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常道 ——也谈规律 杨 巍 　　第九期的《北京之春》发表的周舵的《再论历史规律》一文，以怀疑主义为基 调，阐述了概念的人为性，规律的条件性，历史规律的可疑性等，讲得非常精彩。 尽管我的政治观点同他有很大差异，但是对他的哲学观点却有许多同感，特作此文 加以发挥。 　　 一、独断论和专制 　　对于规律的看法，似乎是个很抽象的哲学问题，实际上却紧密地联系着民运的 理论和实践。这倒不是我成心要在这里玩深奥。哲学本来就不该是深奥的，哲学实 际上是研究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人们的许多争议往往来自于这些根本立足 点的不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出发点常常潜伏在潜意识中，不为人们所自觉 ，所以常常对一些问题有相当不同的看法，相互觉得对方不可理解，不可理喻，以 致不讲道理。在专制理论和民主理论的论争背后，在民运各种理论流派的争论背后 ，常常有着这些根本出发点上的差异，其中对于规律的认识占了一个相当大的部份 。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总结马克思的思想时说：“正象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 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指“历史唯物主 义”。“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 的运动规律。”这就是所谓“剩余价值”理论。此外，恩格斯还谈到马克思在许多 科学领域的“独到发现”。 马克思主义号称“科学共产主义”，其祸害与其说是“共产主义”，不如说是“ 科学”两字，或者说是科学主义。在十九世纪以前，人们的普遍观点就是把科学当 作一种决定论，科学就是有关客观规律的知识，掌握了这种客观规律就无往而不胜 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口号就代表了这种科学乐观主义。所谓“科学主义”就 是希望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人类的社会问题。这就是马克思哲学上的出发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有某种普遍性，一致性，他们力图在阐 述社会发展的规律时，也象阐述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排除人们的动机，意志，意识 等等因素，而放入“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决定论，而这种决定论也就是认为真 理只有唯一一个的绝对主义独断论。并认为人们也能象掌握自然规律一样掌握社会 历史规律，用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来改造社会，由此推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 阶级专政的理论。 　　类似的，在中国传统的专制思想中，也是那套绝对主义独断论，即所谓“天不 变，道亦不变”的天人感应说。这里的天就是自然界，道，就是社会规律。搞政治 要从研究自然现象开始，从自然规律中类比出社会规律，所谓“格物致知”：“古 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 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 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有了独断论，便有了教条主义。既然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懂得客观规律，代 表最先进最科学的最正确的思想，那就当然要捍卫真理，战胜错误。既然我手握真 理，那么反对者当然就是反对真理，不是糊涂，就是可恶，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 是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也是民运队伍中一些民主素质不高的人的思维方式。 二、民主的哲学基础　　 　　与之相反，民主理论的哲学源头却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　　 　　西方最先比较系统地阐述这种相对主义，并运用到政治理论领域的是近代的英 国经验主义者（empiricism），其中的著名代表是洛克（John Locke）。经验主义 是直接针对教条主义的，经验主义强调人们的一切知识来自于经验，人们对规律的 认识是一个不断积累和更新经验的过程，任何现有的“真理”都只是一种或然性， 随时有待于被新的经验所修正。因此谁也不能独占真理，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感受 和经验去重新认识真理。由于不同的人对于同样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经验，所以两 种不同的观点可能都对，可能无所谓对不对，所谓“此一是是非，彼一是是非”也 。洛克以这种怀疑论向唯理论独断论挑战，也向神学、教会和国王挑战，引出了思 想自由、人人平等、三权分立、造反有理等民主的基本观念，对后来的法国大革命 有着很深的影响。其中“造反有理”（即如果政府违背人民意志，人民有造反的权 利和义务）后来被杰佛逊写进了美国的独立宣言，成了美国以及世界上所有民主国 家的立国第一原理，史称“洛克—杰佛逊原理”。只是原被视作无神论观点的“人 人平等”被杰佛逊说成是上帝的旨意。 　　但是洛克的观点在当时的基督世界却是大逆不道的，引起了广泛的攻击，包括 同为经验主义者的贝克莱大主教（George Berkeley，属于唯心主义经验论者，专讲 “内心经验”）。而休模（David Hume）则全力为洛克的怀疑论辩护，成了著名的 “不可知论”（agnostics）大师。 　　在德语地区继承不可知论者是康德（Immanuel Kant），他写了《纯粹理性批判 》，探讨了人类理性认识的局限。在法国则是孔德（Auguste Comte），他是实证主 义的创始人，主张人脑应该根本放弃追寻事物“本质”的努力，而只满足于从观察 和试验中寻求真实，不要去谈论无法观察无法实验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十九 世纪末的伟大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他把怀疑论引进了力学、物理学等精密 科学领域，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德意志民族产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哥本 哈根学派的量子论。以后伴随着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怀疑论逐渐成了学术界的主 流，凡举波普尔的证伪说，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杜威的实用主义，沙特的存在主义 等等都是现代怀疑论。然而东方在共产主义的隔绝和占领下，怀疑论得不到发展， 仍然是决定论、独断论的天下，成为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三、说不准原理 　　在中国古代，反对儒家独断论的主要是道家的相对论，道家的观点是一个变字 ，高山为谷，深谷为陵，社会是一个波浪起伏的海洋。道家把规律叫作道，传说老 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被关吏硬留下来开讲座，从此有了道家的经典著作“道德经 ”，它本来是要讲一讲什么是规律的，但是一开头，说的却是：“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天下有永恒不变的道理吗？天晓 得。但是只要你写得出来，就不再永恒了！世上有永恒不变的名份吗？鬼知道。但 是只要你能说得上来，就不再不变了！”看来道家的道理是永远也说不准的；然而 正是这个“说不准原理”，道出了道家的精髓，正如“测不准原理”道出了量子力 学的精髓一样。 　　道家的这个精髓就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正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就 没有必要强求一律，而要允许事物的多样化，自由化：“故有无相生，长短相形， 高下相倾，音声相知，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者 ，不干涉也；不言者，不说教也。）正因为如此，道家思想中就蕴藏着丰富的民主 资源。我们看看道家评价政府优劣的标准就能明白：“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 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太上者）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说的第一流政府多像当今的民主政府，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感受不到它的存 在，有了好事也不必把功劳归于它。而中共政府则在一开始令人歌功颂德，不久便 令人望而生畏，现在正在成为人民嘲笑挖苦的对象。 　　一般来说，科学上的可知论是人类思维有所开发，从神学中刚刚解放出来时的 思想，而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则是人类思想进一步成熟的产物。因为人们知道得越多 ，新发现的未知领域就越多；人类解决的问题越多，新产生的问题也就越多。所谓 “行医三年，谓天下无难医之病，再行三年，谓世上无可用之方。”但是中国却这 么早就产生了这样系统完备的怀疑论，实在是个奇迹，难怪有人说中国人的思想早 熟。这也许和战国时期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有关。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到，怀疑论与民主理念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专制理论却是与 独断论、决定论相联系的，他们认为在人类社会领域里，在价值取向上有永远固定 的唯一正确的道理，统治者的责任在于贯彻和维护这些道理，无论这些道理是来自 天意、上帝，还是来自“科学推断”。 　　如果科学进步的标志之一是摆脱神学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的进步在于摆脱科学 主义。我们且来看看马克思的科学主义决定论是怎样误导他的。 关于“剩余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从认 识论角度看，导致他得出这一概念的就是他的科学主义，即企图寻找“不以人们意 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科学的”价值标准。 　　现代大学里有许多学科，概括起来可以分成两类，曰“文科”和“理科”，理 科研究的是自然界的客观道理。而文科则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上的价值。例如经济学 研究商品价值，伦理学研究道德价值，文学艺术研究审美价值，社会学研究爱情、 友情、亲情等价值。所谓价值就是能满足人类某方面需要的特性，人类有各种不同 的需要，有高级需要、低级需要，相应的就有各种价值概念。 　　经济价值是价值的最原始形态，最基本模式。本来，商品之所以有价值，只是 因为他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商品的相对价值量取决与人们对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的 相互比较，这种比较的结果就反应在市场的交换上。近代边际效益学派对此作了精 密的分析，将价值定义为商品的“稀缺性”，从而把价值与需求紧紧联系在一起。 　　但是马克思从他的历史唯物论出发，认为应该在价值的定义中排除“需要”“ 满足”等人为的，心理的因素，否则就是“意志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他要把价 值定义成如同物理量一样，不以人们的心理因素而改变的，可以明确地甚至精密地 度量计算的量。于是他接受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劳动 价值论”，并加以大大发挥。因为劳动时间似乎是个客观的量，可以用来作价值的 基础。 　　在他的巨著《资本论》里，马克思强调了商品的两重性，认为满足人们需要的 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值和人的需要一样，是千变万化的，完全异质的 ，无法相互比较（离开了市场当然无法比较！），使商品以一定比例相互交换的， 是商品的无差别的交换价值，或简称价值。于是，马克思提出了劳动的两重性，即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前者创造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后 者创造只有量的差别而无质的差别的价值。使用价值无法度量，故与商品的价值量 无关，而价值是“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的度量（以时间为单位），与满足需要无关 。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把商品的价值与满足需要割裂开来，从而把价值的概念与市 场隔离开来，这正是后来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失败的理论根源。 　　马克思最得意的是他发明了“劳动的两重性”（《资本论》：“是我首先指出 并审视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两重性。”），从而得到了与满足需要无关的抽象 劳动，使他自以为排除了主观因素，找到了决定价值的“客观”标准；实际上，用 劳动时间来度量价值，理论上听来似乎简单可性，实际上根本无法操作，马克思被 迫作了许多矫正，如引进“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等 等概念，使得劳动时间到价值的折算变得无限复杂，而且最终仍然逃不脱让市场（ 从而让需求）来决定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的量和何为复杂劳动及其怎样与简单劳 动相约。其实，如果他把他的发明活动再进行得彻底一点，指出“需要的两重性” ，即存在“具体需要”和“抽象需要”，那么他的障眼术就再也变不下去了。商品 的价值就在于它能满足人们的“无差别的抽象需要”！这种抽象需要的相互比较， 只能在市场上才能实现（即假如人们愿意放弃某种满足而去取得另一种满足的话， 那么后者的抽象需要值比前者大），从而价值概念也就离不开市场。我们看到，这 正是“边际价值”的概念。 　　有意思的是，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共产国家统治集团，把“社会主义生 产”的目的定为“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不断发展的需要”（这是斯大林首先提出的 ），以同“最大程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照；却忘了《资本论》 里的“需要”是各不相同、无法一起度量的，从而也就无从确定或无所谓“最大的 需要”。 　　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马克思又提出了劳动力也是商品，也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这个使用价值就是劳动，它所创造的价值称劳动价值。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取决于 维持劳动者及其家人生活所需要的手段的价值。马克思认为劳动者的生活要求与所 在国家的风俗人情有关，从而包含了“历史和道德的因素”。这样一来，他实际上 把“劳动力价值”和社会心理因素挂上了钩，从而使他的剩余价值概念也不再是“ 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量了。因为剩余价值就是劳动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差 额。 　　马克思武断地认为在商品生产中，生产资料并没有创造价值，只是转移了价值 形态，一切高于成本的利润都是劳动所创造的。另一方面，把古典资本主义绝对化 的人则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已经抵付了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利润是资本增值的结 果。其实，按照实证主义的角度看，二者都在不知所云。既然在现代生产中，谁也 看不到只有资本没有劳动的生产，也看不到只有劳动没有资本的生产，那么谈论哪 部份价值是劳动创造，哪部份价值是资本创造就是毫无意义。我们只能在特定的场 合特定的条件下讨论资本或劳动力的边际效益，从而决定它们的边际价值。 　　 关于“历史唯物论” 　　所谓历史唯物论，就是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不把 这些论点绝对化，笔者对其的异议不大。问题是马克思把自己由此而总结出的社会 规律说成是无法避免的，一定要实现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号称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 展规律，即从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 义一定会灭亡，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又必然地要发展到共产主义。这是“ 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唯一的动机是赚取高额利润，不顾社会利益；因此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必将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一切中间阶级都将破产，被抛入无产阶级的 队伍，而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走向贫困化。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计划中，发达的资 本主义这一发展水平是绝不可少的。因为无产阶级大军要靠资本主义来培养、训练 、发展、壮大；剥夺小私有者乃至中小资本家的肮脏活，要由大资本家以至最大的 垄断资本家来干。等到社会财富都集中到了最少数几个垄断资本家手里时，革命时 机才算成熟，才可一举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制度。这样的革命似乎在道义上也很 站得住脚，因为大多数人已经一无所有，要剥夺的只是极少数的剥夺者。犹如满清 帝王入关，对明朝遗老遗少说：“朕之天下非夺之于明，乃夺之于贼也。”（列宁 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正是在这一点上根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更别说“伟大的毛泽东 思想”啦，两者都不得不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亲自去剥夺小生产者。） 　　孙中山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是高明的病理学家，但不是高明的医生 。”我上面说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但这种错误不是绝对的，在一定范围内，尤 其是分析马克思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仍有很大的价值；正如在爱因 斯坦发明了相对论以后，牛顿力学在一定范围内依然有效一样。马克思对自由资本 主义的弊病作了淋漓尽至的分析，具有振聋发聩的警世作用。他好象是指着X光片， 讲解肺结核怎样从第一期发展到第三期；问题是这位病理学家断言资本主义这位病 人按照“科学理论的推断”是死定了，一定会走完这个病理过程，一定会死，谁也 救不了，这是客观规律！ 　　有人认为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是因为无法同时测量一对物理量或者是对物理 量的观察本身干扰了物理量，这些话对不对有待研究。而我看说不准原理倒是因为 我们意识的狭窄性（不能同时把握事物的各方面）和说话本身对实际的改变。正是 马克思的危言使西方国家的政治家警醒，纷纷起来医治社会沉疴，从而使资本主义 走出危机，使马克思的断言落空。马克思同时代的政治家俾斯麦就是其中最伟大的 一位。 　　俾斯麦很欣赏马克思，他一当上第二帝国的宰相就立即差心腹到伦敦去请穷极 潦倒的马克思出山，到帝国担任要职，用他的天才为“德国人民服务”。但是马克 思正在第一国际痛骂俾斯麦是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的后台，号召德国工人阶级起 来反对从法国割地索赔，当然不会“受收买”。这个“高尚的”拒绝对马克思本人 和对全人类都是重大损失！在马克思的故乡，俾斯麦一面用国家资本主义来纠正古 典资本主义，使德国经济后来居上；一面大力为工人阶级和下层人民争取政治权利 （普选权）和经济权利（各种保险和福利），使德国成了第一个福利大国。强大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此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议会道路，唯德国社会民主党马首 是瞻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跟着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 　　可以说俾斯麦的德国式资本主义道路，正是后来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和罗斯福 新政实践的先河。俾斯麦把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吸收过来，从而把马克思的基础挖走 了，那种一无所有，彻底贫困化的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被消灭的话，也不会成为大 多数了。所以俾斯麦是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者，正如马歇尔是列宁主义的终结者一样 。列宁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都号称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实际上谁也不是马 克思主义。由此可见，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是不可避免不可改变的；甚至对规律的 描述本身就为规律的改变准备了条件，这就是“道可道，非常道”！　　 　　以上笔者发挥了周舵所提到的历史规律的或然性。周舵还谈到了概念的人为性 和规律的条件性，也很精彩。限于篇幅，笔者拟将另文加以发挥，并希望大家对于 规律性问题有跟多的重视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