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陽､大慶工潮的啟示 (北京) 炳 德 工潮和學潮的區別 2002年的工潮和1989年的學潮﹐由於都是廣大群眾大規模的自發性運動﹐因此 對二者進行必要的比較﹐就顯得格外重要。 1989年的學潮﹐主力軍是青年學生和教師。社會總體思想精神基礎方面﹐正處 於長期有意識 的思想禁錮和奴化正在逐漸解凍的時候﹐民主與自由的思潮雖然在得 到比較良好教育的青年學生以及高知階層中重新建立起廣泛的影響﹐但是﹐社會主 流意識仍然屬於馬列本土化後的毛主義流派。社會物質基礎方面﹐隨ぴ經濟鬆綁政 策的持續推行﹐經濟連年取得較快的增長﹐國人的生活水平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失業現象剛剛開始出現﹐極不明顯。社會公正方面﹐雖然社會上開始存在ぴ大量的 不平等現象﹐比如官倒､一些官員濫用職權貪污腐化等﹐但總體上講﹐社會不平等 的差距比較小﹔農村中國雖然仍舊一如既往地是中國的弱勢階層﹐但由於生活質量 取得明顯進步﹐所以相對很穩定﹔城市中國的分化剛剛開始﹐官僚資本尚未形成﹐ 官僚中國還在襁褓之中。歸納當時的社會總體情況﹐我們不難看出﹐當時的社會物 質基礎牢固﹔社會思想精神基礎方面也僅僅是產生了不少的“疑問”﹐有一些動搖 。因此﹐那場學潮﹐理想主義的氣氛佔據了主導地位﹐思想精神層面並未徹底擺脫 “體制內”的窠臼。 2002年的工潮﹐主力軍是失業工人。經過1989年的血腥教訓後﹐從社會思想精 神層面﹐人們都已看明白了打ぴ“共產主義”旗號的專政當局的本來面目。雖然人 們對民主政治的理解還很有限﹐但由於有了台灣的成功經驗﹐以及對身邊大量不平 等現象的思考﹐人權和民主政治信念的影響已經十分普遍和深遠。從社會物質基礎 層面﹐專政當局不得不通過支出社會未來財富以及加快“入世”節奏､以求“哄” 到更多的國際資本補血﹐來維持基於政治目的的高經濟增長率和繁榮——當然更不 惜以造假的方式提供極具水份的經濟增長數字以穩定人心。從社會公正方面﹐社會 貧富差距畸形拉大﹔虛假繁榮雖然還暫時蒙蔽ぴ知識階層﹐但廣大社會底層已不堪 重負﹐社會不平等現象空前嚴重。歸納當前的社會總體狀況﹐我們不難看出﹐這個 社會﹐不僅思想精神發生了根本變化﹐物質基礎也發生了根本動搖。因此﹐當前遼 陽､大慶自發性質的工潮﹐不過是由於被經濟生活的窘迫所引發出來的政治抗爭的 開始。而要想解決當今中國這一“總體性窘迫”﹐非得“總體性地政治變革”不可 ﹐這已經成為了這個社會當務之急的需求。 大規模武力鎮壓已難以奏效 1989年的學潮﹐是在遭到專政當局大規模的血腥武力鎮壓後平息下去的。從此 以後﹐專政當局也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那就是絕對化相信強力鎮壓對於抑制民間 力量成長的作用。這一手段對於今天的工潮﹐是否還能起到類似于89年一樣的作用 呢﹖我們可以從軟､硬環境方面來看看這個問題。 從軟環境方面﹕首先﹐1989年的血腥教訓﹐已經讓人們認清了專政當局畫皮外 貌和魔鬼內核的本質﹐人們已經變得“聰明”了。這一點﹐從此次工潮的一些具體 事件上﹐已經得到了鮮明的體現。在這種背景下﹐類似1989年那種蓄意挑起軍民惡 性衝突的伎倆已經很難取得成功。其次﹐對於軍人而言﹐如果說在1989年﹐在一系 列的洗腦面前﹐軍人們意識到自己可能面對的敵人是﹐一小撮“壞人”､“特務” ､“暴徒”在神聖的首都發動暴動﹐殘殺自己的戰友﹐企圖推翻能夠帶ぴ自己走向 光輝幸福明天的黨和社會制度﹐讓自己重回黑暗的舊時代﹐“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那麼在今天﹐還有幾個軍人會相信自己的槍口面對的是暴徒﹐而不是和自己出 身､處境大同小異的勞動群眾呢﹖而從最近專政當局高層所發佈的一些命令和條例 來看﹐也正是對以上問題比較心虛所致。有一些命令和條例﹐甚至僅僅是為儘可能 切斷軍人與外界溝通的信息渠道而發佈。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專政當局為此不遺 余力﹐在當今社會﹐再想練就一支滿清式的“綠營”（軍旅世家模式﹐故而只聽養 兵者差遣﹐以殺人不眨眼著稱）﹐那隻不過是自己在愚弄自己的一廂情願而已。最 後還有一點﹐就這些年能夠了解到的有限信息來看﹐軍方並非沒有對1989年的事件 進行反思﹐那種把軍隊看成“不過是握在當權者手中的屠刀”的看法無疑過於絕對 化了。 從硬環境方面﹕首先﹐大規模血腥武力鎮壓﹐不僅會導致整個世界的制裁﹐而 且會迅速導致經濟泡沫的破裂﹐這就意味ぴ在一個地點的血腥暴力鎮壓﹐將會引起 大規模的“面式”反抗。現在的環境迥異于13年前﹐關於這一點﹐專政當局其實非 常清楚﹐並非不明白。其次﹐專政集團內部在這個問題上﹐已經不可能“鐵板一塊 ”。再搞大規模武力鎮壓﹐對該集團高層的絕大多數成員來說﹐很明白整個世界會 怎樣對待他們。這也意味ぴ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多年辛苦經營的退路就此斷絕——這 種事實也早已迥異于13年前（13年前的內部反對派別並不具有真正的實力）。 因此﹐類似于1989年式的武力血腥鎮壓﹐對於今天的工潮已經很難奏效。一方 面﹐它不但不可能起到“殺雞警猴”般的防止後續工潮的作用﹐反而會加速製造讓 工潮愈演愈烈的社會環境﹐讓工潮事實上愈演愈烈﹔另一方面﹐這等於專政當局自 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但會加速自己退出中國政治舞台的步伐﹐更會將自己逼 上絕路。 不間斷的振蕩構成終結專政政治的必要條件1979年以後﹐由於專政當局漸次推 行的經濟鬆綁政策所帶來的一度經濟繁榮﹐不但暫時延緩了專政當局退出中國政治 舞台的步伐﹐而且讓他扛住了1989年規模浩大的政治風雲。有不少朋友據此判定﹐ 共產黨朝代正處於中興的階段﹐模擬中國曆代專制王朝﹐可以得出結論﹐共產黨朝 代在中國專政政治的結束大限還遙遙無期。當然﹐在這裡引述這一觀點﹐不是想要 辯駁專政當局在中國的歷史命運究竟如何﹐而是﹐中國當代專政政治的統治基礎以 及終結其統治的必要條件是什麼﹖ 一般來說﹐專政政治具有天生的惰性（中國尤其如此）﹐如果沒有壓力﹐它就 不肯挪動屁股 這種惰性也決定了它的另外一個特性﹐那就是越瀕臨統治終結﹐就越瘋狂地鎮 壓“異己”。以中國大陸而言﹐即便沒有什麼明確而恰當的政治目標﹐氣功類健身 組織仍舊遭到了殘酷鎮壓和摧毀﹔民主運動一類的鬆散的政治集合體（根本無法稱 之為“組織”）﹐在專政機器的強大破壞力和專政當局的刻意摧毀意志面前﹐其成 員幾乎無一例外地要在兩種命運中做出選擇——要麼舉起雙手﹐要麼進監獄。能夠 成功逃出去的屈指可數。了解大陸的人都很清楚﹐在這裡﹐根本就不存在什麼非官 方系統的“民間組織”﹐那麼﹐對專政當局的壓力﹐除了來自為物質生活所窘迫的 勞動階層﹐還能來自哪裡呢﹖ 由於專政當局厲行統治的物質基礎也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可以肯定﹐遼陽 ､大慶的工潮只是一個開端﹐類似這種規模的工潮､農潮﹐在未來的中國將會層出 不窮。雖然不可能有哪一次的工潮或農潮能夠立即終結專政當局的統治﹐但是﹐這 種不間斷的工潮､農潮卻在不間斷地向專政當局施加愈來愈強大的壓力。這種情況 倒有點可以模擬上個世紀的初葉﹐在1898-1908年間﹐孫中山先生和他的同仁們依靠 會黨﹐組織了一連串的武裝起義。雖然這些起義無一不是以失敗告終﹐但是﹐倘若 沒有這些不間斷起義的不間斷壓力﹐第一滿清政府不會蹣跚ぴ改革﹐第二個政治反 對派組織不會發展壯大﹐在現代中國﹐武裝起義的道路早已難以走通﹐而且從某種 意義上﹐武裝起義的模式也已經不適應現代國家進步的客觀環境要求。如果再沒有 類似于遼陽､大慶工潮這樣的､來自社會底層的､大規模的､和平理性的抗爭﹐國 家就將不會有什麼進步可言。 最大的變量依然在專政當局高層 由於工潮自發性質的基礎是維持生存權的經濟訴求﹐並且以中國的現實狀況而 言﹐這種大規模的底層自發性抗爭在未來註定會接連不斷﹐從這個意義上﹐專政當 局決策層如何對待這次工潮﹐就是這個國家和民族未來前途的最大變量所在。如果 專政當局決策層中主張武力鎮壓的少數強硬派的企圖得逞﹐這個國家從此就將陷入 大混亂的泥潭。以現在的科學技術環境﹐如果有人希圖以此模式決出最終“贏家” ﹐就如同痴人說夢——前途將是毀滅式的﹗ 當然﹐之所以在這裡再次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雖然“熱衷”武力的人在專 政當局內部也是少數派﹐但中國的政治傳統卻每每都是極端派得逞。關鍵時刻﹐具 有進步傾向的勢力總是“陽痿”。但願中國這一次能夠走出這一窠臼。 如果1989年的學潮是一場徹底開啟現代中國思想解放大門的運動﹐那麼﹐2002 年開始的大規模工潮﹐就可能是一場徹底開啟現代中國和平革命大門的運動。從整 體情況來看﹐共產黨朝代的結束已經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是﹐共產黨朝代結束後 的這個國家究竟是走向進步﹐還是被可能崛起的極端化勢力所掌控﹐現在還在未定 之天。共產黨朝代給這個國家造成的傷害實在太多﹐而這其中最不幸的﹐莫過於從 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閹割了中國知識階層傳統上一直存在的﹐超然于政治鬥爭的觀 察者身份和地位。二十一世紀以來﹐有關要自由還是要專制､要民主還是要獨裁的 辯論﹐再次成為中國知識階層的熱門話題﹐我相信﹐任何良知未泯的人都會對此感 到深深的遺憾。與此同時﹐有關政體的討論也非常熱鬧﹐這些討論中不乏有將阻礙 歷史進步的罪名﹐推諉到恰恰是那些通過不斷努力﹐而促使了歷史進步的人們身上 的事情。雖然這種討論本身無可厚非﹐但不對稱的言論環境不得不讓理智的人們深 思□□的確﹐君主立憲的道路在我國最終未能取得實踐上的成功﹐難道21世紀的中 國知識階層還有需要﹐並且有可能挖出一位皇帝老子﹐好讓自己酸軟的膝關節有所 託付嗎﹖難道﹐這裡面不是另有玄機嗎﹖ 2002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