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工潮：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陈破空 三月中旬以来，辽宁省辽阳市和黑龙江省大庆市先后发生工潮，随后，在四川 、江西、和广东深圳市，都发生不同程度的工潮。规模大至数万人，小至数百人， 造成相当声势。在当局软硬两手的围剿下，大庆的工潮尚余波荡漾，但工潮看上去 似渐趋平息。 透视这一波工潮，再一次感受到当今中国严峻的社会问题。 首先，从工人方面而言，诉求并不高，几乎都是基本的经济诉求：要求支付拖 欠的工资或退休金；要求就业或失业保障。唯一具有一丁点政治色彩的，是要求制 止共产党干部的贪污腐化。总的说来，还仅仅停留在“要工作，要吃饭”的初级层 次上，并没有上升到制度改革的深度和高度，示威工人的表现可谓非常温和与谨慎 ，一再声明“我们不是要反对政府”；当局逮捕工运领袖之后，工人诉求又转为“ 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被捕工运领袖的家属，为了求得政府放人，甚至下跪，甚至 劝其他工人“不要闹了”。总体上，示威工人显得竭尽克制，谨小慎微，甚至显得 被动，甚至表现出心有余悸。他们公开承认“胳膊拧不过大腿”。 其次，从政府方面来看，正如他们一贯表现的那样，一方面高度紧张，出动大 批军警特务，对工潮实施全程监视、跟踪、和驱散；另一方面，则毫不手软地实行 镇压，逮捕工人领袖，瓦解示威群众。而且，毫不理会广大工人和外界的抗议，将 被捕工人领袖径直交付起诉、“法办”。处理手法之娴熟、老练、和武断，真可谓 目中无人，为所欲为，显示出他们反民主、反人权、维持独裁政权的一贯本质和铁 定决心。在对待民众抗议活动方面，早有一套完备的应付运作体系，毫无通融余地 。况且，多捕几个人，手上多攥几个人质，还凭空多出几分与西方政客讨价还价的 筹码，又谓一举两得。当局的无情，再次给充满幻想的温和反对派或天真国民，当 头泼上一盆冷水。 其三，从旁观者的角度而言，不管是国际媒体还是流亡国外的反对派，对国内 工潮都寄予莫大期望，却爱莫能助；最大程度的支援仅仅是新闻披露，就这一点儿 ，北京政权还连忙给被捕工人领袖扣上一顶“勾结国外敌对势力”的帽子。可见， 成熟的有组织的反对派，遭到北京当局的刻意分化和有效隔离，难以与自发的民众 运动相结合，一时难以发挥作用。显然，破解此局，尚需时日。 总的说来，北京政权至少在目前还表现出控制局势的能力。但是，鉴于这一波 工潮，和在此前后，其他零星工潮所揭示的经济问题，却成为工潮不可能断绝的根 源。纵观1989年以来的国内形势，不安分的精英知识份子遭到悉数整肃，其他大部 分知识份子，则在骤然加高的工资和不断改善的福利待遇中，受到安抚而归于安静 。政府公务员和军人，则从来是当局要牢牢拉紧的“党卫军”，自然不会亏待。倒 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占城市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却在倾斜配置的社会经济形 态中，迅速沦为被遗弃和被愚弄的大多数。所谓“工农联盟”，所谓“领导阶级” ，到此大有人做凄然一笑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工潮，或者其他形式的社会 抗争，将注定呈现一浪高过一浪的大趋势。以城市为例，那些经济问题，也即是社 会问题的构成是：国营企业的长期亏损和改革无方，导致工人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 大批失业；贪官污吏的大肆鲸吞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相并行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和 心态失衡；中国加入WTO，面临国际竞争，产业重组，普通民众、尤其工人利益容易 遭受直接损害，成为中国入世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而北京政权对民众以集会游行示 威等表达民意的方式，表现出极端敌视或不屑一顾，加以严密控制和严厉镇压，堵 死民众情绪宣泄渠道......所有这些，最后都可能导致，民意的山洪爆发，专制的 防堤溃决，整个中国，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或者支离破碎，或者焕然一新。□ 12 北京之春二00二年五月□ ( □第一零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