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真伪有谁知 ──关于贝利亚 吴小龙 　　我一直对俄罗斯的一切怀着一种深深的兴趣和关注。我甚至感到，在这里用“ 兴趣”这个字眼未免份量太轻了──那是一种情不能已的神往和注视，既包含着一 种情愫，也包含着许多思索。这当然不无原因。这种情感的培育首先得之于俄罗斯 文学，那种略带几份忧郁的浪漫深情，像冬原的白雾一样，处处笼罩着你的心灵； 还有俄罗斯知识份子那种要为全世界受难的弥塞亚精神，也是一种能使人深受感染 的悲剧性的哀伤；鲁迅说过，俄罗斯式的知识份子，中国还没有；他也一定是感受 到了一点什幺……而这一切，在二十世纪初却统统转化为一种狂热迸发出来的献身 精神和意志，突然之间改变了世界历史。当这一切在二十世纪末又突然收场的时候 ，除了令很多人黯然神伤之外，它又留下了更多的思索。对我们来说，“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一种主义之后，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就又与俄罗斯多 了一层解不开的纠葛和联系。不说别的，就说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牵动 着几代多少中国人深情的青春回想。一首歌曲在异国产生这幺大的影响，恐怕是历 史上少见的。我不知道它在本国是否也如此令人难以忘怀，对我们来说，与其说它 是俄罗民歌，还不如说它是中国民歌。总之，我经常对友人说，我喜欢俄罗斯的一 切──除了史达林和克格勃。 很自然，贝利亚因此成了我最厌恶的一个人物。予生也晚，当我在六十年代后期 开始对苏共党史略有所知时，中苏已经交恶，连官方都已经不必附和苏共的说法了 ，我也是既不会有对这个“人民的敌人”的刻骨仇恨，也不会相信他是什幺“英国 间谍”的神话了，但我还是对他有恶感：这是一个宫廷弄臣和残暴的秘密警察头子 。在家里保存的五十年代的报纸中，我看到了一张史达林死后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完 整阵容：上方是一张略大的马林科夫像，一付痴肥的平庸官僚嘴脸，但似乎还是个 老实敦厚的人；底下是三排略小的政治局委员像，从带夹鼻眼镜，颇有学者风度的 莫洛托夫，到光头而目光炯炯，颇显精明的赫鲁雪夫，到一副党务官僚嘴脸卡冈诺 维奇，以及一看就是呆板的技术官僚的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其中也有贝利亚：说 实话，我的感觉是他在形像和气质上都与希姆莱相似。那时我有一位好朋友，对此 也很有兴趣，而且有着非凡的记忆力，从历届苏共中央政治局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中央政治局，所有委员的名字他能倒背如流，我要是忘了谁的任免情况，就找他核 实──谈论这个话题，似乎成了我们的略有别于环境和同时代人的一种知识游戏和 精神享受。那时我们都已读过《史达林时代》和《赫鲁雪夫主义》等书，已经从史 达林“大清洗”的可怕事实给我们造成的思想震撼中平静下来了，似乎也开始思考 那个制度的问题了，而我们，一样不喜欢贝利亚──就因为他是秘密警察头子。 我对苏联秘密警察头子的印象由於两个人而开始有所改变：一个是谢列平，一个 是安德罗波夫。前者在五十年代后期由团中央书记接掌克格勃，同时是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年轻、强干，而且雄心勃勃，颇有生气；大约是锋芒太露了吧，终於 被那个习惯于平庸和顺从的体制视为异端，断送了前程。赫鲁雪夫后来把他调离要 害部门，让他当了摆设式的全苏总工会主席。六十年代，有一次他率工会代表团访 英，受到英国工会领袖的抵制，理由是，他从未领导过工人对官方或者资方的罢工 斗争。要求苏联式体制国家的工会主席领导工人对政府的罢工斗争，这听起来真让 人觉得搞笑。当然，这种尴尬并没有妨碍谢列平继续当他的“工会主席”。比起谢 列平来，安德罗波夫就可以算“政治上成熟”得多了，他韬光养晦，从来不与党的 路线和最高领导作对，直到自己登上最高宝座。一个西方学者曾指出，在史达林式 的专制集权制度下，政治接班问题永远无法按法制程式顺利解决，总是充满诡秘的 宫廷权术色彩，既定的接班人从来无法成功地入继大统，而最后的结局不外两种： 一是平庸的、对大家都没有威胁的中性人物上台；二是有军方和秘密警察支援的铁 腕人物。这似乎是一个规律。在苏俄历史上，马林科夫属於前者，而后者，由秘密 警察头子成为一把手的，至少有安德罗波夫和普京二人。安德罗波夫上台后，结束 了近二十年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苏联的政治改革开始起步，虽然他天不假年， 一年后就病死了，但为其后的戈巴契夫改革揭开了序幕。安德罗波夫不但政治上相 对开明，致力改革，而且个人颇有文学修养，爱写诗，喜欢西方音乐，富有幽默感 ，为苏共领袖这一角色添上了一点人性化的色彩。有一个颇能说明这一点的细节： 在一次官方宴会上，他看到对面坐着一位著名艺术家，就斟了一杯酒递过去，这位 艺术家发现为自己递酒的是克格勃主席，略为迟疑了一下，这时安德罗波夫微笑着 对他说：“你最好还是接过去，克格勃有一双很长的手。” 由於克格勃的恶名，这 话听起来几乎像一种恫吓，至少有点黑色幽默，但也还不失一点自嘲的风趣，而自 嘲，至少是某种程度的智慧的体现。我因此开始喜欢和注意这位克格勃，但那时我 还没想到，安德罗波夫还有一位更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前任──贝利亚。几乎可以说 ，直到苏联解体之后，贝利亚才开始得到公正的评价，历史才开始还他本来面目。 近年来，已有不少涉及贝利亚的论着在国内翻译出版了，如《元帅和总书记》、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我的父亲贝利亚》等，尤其是后者，虽然作为贝利 亚的儿子，作者在叙述中的感情色彩显而易见，但还是能为人们了解贝利亚提供一 个独特的角度和大量的材料──当然，从某种意义上看，所有历史人物的亲属所写 的东西，都不能作为信史，但具有史识的研究者是可以从中得到最有可信度的、无 法编造的细节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不可能完全一致，在目前的严肃学术著作 中对贝利亚也同样还各有褒贬，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在前苏联的历任克格 勃主席中，只有两人，贝利亚和安德罗波夫，是至今“仍然令人真的感兴趣，使人 进行讨论，让人觉得他们是丰富多彩的人物。”（《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既因为他们的能力、个性和人格，更因为他们的改革思想和改革主张。 　　现在披露出来的许多事实，与过去由苏联官方、各种回忆录作者（包括赫鲁雪 夫、朱可夫和史达林的女儿等等）和历史研究者所塑造的作为一个阴谋家、宫廷权 术的受益者和可怕的秘密警察头目的贝利亚的形像是完全不同的。值得注意的至少 有这几点： 　　一、史达林死后他最早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尽管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的回忆录 中提到的贝利亚多次与史达林的意见分歧和私下对后者的评论和批评不足以作为这 一点的充分证据，尽管贝利亚也没有这一方面的系统理论（他在史达林死后几个月 就被处决），但在米高扬指控他“在史达林死后的最初日子里就主张要反对个人迷 信，”却从反面透露出正面的资讯。同样，他的另一些带有“解冻”性质的主张， 政治改革和党政分开的主张，也是通过对他的指控（“破坏党的领导”）而为人所 知的。 　　二、史达林死后他立即着手制止和平反冤假错案，首先是平反了作为史达林即 将开始新一轮清洗的信号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当时的每个苏联领导人心里都 明白，只要史达林再活一段时间，他们当中就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接着，在他 倡议下，1953年苏联又实行了大赦，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释放了大批无辜者， 这是直接的解冻回春的信号，是一件深得人心的事。后来为此加给他的罪名是“释 放刑事犯，有意破坏国家稳定”和“骗取廉价的荣誉。”不但如此，在处决他后还 把史达林的一系列清洗算到他头上，这位前秘密警察头目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些血腥 罪行的帮凶，乃至发起人。这一点，赫鲁雪夫后来说得很坦率：“甚至当我们在审 判贝利亚之后已经了解许多情况的时候，我们对党和人民还是作了不正确的解释， 将一切都算在了贝利亚头上。对我们来说他是个合适的人物，於是为了开脱史达林 的罪责，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这是赫氏在自己同样被他的“党”清洗之 后的晚年说的老实话，而在1953年对贝利亚的清洗中，他则是毫不犹豫地为了“党 ”的利益和他自己（以及其他官僚权贵）的利益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的。 　　三、贝利亚在经济、军事、民族等问题上都提出了一些观点，如，根据苏联地 域辽阔，各加盟共和国各有其农业传统及特点的情况，提出有的地方不能搞集体农 庄──这成了他“阴谋破坏集体农庄制度”的罪行，他主张缩减军费，用于发展经 济；主张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多用地方民族干部而不能搞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这些，现在看来全都对。戈巴契夫就是在为时已晚之际准备在1991年8月20日与各加 盟共和国签署扩大其许可权的新的联盟条约前夕，在“8.19"被反对改革的党内保守 派软禁的，而这一政变直接导致了苏联的崩溃解体。贝利亚提出的这些问题，涉及 的面如此之广，其政策主张显然不可能在史达林死后的一两个月内就统统突然形成 。凭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贝利亚平时确实早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地。 四、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斯拉夫问题和德国统一这两个重大国际问题上，贝利 亚提出与铁托修好的主张并受命起草相关文件；他还主张德国应该实现统一、中立 ，认为这是对苏联最有利的长远之计，而驻军东德则会成为苏联沉重的负担。今天 的俄国历史学家把这些称为贝利亚的“先见之明”，这确实应属先见之明。这个先 见之明比后来赫鲁雪夫与铁托修好早了三年，比戈巴契夫从德国撤军，促成两德统 一早了三十多年──戈氏因此举在西方世界赢得广泛的声誉与好评，而贝利亚为此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然，有一顶帽子这三个人都能分享：背叛社会主义和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给贝利亚戴这顶帽子的是赫鲁雪夫，给赫鲁 雪夫戴这顶帽子的是中国人，而等到老戈之际，我们宣布不出头、不争论了：“尊 重各国人民的选择”──由他去吧。世界真奇妙! 　　在英明、伟大的领袖史达林同志死后，在他所指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同志短暂 的过渡之后，尼基塔.赫鲁雪夫同志开始了他的“解冻”和改革过程：批判“个人迷 信”、强调恢复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有限度地平反冤假错案、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这就是后来为我们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所深恶痛绝的“赫鲁雪夫修正主义”。现 在看来，这些都是贝利亚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而且其程度远不及贝利亚所主 张的。 既然赫氏所做的这一切都与贝利亚的主张相近，何至要同室操戈，以极刑处 置贝氏呢（据考，对他的“审讯”、处决采用了苏联历史上最严厉的程式──超过 了史达林对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等所有人的严厉程度，为苏联历史上仅有 的两次之一；而且，从此以后，苏共的党内斗争中再也没有杀害过失势者）。这只 能说明苏共历来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毛泽东对此就很有看法，并提出我 们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如刘少奇、贺龙、彭德怀就都不是被“处决”的 。）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对贝利亚事件的解释是这样的：“……除掉贝利亚是否意味 着向‘非法状态’的倒退？抑或正好相反，这是走向法治和缓和警察制度所采取的 又一步骤？确实，这一事件的意义就象史达林死后贝利亚所扮演的角色一样难于确 定，既可以解释为权力之争，又可以认为是‘解冻’的开始。除掉贝利亚的情况， 未经真正审判的枪决，故作姿态的侦察，按照史达林时期的传统而对他提出的虚假 指控，这一切都证明了1953年夏天政治局势的复杂和由非法状态转向合法状态的难 度。国家安全机构的强大力量使贝利亚的对手们除了密谋和立即处死他别无选择， 这就使得他的拥护者们没有机会能够预先组织对付密谋活动。但是，考虑到贝利亚 权力的广泛基础、他的实际威信以及制度本身至今仍一直不断强调的自己对法制的 热衷，贝利亚的对手们不能够承认他们仅仅是除掉了政治警察的可怕头子，而且此 人还戴着可敬的'自由派’政治家的假面具。”这个分析实际上只指出了苏联党内权 力格局和权力斗争的复杂性，说明了在史达林近三十年的血腥清洗余悸还重的情况 下，谁都有可能为了自保而在权力斗争中“防卫过当”，采取过激手段──尤其是 当自己的政敌手中掌握着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机构的时候。但还有别的问题。至少 ，还有一个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的问题。 　　很明显，在独裁者去世后，在一群都不享有那种绝对权威的继任者形成的格局 中，某种程度的“解冻”和走向某种程度的“法治”是必然趋势；即使除掉了“自 由派”之后，上层官僚也仍然不得不朝这个方向走几步。但这一切必须以不损害他 们的既得利益为前提──须知，在起义、内战、饥馑、外来干涉等种种艰难危险都 过去之后，在长达三十年的统治中，尤其是在大清洗把最早的怀抱浪漫的革命理想 的老布尔什维克消灭殆净之后，在党内斗争中以告密、整人、阿谀、逢迎等方式爬 上官位的不再有献身的理想的上上下下各层官僚，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 益群体，他们和那个制度已经融为一体，几乎是靠着那个制度的弊端──专制、腐 败，来攫取自己的利益的。任何改革，一旦触及他们的这种根本利益，他们是会以 命相拼的。因此，为了这种利益，太快、太彻底的改革步伐是不允许的──既是其 利益不允许，也是那个制度的承受力所不允许。绝不能搞彻底的改革。然而贝利亚 犯了这个错误，戈巴契夫也犯了这个错误，结果，一是贝氏个人的死亡，一是制度 的死亡。的确，贝利亚的改革构想太大胆了，步子太快了，他居然认为要召开党的 代表大会，“要公开以史达林为首的党的路线”，党的“最高领导层应当对所发生 的一切向人民负责”；他居然还要求“应当从我们中央主席团全体人员开始，我们 报告自己的工作，揭露党的路线错误，然后听听大会怎幺说”，他甚至准备下台： “如果大家一致认为要换掉我们，那就换掉吧，届时取代我们的将是一些年轻人， 他们一定不会重犯从前领导者难再回避的那些错误。”这真是太善良的愿望，太美 好的理想，岂止是要“年轻化”，连“改革和公开性”都已经呼之欲出了──而这 是在戈巴契夫之前三十年。如此看来，贝利亚的死因就在这里了：他太早提出了彻 底改革的要求。比较贝、戈二人的命运，我们看到，太早提出的改革思想会断送思 想者，太晚实行的改革措施会断送实行改革的社会。历史是如此的残酷！ 　　据贝利亚儿子的回忆，贝利亚的妻子当时劝告他要谨慎：“想一想吧，拉夫连 季，这会是你的尽头。”她当然没有想到这是贝利亚生命的尽头。据说当时的主席 团成员“一致同意”了贝利亚的观点，因为他们知道，说归说，“大家永远不会去 冒这个险”，谁要是说了还真练，他就是死路一条。“在当时国家领导人的眼里， 这种举动当然是轻率之极的行为”。──用这一体制下的行话，这叫做“政治上的 不成熟”，连戈巴契夫这位改革家，都用这种话抨击过在改革上比他更激进的叶利 钦。我很难想象，在那种体制中混到如此高位，而且掌管秘密警察的贝利亚，政治 上会“不成熟”；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他也只是想说说而已，是一种虚伪、一种伪 装──为了他的权术目的，那他就不是“不成熟”，而是太“成熟”了；还有一种 就是他还坚信、或者还残存着某种理想，所以真想为此去做，那就确实是“不成熟 ”了，在那种独裁体制下，凡怀抱某种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没有不以悲剧终场的，例 子不胜枚举。但似乎也恰恰因此，这种还有些许理想的失败者也就能在民众中唤起 敬意，并在历史中死而复生。 　　根据贝利亚儿子的说法，贝利亚是在1953年6月26日在自己家中被打死的：人们 在那里听到了枪声，看到了贝利亚办公室被打碎的窗玻璃，看到了被用担架匆忙抬 走的一个人──此后无论是他的下属还是“法官”，都没见过活着的贝利亚。至於 秘密审判和处决（是年的12月23日），只是一场既没有主角，也没有观众的戏。也 就是因为知道他已死亡，“斗争已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在苏共中央的7月全会上， 从他的政敌到他的朋友才能那幺众口一词地谴责这个“英国间谍”、“叛国者”和 大清洗的凶恶“刽子手”，然后是逮捕、审判、处决的“法律程式”，还有一次次 屡试不爽的中央决议，声讨揭发和群众集会──於是，一个党和人民的凶恶敌人被 清除了──直到若干年，甚至数十年后的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现在回头来看， 苏联历史上的哪一桩案子不是如此？从莫须有的托一季联盟（托洛茨基、季诺维也 夫），到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到沃兹涅先斯基、到贝利亚；临解体前的苏 联最高检察院承认，他们谁也不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如果一个制度，能一个接一个 地连续制造这种冤案来证明自己的正确，然后再逐一平反来证明自己的英明，那幺 它还是英明和正确的吗？人们曾因苏联的解体或痛心疾首，或百思不解，乃至归咎 于赫鲁雪夫和戈巴契夫这两个“修正主义分子”，“败家子”，这恐怕又是冤案。 在我看来，苏联解体的祸根是史达林埋下的，至少应追溯到他三十年代那血腥的大 清洗。史达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乃至历任秘密警察首脑，不断在数十、数 百、数千人的处决名单上签字，这些事实和数位，在现在已不是什幺新闻了。赫氏 和戈氏的改革，都想缓和这一制度的残暴性，都想清除其弊端，使其完善和发展， 他们是补天派。但是，任何一次改革，都绕不开史达林留下的那一滩血，都躲不过 一个尖锐的质问：这幺一个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这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完 美的制度，怎幺会犯下这人类历史上只有希特勒才堪与之相比的暴行？ 　　贝利亚也许不可能像他儿子所希望、所论述的那幺纯洁，他手上恐怕也有血。 他是大镇压政策的执行者，最终又成了它的受害者。从现在已经披露的材料、已经 解密的档案来看，他不是间谍、叛国者、宫庭弄臣、色情淫棍、变态杀人狂、凶暴 的屠夫，这一点似乎已是可以肯定的了。一个制度，怎幺能把忠实地为它所宣布的 理想奋斗的战士（包括贝利亚，也包括他之前的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妖魔化 到这个地步，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白居易曾有几句诗：“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看来古今中外，都有这种 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贝利亚之流是当时就身死名臭了，死后还当了五十年恶魔。 对贝利亚等人，看来应该改几个字：“可惜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后人知！” 至於 其真伪，应该说，好在──正如一个同样死于大冤案的人所说──“好在历史是人 民写的”，虽然“人民”在当时看来总是制造冤案的帮凶。贝利亚的儿子似乎对历 史也有种确信，所以他预言，父亲“终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作为一个为自己多民 族的国家和人民谋福利，为使自己的国家脱离极权主义轨道而奋斗终生的苏联时代 思维健全的政治家而载入史册。” 　　贝利亚所服务的那个国家已然不存，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已然烟消云散，今天 对他的平反，对他一生真伪的重新评价又有什幺意义呢？显然，不在於他有多深刻 的思想让后人研究──他主要是个政治家，或者说政治活动家，而不是思想家和理 论家；也不在於假定，如果他的观点在数十年前为人接受和实行，苏联和世界的历 史会不会略有一番别的景象──历史是不能假定的，尽管这就常常有遗憾。他的冤 案和平反，或者说他的妖魔化和人间化，无非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尖锐的事实，提醒 人们思考：为什幺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辉煌的近代文明的伟大的国度里，在 一种极为美好的理想感召下的一场运动，却建成了那幺一个邪恶的镇压机器，并由 它支撑了一个毁灭道德、文明，戕残民族心灵，湮灭人性的制度？如果把这一切统 统归功于史达林，那就太抬举他了，用一句老套话说，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史达林作为一个“伟大领袖”，“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范围之内， 他如果愿意的话是能够改变很多东西的。不是全部，这是制度本身不允许的，但却 可以改变很多。可是史达林不仅没缓和这一制度，而是有意识地使许多东西尖锐化 ，利用布尔什维克的教条去压制这一派中的对手。这就是大规模的镇压和政治运动 。”他的个人责任在於此。不仅史达林，其他这一制度下具有非凡的能力和魅力， 具有非凡的奇理斯玛权威的领袖，也都未能以他们的天才和权力把这个制度导向善 良的方面，而全是相反，加剧着它的恶。这个制度下是不会出现功成而退、开创民 主体制的华盛顿的。贝利亚死后，他的儿子在监禁和流放的经历中反思的结论是： 这是制度性的犯罪。“罪过属於每个人，属於史达林本人，也属於其他人。他们都 要为制度所造成的全部失误、全部错误和偏差负责。”平心而论，我看不妨加上一 句：他们既是错误的责任者，也是罪过的受害者，甚至於，说到极处，当这种制度 使民族心性和活力受到戕残之时，这些高高在上的人也未能幸免。他们的心性和能 力也在坠落。几十年来苏联领导人的智力潜能一直在下降，这是全世界都看到了的 ，连他们自己也心中有数──只不过瞒着自己的老百姓而已。史达林曾这样评价五 十年代来华时我们曾举国欢迎、尊之为“德高望重的”那位“伏老”──前苏联最 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他是个傻瓜，这们知道，”他又加上一句，“但整个 国家不知道这一点。”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