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金山“中國傑出民主人士”頒獎典禮上的講演


辛灝年


尊敬的蔣亨蘭會長﹑
尊敬的馬悅然教授﹑
尊敬的各位前輩和各位朋友們﹕

首先﹐我要謝謝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謝謝他們給了我這樣一個令人激動而又令我
慚愧的榮譽。大約也正因為激動和慚愧在我的心裡交相並作﹐難分難解﹐所以﹐一
時之間﹐我也真的不知道該說什垐才好。我想﹐我還是簡單地說一說我個人的心路
歷程﹐說一說為什垐中國的一個普通文化人﹐中國的一個普通學者﹐居然就能在他
年將半百的時候﹐還敢於自我流放到沒有一個親人﹑甚至沒有一個朋友的北美洲。
而且﹐僅僅是為了寫一本書而已。好在我于北美的一百多場講演中﹐從來沒有講過
我自己。今天﹐我願意借此機會﹐向大家作一個老實的“交代”。

一九四七年深秋﹐我有幸生在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卻無幸長在中華民國。和我的
許多同年人一樣﹐此後便“長在紅旗下﹐泡在苦水裡”了。我不會忘記﹐在孩提時
代﹐最叫我害怕和興奮的事情﹐就是騎在哥哥的肩頭上﹐追趕¨那一輛又一輛押滿
“囚犯”的卡車﹐去看“解放軍”槍斃一批又一批“反革命分子”。如果要說我們
這幾代人都是看¨鮮血長大﹐便一點也不過份。

等我長成一個少年時﹐我的父親不僅成了“右派”﹐而且也成了“反革命”。一九
五八年五月十八日深夜﹐在中共安徽省委對全省知識分子的統一大逮捕中﹐父親從
家裡被抓走了。我至今仍然記得﹐母親不敢在鄰居面前流淚﹐害怕被人指斥為跟反
動丈夫划不清界限﹐只能將眼淚偷偷地流在枕邊。

此後﹐我小小年紀便遭遇了難熬的餓飯歲月﹐看夠了那一個個只要被人輕輕一推﹐
就會倒斃在路旁的農民。更為飢餓的游民曾從我手裡搶走了那一個黑饃饃﹐而傷心
不已。
此後﹐我這個曾被老師在課堂上公開斥為“小右派和小反革命”的無辜少年﹐便在
中共八旗子弟和形形色色“根正苗紅”同窗的輕蔑﹑歧視和欺侮裡﹐在接踵而來的
一次又一次整人﹑害人和殺人的政治運動中﹐心驚膽戰地長大成人。

此後﹐當我親眼看見紅衛兵和造反派一邊嘶叫¨“紅色恐怖萬歲”﹐一邊用他們的
軍用皮帶抽打¨一個個無辜的老人和孩子時﹐看¨他們渾身迸流的鮮血﹐我內心深
處的抗拒﹐雖然只能被越來越深地壓迫下去﹐但是﹐它卻為我對共產黨和共產制度
的徹底覺醒﹐積蓄了足夠的感性和理性力量。

我是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也就是在共產黨不得不開始推行專制改良來救社會主義
命的時候﹐成了一個作家。然而﹐即便是在那個極其短暫的所謂思想解放歲月裡﹐
我仍然感到了做一個當代中國作家的羞恥。特別是當我要將自身的真正覺醒熔化在
我的作品裡時﹐隨之而來的﹐便是中共專製文壇的重重打壓。以至一個真正想說真
話﹑想做真文學的作家﹐不但要學會甘守寂寞﹐更要學會眼看¨鋪陳在專製文壇上
的種種名利和官職﹐還有那一塊可以引誘你歸向“鳳池”的紅地毯﹐絲毫不動凡心
。其時﹐只因我在民間尚負名聲﹐中共便也要將我變成一個御用的“統戰花瓶”﹐
我卻因目睹中共層層統治集團的腐敗和黑暗﹐還有中共層層體制內形形色色“知識
精英”們與中共沆瀣一氣的行徑﹐直至與中共狼狽為奸的事實﹐我才更加明確地要
求自己﹕絕不可以在這家馬列王朝劣跡斑斑的店堂之上﹐與其中的任何角色同流合
污﹐同氣相求。於是我給自己寫下的座右銘便是﹕“做一個真作家﹐哪怕是小作家
。”這句話就發表在一九八七年上海《小說界長篇小說專刊》上面。

一九八三年﹐我自動放棄了赴北京參加中共作協全國代表大會的“機會”﹐將名額
讓給了一個做過二十年右派的老作家。

一九八四年前後﹐我不僅數度拒絕了北京那幾份足以令人羨慕的“調令”﹐而且明
確地拒絕了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也要將我提昇為中共處級幹部的“恩寵”。因為我
深知﹐那些宣稱“要改造共產黨才要做官”的知識分子們﹐其中的絕大多數﹐只會
被共產黨所改造。

一九八六年﹐我最後一次拒絕了安徽省文聯黨組敦促我參加共產黨的好意﹐對一位
關心我的老大姐──我們機關黨委的書記說﹐“你們的整黨是不可能有成效的﹐還
是讓我清清白白地過一輩子吧“。當時她臉上的苦笑﹐我至今記憶猶新。

一九八七年﹐我曾閉門五日﹐以公開拒絕參加安徽省第三次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
對於他們要獎賞給我一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誘惑﹐毫不動心。因為﹐我已經看夠了
中共作家們為爭奪層層專製文壇權力而表演出來的一幕幕醜劇﹐我委實厭惡已極。


一九八八年﹐面對¨一百多位要哄選我擔任副省長的“人民代表”﹐我只好斬釘截
鐵地對他們說﹕“我只是共產黨的一個統戰知識分子﹐請不要逼我做政治上的嫌疑
犯。”不僅當場退出了會議﹐並從此拒絕參加所謂的人民代表大會。

一九八九年﹐運動初起之時﹐我因對那場運動“心存別見”﹐特別是對那些正在天
安門前長袖善舞的中共上層知識分子“心懷偏見”﹐所以﹐我才沒有披掛¨“作家
某某某”的布條﹐游興方酣。直到六月四日的黎明﹐我才和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們
一起﹐走上了街頭﹐直至運動被殘酷地鎮壓為止。我甚至乾脆借此機會﹐將一九八
六年以來中共強迫我接受的一個個統戰花瓶﹐諸“全國青年委員﹑安徽省人大常委
”等等﹐如數地還給了中共。

一九九一年﹐當中共安徽省文聯黨組將一頂“國務院特殊貢獻專家”的稱號和可以
大加工資的誘惑﹐送到我的家裡來時﹐我讓來請我填表的文聯辦公室主任帶回的條
子上寫的卻是﹕“我只是一個靠賣文吃飯的作家﹐沒有任何特殊的貢獻。這份光榮
﹐誰要就給誰吧。”中共安徽省委派駐文聯蹲點的沈付部長終於說出了令人詫異的
話﹕“他如果不是一個真正的書獃子﹐就是心懷異志。”

其實﹐我既不是一個書獃子﹐更非心懷異志﹐我只是想儘量保住一個知識分子的起
碼人格和操守而已。

我承認﹐因為文壇給我的痛苦﹐反而使我掙脫了專製文壇的名疆利鎖﹐心﹐反而沉
靜下來了。我同樣承認﹐也因為我要逃避現實﹐企圖在歷史裡尋找創作的出路﹐我
竟在不期期然之間﹐陷入了歷史﹐特別是陷入了中國現代史的“重重迷霧”之中。
適逢其時﹐幸運的我﹐居然欣遇了那一場剛剛涌動在中國大陸民間的歷史反思潮流
﹔然而﹐我的不幸的人民﹐竟又被正在高喊¨要實行政治改革的專制統治者﹐用坦
克車的沉重履帶﹐在長安街頭輾成了一個個無形的血人……

於是﹐我毫不猶豫地跳進了洶湧的歷史反思潮流之中﹐要用覺醒的理性﹐去觀照那
一片“用勝利者的謊言所編織”的虛假歷史﹔更在抗議中共六四大屠殺的日子裡﹐
公開地面對¨漫漫的遊行抗議隊伍﹐迸發出了我人生追求的第一聲響亮嘶叫。此後
﹐我終於從一個作家變成了一個學者﹐使一個僅僅是意在寫一部歷史小說的文人﹐
居然免為其難地將一副完全挑不動的重擔﹐挑上了自己的肩頭。因為﹐我深知﹐“
要想擁有一個正確的未來﹐必須先有一個正確的史觀”。

就這樣﹐我才在對親人朋友的難分難捨之中﹐告別了故土﹔在對個人前程的懮心忡
忡之間﹐決心自我流放﹔更在海外別一番難言的艱難局面之中﹐完成了我的《誰是
新中國》一書。而唯一支撐¨我的信念的﹐就是﹕只要罪惡的共產專制復辟制度不
能成為歷史﹐只要中國的馬列子孫們還在繼續蹂躪¨我的祖國﹐我們歷史悠久的民
族﹐我們歷盡苦難的人民﹐我們的好文學和好文化﹐就永遠沒有出頭的那一天。

我仍然想說的是﹐面對這樣的獎勵﹐我真的是激動而又慚愧。因為我實在只是一個
普通不過的文化人而已。

再一次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