中国民主化政治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种 种阻力，改革派人士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准备。□ 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