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9印象 ──纪念“六四”十三周年 (北京) 蒋培坤 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十三周年快来到了。关于这场运动，今天保留在我记忆里 的，也许仅仅是一些零星、残缺的片段印象了，但这对我来说仍然是重要的，因为 它曾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且因此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那场学生运动开始时，我和丁都只是一个旁观者。这对我们 来说是很自然的。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文革”的我们，已经对政治 产生了厌倦；特别是对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几乎可以说有一种类似于本能的憎恶。 因此，对於这场学潮，最初我们是抱着规避和观望的态度；有关这次学潮的消息， 也只是被动地接受；消息来源也很有限，仅仅来自自己的学生和正在读中学的儿子 。 当时，我和丁正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我还担任了该校美学研究所的所 长职务，而丁则是所属美学教研室的主任。我们都带了一些攻读美学硕士学位的研 究生。也许是因为所学专业的缘故，这些学生对当时各种流行的思潮尤其是人文方 面的思潮有着更多的敏感和关怀；在整个八十年代比较宽松的环境中，他们也较早 从舶来的西方著作中汲取新的思想和观念。因此，无论在日常的言谈中，还是在有 关社会、政治及学术问题的讨论中，我们都能从他们身上察觉到一种不安和躁动。 一种对新的生存状态的渴求。这些学生在读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期间，赶上了几次被 主流意识形态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虽然执政当局一次又一次地发动 对这种所谓“自由化”的批判运动，但他们却把自己的全部同情毫无保留地给予了 那些遭受到整肃的“自由化分子”，比如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等等，因为在他 们看来，恰恰是这些被当时的所谓正统派视为叛逆的人士以及他们的异端言论，给 予了他们挣脱传统僵化教条的勇气和力量，并向他们展现了一个有可能作出个人自 由选择的新的视野。 这是一个思想禁锢逐渐被冲破的年代，一个对於有幸步入大学殿堂的青年学子 来说惟恐落在别人后面或惟恐被别人看成落后的年代，他们渴望变动，渴望参与， 渴望实现自我的价值。渐渐地，在这新一代青年群体中萌生了一种富有挑战性的政 治意识。他们像置身于旷野的狩猎者那样注视着周围的每一个动静，寻找着各种可 能的机遇。一九八九年春天，一个新的机遇终於来到了。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 样，他们敏感地抓住了一位开明领导人的死，以此作为表达自己述求的突破口。 这次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突然死亡，胡是一位深受知识界尤其是青年学生 爱载的中共领导人，他在一九八六年遭邓小平等党国元老罢黜挂冠而去的时候，就 曾引发过一次学潮。四月十五日胡的含冤而逝，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震动，不平 愤懑之声随处可闻。但人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竟成了引发新一轮学潮的导火线 。在短短的几天里，北京的大学生们纷纷“揭竿而起”，汇成了一场当时被视为神 圣的学生示威请愿的运动。 在发生学潮的最初几天里，我和丁还是照常给学生们上课，照常指导他们的课 堂讨论，但大家的心思已不在课堂里了。他们讲述着首都各高校及天安门广场发生 的一切，兴奋、激动、愤慨，毫无顾忌地慷慨陈词，完全把正规的课程撂在了一边 。我作为他们的师长，也顾不得什么师道尊严了。我意识到自己所讲的一切已变得 苍白无力，不再受他们欢迎了。我理解他们的情绪，也觉得不应该阻拦他们投入这 场运动，但我心存疑虑。我想到“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想到七六年的“四五” 天安门运动，想到两年前因胡耀邦被黜而引发的那场从安微到上海一直蔓延到北京 的学生运动，内心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给他们一些忠告，譬如告诉他们，以 往的几次学生运动结果都不很美妙，它们不是被当局所镇压，就是被当局所利用， 最后无可幸免地成了高层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我还想告诉他们，在我们中国，政治 是一个肮脏的泥潭，跳下去就会满身污臭，很多人因此而为世人所不齿。但是，我 没有把话说出来：我想，现在给他们上这样的课他们未必听得进去。我决定静观事 态的发展。 在家里，我和我妻子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儿子。儿子当年还只是一个不满十七岁 的中学生。也许是出於青少年的好奇，也许是政治上的早熟，我注意到几乎从学潮 开始的第一天起，他便对这场运动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关切。我和丁都还记得。 在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学校刚贴出第一批大字报的那天傍晚，他就把有关的 消息带到了家里。以后几天，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往返于附近的几所大学，听大学 生们演讲，从那些学校抄录下一些标语、对联和大字报，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我们至今还能回忆起他抄录的一付对联中有这样一句：“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 的却死了”。当时他心里明白，我们心里也明白，那该死的和不该死的，都指的是 谁。 儿子对这次学潮的关心，我们并不感到特别意外，因为这对他来说已不是第一 次。在八六年底八七年初的那次学潮中，他就经常冒着严寒去各个学校听讲演，抄 大字报，了解学运的情况。那时他还是一个不足十五岁的孩子。 面对儿子强烈的参与意识，我们作父母的，内心是矛盾的。我们是过来人，总 希望自己的儿子好好读书，不要去关心什么政治，但反过来一想，又觉得现在时代 不同了，不应该再让他走我们的老路，何况，他不过是一个未成年的中学生，没有 可能象大学生那样卷入到运动中去，那么，就让他用课余时间去开开眼界，了解了 解社会，感受一下运动的气氛，对他的成长也许是一件好事。我曾委婉地对他说过 ：“你现在还小，不能象大学生那样参加运动，可以出去看看，算是对民主的一种 学习吧。”但是，他母亲的态度却十分明确，也许是出於母亲的天性吧，从运动一 开始她就为儿子担心，生怕出什么事情。因此总想把儿子留在家里。现在回想起来 ，她当时的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在以后的几天，我们听说大学生上街了，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很多人，到四月十 九日，又听说有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西侧的新华门请愿，那天晚饭后，儿子在家里耽 不住，他提出要去看看。他母亲多次劝阻无效，我就让他的姐夫，当时清华大学的 一位博士生随他一起骑自行车去了新华门。为了让母亲放心，他答应到了那里给家 里打电话。后来我们从他的电话里知道了发生在新华门的一些情况：学生静坐、演 讲、呼口号、警察驱赶人群、打人、抓人，最后把学生塞进大轿车拉回他们各自的 学校。第二天，我们又听说当天夜里新华门前还流了血，有一位女学生被打成了重 伤。 这个时候，北京的学潮已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重大事件。在校园里，一 些人公开传播从美国之音和BBC等外国电台收听到的学运信息，更多的人则以目击者 的身份在大庭广众中发布有关的消息。有些消息可能是以讹传讹走了样的，但人们 都感受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迫气氛：事态的每一个最新发展那怕是一件 小小的事情都牵动着人们的心。 此时此刻，我和丁的课是再也无法讲下去了：但我们还是按时去课堂，尽管课 堂已空无一人。 四月二十二日那天，是官方为已故总书记胡耀邦举行追悼会的日子，听说那天 天安门广场聚集了来自各个学校的很多大学生，他们没有被允许进入大会堂，只能 在当局划出的警戒线以外举行悼念活动。后来又听说发生了几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 会堂前下跪请愿的事件。这件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有人把它与清末的“公车 上书”相提并论，觉得今天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对於这件事我们也很不以为然 ，觉得今天已不再是皇权时代，这样做有悖于新的时代。但当时人们普遍地认为， 学生的要求是合理的，应予以适当满足，那怕允许他们选派一些代表参加。然而， 学生们的克制、忍让乃至屈膝以求都没有换来政府当局的善意响应，反而遭到了羞 辱和嘲弄。这自然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在以后的几天里，有更多的学生上街游行， 更多的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整个北京城弥漫着一种惶惑不安的情绪，人们都不知 道将要发生些什么。 这种令人窒息的日子一直挨到四月二十六日。这天晚饭后，我在校园里碰到了 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人，他们神情紧张、诡秘，都在议论同一件事情，说是邓小平 针对学潮有一个讲话，邓明确表示要制止这场动乱，还 说了不要怕外国舆论，不要 怕流血，那怕是死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这类话。我对这些话将信将疑，觉得事情并 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怎么会想到死人上去呢，但当时听起来杀气腾腾，令人毛骨 悚然，也就是在这天晚上，突然从电台的“新闻联播”里听到了《人民日报》的一 篇社论，标题为《要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校园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人们的 脸上无不显露出一种忧虑和惊恐。第二天，大家抢着看报纸，印证了传闻中邓的那 个讲话。这件事犹如晴天霹雳，把很多人都打懵了。 此前，几乎所有同情学运的北京民众，包括那些思想观念稍新派一点的知识界 人士，都认定这次学潮是一场爱国的民主运动。那时，“爱国”还是个让所有中华 儿女热血沸腾的好字眼，并不象今天一提起“爱国”会让人产主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就我所能接触到的一些学生来说，我觉得他们投入这场运动，确实是出於一种爱 国的热忱。虽然他们对政府的一些举措有很多不满，但丝毫看不出他们有任何想制 造动乱或推翻政府的意向。这从当时流传的一些口号也可以看出，他们无非是要求 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要求惩治官员的腐败，要求给予公民言论和结社的自由等等 。那时人们对造成深重灾难的“文革”动乱还记忆犹新，有一些人也确实担心这次 学运会重蹈“文革”覆辙；但更多的人觉得这次学潮与“文革”不一样，他们不相 信会再来一次“文革”那样的动乱。 在这些日子里，儿子常常带回来一些最新的消息，间或发表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他突然长大了，在他身上似乎有了一种责任感，他告诉我们，他很想参加 游行，但大学生不让陌生人加入他们的游行队伍，因此他只能帮着在马路两旁维持 秩序，当一名义务的纠察队员，也许，我对儿子的一些想法已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沟 通吧，在当时，我无法否认儿子渴望参与的正当性；我甚至产生了对自己的怀疑-- --怀疑自己是不是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一直到今天，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还有一种 难以解脱的歉疚，觉得愧对已经死去的儿子。很难想象，在四月二十七日那次学生 的大游行之前，我们做父母的竟然没有跨出校门一步，去实际感受一下学运的气氛 。是一种什么力量使我们自我禁锢在狭小的书斋和课堂呢？所谓对学运的同情啊， 理解啊，这不是太廉价了吗！ 为了抗议《人民日报》那篇把学运定性为动乱的“四二六”社论，以北大、清 华、人大为首的全市各高校大学生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大 游行。据说那天上街的人包括前往围观、声援的首都各界民众有百万之众。 这天上午，我终於鼓起勇气第一次跨出校门，作为旁观者目睹了那令人振奋的 宏大场面。游行队伍从清华、北大朝人大方向缓缓行进，遇到了大批军警的堵截， 每到一个路口，队伍都不得不停止下来，与军警形成对峙的局面，似乎向前挪动一 步都十分困难。但不久一道道封锁被冲破了。我目堵马路两旁如潮涌般声援的民众 一个路口一个路口地逼退了军警们列成方阵的围堵阻截，使游行队伍得以在两边筑 起的人墙中间顺利通过。我亲身感受到了人心的向背。共产党的宣传一向用所谓“ 鱼水情”来比喻军民之间的关系，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也常常谈起四九年北京市民夹 道欢迎“解放军”进城时的动人情景，想不到今天所看到的却是这另一番景象，一 向倍受尊敬的“解放军”竟站到了学生和市民的对立面。但学生和市民似乎并不憎 恨“解放军”，更不想同派来镇压他们的军警发生冲突；相反，为了尽可能减少与 军警的摩擦，他们主动地把游行队伍限制在靠边的人行道上。那浩浩荡荡、望不到 头尾的游行队伍一路上秩序井然，秋毫无犯，既没有过激的行动，也没有过激的标 语、口号。为了表明这次游行的正当性，学生们甚至标语牌上用显眼的大字体抄录 了宪法中的有关条文......。目睹的一切，我越来越觉得政府当局把这场学运说成 “动乱”是多么的不讲道理，多么的荒谬！ 我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有某种责任，应当以一个运动目击者的身份来为这场学运 作辫护。 “四二七”大游行震撼了整个北京城，迫使社会各界不得不表明自己对这场学 运的态度。第二天上午，我所在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一个支社就目前时局召 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不约而同地议论到那篇不得人心的“四 二六”社论以及由此引发的百万人大游行，认为社论把学运定性为“动乱”是完全 违背事实的，政府当局必须加以纠正。当时我作为这个支社的负责人之一，提议发 一个书面声明，以表明自己党派的态度。我记得这个声明的大意是：政府应公开承 认这次学运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并收回那篇社论，对於学生们提出的要求，政府 应以对话的方式解决，放弃采取镇压的手段。这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民意，也是我当 时的一个内心祈求。 在“四二七”大游行以后的一些日子里，大学生们并没组织更大的行动，据来 自各方面的传闻，好像是政府要求学生回校复课，而学生则要求与政府对话。记得 这期间政府曾安排过一次对话，从电视里看到，参加这次对话的学生代表很多，满 满的一屋子，有些人看起来是官方指定的。至於这次对话双方都说了些什么，已经 没有印象了。给我最深的倒是政府方面一个叫袁木的，此人口若悬河，从容应对着 学生代表的提问和责难，但每一句话都显露出某些共产党官僚所特有的圆滑和虚伪 。当然，这样的对话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那个时候，社会上普遍担心事态进一步发展会弄得不可收拾，因此希望政府能 同学生进行有诚意的对话，以免再次激化矛盾。在学生方面，似乎也有一些人想放 弃抗争，希望能早日回校复课。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最放心不下的。除了自己的儿 子，就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知道在自己的学生中有几个自学潮以来一直表现得很激 进，我们担心他们做出不理智的事情，就常常跑到学生宿舍去劝说他们；尤其是丁 ，她觉得作为一个教师，保护好学生是自己的天职，因此，几乎每天晚饭后她都要 去找他们。但是我们发现，这时我们已很难说动他们了。 五月四日那一天，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个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 年的大会，听说还宣布了复课的决议。当时的气氛似乎稍稍缓和了一些，但大家也 都清楚，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并没有消除，学潮不可能很快平息下去。 也就是在这一天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由阎明复部长主 持的知名人士座谈会，另一个是他委托一位副部长主持的高校民主党派座谈会。我 参加了后一个会议，记得出席这个会的有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的一些人。作为 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家都知道开这样的会对解决学潮起不了多少作用，但大家还是 都发了言，会场的气氛十分活跃，因为大家知道，当时任统战部长的阎明复是一个 比较开明的共产党官员，他主持的统战部也比较尊重来自民主党派的意见。在这个 会上，很多人对邓小平处理学潮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甚至有人提出，如果邓不能妥 善地处理学潮就应该让别人来处理。当时大家心里明白，发言者所说“别人”指的 是赵紫阳，因为赵当时是总书记，由他出面来处理学潮不仅名正言顺，而且有可能 通情达理一些。后来听说，也就是在这一天，赵在亚行(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上的 一个讲话中，提出把这次学运纳入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来解决。这个主张在当时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同，包括参加学运的多数学生，但似乎并没有获得中共高层一 些强硬派人物的认可。 那个时候，社会各界的一个普遍愿望，就是希望政府改变对学运的强硬态度。 在我参加的那个座谈会上，几乎所有的发言也都集中在这一点。他们除了要求政府 收回“动乱”的说法，还提出政府应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因为这是消除学 生和政府之间隔阂、实现平等对话的基础。会上有发言者还谈到引发这次学潮的原 因，认为这是政府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求 政府启动并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采取具体步骤尽快落实宪法中的各项公民权利， 在朝野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机制。发言者尤其强烈地要求政府顺应民意，采取切实 措施来惩治官倒和官员的贪污腐败，从根本上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这次会议 一扫以往民主党派开会时那种坐而论道、言不及义的沉闷气氛，与会者言辞激烈、 恳切、直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统战部召开的一系列此类座谈会，很有可能是中 共高层赵的一派促成的，后来阎明复在处理学潮中的一些开明做法，以及“六四” 后阎随赵的下台而受到整肃，也许说明了这一点。 在以后的日子里，政府与学生之间能否达成一致以实现平等对话成了各界民众 最为关注的一件大事。人们的情绪随着不断传来的消息起伏、波动，整个北京城处 於一种焦躁的等待之中，大家都期盼着能出现一个好的转机。但时间一天又一天地 过去了，这种对话却变得越来越渺茫。那些天我在校园里碰到的几乎每一个人，都 对目前的局势感到焦虑和悲观，觉得这个政府已变得不可理喻；为什么那些口口声 声自称为“公仆”的党国首脑就不能“屈尊”同学生坐到一起呢？难道这样做就失 去了他们的脸面，而政府也就不成其为政府了吗？ 终於，在五月十三日那天傍晚，人们等来了一个震惊全城的爆炸性消息，学生 们宣布绝食了！ 人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居然发生了，政府把学生逼到了绝路。 那天下午我正好外出，在双榆树路口碰到了由北大方向过来的学生队伍。令我 感到诧异的是他们既没有打什么标语，也没喊什么口号，看起来并不像是游行的样 子，但每一个人都象疾行军似的，神情都很严肃。我拉住一位学生想问个究竟，对 方避而不答。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天安门绝食的。 在以后的整整一周时间里，人们把自己全部的关注、全部的感情、全部的忧虑 和希冀都倾注到了天安门广场；尤其是北京的普通民众，无论是年迈的老者，还是 尚不谙事的小学生，无不时刻关注着绝食学生的安危。他们源源不断地往广场送去 各种必要的补给物品，衣服、被褥、避雨用的塑料布、饮用水等等。当不断传来有 越来越多的绝食学生昏厥倒地被送往医院抢救的消息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变得焦灼 不安、忧心如焚，急切地希望这种局面能早一点结束。 在那些日子里，首都的各界民众包括知识界、文化界和一些党政部的公务员 纷纷走上街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示威，整个北京市成了沸腾 的海洋。这期间，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一些学者和社会名流，包括好几所名牌 大学的校长，也都纷纷发出公开信，表示对时局的关注，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呼 吁学生撤离广场。这场声援运动甚至扩展到了共产党内，记得我所在学校的哲学系 就有一百名共产党员联署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书，当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在这份 呼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更引起了人们注意的是，当时首都各家主要媒体的新 闻记者也加入了声援的行列，他们以“不要强迫我们说谎”为口号，利用新闻管制 的短暂失控，对这场全民声援运动作了及时、广泛的报导 。这是自四九年中共建政 以来从未有过的。 五月十六日下午，我所在的学校自发组成了一个教授慰问团，前往天安门广场 看望绝食的学生，这是发生学潮以来我第一次踏上天安门广场。那时候广场上已是 茫茫人海，一片喧嚣。但是，那节日般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却难以掩盖弥漫整个广 场的浓重悲剧气氛。我们一步步向广场中心移动，心情也随着逐渐沉重起来。在那 里，人们的视线不时地转到同一个方向，注视着一辆接一辆不断发出凄厉叫声的救 护车呼啸而过，我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慢慢移动的脚步几乎停止了下来。我们走 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通过学生纠察队设置的一个个检查口进入了学生的绝食圈。 那里面的情景令人目不忍睹。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倒卧着许多因饥饿而失去行动能 力的学生，他们目光呆滞，神情委顿，有个别学生看上去已气息奄奄，临近生命的 极限。我们向他们表示慰问，一些人勉强挣扎着同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泪水顺着 面颊湿透了衣襟，在场的人也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是生与死的抉择，但想不到 竟是在象征着共和国的天安门广场！什么是古人所说的“舍生取义”！我毫不怀疑 ，在这些学生身上仍然流淌着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可歌可泣的殉道者的血液。我常 常想，无论人们因时代的变迁会有多么不同的价值取向，但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恐 怕是永远不应该丢弃的，因为人都有一种追求自由的天 性，一个人只要天性尚存， 在必要的时候他就会为了这种自由而抛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时刻对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它使我震颤的灵魂无法安宁，我觉得自己 再也无法象过去那样安然地生活下去了。 在这天下午，我们还意外地碰上了统战部阎明复部长到广场发表讲话。由於 广场上十分嘈杂，只能从高音喇叭里断断续续地听到他讲话的一些片段。当时给我 印象最深的是，阎几乎是带着哭声求学生撤离广场，话说得很诚恳，也很直率。记 得他在讲话里向学生担保，党中央一定会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动乱”的说法， 党中央也决不会对参加运动的同学秋后算帐。他说如果同学们不相信他的话，他可 以作为人质，随同学生们一起回他们的学校去。阎的讲话使广场上的人包括绝食的 学生都深受感动，我们也稍稍松了一口气。但结果学生并没有撤离广场，中央也没 有改变“动乱”的结论，后来的事态变得越发不可收拾。那时大家已看得很清楚， 中共高层已出现了严重分歧。 以后一连三天，北京各界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达到了高潮，一场以争自由、 争民主为主要诉求的学生请愿运动最终演变为一场有着广泛诉求的全民抗议运动， 而反对中共的专制腐败则成了运动的最主要口号。这是一场独立的、自发地形成的 公民运动，其性质完全不同于共产党发动的历次群众运动，而运动规模之宏大，参 加民众之广泛，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到了五月十七日那一天，不仅是北京的普通民众，即使是一向对共产党言听计 从的各个民主党派也汇入了首都百万民众示威抗议的洪流，包括我所在党派----九 三学社。那天，使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我们的游行队伍来到广场的时候，竟受到了 在场民众的热情欢迎。这对我来说犹如经历了一场洗礼，一种重获“解放”的感觉 在我的心底油然而生。 下午四点多钟我们的游行结束，我骑车返回人大。在过了复兴门立交轿不多远 的地方，我望见马路对面有一游行队伍，正缓缓往天安门方向行进。这是一个自行 车队，每辆车上都坐着两个人，一人蹬车，一人举着标语坐在车子的后架上，所有 的人后背都斜挎着一条写有各种口号的宽幅纸条。我隔着马路一眼看到了自己的儿 子，他也看到了我，微笑着向我示意。他的自行车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坐在后架上 的同学高举着人大附中的校旗。当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觉得自己的 儿子长大了，我们父子间的距离也一下子靠近了，我原想骑车过去叮咛他几句，但 他们的车队很快就过去了。 这天儿子很晚才回到家里，看到他那疲惫不堪的样子，他母亲也不忍心去责备 他了，她默默地为儿子准备了晚饭，催促他洗了一个热水澡。这个晚上我们的心情 都很不平静。儿子告诉我们，这次游行他们全校共出动了一千多辆自行车，有两千 多人参加，他说他们的队伍是在放学以后才出发的，开始很顺利，但到了复兴门立 交桥，就再也无法向前骑了，於是就地把自行车搁在了马路边，重新整理好队伍， 徒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说当他们的队伍到达广场的时候，已经挤不进去了，只好 在广场外围绕了一周，当他们返回复兴门的时候，那里的道路也同样是水泄不通， 他们是骑车绕道东郊、北郊才返回自己学校的。他告诉我们，在回来的路上，一位 女同掉队了，他请她坐到了自己自行车的前架上，於是一辆车上由两人变成了三人 ，回到学校时他已无法动弹了。 事后知道，这是北京市的中学生首次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的大学生。后来我 们还从他的同伴那里知道，这次游行是他们班上的几位同学发起的，他是其中之一 ，因此他和那几位同学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现在儿子离开我们已经十二个年头 了，我们一直保留着他那次游行的照片。在其中的一张照片上，队伍前排拉起了一 条大横幅，上面写着：“你们倒下，还有我们！”白底黑字，特别醒目。这个给予 我们美好回忆的珍贵镜头是一位参加游行的女同学偷偷地拍摄下来的。在上小学的 时候，儿子和那位女同学是同班同学，儿子去世后她把照相底片交给了我们。这是 我们要终生感激她的，因为这是我儿子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那些天，北京的局势是严峻的，但也是令人鼓舞的，人民显示了力量，政府陷 入了被动。因此很多人乐观地认为，只要把运动再坚持一段时间，政府就有可能作 出让步。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到了五月十九日，整个局势顷刻间风云突变， 人们的乐观情绪顿时被一扫而空。这天下午，就已有一些人惊恐地奔走相告，说是 政府要戒严了，解放军已开到了北京的郊区。於是，几天前沸腾的北京城一下子沉 寂下来了，从大学校园，到居民小区， 乃至偏僻的街巷胡同，到处是一片临难前的 恐惧和慌乱。到第二天，也就是五月二十日，人们终於等来了由国务院总理李鹏发 布的戒严令，与此同时，又不断传来从外地调来的野战军分多路挺进北京市区的消 息。历时一个多月的学生和民众抗议运动面临大兵压境，随时有可能被镇压的危难 关头。 从那个时候起，运动的形势急转直下，广场上的学生一天天地减少，除了少部 分学生(其中有不少是外地学生)由绝食改为静坐，继续坚守在天安门广场，更多的 学生陆续回到了各自的学校，甚至离开北京回到了外地的老家。当时，摆在人们面 前的已不再是什么政府学生的对话，也不再是学生运动能坚持多久的问题了，而是 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安危，整个北京的安危。然而，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首都民众 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逐渐消退了，但一 场波澜壮阔的全民反抗运动却开始了。这场反抗运动以北京百万民众群情激愤堵截 军车的义勇之举拉开了帷幕。 这是至今令所有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们都难以忘怀的。从五月二十日到六月三 日的那些日日夜夜，人们只要听说哪里有军队进城了，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 立刻奔赴出事现场。他们是身上带着泥土气息的郊区农民和没有来得及脱下工作服 的城市工人，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富有正义感的血性青年，男的或者女的，他们 之中还有刚刚从广场撤退下来的大学生和在校的中学生，最让人感动的是，人们还 会发现在这个人群中有一些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他(她)们本来是可以围着儿孙 辈在家里安度晚年的。现在，所有这些人都汇集到了一起。他们并不想与军队发生 冲突，更不想以暴力来对抗暴力。他们手无长物，只是以自己的身躯去挡住戒严部 队的进军道路。为此，甚至有一些老妇人焦急得躺在马路上，或跪着向军人苦苦哀 求，因为在她们心目里，即使在这样的时刻，解放军仍然是自己的“子弟兵”。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儿子最担心的是广场学生的安危，他曾多次背着我们深 夜独自去天安门广场，帮助大学生纠察队维持广场的秩序，每次都是凌晨才乘头班 公交车赶回校上课。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学生自治组织在校门口设立了一个广播站 ，每天晚上都有上千人聚集在那里聆听有关民运的消息，以至马路上的交通经常发 生堵塞，每当这个时候，我儿子只要在场，就总是把他心爱的红布条往自己的额头 上一扎，充当起义务的纠察队。有一次已经很晚了，我不放心他一个人独自在外， 就在离他不远的马路边整整守候了一个夜晚。 他也曾多次向我们表示要去参加堵截军车的行动，却都被我们劝阻了。但终於 在一晚上，他乘我们不备骑车去西南郊的六里桥，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他一 进家门就兴奋地告诉我们，果然是解放军战士受了蒙骗。他说他和一个小战士交上 了朋友，给小战士讲大学生绝食的缘由，小战士则悄悄告诉他，也不知干啥来了， 反正每人给发了九十元的出差补助。一路上也不看报、听广播----现在被就地围困 得没吃没喝的，那一夜，儿子把老百姓送给他的面包、汽水等都转送给了小战士， 而他自己却用身上仅有的两元钱，从个体摊贩那里买了两套煎饼果子果腹充饥。 这种令人忐忐不安的日子挨了一天又一天，终於，在六月三日的夜晚，共和国 首都的上空响起了枪声，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开始了，而我的儿子蒋捷连，一个 未成年的中学生，居然成了这场大屠杀的第一批罹难者，带着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深 的爱，带着他对未来的憧憬，倒在了木樨地桥头的血泊中。 “六四”大屠杀快十三年过去了，我不能为死者做什么，谨以此文告慰我的死 去的儿子，告慰所有在这场大屠杀中倒下的人们！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