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吐不尽的苦水 鲁 掖 欲加尔罪，岂患无词 一九四八年秋，在宁，中共党员朋友卫永洪(解放后任多年驻外大使)借我家隐蔽 ，我因此以“共匪”嫌疑，被国民党保密局逮捕审查半年之久，翌年三月九日保释 出狱，斯夜我对前妻余瑜之说：“跟我到解放区去吧，到了解放区，我们永远也不 会失业了。”她未肯。次日找到埋葬我在狱中时死去的四岁爱儿王小培的邻人，然 后到荒郊山坡其土冢前洒泪告别。因为孩子闭眼前说过：“爹爹还没有回来！”不 久便独自辗转跋山涉水投奔已“解放”的北平，通过董必武的关系，两日后持函见 到叶剑英市长，被分到市建局任职。受过中共多年教导正直廉洁磊落处世待人的我 ，认为中共党员必不屑腐败。一九五三年初，我虽还未入党，却被请去参加局领导 小组的支部生活。毫无世故并且幼稚的我，认为中共高级党员必皆是“特殊材料” 铸成的，于是将从群众中听到的对党不满的议论，在支部会上连锅端，坦露无遗。 不到三个月，局长吴思行让主任秘书张凤玄转告我：“鲁掖是个没有缰绳的骡子， 谁都踢。他入了党还有我们的好日子过！”弦外之音，笔者不是做驯服工具的材料 ，竟敢触碰领导。 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便坚决请调到而今的建工学院任教。但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鲁大炮”之名旋即成为我的绰号。因为嘴巴缺个把门的，一九五五年 “肃反”，硬扯我在南京狱中有“叛徒行为”，关门批判我一个暑假，事后由于我 三次坚决不肯在与事实不符的结论上签字屈服，与院方结下怨恨。一九五七年引蛇 出洞的“反右”斗争，请我出席西城区政协多次座谈，并搜集我的发言，从此把我 打成“右派”。此际我稍有醒悟。原来直言敢谏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恨自己不 是个哑巴，否则该何其平安。 打成右派之后，搞清洁扫楼道，清扫人人嫌臭的厕所，假期派去挖人工湖。为了 渴求从轻处分，胼手胝足，腰痛背酸，双肩红肿，满手是水泡茧子，但院方还是给 了我一个行政最重的处分，由于我不服，学院即挂牌开除。这是我到解放区后首次 尝到失业的涩果。 为了把我置于死地，学校又函东城区公安分局对我严加管制。还家不及月，还在 精神分裂状态，突接东城区法院“谈话”传票，一到法院即开庭，将事先印好的判 决向我宣读：“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死不改悔的右派份子鲁掖判处群众监督三年， 限三日内上诉。”读毕，法警即把我作为一个刑事罪犯，押我到档案室，留下双手 指纹。我的自尊心备受屈辱，热泪潸然而下。 这乃是我有生以来首次受到刑事处分，赐予我者是自一九三六年便对它愚忠了数 十年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判刑后，我怒火中烧，即求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兄。他面有难色：“我不管政法 啊！” “你不能向政法部长张文松(彭真的内弟)谈谈吗？”我问。“你写份材料吧。” 我即掏出已备好的申诉，递给了他。 此外，我还找到四十年代就认识的现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张志让，他也不为我申 诉，民盟中央邓初民很气忿，直摇头，叫我找董必武。董老每入冬必到南方，他不 在京。阎宝航告予：“董老已到四川，可请四川省委转信。右派的事，他能讲话。 ” 我正在上诉过程中，尚未定案，景山派出所就急不可待地召集街道局委会四邻的 小脚老太太们，宣布对反党右派份子鲁掖严加管制。我蹲在墙脚大树下，以帽遮面 ，痛苦满怀。自忖难道这就是我追随中共应得到的报应吗？ 此时，董必武副主席已给了我复信，信曰：“既已上诉，耐心等待”。我想，情 况可能会有转机。但谁知上诉不及月，中级法院的二审判决仍是“维持原判”。 数月之后，已是一九五八年春，先父在故乡病逝之前一月，中级法院又传给我话 。他们把事先印好的申诉判决宣读完，向我阐述：单位已给你处分，按理不应再重 予刑罚，故此经研究撤销一审二审两份判决。但最使我难忘的是审判员对我几句铮 铮有声地宣布：“法院是以法改判，不要以为你在党中央认识谁，在北京市委又认 识谁！”我唯唯诺诺：“自然自然。” 这乃是亲身体验的一幕“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中共司法的闹剧。四年之后，一直 对我关爱备至的董老及沫沙兄，通过中央统战部及市委统战部，嘱我写了一份申诉 ，在家里为我摘了压得喘不过气的右派帽子。市委建工部长梁正中又把我的申诉， 在建工学院党委会上通读，然后恢复我的公职。但工资由高工降了八级，成为助理 技术员。一九七八年“右派改正”，说我当年的发言都是正确的，从爱护党出发的 ，但工资却从未补发。 在中共掌心中，若不是董老夫妇对我的关注，这条命，恐怕已经拣不回来了。 二十年徒刑罪状原来是个大鸭蛋 但好“命”不长，文化大革命初期，批斗邓拓、吴晗、廖沫沙，公安局和学院党 委组织火力以“假想反革命”为理由对我进行批斗，此间他们得悉有数十人向我借 过钱，查出我有一笔遗产，公安局便在钱上做文章，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西 城检察院突然以“高利贷”的罪名，把我从学院请到西城公安局独门独户寄押，当 天到我家搜查，万余元的定期存款存单，数千封信函及所有的《日记》等统被搜走 ，迄今未归还我！此外，还拆了我长年不用的一盘炉灶，看有无发报机。 在分局没蹲多久，又转到专押政治犯的“功德林”监狱，仍是独门独院，昼夜由 十三处处长等三人轮番审讯，皆被我一一驳回，他们未捞到一根稻草，但不放人。 被捕后翌年，案子尚立在检察院，景山街道办事处党委在康生的侄子策动下，没 收了我前后院十八间房子的全部财产，两代积存的唐宋元明清的文物字画数百件， 单是齐白石的就有十余幅，其中还有为我提款的，藏书四五千册，查收档案中记载 着刽子手康生、陈伯达及汪东兴多人皆在我的收藏中各取所爱，最后，只有汪东兴 取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一百六十册连同书箱在一九八二年归还了我。其余被国 营中国书店、文物商店拉走的图书文物，尤其是文物字画多被私分，迄今多未归还 ，至于数十件硬木花梨几案，家用电器等，既不退还，也不告知下落。 一个基层党组织，可以明火执仗地抄家，三十年来无人追查原物及责任，还层层 包庇遮掩，真可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矣。 关押了九年，直到一九七四年冬，北京西城区法院派人到山西临沂看守所，向我 宣读“刑字第五十九号”判决书。检察院既未对我起诉，又无任何原告，甚至连审 判员的名字也没有一个，这份判决该由何人负责？ 以“高利贷”罪名定性的我，一跃而成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徒刑二十年，剥 夺政治权利七年。罪名、罪状如下： 一、“偷听敌台广播”。 二、“无耻吹捧帝修反”。 三、“书写大量反动日记”。 四、“恶毒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 五、“三兄系蒋匪军官，一九四八年逃往台湾”。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三哥王 贵誉一九四九年春在沪，随国防医学院迁台北，临行前还到南京狱中向我告别：“ 我舍不得那些精密仪器，定要随校迁台。”他编著的《微生物学》，至今仍是台湾 大专院校的教材。明明是位教授专家，不知何时成为“蒋匪军官”。 六、“思想极端反动，一贯坚持反动立场”。 上述罪状可谓条条冤枉，特别是最后一条，最令人啼笑皆非。解放前，为追随中 共，我被戴着“红帽子”，到处被开除、通缉、坐牢，颠沛流离，读复旦大学土木 工程系时，还是拿着《新华日报》特约通讯员的固定稿酬攻完的。建国后，一九五 零年为支援朝鲜战争，不仅与苏联专家跨过鸭绿江勘探军用机场，还率领七零七工 程队，几乎踏遍黑山白水的空军基地。一九五一年曾捐献了全年工资为志愿军购买 飞机大炮。在数千援朝的中央干部中，我是唯一的高级工程师。未料一进牢房竟成 为“思想极端反动，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 审判员徐光为显示办案能力，不仅把我打成反革命，还捏造我“投机倒把放高利 贷获利三千七百六十五元”。真是煞费苦心。徐光还令鼓楼中学对我的妻子开批判 会，他们呼喊口号，标语贴到家门：“反革命鲁掖是三家村死党的马前卒”、“包 庇反革命罪大恶极”等。进而把她传讯到区法院，从早到晚进行逼供信，直到遵照 徐光所拟好的罪状，签名按手印为止。然后又令学校让她下放劳动。为了与我划清 界限，她乃提出离婚。离婚后，即因郁闷自疚经不起考验，患半身不遂。现业已辞 世。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级法院改判释放我时，这笔虚构的数字，一字未动；至于 反革命，则改为“大部分证据不足”。我当夜提出质疑：“不管是反革命，还是经 济问题，请出示证据，使我清楚犯错误的根源，以便今后改正。” “拿出证据你能承认吗？” “有人证物证我能不承认吗？若无证据，为什么我要承认呢？” “你是铁嘴钢牙，今天是释放你，不跟你辩论，你不服可以继续上诉，休庭！” “请问，我的工作单位已把我开除，老婆为了划清界线已经与我离异，我无家无 业，让我回到何处去？” “你的女儿在外面等你，接回你的老住处。” 我被临时收容在已离婚的妻子的套房内，被捕时三岁的幼子已读高中，为了和我 “划清界线”，喊我“劳改犯”、“反革命”；我难以容忍，不愿和他们住在一处 。三个月后建工学院准我上班，于是居图书馆办公室，后烦请周恩来生前英文秘书 老友罗清说项，市里批我一套三居室，但到了市房屋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那些“房老 虎”手里，却给变成三十平方米的二居室。我只因为地点交通尚方便，并未争执。 马拉松式的申诉 出狱后第三天，我便嘱三子王小慑骑车把申诉送到高院收发室，要一个回条，高 院门房问：“这是谁的申诉？”“我爸爸的。”“你爸爸是谁？”“鲁掖。” “啊！鲁掖！他出狱啦，他的申诉我们背都能背下来啦，要什么收据，我们从不 写收条。” 我同时走访董老夫人何莲芝，把我的申诉转陈最高法院江华、郑绍文二位正副院 长批示。 半年后，高级法院“刑监字第三零八号”判决，这是我案第四次判决，对“证据 不足”的“反革命”，一笔勾销；对高利贷、投机倒把改之罪说成“获利三百一十 一元，没收”。但未指出获利的原委。 我仍不服，申诉请指明来龙去脉，等了两年，一九八一年八月，下达一份裁定《 通知》：“原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你申诉无理，予以驳回，今后如再来信，不 再答复。”我依旧申诉，请说明三百一十一元的过程。 一九八五年“高刑监字第六十号”第六次判决又松动了一环，改说：“放高利贷 、投机倒把获利三百一十一元，情节显著轻微，构不成犯罪，宣告无罪，三百一十 一元予以没收。” 我仍然不服，三百一十一元既然构不成犯罪，何以没收？请依法退还。直到一九 八八年五月，“高刑监字第四十三号”第七份判决，终于改成“将鲁掖的三百一十 一元予以发还”。这才彻底还我清白磊落坦荡的一生。 我咽着感伤的泪水在泣诉，在我尺余厚的一生的档案中，数十册日记中，公检法 三家未找到我任何瑕疵，毫无罪行可言，甚至未犯任何错误。愚忠于中共终生，仅 仅是因为直言敢谏，好提不同意见，好管闲事，打抱不平，竟被两次判刑，然皆未 成立罪名。最后一次由于放“高利贷”，关在牢里九年后竟升成“现行反革命”。 一个判刑二十年剥夺公民权七年的大案，最后是个大鸭蛋，如此审判员惨害良善 不知该判刑否？ 冤案从被捕、判刑、申诉、共下了七份判决、裁定，总共拖了二十三年，才彻底 平反，不但无冤狱赔偿，且没收本人全部财产多数不退不赔。不知可否榜列《吉尼 斯世界大全》否？！ 法官徐光是货真价实的罪犯 一九七零年三月审判我的法官徐光等三人到山西临汾三监提审我，正值监狱客满 ，拟将我与另外十余人押到临沂县关押。 徐光等审讯我时，对我进行了九天九夜的逼供，他们问道：“你那十幅日本春宫 绢画来自何处？” “是友人董蘅一九五三年随夫去东京时托我收藏的。”他们的笔录应该写得一清 二楚。 我出狱，看到我的抄家没收档案，未记载这十幅日本文物“春宫绢画”，乃请西 城区法院及检察院，包括市检察院查阅当年审讯档案，请徐光交代这十幅“春宫绢 画”她是在何时何地看到的，看完交给何人何处？但他们自上而下，层层 包庇，皆推诿“查无其事”。我要求共同核阅有我签名按手印的口供，答：“不能 给你看”。我敢肯定，这十幅珍贵的日本文物，是徐光偷去了。 执法者为了私吞无辜者财物，巴望物主一死了之，乃罗织罪状，重判我二十年徒 刑，欲置我于死地，如此胆大妄为的徐光，至今却安然无事！ 我的全部万多元的定期存款及数千元公债等，最后也皆落入徐光手中，单是十几 年的定期存款利息就不止万元，我向各级法院催问，一概置若罔闻，从无人向我做 出明细交代。 居委会主任趁机发财 由于解放后父亲给了我一笔财产，还买了房子，加上我的勤俭刻苦，同时工资又 高。我的住房是北京唯一有双层玻璃窗一层纱窗的砖瓦房，前后两个院落，三套卫 生设备，全院方砖铺地，有几十棵花果树木。 一九五四年董必武的幼儿八岁的董良翩随其母何连芝到我家做客，归去向董老说 ：“爸爸，咱们跟鲁掖叔叔换房子吧，他家比咱们还阔。” 文革伊始，我居住的东板桥居委会主任刘玉珍(党员)，便拉一帮地安门中学的红 卫兵抄我的家，封上所有不住人的房子，钥匙握在她手里，她可以随时开锁取物， 首次拿走的便是我的德国照相机，我的孩子们听广播的“飞利浦”收音机，她话没 说一句，当着我家人面便搬走。 一九六七年没收我的全部财产都由她经手，应该问问她，我的全部硬木花梨家具 数十件及进口席梦思床三件都给了谁？我各屋挂的张大千、齐白石诸大师的国画及 油画、水粉画二十多幅，其中还有俄国名画家列宾的一幅油画，没收档案皆未登录 ，还有董老为我亲笔赠词的两轴等，不胜枚举。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下落何处，刘 玉珍心里都清楚。 以上各条，说来说去，只能证明一点：共产党是强盗！ 这篇哭诉，仅是我无数磨难中的部分缩影，尤其对有法不依的各级法院，我受的 罪太多了，我有吐不尽的苦水，其实，我明白，在大陆，象我这样遭冤枉、受苦难 的人太多了。我诚心地祝愿中国早日废除专制制度，让人民摆脱灾难，真正享受民 主、自由、人权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