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以来的中国和我们 五月二十六日，在美国新泽西州某地，举行了一场纪念“六四”十三周年座谈 会。以下是座谈会发言记要。 主持人王丹：讨论与 "六四”相关的精神文化问题和心灵问题 “六四”十三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我们在这里纪念“六四”。以往纪念“六 四” 只是举行抗议性政治集会。今年当然还要搞这类活动。但我们认为，作为里程 碑性的政治事件，“六四”对中国和我们个人都有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在这里讨 论与 "六四”相关的精神文化问题和心灵问题。对於这类问题的思考，将对中国发 展产生不亚于政治平面的活动的意义。到会者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具有不同的关 注点和观点，会使今天的讨论内容更丰富。我们先请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刘宾雁先生 发言， 谈谈他的观点。 刘宾雁：中国社会──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六四”十三周年到来，感慨万千。天安门运动爆发之前，我有预感，也做了 些准备。后来，又不断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判断和行动，反对暴政，推动中国进步。 今天回顾起来，问心无愧，但也有失误。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将眼光现实地放在人 们身上；毕竟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可以推进，也可以推迟。我忽视了一点，共产 党可以物质利益诱使人民接受镇压“六四”的后果。苏联崩溃后，俄国人陷入绝望 ，很多人酗酒或自杀。也有犯罪，但没有中国人那么多歪门邪道；没有越过人与兽 的界限。 文革后期，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为人的败坏问题感到焦虑，那时还把希望寄于“ 红领巾”一代，但当年的红领巾现在正采取一切手段赚钱买官；而今天的红领巾少 先队里就开始买官了。看看今天中国的腐败，已经是人性溃烂，从根上腐败；好人 、老实人和正派人受气、受限制、受迫害。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哪个时 期人性的沦落达到今天中国人的地步。 过去，我们是不是过多地将眼光放在政治上，我们以为，似乎只要有了民主政 体， 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想一想，假使明天能在中国立即移植美国的一套政治制度 ，又会怎样？它解决不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大分裂。 今年不仅是“六四”十三周年，还是海外民运二十周年。二十年了，风风雨雨 ，但分歧和分裂并不是由根本问题、方向问题而发生。现在中国社会的分裂已达到 二百年前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地步。 怎么办？我们必须向历史和现实、中国文化的精神遗产深处挖掘。 陈军：我们的流亡太缺乏精神的品质 我今天有意不准备就发言，以免发言不是有感而来入了俗套。二十年前，我在 复旦大学毕业前夕，在彼此的留言册上为一位原关系密切的同学题词道：十九世纪 晚些的时候，欧洲流放了三位伟大的诗人：法国流放了雨果、英国流放了拜伦、德 国流放 了海涅。这位同学以赫尔岑的一句话回道：於是一个商号雇员的位置因此而 准备好 了。大概是对命运的预感，早年的话后来被应验，尽管商号雇员的身份我一 直在逃避着。我出国时间比在座的多数都长，最初不愿用流亡形容自己的处境，因 为我怕玷污这个词。总觉得流亡有一种诗意的内涵，指的是一种悲剧性的精神体验 ，而不是肉体上单纯的与母国的分离。另外也不愿将个人所须承担的诸多责任，用 流亡的借口推脱或遮掉。 现在回顾这段人生生活经历，不得不承认流亡是个事实，只是我们的流亡太缺 乏精神的品质。比较其它民族的流亡者，我们未能将各自的境遇变成某种文化创造 的源泉，来与其它的流亡者对话，并丰富这一文化。对我们，流亡只是统治者在空 间上放逐它的反叛者。专制制度的存在，迫使一批优秀的人物站在其对立面与之对 抗， 以维护社会的正义和独立人格的尊严。然而这种被迫的对抗关系，使专制体制 成为我们这些反抗者人格的天然塑造者。反抗使我们生活和心灵有了可以认定的意 义， 但也使我们可悲地成为这种制度的衍生物，与其共生，受其影响，以其定位自 己的存在价值，由其塑造心灵世界。如果我们仅仅成为这个制度的反抗者，象判定 的那样不多不少的话，那我们注定会成为有缺陷的人。我是说，我们应当想一想， 我们能不能超越这个时代和这种制度加在我们身上的负担，在反叛的同时有另外的 比单纯反抗更宽广、更丰富意义的人生价值和心灵品质的选择？我想起前苏联的阿 赫玛托娃那批诗人作家。她们尽管无力抵抗迫害和毁灭，但始终坚守对精神文化的 纯真，知道他们的私人创作终有一天会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此她 们得以超越了时代与政治强加于她们个人的屈辱，创造了比欧洲文化还卓越的成就 。对比她们，我们太缺少其它的精神资源和感受力了。 反叛者不能以被反抗对象的存在作为确立自身价值的前提，不能成为两者互相 映照，否则专制在文化意义上也获得了胜利。我们需要有其它的出路，其它的追求 来超越极权政治对我们的侵犯。 平时我读中国异议人士的作品，一般都是大的叙事 方式，除了将一切置于政治背景中予以讨论外，少有个人的体验和丰富的心灵展示 。在这类的叙事中你难找到真实的人生故事。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有很深的心 灵体验，我们都有流亡的孤独、 思乡和痛苦，我们都为不能回到魂萦梦绕的祖国而 感慨。前些时候，王若望先生去 世，我们都很难过，这本来是很有复杂心灵感受的 事，但表述于世的却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没有个性化的人情故事。谁也不知道在 公众视野的背后，真正对个人构成挑战的究竟是哪些生活困境。在高度政治化的表 述中，你可以置换掉任何人都不会影响其面貌。前些时候回国奔丧，看到家庭影集 ，从五十年代到今天，都是时代气息和由社会定义的形像，好像一部政治史的缩影 或流水帐，与周围别人无异， 换上任何人都行，没有家庭独特的故事，没有独特的 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因而变得没有了可以追寻的历史。 我们今天可以记住的那些流亡者，是因为他们有个人的故事和体验，有他们对其遭 遇的更深刻的一些揭示，才使得他们个人的经验转化成了人类可以认同的共同记忆 。 今天没有人会在乎十五世纪一、两个种族在一次野蛮的战争被残忍的消灭，除 非有一个人能将他个人的感受体验写出来，使这场种族毁灭被赋予了某种的精神纬 度， 它才不是无意义的。一个事件的意义，它的重量必需通过个人叙事的方式才能 实现。 问题是，作为中国诸多历史事件参与者和见证者的我们有没有能力将自己丰富 生活历程，用独特的、有想象力的方式揭示出来呢？ 胡平：转型难度大大增加了 刚才宾雁与陈军讲的不是一回事。宾雁讲的是现实发展。 我与很多人看法不同。很多人认为，中共的改革开放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空间 ；目前的经济发展和改革会为政治开放转型创造更好的条件；今天的发展是导向未 来民主自由的过程的必要环节或有益环节。我总担心，中国这种只经济改革不政治 改革的改革已经走进死胡同，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走错了路，可是没法改，非 一条道走到头，出了大麻烦，付出大代价，才有转入正轨的机会。 许多人在讨论中国的问题和发展前景时总是借助其它国家的例子和由这些发展 经验而来的概念和模式来观察分析中国，什么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印尼模式、什 么中产阶级或市民社会导致民主自由。但我认为，这些概念和模式都是生搬硬套， 不足以描述中国的真实情形，会误导我们忽视自己的致命问题和艰难困境。其实， 中国就是中国，中国自己自成为一个独特的故事和有其独特的发展困境，将来人们 会讲 “中国模式”。 例如，现在有不少人说中国还不能实行自由民主，因为中国现实问题太多太复 杂， 像腐败、贫富悬殊等等，一实行自由民主就要乱。可是，这些问题不正是长期 以来拒绝自由民主坚持专制坚持高压造成的吗？放在二十年前，一般人没这么忧心 忡忡， “六四”前一般人也不这么忧心忡忡，“八九”学生上街，当局说是动乱， 绝大多 数人都不能接受嘛。这中间固然和当时人们对自由民主的理解或想象比较简 单化和过於理想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矛盾不那么尖锐不那么复杂， 当时的人们也更理性，更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更质朴。在当时，实行转型的难度相 对小得多。今天，由於中共拒绝和镇压了二十年，整个社会堕落腐败，人们也世故 自私，转型难度大大增加了。 七九年民主墙时期，《中国青年》杂志邀请部分民刊人士座谈，我在会上讲了 一段伯虑忧眠的典故。《镜花缘》中有个故事，有个伯虑国，国人害怕睡觉，以为 睡觉就会死亡，所以他们用尽种种办法不让人睡觉，有人实在打熬不住，一觉倒下 ，旁人非要把他折腾醒不可，这样，总有一天，别人一倒下，再也喊不醒，果然长 眠不起了， 於是他们就更害怕睡觉，更要防止人们睡觉，於是就有更多的人这样死 掉。本来明明是困死的，他们却偏偏认定是睡死的。 伯虑忧眠的故事很能说明政治开放和社会稳定的关系。专制政权会导致自我实 现。 它以稳定的名义实行高压，使得社会矛盾越积累越多，越带恶性，越是有崩溃 解体的危险，於是它好像就越是有理由继续高压，导致恶性循环。起先它说没有它 的专制高压社会就要崩溃，是假的，吓唬人的，到后来就越来越像是成真的了。我 早先讲过：暴政酝酿动乱，相比于动乱，暴政似乎是个较小的恶，於是，暴政自己 就给自己创造出最方便的存在理由。 反过来想想，如果这样一个建立在杀人和掠夺之上的政权竟然成功地压下了一 切反抗，它会变得多么骄横跋扈，多么得意洋洋，你怎么能指望着它会主动开展政 治改革，实行自由民主呢？ 陈军说的问题我也想过。在流亡中我们很难集中精力追求超越反抗中共迫害的 现实斗争的更高的精神文化境界，我想是有原因的。 其一，我们主观上比当年的苏俄流亡者更想参与现实斗争，更想影响现实进展 ，因为我们相信共产党专制已是穷途末路，同时，我们也更觉得和祖国发生的事情 有血肉相关的联系，也有一份沉重的历史责任感，认为不能放弃对专制的现实抗争 ；而当年苏俄的流亡者对现实变局可能已经彻底绝望，因为那时候共产主义方兴未 艾，两者的政治大气候截然不同，所以他们会专注于自我与精神世界的建设和创造 。 其二，苏俄流亡者对西方主流文化感受到更亲密的联系，因而有明确的认同和 归属， 把自己看作是这种文化或精神传统的继承人；他们不仅有父母，还有兄弟姐 妹堂亲表亲大爷嫂子一大堆。我们则有认同或归属上的困难，我们更像精神上的“ 孤儿”。 当然，陈军所说的去发掘个人精神世界的故事的确重要。尽管政治事件、历史 事件及其是非主要是通过讨论、研究和理论以及宏观叙述去处理的，而在这方面我 们其实做得也还很不够，但是我们的确也需要一些个人心灵世界的故事而不只是概 念化的集体经验去影响人们。就像纳粹德国这段历史，人们主要是通过对制度的理 论分析和对重大事件的历史记录。但是，一个小女孩用日记记载了她的直接遭遇和 内心感受体验，留下了一个感性的故事，对普通人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普 通人恐怕更需要这类个人的生动鲜活的故事去关注和理解历史。 萧 旁：期待新的精神资源的开辟给我们带来现实的力量 我和在座的诸位处境有所不同，没有被迫流亡的经历，这十三年中的绝大部分 时间，是在国内度过的。不过，有一点又和大家非常相似，从1989年那个血雨腥风 的夏日直到今天，我们在现实生存中的命运和在精神世界中的挣扎与升华，无可回 避地与“六四”纠缠在一起，想分也分不开。 对我来说，十三年前的自我选择不仅意味着一种与党天下体制决裂的姿态, 也 开始了或许在当时还未及思虑的新的人生过程。 “六四”镇压后，人人要过关，尤其是作为共产党员。当时，如果我像多数人 那样说违心话，是可以过关的──对中国人来说, 做一个“识时务者”是一种自然 的选择，谈不上什么道德和心理的障碍──那样，可以继续在体制内有个位置，也 许还可以继续做些条件许可的事情; 然而，我选择了不过关。“六四”高潮时的风 起云涌和后来的一溃千里争相表态，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深浸其中的中国政治文 化的“群胆”特徵。我意识到，选择一种反抗的姿态和行为不算太难，而承担它的 后果，负起它的道德责任可能要困难得多。於是,我选择了与现体制的决裂。 我知 道，这个选择，将使我丧失在体制内发展的全 部可能，必须寻求在体制外生存与发 展的机会与途经; 而在各种资源被高度垄断的文化界，体制外生存的空间究竟有多 大? 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存在方式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变化? 当时并不十分清楚。在 中国，追求独立人格的条件有时就是这样严峻， 你决裂的不仅是思想和制度，而且 是生活方式和谋生手段，几乎是整个人生实践的大转向。 刚开始的时候，在体制外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连带选择，还带有一点 悲壮感，自以为是在做出牺牲。当多年的实践历程过去以后，我确实开始体会到在 日常状态中跳出体制的束缚对真正的精神自由所能起到的作用──一个没有体制身 份的人要在讲究体制身份的文化学术界开拓自己的志业，可依凭的身外之物太少了 ，反求诸己似乎是不二法门。在追求自度度人，自觉觉他的精神境界的过程中，日 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开始呈现。其实，身在束缚中，心的飞翔难免会被 牵坠；而心在束缚中，身的自由显然也无从谈起。在日常生活中追求“身”的解放 ，何尝不是在精神上获得“心”的解放的一种特殊方式？ 有意思的是，我们为了反抗强权，选择了一种并非自愿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 活方式却使我们找到了反抗强权更为深厚的精神动力──人性的丰满和心灵的舒展 是任何强权与奴役的天敌。当我们在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尝试各种可能性的时候， 当我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天地由此而丰富宽广了许多的时候，反抗强权已经不必成为 一件刻意而为的事情，它是丰富的生活内涵中自然而有机的一个部分。 上面的话并不意味着在文化界,体制外的生存和发展是轻易可为的，恰恰相反， 它的现实艰难日增，对自我支撑的精神力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回头想想，作 为一个体制外的文化人，通过体制外的途径实现自我，影响民众、社会和环境的最 好时机似乎是90年代中期前后。近几年来，随着文化学术界体制化控制力量的强化 ，随着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利诱威逼政策的进一步实施，空间似乎日益狭窄了，实际 的操作更为困难。 面对新的中国局势及其所造成的限定条件，89年以来所有的精神资源不够支持 形成新的动力；独立文化人必须在现实中找到新的依托，在精神上获得更有超越性 的资源，与体制的抗争才能是有效的，有建设性的。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双重的：政治权力的迫害和限制以更复杂精致、但更严酷有 效的方式压制发生于民间的文化生机和独立的人格发展，金钱和资本快速地侵蚀一 切产生了新的压力，二者还有协同封杀坚守良知的独立文化人的效果。政治权力与 金钱资本各自有独立的运行规则逻辑，自由良知也有自己的规则逻辑。怎样在抵抗 政治权力迫害的同时学会在市场条件下的有效生存，寻求一条坚守独立自由良知的 途径，既能生存、又可以影响民众、社会和环境，是严峻的挑战。在解决这类问题 时，我深感，现有精神资源明显不足，作为现行体制的反抗者，我们有可能期待新 的精神资源的开辟给我们带来现实的力量吗? 于海鸣：我们有什么有效的反抗途径和方式？ 刘宾雁老师对中国有种绝望感，我看，这是由爱生出的绝望，你太爱中国和中 国人， 你有太多的渴望，才会有失望后的绝望。我也许是另一种看问题的角度。我 不偏爱中国或中国人；我甚至没有一腔情愿的任何爱，不爱中国，不爱美国，不爱 任何主权国家。我是真正意义上的流亡者。有幅名画上有我欣赏的一句话：“故乡 不一 定是故土；故土是感情认同的地方。”如果你没有情有独钟的地方，就没有故 土， 也就没有那么深切的关怀和失望、绝望以及相应的难过和愤懑，你也许能更超 脱、 从容地处理有待思考的问题。 现在，我们谈论许多反抗政治极权；任何政治极权都应当反抗，但今天的政治 极权正在与金钱资本权力相结合，使反抗的难度更大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资 本主义正席卷中国，并与政治权力结合。对共产党极权我们知道如何反抗，但对金 钱资本的权力怎么反抗？对充斥世界、无所不在但窒息精神品质的“好莱坞文化” ，你怎 么反抗？作为追求独立人格的文化人，应当思考这类超越政治体制的问题； 当这些金钱权力与文化权力与政治极权以中国特色结合在一起时，企图发展精神世 界的文化人还有什么空间？这是真实的、独特的中国特色的困境，在这种困境中， 我们有什么有效的反抗的途径和方式？ 对於军涛所说的弱者心态的价值，我觉得也值得推敲和思考。我对弱者有兴趣 ，最近特别对叛徒的心态感兴趣，到处找叛徒的故事。我现在正做的事情像是扒历 史的垃圾堆，从垃圾中寻找人性的另类的体验；在我看来，这些体验也许是解答某 些人性问题的材料。 政治也是这样；有时，失败的灾难比成功的案例更能提供答案和思考的材料。 三十 年代，魏玛共和国被颠覆了，在这片废墟中，有许多故事和教训有待开发。美 国太完善了，太稳定了。在美国，一个人的路径从小就可以预期；国家发展也不会 有大的变局。这样稳定运行的社会能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材料并不多。我准备搬到欧 洲， 那里有过灾难和失败，还会有想象力创造的空间；那里能提供更多的经验教训 和更丰富的可能性思考空间。 冯胜平：民运需要超越于共产党迫害强加其上的影响和痕迹 我已经有约十年没有参加这类带有反对派政治讨论色彩的会议了。记得最后一 次会议是92年在《中国之春》编辑部，讨论主题是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区别 。 那时，我说过一个看法，只有邓小平还能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经济机会和利益供 多数中国人瓜分而且只要多数人都还能享受发展的大饼，共产党就可以维持统治； 但 如果发展停滞了，如果任何人增加自己的饼必须通过抢别人的饼，共产党才会面 临真正的麻烦。 过去，我做过许多工作，拉人们加入民运；后来不少著名活跃的海外民运骨干 都是我做过工作的。但现在我就是谋生，想办法赚钱养家。我做过许多脏活累活儿 。前些时候，有复旦大学老师来看我，提到有个老同学在美国发家，回到复旦后做 报告， 题目是：“我是怎样进入美国上流社会的”，很受欢迎。我感慨，从中国到 美国，我是由白领变成连蓝领都谈不上的圆领”(阶层)。我若回复旦，大概应讲“ 我是怎样进入美国的下层社会的。”不过，我感到还是有收获，有精神升华。我在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读政治学，民主当然是我关心的课题。在五花八门的关于民主 的定义中， 我最欣赏杜威的说法。他认为，民主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相关的 心态和精神。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谋生，只有在日常谋生活动中，我们才能体验到独立人格、 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识的真谛。 这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余英时先生说过，共产党 对中国的破坏体现在摧毁三个资本上：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文化道德资本。我认 为，人力资本不会影响发展； 中国人很多，有过剩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本也不会构 成太严重的发展障碍，经济增长会很快弥补损失；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已成为广 为谈论的潜在大国，表明物质资本的缺失已基本上被弥补。最严重的恐怕是文化资 本包括道德积累的损失，这是 多少代人都无法弥补的，道德资本是最难再积累的； 现实中的中国，随着经济发展， 道德是被破坏的越来越严重了。这样造成了专制政 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好土壤。 哲人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看看中国现状可知，此言不虚。 从某种角度上说，中国人的问题在我们反对派身上最严重地表现出来。民运是由共 产党造成的，这不仅是说，民运是为反对共产党的政治迫害而存在，而且是说，民 运想以运动方式结束共产党统治，就像共产党想以政治运动方式维持统治。在心态 和活动方式上，民运许多地方像是被共产党复制出来的。有人说，刽子手是在监狱 中培养制造的。民运需要超越于共产党迫害强加其上的影响和痕迹。民主是一种生 活方式及其相应心态，而不是运动。特别是在经济上一定要自立；否则，人格不独 立， 而且不自信，也没有说服对他人的影响力。 王丹：为真正自由的精神创造条件和空间 我第一次坐牢独处单间时面对过一个问题，这也是从89年前在北大搞民主沙龙 和校园民主时就开始想的问题，即：我为什么搞政治？就个人兴趣爱好来说，我更 喜欢文学艺术；近几年不幸还出过十几本书。我家三代包括我本人是研究史学的。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搞政治的，也不认为特别擅长搞政治。那我为什么去呼吁反对共 产党？ 为什么卷入演讲、游行和组织政治活动？我从事政治活动，是为了对抗极权统 治。 说政治肮脏是值得讨论的，但即使是清明政治，也需要有人去对抗、去反对； 这样才使人们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将来民运上台了，我肯定会反对民运；当共产党 成为少数并有挑战主流价值、丰富政治选择空间的功用时，我可能会申请入党。 我现在不仅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极权，而且还反对主流文化的极权统治。福柯揭示了 极权政治其实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可以是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机制。从 这个意义上讲，我也反对主流文化价值，为真正自由的精神创造条件和空间；这类 自由精神常常被归于另类，被看作病例往往被主流文化压抑和窒息。我主张，少些 对主流的附和，多些对另类的关怀和同情，使另类成为主流，病例变成常态；这样 ，人们会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和可能，精神文化有更丰富的发展。因此，我的政治关 怀其实是文化关怀，我从事政治其实是发展文化精神。 现在审视中国问题太多地从政治平面上讨论政治意义，为什么不从精神文化层 面看？ 从这个层面看中国，至少有四点值得注意。第一，“六四”是我们民族精神蜕 败的起点。文革给中国人良心造成的是持续压力下的钝伤，“六四”则是尖锐的刺 激伤害。文革中一方面镇压对专制的反抗，另一方面还号召人们追求真理。但“六 四”后的共产党赤裸裸地要求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忘掉社会正义。从此，人们不能 再关 心正义；因为任何追求正义都无法回避“六四”，从而面临迫害，失去常人的 发展机会。这就抽掉了我们民族道义勇气的支柱；第二，“六四”又是我们民族精 神升华的颠峰，那时中国人体会到道德的颠峰境界；第三，“六四”后，中国人失 去了精神共识的目标。80年代，中国有改革开放的旗帜，“六四”之后，人心涣散 ，没有凝聚人心的共识，甚至没有共同的关注焦点。中国人甚至没有奋斗目标；第 四， 中国需要精神重建。这就需要面对六四、坚持自由民主的方向。这不仅有挑战 专制迫害、讨还公道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精神境界的独立公民的支持行动，这是 对成千上万还追求道义的中国公民的精神鼓舞。 何频：你想当医生，就不能怪病人病得不轻 陈军说他故意不准备，我呢今天本来是有意不讲的，我只是旁听者，当年在天 安门广场也主要是个观察者，而且许多话说了无数次，又有多少用处？反思来反思 去反思出什么名堂？王丹一定逼我讲，话就会难听呢。十三年了，为什么越来越没 有听众？为什么越来越无力？究竟是这社会太堕落还是民运人士堕落了？流亡这么 多年，你有什么收获？除了大家彼此消耗，彼此受到伤害，使民运这个词蒙羞，还 干了一些什么，对中国有多大影响力？我看是离现实越来越远。在急剧变化的世界 中没有调整自己，你可以说是择善固执，但你确实脱节了。 九十年代初，海外民运正高潮，几乎准备回去掌权，连国旗都设计好了，那时 我是民运的批评者，反对制裁中国，也挑战当年不可一世的民运领袖，因而被认为 是亲共份子，甚至在几次会议遭到围攻；今天，民运已经边缘化了，民运份子甚至 成了贬义词，“爱国华侨”成了主流，我常听到人们臭骂民运份子，甚至说看看这 些民运份子中国还能搞民主吗，有时忍不住辩论一番，民主这个基本的价值观都被 人任意嘲笑，而且在享受了民主自由的土地上为专制歌唱，从这个意义上我似乎又 被视为同情民运的人。不是我喜欢抬扛，我是吃新闻饭的，挑战强者、为弱者代言 是职业本分。 问题是，民运份子怎么成了弱者？能把责任全推给社会环境吗？“不是我无能 ，而是这社会太烂”？我觉得对历史不能有太多的虚幻感，任何时代都有那个时代 的间题。你想当医生，就不能怪病人病得太重。 不能回祖国是痛苦的，但也没必要把流亡弄得那样悲哀，可以无所作为。流亡 ，已不是政冶资本，而是负债，你不是被流放到更荒凉的土地上，而是到了自由、 富足的国度，可以读书，可以成就事业。你在这样的地方都不能自立，不能培养良 好的心智，难道只等到有一天空手回国，说“我流亡回来了”？留在国内的人会接 受你吗？流亡已使你比国内的同道少了道德优势，如果你只剩下民主这句口号，中 国还需要你吗？ 我以前问自已，你到底能帮中国做什么事？现在，我对自已说的是，可能不是 你能不能帮中国做什么事，而是你还能不能被中国接受，你还能不能融入中国社会 。 中国很多很多间题也很严重，但中国真的变化了。政治的遗体依在，但社会已 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相当有活力，别梦想所有的人都会围在你身边，任何事情都 有人去试，都有人怀疑，这可能太混乱，可能不是理想中的局面，可是，这确实是 多元，正是在表现自由的价值。 就媒体而言，我看中国许多媒体办得很火，有可读性，开始表现出专业性，水 准不比海外中文报刊差。一旦解除报禁，我想我会面临更激烈严峻的挑战和竞争， 而不一定是更顺利。 我有一种快被淘汰出局的恐惧感。所以，我不敢等待某一天。我现在就做能做 的。虽然很吃力，但真的只能这样选择。我是想说，旧的体制真的不存在了，大家 所抱怨的问题不存在了，又能做什么？今天不能正视这一点，明天也许会更加无力 、孤立。 孟浪： 寻找心智和性灵生活中新的力量生长点 “六四”十三年了。我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生活与写作的这十三年时间，差不多 恰好前一半在国内，后一半则都在美国。这构成了我称之为“身位景观”的一项有 趣对照。 在中国时，作为一个文学人的身位，我几乎一直蜇伏在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 “地下(文化)社会”，而内心则处在某种类似“流亡”的自由无羁状态。到美国后 ，我的社会角色泰半会被定位作曾经激越或仍在激越的“流亡诗人”，但我自审却 发现常态是多年来我仅以状甚痛苦的团身、蜷曲姿势“蜇伏”于貌似已然自闭的“ 心灵工事”之中。 纵然此类“身位景观”的变易种种令人不悦或稍感滑稽，一个未有更改的现实 却是，我在政治上仍然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六四” 至今的十三年，对我来说，固化了也同时“验证”了这完全属於我个人的事实。 “六四”十三年以来的中国，充满史无前例的巨大矛盾。一方面，它是世界上仅剩 的最庞大的一个共产极权主义“王朝”；另一方面，它又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版图中 最为活跃的最庞大疆土，俨然将成为又一个“金元帝国”。作为一个个人写作者、 个人观察者、个人思考者，面对这巨大的矛盾，面对这集极权主义罪恶和资本主义 罪恶于一身的“双头怪兽”，我有时不免产生一些无力感和无助感。在海外流亡， 也许更加如此。 因为无力，才去寻找我们心智和性灵生活中新的力量生长点所在；因为无助， 也才使新的提升性力量在那里围聚、凸现成为可能。尽管我们已不复上世纪八十年 代当年一度所具有的那种自信与激情，而怀疑与批判重又严苛地来到我们新世纪之 初的日常生活里。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流亡，从此将不再是失去。 中国正处在剧变的前夜。在大洋此岸的我期待的，与海内外大多数正直的人们 一样，那就是和平变革。有一项前提必须指出，彻底终止诸如造成“六四”流血事 件的任何一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这样的吁请不单针对掌控全部国家机器的执政当 局发出，也是吁请海内外关心中国现状与未来的社会各力量能在此前提共识上协力 而为。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不可能自外于此。十三年来的风雨披沥，在我 的精神视野、也是我的生命远景里，下列十二个字益发呈现耀眼的光辉：当下关切 、普世关切、终极关切。 王军涛：反对运动应当与时俱进才能恢复生命力 胡平说的对，今天虽然讨论的是纪念“六四”有关的精神文化问题，但实际上 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对社会的道德精神文化的局势的关怀和评估，二是对自我精 神世界进行反思。何频也对，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 从评估局势看，有三种观点。一是悲观，共产党极权统治造成的民族精神世界 的堕落使得民主政治改革不仅不被关注，而且即使有改革也难以成功。二是不确定 ，除了政治极权之外，还资本主义的变态发展与极权体制的结合造成的复杂局势， 使80年代做独立知识分子本来清楚的路径和战略甚至我们的政治、社会位置及努力 的目标、方向都模糊了；我们似乎迷路了。由此产生的困惑导致不自信的精神危机 ；而且，没有榜样和精神资源去支持我们寻求新路。三是谨慎乐观，局势变化确实 很大，但只是提出了挑战，而且也提供了机会；过去的方式不灵了，需要新的思路 和素质及精神世界去迎接挑战。 我倾向于第三种看法。我同意，中国在九十年代更堕落了；而且，这一堕落是 由於89年镇压后执政者面临合法性危机蓄意造成的恶性局面。为逃避人民对其合法 性质疑，执政者一方面淡化对良心标准和坚守正义的精神的讨论，并坚决镇压任何 抗议者或异议人士，另一方面以对精英开放包括腐败和不公正的方式牟取现实物质 利益的机会来交换其政治支持或默许。这些客观上造成追求良知和正义的困境，加 大了未来转型的风险和成本。然而，这些都不是我们信心危机的充分理由。目前的 无奈感也多少与我们自身的问题有关；不应夸大我们思想和素质的落伍导致的问题 为政治上无可救药的死局。 中国发生的政治和经济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其实，边缘化的不仅是民 运，而且是整个80年代的政治。邓力群等老左派比民运还难过。从更广泛的角度看 ，不仅政治、而且80年代的其它方面的精英也都困难地应付自身发展。92年以来， 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专业分工格局、文化心态和精英群体正在兴起；80年代的各方 面精英都必须适应变化，寻找新的定位与活动空间。 现在也很难说是最坏时期。春秋时期，连父子相戮的惨案和父娶子妻的乱伦在 诸侯级贵族中都有。今天的中国还不至於，李鹏还没这么堕落。那时真是政治秩序 、经济秩序、道德秩序和国际秩序都崩溃了。当年孔子仍然奔走呼号，重建政治秩 序和道德秩序，而且他虽出身极重鬼神崇拜的殷商民族，却主张以人道救世，靠人 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良知作为道德重建的基础。现在的年轻人也很难说更坏。除了 宾雁所说的独立人格外，他们的阴谋诡计和干预他人的倾向要少。在政治生活中， 与他们相处比与他们前辈相处更安全，更少麻烦。我想，问题恐怕象何频所说，还 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这些年花了不少时间与普通华侨、留学生学者、年轻人甚至 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交往。我感到，我们坚守的方向和原则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他 们承认我们的努力和坚守的价值对中国长期发展和未来进步的意义。在大陆，宾雁 、胡平仍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尤其是在80年代启蒙中形成思想的人们中。多数 冲突及其问题是缺乏沟通和讨论造成的误解。只要我们坚持常识认可的美德与常识 界定的礼貌方式去善意沟通，多数人即使保留自己观点，也会积极响应讨论；甚至 我们坦率一些、激烈一些，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不认为我们面临的危机是社会外部环境造成的，也不认为是我们有不可克服 的自身障碍。王丹已经清楚地说明在正常社会中的反对派的价值；即使在最好的政 治体制和情势中，反对活动也有丰富人们政治选择可能机会和拓宽选择空间的功能 。在极权体制中，这一价值更容易被识别和承认；这是监督、反抗、制衡和结束极 权体制不可替代的力量。 关键是我们要有新的视野和图式；其中，对世界及其可能发展前景、大的势力 和政治取向、我们的位置和可能定位、我们与中国主要的势力的政治关系的潜在合 作基础等问题要有数；否则就会碰壁，就会有无奈感，就会在与主要势力的发展脱 节的同时我们自己在主导大陆局势中放逐自己出局。有了新的视野，还要有新的精 神世界和政治智能去审时度势，制定相应的发展思路，在创造性地应用民主理念解 答中国困境问题中，满足民众利益，争取民众支持。现代化发展中崛起的专业力量 和经济力量的专业声誉、社会地位、收入利益与思维心态从根本上是需要开放、规 范、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制度和程序稳定长期地保障其利益和安全；专制社会的专 断蛮横和缺乏长期稳定的公正秩序，与现代精英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相矛盾的。关 键是我们自己要能根据中国现实揭示新的问题、创造新的活动方式、采取新的话语 ，建立新的形像；在创造性地应对挑战中，要以艰苦的努力自我更新素质。在这方 面，流亡有流亡的优势。流亡者可以观察更多的国家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可以了 解这些经验背后的争论与创造性设想，可以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至高点上梳理中华民 族的发展问题。 关于精神发展榜样，我也不认为缺乏；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去解读和认同。从精 神平面看，我们面临的困境不是前无古人的。“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物。”我们可 以找到许多与我们类似、甚至比我们还困难的情境，其中先哲做了心智两全的抉择 。关键是我们要去认同。首先将其困境解读、建构成与我们类似的情境，然后吸取 他们的选择中表现出的信念、美德、勇气和智能。精神世界的传承关系与社会中的 亲属关系不同，前者需要血缘联系，后者则仅仅只要我们真心地认同，就可以了。 古希腊在人种和文化上本来都与当代欧洲人有断裂，但通过宗教理性、文艺复兴和 启蒙运动，当代欧洲文化不仅在地缘上，而且在文化和思想传承上与古希腊精神相 联系。而地缘最相关的现代希腊反而有些落伍。我刚谈到对孔子的解读；80年代初 胡平就解读过苏格拉底之死。宾雁在80年代创造过一个正义的世界。只要有灵性悟 性，只要有使命感和精神追求，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值得认同的精神榜样。有了这些 榜样，我们会视野更清楚、意志更坚定、心地更明亮，精神面貌也会更有风采。 我想即兴追究陈军所说的话的意义。我同意陈军的看法，我们需要更丰富、更 个性化的心灵世界和人生故事。本来流亡使我们有可能在更广阔的时空中有更丰富 的精神资源去发展我们的心灵世界。但多数人却简单地限定自己的价值为反对专制 ，而远离本土使得反抗成为空洞仪式化的表演和抽象概念化的说教，既没有被迫害 的危险和承担历史的重负的形像，又丧失了具体鲜活的内容，内在精神世界也充斥 的怨恨多于爱，从而缺乏感人的精神。这是反对运动精神形像衰落的原因之一。但 陈军对阿赫玛脱娃的故事的意义的开掘却可以得出两个不同的努力方向。一个方向 是，我们需要追求高境界的精神文化世界。我们需要有超越于专制迫害强加于我们 的屈辱和比我们反抗专制的活动更宽广的人生目标和境界。我同意这一点。我一直 不愿在与专制者同样的水准上以仇恨哪怕是基於正义的仇恨去与专制者纠缠，耗费 时间、精力和智能，而总是力图在与各种力量和思潮就中国困境问题展开认真、诚 恳的对话基础上建立尽量大包容性的政治沟通网络，在我的政治努力中更多地注入 正面的建设性诉求。除了政治之外，我还力图在各种人生困境中坚守道义、力求成 功，并希望创造具有超越政治的精神追求的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人生经历 。 然而，陈军的陈述中还有另外一个方向，这就是提供个性化的内心体验的故事 。这种故事可以打动人，但这不必是、而且往往不是高尚的反对者的故事。有时候 ，关于叛徒、懦弱者和逃兵甚至贪官污吏的复杂、痛苦和可怜的复杂的心理活动， 比英雄故事更具感染力，更能打动人，也更容易赢得同情。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 这个世界的多数普通人有类似的人性弱点，从而更容易产生共鸣。在这方面，反对 运动不一定有优势产生更丰富的精神创造。对於这样的方向，我有点保留。在我看 来，对有精神品位的人而言，追求真善美的真诚意愿和珍惜荣誉的羞耻心就可以基 本保持其人生品质；这里不需要太复杂曲折的心理活动。而复杂、微妙的心智之间 和各种价值之间的平衡，又不是外人能容易体会到的。当然，触及到心灵世界的一 定深度，反对运动在精神境界上比普通人甚至有专业成就的杰出人才有优势，比共 产党的贪官污吏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在腐败丛生、社会不安全的中国，仍然需要反对运动；高速发展和快速 转型的中国，比以往更需要反对运动。关键是，反对运动应当适应条件变化而自我 调整，要从80年代走出来。执政者已经在92年后调整了一次；“三个代表”与十六 大表明他们正在进行新的调整。由於意识形态、政体制度和利益结构限制，由於历 史包袱，还由於必须对当下后果负责，执政者调整的余地不大，速度也不会及时。 没有人相信他们能公正解决中国现有问题，更没人指望他们能独自带领中华民族建 立自由民主体制。自19世纪中叶中国被西方打开大门后，重建稳定公正的政体就是 历史性课题。反对运动有宽广的时空和丰富的资源去为中华民族批判执政者、提出 建设性政见、创造新的未来；关键是我们要学习各国发展经验、掌握中国现实的基 础上调整自己。 （晓河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