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幻想 (之四) ·刘宾雁· 两种作家 作家不战而退，拱手交出自己的自由，还在第一次反自由化运动(一九八一年)以 前就开始了。记得是在一九八零年之初《当代》杂志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我第一 次听到为这种倾向从理论上提供论据。小说家刘绍棠说，文学必须离政治远一些。 文学只要和政治一沾边，它的艺术性就必定受到损害。同三十年来的历史一样，在 中国人的概念中，政治、社会和现实这三者也早已混在一起了。因而刘绍棠的主张 是文学和当代现实脱钩。他本人的创作，也一直是写他出生以前三十年代的通县农 村，正如十年以后的后起之秀们大写特写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前的中国那样。 《当代》主编老作家秦兆阳和我都表示不同意刘绍棠的观点。三人本来走的也不 是一条路，虽然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都曾是右派份子。 有的人比刘绍棠更聪明，只做不说。 由于小说是十五年来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中享有自由最多的领域，所以小说家的 动向对于观察这一段历史和对于我们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状态就特别重要。 天津有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冯骥才。他第一部有影响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啊！》 ，写文革中一封并未发出(粘在脸盆底上了)、却被写信人以为已经发出的信引起的 一系列悲惨故事，构思奇巧，很受欢迎。它也并未给作者造成什么麻烦，还得了一 九八零年全国文学奖。可见作者完全可以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然而冯骥才不 肯，他转轨了。此后，他以倡导通俗、大众文学(其实《啊！》就很通俗)为名，写 起武侠和“三寸金莲”来了。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被指定为全国政协委员。他 分到的新建住宅是全国作家中最宽敞、最考究的，大约有六间之多，因而他还可以 为自己设置一个画室。他和天津市市长，后来的中共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李瑞环称兄道弟。一九八七年年初，当第三次反自由化运动中胡耀邦被罢黜、三 个知识分子被开除出党之后，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显然是在官方授意之下，在一次 记者招待会上，冯骥才和另一位全国知名作家一道为中共领导集团开脱。冯骥才还 现身说法：“我是打篮球的，打球要遵守规则，犯规到一定程度就要被罚下场。” 这次表演使冯骥才失去文学界的几位深交，他却在第二年终于达成宿愿，成为中国 民主促进会的副主席，即政治领袖人物。 同在一个城市也差不多同时成名的工人出身的作家蒋子龙就没有那么运气了。他 的成名之作《乔厂长上任记》，大胆地鼓吹改革、反对政治投机，在读者中红极一 时，却得罪了天津市委。得罪到什么程度呢？从此市委便以人们对“乔厂长”的态 度划线，凡说过蒋子龙好话的便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作者本人的处境就可想而知 了。无奈蒋子龙生性倔强，不肯回头，又写了一篇“乔厂长”，并在这条路上一直 走到今天。可惜我和他疏于往来，只知道他后来主持的《天津文学》以开放、大胆 著称。苏晓康的报告文学《自由备忘录》在北京的《报告文学》上被更改了题目、 本文作了删节，仍不敢发表。几个月后，政治气候依旧，蒋子龙却一字不改地在《 天津文学》上发出。似乎也并未给他本人造成什么损害。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悲剧 发生了，政治高压迫使很多人沉默，蒋子龙却依然本色不改。最近又读到他写的一 篇为天津工人说话的文章。本来有人劝阻，说现在国内外纷纷赞美中国人生活大大 改善，你却写天津的工人怎么穷、怎么苦，不是太不合时宜了吗？蒋子龙不听，而 文章还是发出来了，我想也未必就惹下什么大祸。 在同一时间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两位中国作家，能够享有的自由的幅度竟有如此 差异，这不是很耐人深思吗？ 可以断言，冯骥才的日子会过得很自在，要名有名，要利有利，然而他真正的自 我，他自身那真实的价值却萎缩了。蒋子龙没有多少居住空间，也不会有机会被官 方送到全国讲坛上说话，然而他却保全和发展了他真实的自我。 促使文学界一部分人退下阵来的三个因素，大体上也适用于一般知识分子。 一是威胁，二是利诱，三是知识分子同中国社会现实与下层人民的疏离。 三个条件 一九八零年年初起，中国的严肃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就开始负伤了。对剧本 《假如我是真的》(即《骗子》)、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胡耀邦一度企图 给以保护和允许放行而终告失败。熊召政的长诗《高举起你森林般的手臂》和作家 张祖慰的主题相近(写原新四军五师、而后来霸据湖北省地方领导职位的李先念部下 如何象恶霸一般地鱼肉、压迫农民)的《啊，父老兄弟……》等报告文学被禁。写了 第一部揭露六十年代初人为大饥荒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系列反映中 国农民命运作品的张一弓在河南挨整。接下来便是叶文福遭邓小平御口批判。一九 八一年中宣部的七号文件又明白地表示文学不要再写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了， 同时对新闻自由做出致命的限制：以后一切批评、揭露性稿件都必须经所写对象的 上级党委批准、并经本人过目，方得发表。 这许许多多信号(地方上被批被禁的作家、作品、刊物和被封口的记者、编辑我们 尚未提及)，已经足够表明：这条路荆棘丛生，遍布地雷！ 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转向便开始了。其实说“转向”也未必合适，因为领导 新潮流的人物从未曾有过别的方向。中共对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未象斯大林和金日成 那么瞧得起，用特权和桂冠来收买。但它也有一根胡萝卜放在那里。并不需要花钱 ，给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之类的虚位，或大大小小的一官半职，再加上特准出国 的宠幸，也就够了。若能进身为幕僚，更是受宠若惊。这是只要中共当政，便经常 起作用的诱饵。有人 不一定会孜孜以求，但一旦到手，舍弃便很痛苦。对于各种并 无实利的虚荣(还有首长接见、受奖、因“第一个”写出了某种主题的书而青史留名 等等)，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何以会有那么大兴趣，我始终未想清楚。象王若水那样视 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员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副部长级待遇之类东西如粪土 的人，并不多见。 第三条，是知识分子同中国社会下层的脱节。 等了二、三十年，一九七九年以后好不容易有了一点从事自己专业研究的自由了 。读书、写书、译书、出席各地讨论会，为报刊写稿，出国讲学……等等，占去的 时间也实在太多，同中国社会底层、同中国普通人接触的机会自然就少了。 然而恐怕不容讳言，中国在多年隔离后的大门一旦打开，并且正好是在证明了毛 泽东、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大错特错之后，西方的一切就令人眼花缭乱了。普通 的中国人一鼓脑儿吞进了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性解放，理论界倾心于一切西方流 行的理论，文学理论和评论界则生吞活剥地引入各种主义，作家则沉迷于现代主义 ，或任何被证明可以得诺贝尔奖金的流派。有一点大家都很一致：对于中国现实的 兴趣越来越淡漠了；个人追求和专业兴趣取代了对于十二亿人的责任感。 为了使年青人记住那个重要历史时机，我宁愿再罗嗦一点。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 零年，那时侯中国人的兴趣不在发财。你很难设想在一个多数人文化水平很低、收 入也很低的国度里，《人民文学》这样一个并非以大众为对象的刊物，发行量会达 到一百五十万份！而更厚、更贵、文学性也更强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十月 》和《当代》，也居然能销售到五十万份之多。那是一个值得中国作家们骄傲的年 代。在四川自贡市的工厂里和在北京街头，我都看到和听到青年工人们在询问新出 版的某一个文学杂志现在谁手中——大家是在排着队看。几年以后，会有人出来说 ，这些人根本不应是高贵文学的读者，文学也根本不应该承担那种使命！人民如饥 似渴地企图从文学中获取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真相的了解，从中吸取鼓舞自己的力 量，居然会成为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错误！说是文学的使命只能是表现自我；离现 实越远，艺术性越强；文学绝不能承担传播什么思想、影响人和影响历史进程的任 务！看不懂？越是看不懂，那作品的价值才越高！……如此等等。其实到了一九八 四年和八五年，当非现实和非重大题材的作品成为全国文学刊物上的主流时，现实 对于这种文学的报复就很明显了。很多文学期刊销路一降再降，已到了揭不开锅、 难以生存的地步了。借用青年文学评论家李洁非一九九三年说的话：“在评价这些 年的文学创作时，我……不得不使用一个常用词，即‘逃避现实’……结果怎样呢 ？当中国社会和生活面貌不知不觉变成眼下这个样子时，我们才幡然猛醒：如此一 个在历史上鲜有可匹的巨变着的社会过程，文学居然超然其外——严肃文学迄今为 止也没有拿出一部象样的有力的作品！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不可容忍的局面：一 方面，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生存方式、人际关系、利益分配、伦理道德和人性 人格——无不面目全非地迅速而疯狂地改变着，另一方面，作为‘人学’的的文学 却对此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既不为之惊讶，也不悲鸣或欣喜，而是毫无反应！” (《新华文摘》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号)。 据两个不同来源的统计，一九四九年以后毕业于大学的人占大陆人口总数的千分 之五、六。这是把已经死去和离开中国的人都计算在内的。同前苏联和东欧相比， 这大约相当于那里知识分子与人口比率的三十分之一。照理，中国知识分子肩上承 担的社会责任，也应以相同的比例加重。然而奇妙得很，正由于这同一个原因，中 国知识分子反而离普通中国人更远了。共产党从来也未因这种供求关系而对知识分 子的身价看得更重一些，然而某些社会条件却使很多知识分子在同人民的关系上把 自己的身价抬得很高。说起来似乎有悖常理：正因为中国老百姓对知识分子期望甚 高，后者反倒更易贵族化。我虽然早有些许感觉，却是到了天安门事件之后才算认 定了这一点。两位美国大学教授也是在那一年从青年领袖身上看到了这个东西。说 起学生领袖对于工、农的蔑视，他们那种痛心疾首的样子令我吃惊，因为我尚未见 到自己同胞对这种现象这样动过感情。 当然仍有很多知识分子在不失时机地继续耕耘。诗人邵燕祥(他改了行，选择了更 锐利的武器——杂文)、公刘，小说家高晓声、陆文夫、李国文、美学家、作家和画 家高尔泰、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王若望、杂文家舒展，都没有背离自己二十余年前的 道路。我列举的还仅仅是文学界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受难者，而且一定很不完全 。比较年轻和很年轻的知识分子通过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译著而引入中国的新 思想，在一个长期与外界隔离的中国，也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但是中共的严密监督与限制，使中国知识分子也确实很难向大众发出自己的声音 ，若想用大众的语言明白地论述中国现实中最迫切的问题，几乎不可能。 总之，作为各种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总和，中国知识分子是基本上无所准备地迎来 了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当然也不可能帮助中国大众作出更好的准备。 这就难怪那场运动既无理论也无战略的指导了。它几乎没有留下一篇因有新意而 值得再次咀嚼的文字。 这场规模远远超出十年前那场民主墙运动的运动，其内容和水平却逊色得多。这 无疑是它难免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刘晓波眼中的天安门 这段文字和读者见面时，一九八九天安门运动和“六四”大屠杀五周年已经逼近 了。运动的许多参加者来到海外，也已几年。遗憾的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参加 者本身关于这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的客观而真实的记述，更没有对于它的成败得 失的回顾与总结。就我所知，只有当年天安门广场绝食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封从德 先生去年在香港《百姓》杂志上纪念“六四”的文章中写到：那年五月十四日，学 生代表与政府的谈判，曾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可惜由于一些学生领袖的反对，谈判 未取得任何结果。他承认他本人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也是激烈反对那场谈判的一个 。 这个空白，当然不会没有人来填补。第一个是北京政府，充满谎言与诬蔑的书和 录像带，已经出了几部。第二个，便是大名鼎鼎的刘晓波。刘晓波写了一本书，叫 《一个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 》，发表于一九九三年八月台北的《中央日报》。刘晓波不同于中共，他参加了天 安门运动，又是在运动尾声中开始绝食的所谓“四君子”之一，还坐过牢，因而他 的记述和分析的可信性，会被中外读者认为比中共的宣传高出许多倍。 仅就这是天安门运动参加者所写的第一部关于运动全貌的记述和分析这一点，就 很值得重视。但究竟写了什么呢？ 那本书是从作者的忏悔开始的。他在被捕后向强权屈服了，写了一个很长的“悔 过书”。很多人最先见到的是刘晓波为此而写的忏悔录。不了解刘晓波的人，十之 八九会被它的真诚、沉痛和责己之重所震撼。二十世纪大约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如此 公开地无情地剖析和鞭挞过自己！但是我由于对此人有所了解，读到他把自己骂得 狗血喷头和体无完肤的地方，便不无疑惑起来：众所周知，咱们中国人缺乏忏悔意 识。刘晓波此举真的是出于真诚，还是企图借此放一个“卫星”，打破中国历史记 录，重振雄威呢？ 不久，我把这个疑问向也是“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先生提出，他虽未正面回答， 似乎对刘晓波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后来又从郑义先生的文章中得到证实。 郑义提到刘晓波“末日”一书的前言中的一段话。刘写到有的朋友读过此书的反 应是：“你的忏悔尽管读起来颇有震撼力，但这是不是一种更高级、更巧妙的自我 解释和自我辩护，甚至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伪装……”书的作者写道：“(这)种意 见尤为尖刻，我刚刚听到时真如五雷轰顶。” 郑义在香港同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谈起此事。高尔泰告诉他：“你还记得在成 都吗？我给你讲刘晓波最近来一信，说他不久又要一鸣惊人了。”郑义一算那时间 ——一九九一年秋，他们夫妇匿居高尔泰家中，恰恰是“末日”成书之前。郑义来 美后，又向诗人江河谈及此事。原来刘晓波在纽约卖给江河一本“末日”时，曾向 他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在狱中写了悔过书，栽了，这次要通过忏悔，再捞 回来。 为自己有背于道德的行为而作的忏悔，居然可以是谎言，可以用来欺世盗名，对 道德再来一次践踏！一个人的堕落，真的是没有止境吗？ 不能说“末日”中关于天安门广场上事件与情景的记述都是不真实的。但通读全 书，你得到的印象却是：尽管作者在卷首的忏悔中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但同其他 人相比，他仍然是一个佼佼者。作者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中，刘晓波毫不掩饰地摊开了他的政治态 度。他对天安门运动的全盘否定和诋毁，令人发指。奇怪的是迄今未见身居海外的 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提出异议。只有郑义是一个例外。 刘晓波屈尊纡贵地把自己同他认为“连民主的A、B、C还要从头学起的知识群体” 和“芸芸众生”放在一起，通篇文章中都把“我们”作为叙述的主体。他认为运动 水平奇低和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骨子里仍然崇拜‘革命’”，而“凡 人凡事只要冠之以‘革命’之名，就充满了正义感和进步性”。一切弊端都起因于 “我们”要“革命”：“我们”“唯我独尊”；“我们”“拉山头”，“自封为王 ”；“我们”“睁着眼睛说谎”“造谣”，以及“流亡海外的‘民主斗士’们为了 夸大共产党的滔天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 ，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误导国际舆论。” 他所列举的现象，可能是有的，但这同“革命”有什么关系呢？依我之见，情形 正好相反。刘晓波是为了革命而匆匆赶去北京的吗？不是。四月十八日北京学生上 街后，他还在《世界日报》发表一篇长文，对胡耀邦百般贬损，意思是胡耀邦算老 几？不过是共产党的一个头头罢了，有什么值得悼念的？因而他本来是反对这场学 生运动的。可是不出两日，他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他决定回北京了，旧金山纪念“ 五四”七十周年的会议他不去参加了。日后我才从他身边的人获知，他那时见到有 的人在国内已大出风头，急得他抓耳挠腮，坐立不安，这才突然决定归去的。临行 之前，还不忘留下一个谣言：刘宾雁和一个什么人到美国人那里说刘晓波的坏话， 反对他参加那个会议。一到北京，又造出一个谣言，说他是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访 问学者的高薪毅然回国投身“革命”的。 其实，天安门运动失败的主观原因，可以从刘晓波式的人物身上找到一些线索。 刘晓波比大学生更年长、更自信、更狂妄，因而在一般大学生身上处于比较稀释状 态的那种极端个人主义和蔑视人民的思想和情绪，在刘晓波身上便更浓烈、更露骨 和更疯狂。他在“末日”一书中自认：“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 才个人的创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还 是芸芸众生强大。”郑义的文章援引了刘晓波一书中描绘的一个情节： 一次(刘晓波)穿越纠察队到广播站演讲，曾被学生纠察队阻挡。他接过话筒，开 口之际，一种报复欲，“使我决定在演讲的开始高声重复自己的名字，让他们清楚 地知道，此刻我就在他们严加把守的学运中心发表演讲。‘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 系青年讲师，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说出自己姓名时的那 种特殊的快感，令我终生难忘。”这个刘晓波，对不小心得罪了他个人的芸芸众生 报复至此，令人不寒而栗！ 没有北京市人民的竭诚支援(有的人家用光了自己的粮票和现款)和冒死阻挡军车 ，天安门广场很难支撑下来。你绝想不到人民的这种奉献得到的酬报是什么：当北 京数以百计的市民已横卧血泊时，一位学生领袖居然还会说出这种话：“中国人， 你们不值得我为你们去牺牲！ 在五月十三日以前，此人不会说出这种话，尽管蔑视劳动人民的意识早已埋在心 底。二十几天的领袖生涯，外国电视录像机镜头不断对准面孔，可以使一个人的自 我膨胀一百倍！ 倘若没有这种自我膨胀，五月二十八日本应该撤出广场了。那是北京市各界联席 会议的决定，广场总指挥也举了手的。为什么后来又忽然变了卦呢？ 五月十四日的谈判若能成功，天安门运动将会取得可观的成果。五月二十八日倘 能按已然达成的决定撤离广场，六月三日到四日的血洗北京就不会那么容易，因为 刽子手失去了藉口。 我并不是责怪学生群体。一九九零年六月四日我在和柴玲一起接受BBC电视台采访 时就说过：“这样沉重的担子，本来就不应全部落在学生肩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这 一类运动是由学生挑大梁的，中年和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应负起责任。” 邪恶何以会逍遥 刘晓波一字不提“六四”事件是一场阴谋的结果(四月二十四日，学生上街还不到 一星期，陈希同和李锡铭就拟好向邓小平汇报的稿子，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 动乱”了。其后一次又一次挑动学生，激化矛盾，可以排出一张时间表)，却在那篇 文章中十四次提到邓小平——并不是谴责这个刽子手(哪怕有一点保留，比如说—— 象他女儿说的那样，他又一次上了左派谎报军情的当)，而是说“我们”“无法理性 地评价邓小平十年改革开放的功过得失”，对他所得到的“民意支持”估计不足； 指责天安门运动“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 刘晓波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以最极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态一举成名的。七年以后 ，他成了中共和中国现状的辩护士。在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轨迹中能够找到什 么始终一贯的东西吗？只有他那块一百多斤的个人。这个人之所以还值得一提，是 因为他代表了一种现象，一个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的信号：毛泽东耕耘过的这块土 地，是野心家和叛徒的温床。白天跑到领事馆门前示威抗议，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晚间又跑到那里去告密；一只手拉住共产党，另一只手拉住国民党，两只脚又站 在民运的船上；当年激烈反共，今天又动员人到大使馆去悔过；象麦卡锡份子那样 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签帖到别人身上，自己却甘愿为代表最坏的 也是最虚伪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权效犬马之劳……而在做所有这一切伤天 害理的非人勾当时，却不以为耻，又受不到谴责！ 不以为耻，并不足怪；但不被谴责，逍遥自在，如入无人之境，就很危险了。最 近听说一个(仅就在国外而言)自一九八九年起便在民运份子中行骗的骗子，早已被 人察觉，却能在香港、欧洲(在那里骗走几百万法郎)行骗之后五年还继续在美国作 案！他还并未更名改姓，生理特征又非常明显！ 中国人(汉人)个人智商往往很高，自卫(常常是逃避)和报复的本事也很高强，为 什么作为群体的中国人就会那样愚蠢麻木和软弱可欺呢？我们几时才能不再以息事 宁人、明哲保身、不得罪人为处世准则呢？ 他们为什么唱赞歌 从一九九二年起，西方舆论对于邓小平“奇迹”的赞歌越唱越响。若认为那仅仅 是出于无知，就太简单了。早在邓小平南巡之前，一九九一年，即中共尚未放弃“ 治理整顿”的经济收缩和倒退路线时，世界银行的亚洲部主任已在于巴基斯坦举行 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声称：中国的经济情势很好，应该让它照这样走下去，西方政府 不必再施加压力，中国的一切就会很好了。正如邓小平在“六四”屠杀后不久说的 ：中国是一块肥肉，不怕他们(外国人)不回来。十几亿人的广大市场和廉价劳动力 ，当然有极大的诱惑力。那些已经投入了大量货款和资金的外国政府、商人和国际 组织，当然不希望本利无还。中共的运气也不错，正逢西方经济衰退大病难愈，俄 国和东欧的动荡又使西方预言家关于历史已经终结，从此天下太平，全人类将一统 于资本主义之说难以自圆。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若能创造一个专制制度不变而又 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样板，则既可以使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的地区太平无事，又 能给第三世界提供一个不必造反的经验，岂非是一件大大的好事？《纽约时报》前 驻华记者在文章中就写过：“中国可以给第三世界上一课：政治压迫可以成为经济 高速发展的润滑剂”。 也是在那篇文章里，援引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兰普顿先生对中国形势的评 论：他认为，中国人都认为现在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好大的口气！ )！ 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从中国出口的。洋人在北京所能接触到的那些中国官 员和知识分子对于现状大都很满意。这些中外人士未必不知当年导致天安门运动的 种种危机并未消失，但他们认为中国人只要过上好日子，对于再恶劣的政权也能够 忍受，而他们眼里的中国人是从来不包括中国人的多数的。 这种论调下面的潜台词是：对于中国人，只能实行专制，不然就会天下大乱。专 制比暴民政治总要好些。中国人不配享有民主。 这种想法，不能说全然没有依据，中国人从顺民变为暴民的过程(有的是以暴抗暴 的正当自卫，有的是反社会的犯罪)，已有至少十年的历史。问题是：中国人并不是 天然地想成为暴民，更不想天下大乱。那个暴和乱，乃是由毛泽东和邓小平逼迫或 诱导出来的。 毛泽东的倒行逆施，一次又一次把中国人逼入绝境，终于逼得中国人明白了自己 是人，有权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但毛泽东的压榨在挤走了中国人的奴性 的同时，又破坏了中国人的人性。十五年邓小平式的改革，一次又一次挫伤觉醒了 的中国人参与政治变革的良好愿望，却给人欲横流、人性沦丧以充分的自由。 这就造成了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最大矛盾：中国人要作自由人的愿望和努力，不 仅必定要摧毁邓小平式的专制，而且不可能接受李光耀式的权威主义；但现政权和 新、老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和中国社会精神和道德的危机，又使中国奔向自由与民 主的道路坎坎坷坷，隐患重重。 自我一九七九年重新回到社会，将近十年光景我的目光是集中在中国社会前进的 主要阻力——官僚特权阶层和中共保守势力上。我见到的一般中国人，主要是受害 者和抗争者。他们身上的消极面中，引起我注意的又主要是多年受迫害而造成的不 同程度的精神疾患。同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交往，一些人道德品质上的缺陷又往往 被他们政治上的表现所遮掩。少数人的政治投机和背叛，我并不以为奇，也不觉得 会给民主事业的大局造成多大危害。 我开始睁开眼睛 真正对中国人道德问题之严重有所警觉，是一九八九年之后。海外的自由环境使 某些人的自我膨胀也自由起来。一些自称为国为民的民主运动份子，对于社会和他 人的不负责任、在实现个人欲求中之不择手段和不计后果，以及不讲信义、不顾廉 耻所达到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个事件，发生于洛杉矶的《新闻自由导报》。管惟炎先生去年 在攻击我的一篇文章中说，凡我未当头头的组织，我便要捣乱破坏，也举了这个报 纸为例。其实我“捣乱、破坏”时已是它的理事会主席了。长话短说，冲突起于执 委会主席与总编辑之间实质上是要不要把这张报纸办好的争端。由于长期借用的电 脑被主人收回，执委会主席主张把编辑部五人裁减为二人，用节余下的钱把报纸送 到外面排版。总编辑程凯认为二人总管编辑、采访、校对、发行、广告等等，无法 办好报纸。坚持人不能减，必须设法添置电脑，自己排版。讨论这场冲突的理事会 开到第三天，程凯提出一个新方案：可以把编辑部人员由五人减为四人，以节余的 这一人的工薪分期付款买一台电脑。我以为这两全其美的方案应该是无懈可击了。 不料忽然站出一人，声言要和程凯竞选总编辑职位。她的方案与执委主席一模一样 。此人承认“两个人无法改进这张报纸，只能维持”，同时声明她只能干三个月， 就要去读书。投票结果，居然是七比二(几次表决都是这个比率。理事会的人选就是 执行主席确定的)，支持只留二人“维持”报纸而反对以同量经费而可使报纸改进的 方案。我至今不明白这位竞选者的动机，都说她是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中品德高尚 、也更成熟的一位，怎么会出此一击呢？结果《新闻自由导报》连“维持”也没有 做到，它从周刊后退为双周刊了。严格地说已经不再能称为报纸。 这一事件给我很大冲击。在整个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一对夫妇，能力很强，有一 定魅力，据说整个南加州的留学生都在他们的把握之下。我自一九八八年初认识， 对他们印象极好。其他方面的疑点暂且不说，仅就《新闻自由导报》事件而言，他 们大力张罗成立理事会，似乎是想把这张报纸办好。但是从他们在条件极为不利(第 二任总编辑被辞退，编辑部内人心惶惶)的条件下，草草决定把报纸从十日刊改为周 刊，还企图增印若干万份，而后来在经总编辑程凯等人积极努力，几个月内报纸有 了明显起色的情况下又非要逼走 程凯、解散编辑部不可，最终无理拒绝程凯的方案 ，强行使一张周报倒退为半月一期的刊物。他们究竟意欲何图？是自始至终不过是 把这张报纸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呢？还是按照中共领事馆或北京的旨意行事？很难 揣度，但不想把这张报纸办好则是无可置疑了。 这时，已经听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学生内部发生的种种事件，对于逃到国 外的学生领袖们也有所了解。民运内部争端也愈演愈烈。后来又出了华盛顿中国人 权民主基金会的事件。 不可目中无人 伴随这个过程，一个思想在我心中日渐成熟。 那就是：一百余年来第一次，中国人不再能把自己的灾难与不幸归咎于外敌侵略 、异族统治、国民党或共产党政权了。眼下这个政权之所以还能维持其统治，不过 是因为中国人还容许它存在。中国人的潜在力量只要真正动员起来，完全可以迫使 中共改变它自己，作出让步，实行政治变革。几千年来第一次，中国人民将扮演政 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而不再是跑龙套了。中国人今后最大的敌人，很可能就是中 国人自身，就象五年来海外民运的历史所预演的那样。 一九九零年我到东欧去过两次，走了三个国家——捷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我 曾长时期认为，只要政权和制度问题一解决，一切都好办了。那三个国家和后来的 俄国，这两个东西都变了，又怎么样呢？人们普遍地不喜欢他们的议会和整日价在 议会里辩论的那些政党。我不想在这里讨论这种民主制度的是非问题。而是要说： 在所有那些国家，包括有过惊人规模的团结工会的波兰在内，人民并未真正主动地 介入政治过程。最近俄国大选把那么多选票投给极端民族主义份子日利诺夫斯基， 又一次证明政权和政治制度的改变，只能说是一个开始。在人民中间，还有大量的 工作要做，最好是在政权易手、政治巨变以前就进行。 在布拉格，我曾向一位女汉学家问到捷克的社会治安情况。她说：“我在布拉格 住了三年，一次也没有失窃过。可是在北京呆了两个月，就被偷了三次！”这句话 提醒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在东欧，社会失序和道德沦落大都发生在政治巨变之后； 在中国，时间却提前了。 总之，一个巨大的问题耸立在我们面前：在不久即将到来的政治大变动中，十二 亿中国人会有多少人投入，并成为建设性力量？有多少人会袖手旁观当“看客”？ 对于必然会出现的破坏性力量，人们能有多少准备，有多大力量去制止？ 说到这里，就可以见出我们谈论的不是伦理道德问题了。有三个因素使我对中国 的事情不敢乐观。一、不同于世界许多国家，在我国，道德、宗教和教育的效应从 内部、法律和社会的力量从外部对于人的邪恶欲念所起的制约作用都很微弱；二、 一个庞大官僚集团的腐败和政府的无能对于犯罪与堕落的引诱和鼓励，其力量之强 大，中国也远远超过外国；三、中共长年来对于国家和人民生活无孔不入的垄断与 干涉、社会被扼杀和中国人将近半个世纪的无权地位，使很多中国人不觉得自己对 于国家甚至自己故土乡亲的吉凶祸福负有多大责任，因为事实上也从未被允许负起 什么责任。在他们的直感中，这个国家是共产党的财产，而这个感觉同事实也相距 不远。人们甚至把对于政权的怨恨向社会和他人发泄。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屡屡发 生的万众围观强奸作案、对落难的同胞甚至儿童冷眼围观、见死不救的事件，已经 把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非人冷漠足够充分地传递出来了。一旦中国大难当头，这些 人又将如何？ 当然我们也有相反的事例。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席卷全国，发生趁火抢劫之类 事件的大城市不过一、二处。北京的社会秩序与道德风气反而比平时好得多。我们 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启示。当人民投入了共同的事业，看到胜利的希望和自己的力 量时，他们的精神会经历一场升华。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期待——在未来类似的长期 共同实践中，我国人民的心灵将完成一种净化？ 那将是人民的自救运动 那将是比天安门运动更直接、更具体地捍卫自己的安全、权利和改造中国社会的 过程。在每一块发生社会动荡的地方，人们都将不能不起来集体自保和自救。那个 无能的并很可能陷于瘫痪的政府的许多职能，有一些本来就应是属于社会的职能， 很可能必须由人民接管。 正是这个人民广泛参加和实行的社会自治，方是解救中国可能陷入的大危机、大 灾难的出路。这也是中国人摆脱冷漠、学会民主、学会负责任和建树起崭新的社会 秩序与伦理秩序的最有效途径。那时侯，中国人才会对这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 及其人民恢复自己的爱。 有些事情，现在就可以做起，而且非做不可。在有些地方，不是已经做起来了吗 ？ 那些鄙视中国人民的政客和学者是盲目的。他们不相信中国老百姓完全有能力首 先从基层、从自己身边建立起民主秩序，并不需要再来五十年“训政”。他们看不 见中共的长年政治垄断使中国处处“野有遗贤”。那些自发的、潜在的民间领袖人 物，往往是中共几十年来各种迫害的产物。我不相信半世纪中国人的苦难会是徒然 的，根据之一便是苦难造就了许许多多贤能，他们身上凝聚着大学学历和留洋身份 所不能提供的财富。 需要的是我们这些有自由回顾中国真正的历史和研究世界经验与理论的人向国内 提供一些新鲜而有用的思想，甚至可以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进行一点设计。当然 ，不同于那些老的和新起的幕僚与谋士，我们会时刻想着中国的劳苦大众。 扪心自问 中国的国情独特而复杂。一九八九年以前，我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了解这个国家 的，其实还差得很远。天安门运动之后，我虽力图跟踪国内形势的发展，仍常觉得 眼花缭乱，难以把握。似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而真正发生的又可能并不是你所期 待或担心的那一种。 常听人说：你回去时，北京已经不认得了。我相信。但我觉得更大的变化也许是 人。有些人很可能已面目全非。当年志同道合的人，有一些已变成政权的辩护士。 在既得利益集团中，我们会看到一批熟悉的面孔——昨天的朋友，现在的政治对手 。其实，在海外难道不是已经如此了吗？ 然而，我却坚信国内会有更多的人和我们站到一起。不过前提是我们要做实事， 在道义上不能比我们的对手——中共更低。这样，有朝一日再见江东父老时方好有 个交代：在海外吃洋饭这几年我们未曾游手好闲，或挑动内斗，对得起血洒京都的 中华儿女，在魏京生、王军涛、陈子明、王希哲、刘山青、任畹町、徐文立、王丹 、李贵仁、刘刚等等英雄们面前，也不致无地自容。 最可怕的幻想是自我迷醉，把中国人的智力估计过低，又把他们宽容的限度估计 过高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