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自身制度改革的探索 ——對中共“十六大”文件起草工作的四點建議 曹思源 一九七八年﹐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發起和領導了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 的成就。現在改革日益深化﹐發展勢頭已經無可避免地逐步由經濟觸及政治﹑觸及 中國共產黨自身制度的改革。政黨制度是現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它既包括 政黨與國家關係的各項制度﹐也包括政黨內部的各項制度。我們這裡研究的改革﹐ 主要是黨內制度的改革。 中國共產黨是當今中國的執政黨﹐因而中國改革成敗的關鍵就在於黨的自身制 度的改革。黨要改革﹐中國目前還很少有人提及。但是﹐各行各業要改革﹐執政黨 本身為什麼不需要改革﹖關於黨的自身制度的改革問題﹐我想引用胡耀邦的一段談 話。 胡耀邦在共產黨內非常受人尊敬﹐他曾痛心地說﹕我這一生中犯過兩次錯誤﹐ 而且是嚴重錯誤。第一次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當時彭德懷講的是 真話﹐認為大躍進時代大煉鋼鐵不科學﹐毛主席把他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會 上我內心很同情彭德懷﹐認為彭德懷提得對﹐但是黨中央﹑毛主席要處理他﹐我就 舉手同意了。這件事想起來很內疚。第二次是一九六八年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 開除劉少奇的黨籍﹐我也舉手了。開會前﹐很多中央委員都被“打倒”﹑被批鬥﹑ 靠邊站﹑住牛棚。中央委員會開會湊不齊人。當時毛主席不得不下了一道指示﹐突 擊解放了一批老幹部﹐我就是其中的一個。當時會議上宣佈了劉少奇的材料﹐說劉 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要開除劉少奇的黨籍。我看到這份材料時﹐憑¨多次運 動的經驗﹐看出這份材料是有水份的﹐是事後做了手腳的﹐肯定是冤假借案。但是 黨中央要我同意﹐我覺得我不舉手也沒有作用﹐這是重大問題﹐必須舉手﹐所以我 就舉手了。當時全場就一個中央委員﹐一位叫陳少敏的老大姐﹐以頭疼為由趴在桌 子上沒有舉手。胡耀邦說﹐我當時明知是冤假錯案﹐也舉了手。為什麼呢﹖因為我 們黨內長期以來﹐不能真正發揚民主。黨內制度問題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一下很 難解決﹐也許十年以後﹐解決的條件就成熟了。 胡耀邦講這番話的時候是一九八八年﹐十年後的一九九八年﹐黨的制度改革問 題仍然沒有提上議事日程。現在跨進了新世紀﹐已經到了把問題提出來的時候了。 無論從黨內或黨外的角度上看﹐黨的制度改革是有充份理由的。中國共產黨的 工作範圍﹑工作環境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工作制度﹑工作方法當然也應該有很大改 變。毛澤東就曾經主導過從戰爭年代到和平年代﹐黨的制度和工作方式不能不改變 一下。現在從計劃經濟到了市場經濟﹐黨的制度和工作方式也應該相應進行改革。 一﹑黨的宗旨要改變 中國共產黨究竟應當代表誰的利益﹐從誰的利益出發﹐這是黨的宗旨的重要內 容。毫無疑問﹐今天共產黨要代表包括工人在內的全國十三億人民的利益﹐而不能 僅僅代表五千萬國有企業職工的利益。最近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思想﹐就是 這方面的突破。 “三個代表”思想中﹐最關鍵的是﹕共產黨要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根本利 益。它的新意在於﹐淡化了黨的階級性﹐強化了黨的全民性。因為在市場經濟發展 的歷史新階段﹐不可能人為地劃分為階級。共產黨不能只作為無產者的代表﹐不能 只為無產者服務﹔它要取得全國人民的支持﹐就是爭取做全民的代表﹐直接為全民 的共同利益奮鬥。黨的宗旨的這一改變﹐一旦以修改黨章來體現﹐就應當對黨在新 時期的活動發揮全國的指導作用。 二﹑黨的名稱要改變 這個問題比較具體﹐也比較敏感。改成什麼名字呢﹖我建議改名為“中國社會 黨”。社會黨在英語中和社會主義是同一個單詞。現在既然宣佈中國還處在社會主 義初級階段﹐那為什麼不可以有一個社會主義黨。簡稱社會黨呢﹖至於共產主義﹐ 那是社會主義完成以後的事。而社會主義有多長﹖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的政治 報告中曾說到﹕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很長﹐“需要經過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 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幾十代﹐可以理解為二十代和九十代。按中國的 習慣計算﹐三十年為一代﹐二十代等於六百年﹐九十代就長達二千七百年了。二千 七百年有多長﹖比孔夫子到孫中山這段歷史還要長。孔夫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孫中 山逝于1925年﹐這段時間跨度是二千四百七十六年﹐還不到二千七百年。至於二千 七百年以後搞不搞共產主義﹐那隻能由子孫后代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去投票決定。既 然從現在到未來幾十代人千百年都要搞社會主義﹐那麼﹐共產黨改稱社會主義黨﹐ 不是恰如其分嗎﹖ 改黨名﹐好處之一是穩定人心。目前私有經濟投資者﹑股票持有者心裡是不踏 實的﹐誰知道共產黨的政策會不會變﹖會不會把人家打成新生資產階級分子﹖而改 名後﹐不再叫共產黨了﹐至少表示千年之內不會再鬧“共產”了﹐放心好了﹐只要 依法經營﹐就會得到法律保護﹐不受意識形態干擾﹐資金也不必外逃了﹐大家踏踏 實實搞社會主義就行了。 改黨名的第二個好處是便於放下歷史包袱﹐認真總結歷史教訓。無庸諱言﹐中 國共產黨執政史上有過一些陰暗面。如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八年共產風﹑一 九六零年餓死人﹑一九六六年-一九七六年文革浩劫以及而後時有耳聞的“小文革” ﹑“准文革”等等﹐至今仍然沒有深刻總結經驗教訓。其原因之一是后人往往自覺 不自覺地要為前人背包袱。而黨改名之後﹐社會黨不必為共產黨曾經犯過的錯誤背 包袱﹐就可以比較客觀﹑比較全面地總結經驗﹐放下包袱﹐輕裝前進。 中國共產黨改名是件大事﹐不是任何個人可以說了算﹐也不是任何個人可以禁 止的。只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有權就此作出決定。毛澤東說過﹕黨代會可以改變一 切。當然也包括改變黨的名稱了。 綜觀世界舞台﹐各國(主要是歐洲)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的思想淵源都來自馬克 思主義﹐都以社會主義為旗幟﹐是一支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重要政治力量﹐其中幾 十個黨還有¨豐富的執政經驗。可以說﹐社會黨與共產黨本來就是“近親”﹐二者 融通﹐跨度最小。不少社會黨已經陸陸續續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聯繫﹐他們的理論 研究和實踐探索的成果﹐也值得中國人借鑒。 三﹑黨內要允許競爭 競爭是任何國家﹑機構﹑團體﹑黨派﹑企業和事業單位增強活力﹑提高水平﹑ 健康發展的基本條件。大家都知道當年山東軍閥韓復渠鬧過這麼一個笑話﹕有一次 他到一所學校視察﹐看到籃球場上比賽十分激烈﹐十個學生在搶一個籃球﹐他就說 別搶了﹐我給你們一人發一個籃球不就得了嘛﹗他實在不懂籃球運動的常識﹐如果 老是每人一個籃球﹐不拚不搶﹐水平永遠提不高。 蘇聯共產黨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解體了﹐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據我多年 研究﹐蘇聯共產黨不是被“敵人”打倒的﹐而是自己瓦解了。根本原因就在於黨內 制度不允許競爭﹐看起來似乎很強大﹐體內卻十分虛弱﹐無法適應變化了的社會條 件而終於走向垮臺。其實蘇聯共產黨早就得了癌症。蘇聯共產黨機體內的癌細胞是 什麼時候發生的﹖我研究的結果是在一九二一年﹐蘇聯共產黨的前身--俄共(布)第 十次代表大會根據列寧的提議﹐通過了不允許黨內存在不同派別的決議﹐並于同年 開始清黨。全黨將近四分之一即十六萬黨員被清除出黨﹐隨後陸續被從肉體上消滅 掉了。從此共產黨的體制就成為﹕只許一派掌權﹐誰掌了權誰就以絕對正確的面孔 去排斥和打倒一切反對派。對於最高領導人(如斯大林)來說﹐不允許有反對派和競 爭者存在。一旦他自己犯了錯誤(往往難免)而又缺乏認識(往往如此)﹐就不可能及 時地被黨內健康力量依法糾正和取代。毛澤東在這一點上比斯大林依乎高明一點﹐ 他多次提到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但實際上他也容不得 反對派和競爭者。共產黨內不允許競爭的這種體制﹐據說是為了增強黨的戰鬥力﹐ 其結果卻窒息了黨的活力﹐導致共產黨慢性自殺。今天的執政黨不能不汲取前車之 鑒﹐允許黨內合法競爭。我主張﹐黨的各級主要領導職務均應實行差額選舉﹐在幾 個競選的候選人中投票選出。共產黨應該相信絕大多數黨員不會胡選﹑亂選。 行文至此﹐順便談一下與本題有關的一個問題﹐即﹕一個國家的政黨制度允許 黨與黨之間進行競爭﹐是黨內競爭的條件。共產黨如果不允許其它競爭性的黨派存 在﹐就缺乏黨內競爭﹑自我革新的動力。中國共產黨與其它有機體一樣﹐只有在競 爭中才能增強自身的競爭力。現在中國八個民主黨派﹐都是作為參政黨存在的﹐無 法起到刺激共產黨增強競爭力的作用。可不可以再放手一些﹖使它們的獨立性再增 強一些﹐允許他們與共產黨競爭﹖人們常說領導就是服務﹐而服務員應該是可以挑 選的。中國共產黨真正代表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就應該有信心﹐通過堅持真理﹑ 修正錯誤﹐能夠在多黨競爭而不是一黨壟斷的條件下維持自己的執政地位。 四﹑黨內領導體制要三權分立 (一) 決策權﹑執行權﹑紀檢權三權不能合一 按照中國共產黨章程﹐黨的決策毫無疑問歸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全國代表大會 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但實際上各級黨代表大會五年才開一次﹐開了幾天會﹐發言 ﹑投票﹑鼓掌之後﹐黨代表各自回家﹐代表不再起作用了﹐黨代表大會也不存在了 ﹐這如何執掌決策權呢﹖ 於是﹐黨的決策權落到了各級黨委手中。黨委(尤其是黨委的一把手)實際上是 自己決策﹐自己執行﹐大權獨攬﹐無人制約。這就難免要犯大錯誤﹐並且犯了大錯 誤還難以及時糾正。像毛澤東來自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連周恩來﹑ 朱德﹑劉少奇都無法制止﹐只有等他本人去世﹐才能糾正。可怕的悲劇﹐不得不連 續十年之久。 紀律檢查本來也是與同級黨委的執行權分立的。按黨章規定﹐黨代表大會選舉 產生黨委會和紀律檢查委員會﹐兩個機構理就平行﹑互不相屬。但現在規定紀檢委 受同級黨委領導﹐使其難以對近距離的同級黨委實行紀律檢查﹐大大降低了紀檢工 作的效率。這是懲治貪官污吏長期滿足不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要求的重要原因之 一。 (二) 黨內三權分立簡說 黨要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就不能不對黨內領導體制出重大變革﹐實行決策權﹑ 執行權﹑紀檢權的三權分立﹐由縣以上(包括縣﹑下同)各級黨代表大會分別選舉產 生三個機構﹔1﹑黨代表大會主席團﹔2﹑黨的執政委員會﹔3﹑黨的紀律檢查中心。 它們各自的職責大體如下。 1﹑決策權 縣以上各級黨代表大會實行黨代表常任制(每屆任期五年)和專職專薪制。黨代 表的薪金由相應一級黨的組織發給。為提高效率減少支出﹐黨代表人數要適當減少 。全國黨代表大會代表為300人左右﹐縣黨代表30人左右﹐省﹑市依此類推。 各級黨代表大會職責與現行黨章規定大體相同﹐但增加一項﹐每兩個月舉行一 次大會﹐審議黨的執行機構的工作﹐督其嚴格執行黨代表大會的決策。 各級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主席團﹐為黨代表大會常設機構﹔其人數為黨代表人 數的十分之一﹐並設常務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處理主席團日常事務。 2﹑執行權 各級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由7－9名委員組成同級黨的執行委員會﹐設書記一人 ﹐副書記一人。縣以上各級黨的執行委員會在人數和職權上大體相同于目前各級黨 委常委。目前各級黨委的領導權實際上就是由常委掌握﹐普通的黨委委員很長時間 才參加一次全會﹐並不管黨委全局之事﹐不必再虛設了。 3﹑紀律檢查權 各級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同級黨的紀律檢查中心。該中心由5－9名紀檢專員組 成﹐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紀檢中心主要職責是對同級黨的領導幹部(包括黨代 表大會代表﹑執行委員會委員等)進行紀律檢查﹔同時領導屬下各級黨的紀檢中心的 工作。各級紀檢中心向同級黨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重大問題可以向上級直至 中央紀律檢查中心報告。 (三) 三權之間的制衡 黨的歷史告訴人們﹐執行權往往權力最大﹐濫用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也最大。因 此﹐改革的重點目標應是監督制約黨務工作的執行權。黨的決策機構由虛變實﹐黨 的紀檢機構昇格獨立﹐將有利於上述改革的重點的實現。 三權既然要分立和互相制衡﹐那麼﹐三個機構的成員不得互相兼職﹐是不言而 喻的。黨代表大會的代表或其常設機構中的職員﹐如果有人被選舉或聘任為黨的執 行構機﹑紀檢機構的工作人員﹐在其任職期間﹐則應辭去在黨代表在其它崗位的工 作﹐以免角色衝突。 黨的紀檢機構有權對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進行紀律檢查﹐但無權干預其日常工 作。黨代表按一定程序對執行機構和紀檢機構的主要領導幹部有選舉權和罷免權﹐ 但也無權插手其具體業務活動﹐同時它自己還受全體黨員投票者的制約。這樣的分 權制衡恰恰有利於增強黨的活力。 此外﹐黨的執行機構也並非單方面接受決策機構的監督和制約。它在執行工作 中如果發現決策有誤或不甚完善﹐可以對決策機構提出抗辯﹐並提請下一次黨代表 大會重新審議。這就能使黨的重大決策有修改和完善的余地。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當年黨的“八大”落實了決策權和執行權的分立﹐毛 澤東只能在中央決策機構或執行機構擔任其中一個機構的領導職務﹐文化大革命每 兩個月一次必須接受全國黨代會的審議的話﹐動亂能夠持續十年之久麼﹖ 中國共產黨自身制度的改革﹐毫無疑問需要黨內黨外合力推動。既然是改革而 不是造反﹐當然關鍵在於黨內高層領導核心成員對於政治危機的懮患意識﹐以及搶 在危機總爆發之前主動改革的前瞻行為。 通過中國共產黨各項制度的改革﹐防止執政黨黨員幹部的蛻化﹐是中國政治體 制改革的一道難關。此關不克﹐天下難保太平。據我看﹐以上諸項改革難免有點“ 麻煩”﹐有似“與蛇謀皮”。但是如果蛇終於認識到了脫皮是維持生存的必要條件 ﹐那麼﹐脫皮未必不能接受。不僅如此﹐即使洗心革面﹑脫胎換骨也未嘗不可。不 變革的改黨必將死亡﹐只要通過徹底變革﹐能夠保證中國共產黨(或中國社會黨)每 時每刻都與廣大選民緊密聯繫在一起﹐永葆青春﹐何樂而不為﹖ (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