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运的体制与历史原因探索 ──八九高校动态分析 （北京）陈小雅 一、 两个“举世无双”之间的关系──“学人干政”的旧体制依据 中国现代学生运动或知识集团干政议政，如果要自叙家谱的话，最早源头，一 般会追溯到19世纪末期戊戌维新时期的“公车上书”。之所以会有这种联想，一个 浅近的原因是，这两次事件与今天的“学运”一样，均处在政治“民主化”与“现 代化”这个历史背景展现之后。鉴于一种知识与精神的传承谱系，现代学运、尤其 是八九民运中许多弄潮儿的思想、口号和行为方式，都是以戊戌维新志士为楷模的 。至於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就是古代士大夫传之于今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传 统了！ 不过，如果仔细搜索，人们会发现，戊戌维新之前，中国早有学人干政的传统 。它不仅绝非“空前举措”，而且至少延续两千年之久。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世 界历史上罕见的。那么，这一“罕见”现象原因何在呢？无独有偶的是，与它同时 并行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举世无双”的存在，这就是它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 。那么，这两个“举世无双”之间有没有关系呢？我想是有很多相生相长的关系的 。而在诸多关系中，其中有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那就是体制关系。 1、“公车上书”与“干部口粮” 首先，作为一种有干政能力的“学人集团”，中国古代知识份子并非单个个体 的偶然聚合。如果说，在春秋时代，他们还是以比较自由的、“独立知识份子”的 姿态发挥作用的话，到了战国时代，它们已经成了潜在的政治利益集团供养的，为 角逐王位而凝聚的“士”的群体。自秦朝专制帝国到清朝的两千多年中，这个群体 已经被整合到统治集团内部。 今天，经常有人误会古代的“太学”就是今日的大学，古代的“取仕制度”是 一种教育制度，古代的科举就是今日的考试。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这其中 最大的差别就是，古代的太学，是为朝廷培养干部而设立的；古代的“取仕制度” （无论是推荐还是考试），都是一种“干部制度”。所谓“太学”，其实是朝廷官 员的“预备班”；“读书进士”，即是官吏选拔的“初级阶段”；考试的内容── 策论，就是对治国能力的一种测验；取得了学位，叫做成就了“功名”；而科举考 试的第一名──状元，与宰相──这个人臣之首，是直接挂钩的。 因此，那时的“学人集团”，是直接依附于王权、服务于王权，为国家在王权 容忍的范围之内，行使其社会价值功能的。即使在行使“清洁”功能时，这种指向 ，也是毫无疑义的！能够辞官不做的只有极少数、极少数；所谓“眼睛向下”，只 有在王朝危机时才发生。而且即使是“眼睛向下”，也是在民间寻找“新天子”， 以便辅佐之。 因此，太学生的“干政”，虽稍有躐越等级之嫌，但基本上是他们的“本分” 。而“学人”与官吏“勾结”（今日叫“互动”），除非他们从事的是不名誉的事 业，他们只为这事业的不名誉而拖累，并不要为之背负额外的道德重负。 宋代以后，民间的“书院”兴起，算是在体制之外，有了独立的高等教育事业。但 这种“民间学人”干预政事的意兴，远不如“太学生”的浓厚。唯一的例外──明 代末年的“东林党人”虽是以“东林书院”为集结地，但它与被贬朝官的关系，才 是其卷入政治的动力。戊戌维新前的“公车上书”，“公车”指的就是坐“公家的 车”去考试的学人──虽然还未入官，但已然是吃“干部口粮”的人了。无论从何 种意义上说，他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知识份子”。 2、“国家治学“与“学为国家” 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经过了数次“革命”，在大陆，高等学人与国家 的关系方面仍没有多少改观。有能力“干政”的古代学人集团，与近、现代学人团 体之间，仍存在着许多相似性：除上述“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关怀外，表现在体 制上的是，直到近二十年来，大学生与“商品粮”，与“国家干部”，与一种“高 人一等”的身份，乃至与“干政权利”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大学生犯错误，最严 重的处罚（不包含触犯刑律的），就是开回“原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治学“与“学为国家”不仅有一种历史的联系， 甚至也是一种道义存在。前者是社会的垄断者为学人的支出，后者是学人对社会垄 断者的回报；前者是一种权利，后者是一种义务。想要学人不“干政”，只有斩断 国家与学人之间的这根“脐带”，它才会成为一种行使特殊社会功能的名副其实的 独立的社会群体，而不至发生“角色”的混淆。从苏联时期的教育体制我们可以看 出，尽管我们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学习苏联的体制，但是在苏联，哪怕是斯大林时 代，党对学校和知识集团在政治与思想上的“管制”并不比中国更严厉、更深入到 个人的细枝末节。这就可以解释，虽然其知识群体在社会转型中也起到重大作用（ 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所属的文化群落），但在那里，并未 伴随有“举世瞩目”的学潮发生。同样，在西方国家历史中（即使是战后法国── 萨特的那一代知识份子也不例外），知识集团与政权是不相干的，他们独立地行使 着智识传播与社会批判的角色功能──它不仅批判政府，也批判社会的一切弊病。 二、 湖南的文科实力是如何被打垮的 笔者对“学人干政”现象与高校制度之间关系的怀疑，得之于一个偶然的机缘 。 1977年，全国大学恢复统一高校考试时，在湖南应考的本人竟找不到适合自己 的文科大学与专业。虽然分数达到重点学校录取水平，入学通知比一般学校提前一 个月送达，但录取的却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师资班”。──这件事给我留下了一个 隐痛：为什么全国那么多好的文科大学、好专业就是不到湖南招生？我第一次意识 到，湖南除了师大外，竟没有一所综合性高等院校！以后，我了解到，湖南的大学 在文科方面的实力，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被摧垮的。许多专业、学术带头人、教 师骨干，被分散到全国，……保留一个专业比较齐全的师大，仅仅是为了“传宗接 代”而已！ 在共产党执政以前，湖南是以中等教育在全国拔尖著称的。如果没有所谓“名 额分配”制度，其高考录取率也是名列前茅。为什么共产党执政后，反而要削弱它 的生长呢？采取那些“肢解”措施的动机是什么？──这需要对当时院系调整的宗 旨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院系调整，是学习苏联教育制度的产物；与毛的 教育思想也是不相干的。我当时的主观感觉是：这也许与湖南出了个毛泽东有关！ 与毛泽东的老师──曾国藩是湖南人有关！与梁启超在长沙办的“时务学堂”在戊 戌维新时期起到的“开风气”的作用有关！与蔡锷、黄兴是湖南人有关！显然，在 中共已取得政权以后，它已经不需要再出另一个毛泽东了！ ──如果没有八九民运，我不敢把这种没有根由的想法端上台面。 三、八九民运中扮演主角的高校类型考察 在八九民运中，高等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扮演的是运动的主导角色。据国家教委 统计，在仅仅56天当中，中国大陆的80个城市500余所高校中，计有153万人次参加 了游行。可以肯定的是，实际的参加人次要大於这个数字，因为这个 数字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事发当时的统计，它不可能是全天候的监测结果；其 二是清查中当事人供认的统计，为避免遭到惩罚，当事人和单位都会采取“缩小事 态”的策略。 但是，这500余所高校，并不是同时发动的。它们的投入，表现出如 下特点： 1、重点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率先发起； 2、由综合性推及专业性、由高级推及中级、由大城市推及中小城市和内地城市 （或换言之，由交通、信息发达地带推及交通、信息次发达地带）； 3、创议来自重点大学和综合性大学； 先来看第一项：重点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率先发起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 的消息是早晨7时播出的，中午1：30时，在北京大学“三角地”就出现了悼念胡耀 邦和批评政府、不满现状的大小字报。紧接着，在下午的3时以后，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出现悼念性的大字报和挽联。晚7时，北京师范大学出 现一批抄自北大的大字报。此后仅仅一天之内，北京的17所高校出现挽联标语、大 小字报约500余份。据国家教委统计，其中“属正常悼念的”占80%；属“发泄不满 的”占10%；属“攻击党和政府、煽动闹事的”约占10%。这些大小字报内容，已经 包含了后来发生的、全国性民主运动的几乎所有要点。由此可见，这次运动的发起 ，与重点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是分不开的。 全国的情况如此，那么省会的情况又如何呢？在天津，率先起来的是南开大学 ；在上海是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在西安是西安交通大学；在武汉是武汉大学和华 中师范大学；在广州是中山大学；在湖南是湖南师范大学与中南科技大学……它们 也呈现出重点大学与综合性大学领先的局面。 再看第二项：八九民运中的高校运动，也呈现由综合性推及专业性、由高等学 校推及中等专业学校的“梯级推进”状态。 在前述重点大学与综合性大学发动以后，紧接着起来的有：北京──美术、财 经、戏剧、外语、民族、理工、化工、邮电、公安、印刷、服装、卫生等院校；天 津──外贸、纺织等院校；武汉──水利、理工、财经等院校；广州──理工、师 大等院校…… 在地域上，高校动态则呈现由交通、信息发达地带推及交通、信息次发达地带 的状况： 4月15日──5月3日 北京、合肥、南京、上海、长沙、西安、武汉、长春、成 都、重庆、兰州、郑州 5月4日──5月15日 太原、杭州、贵阳、昆明、福州、哈尔滨、呼和浩特、西 宁、石家庄、大连 5月16日──5月19日 新乡、保定、石家庄、青岛、汉中、海南、拉萨 ──这个统计虽不尽准确，但大体可以反映出由综合性推及专业性、由高级推 及中级、由大城市推及中小城市和内地城市（或换言之，由交通、信息发达地带推 及交通、信息次发达地带）的线索。 再看第三项：创议来自重点大学和综合性大学 游行：中国政法大学（行动时间：4、17） 纲领：北京大学（成型时间：4、18） 串联：南开大学（行动时间：4、21） 罢课：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行动时间：4、21） 成立独立学生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行动时间：4、23） 设立广播站：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行动时间：4、23） 募捐：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行动时间：4、23） 对话：清华大学（提出时间：4、28） 自办报刊：北京大学《新闻导报》（议论时间：4、29）；南开大学《宽容》杂 志（行动时间：5、7） 绝食：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议论时间：5、11） ──有这些创议，大大提升了八九学运的档次，使之与仅仅发发议论、贴贴标 语，进而至打打玻璃或触及皮肉的老式学生运动区别开来。 四、信息推动型社会中知识载体的特殊地位 显而易见，以上罗列，虽然也勾画出作为学运中坚的高校与国家的相互“供养 ”关系，但它并不证明，高校的级别是现代学运“领头羊”的“充分必要条件”。 相反，只有在高校满足了它作为“相关信息”网络之中最敏感、最开放地位，它才 能充当“先锋”或“领导者”的角色。 1、“三角地”现象透视 现代高等院校，尤其是综合性重点大学，是“广大基层社会──各级政府直至 中央机关──知识社会”三边组成的社会“三角地”。由於其所处地理位置（一般 在省会、而且新兴城市都有一个“学院区”，互相联络非常方便──这是实行“赶 超战略”计划经济的产物，距离城市中心既不太近，也不太远）；由於其学生来源 和师资传承（一般越是综合性大学、其学生来源越广泛，重点大学至少要有半个世 纪以上的历史，因而其师资代际之间的传承关系越是久远。即使是几十年政治运动 ，也不能完全抹杀这种特徵，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有人兴风作浪）；更由於其在与 国际交流中所处的“得风气之先”的地位（这一点，左派们反“和平演变”的报告 已经写得很充分），它不仅了解政府的信息，而且能反映民间的信息；它不仅站在 首都（或首府）的高度，而且视野伸向广袤的国土；它们代表了国内的最需要，也 能够反映海外的最敏感，其同情民间疾苦、针砭社会弊病、批评政府腐败、阐扬改 革思想、领导开放文化的作用，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不可替代的。而且，他们 是青年人朝夕相处的聚居地。在这里，一场足球赛的胜败足以使人们“揭竿而起” ，冲出校园；一个教师的任免和一本刊物的被查封，可以令人们愤世嫉俗。穿著“ 超短裙” 不是关于裙子和大腿的问题，关乎的是青年人的情志、意向和个性的表现 ，是青春期的反叛的旗帜！邓丽君和崔建的歌曲，也不是被当作娱乐、消遣的商品 看待，而是一种权利的象征！总之，种种这些在成年人看来“莫名其妙”、 "污七 八糟”的东西，正是构成高校生活风景画的基本素材，正是它们和政治因素的“风 云际会”，才酿成了1989年的气候突变。 --这种“三角地”现象，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所说的“地望”。 2、“师承关系”透视 在八九民运中，我们发现四个例子，与“三角地”现象的关系并不明显，但与 “师承关系”或本校、本地区的历史有重大干系──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所说的“ 人缘”。 其一，在八九民运中，北京第一批发动的高校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似乎并非 重点大学，但是，作为中国共青团中央的直属高等学校，它可以说是“胡派”的“ 嫡系”部队。因为这一关系，它成为当时先进思潮比较具结的地带之一。胡耀邦的 失势与逝世，对他们的影响应比别的地方来得更为重大。对他们来说，各种相关信 息在这里的传输和发酵也比别地迅速。 其二，与北京同时启动了八九民运的，是坐落在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与合肥工 业大学。从地理位置上看，它们离中国政治的中心似乎过於偏远，在相当的程度上 ，人们很容易把它划入东部贫困地区。但是这两个学校是86学潮的发源地，是被学 生视为青年领袖的方励之和温元凯教授的教学故乡。86学潮的果实虽然落地，但其 影响没有消失、种子已经撒向学人心田。他们较其他内地学校更为敏感、行动更快 ，是理所当然的。 其三，仅次于北京和安徽高校，较早对胡耀邦逝世作出值得官方重视的反应的 ，是南京大学和南京政治学院。而且，这种现象不仅1989年发生过，还屡见于中国 现代史当中。其中原因，笔者尚无具体考证，但它的政治敏感性，与其地处最开放 和富裕的华东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与其曾经是“国都”的历史地位，应是不无联 系的。 其四，本人的母校──湖南师大是八九民运期间较早行动起来的中等城市里， 一个级别不高的高等学校。但它是没有受到院系调整打击的唯一的湖南省历史最长 、科目最齐备、又地处省会的综合性大学。更重要的是，它是1980年全国高校民主 选举风潮的发源地。至今，在北京八九民运领导者们的记忆中，70年代以来曾起到 这种触发作用的事件，其一是1972年的广州的“李一哲大字报”；其二便是湖南师 大的人民代表竞选运动。那次运动的“火种”，通过77、78届毕业生大量留校任教 而留传了下来。在后来的八九民运中，他们起到了“酵母”的作用。 五、“晚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特点及依托主体 "晚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种“信息推动型”发展模式 。在经济基础落后、文化水平低下的国家搞现代化，尤其是实行“赶超战略”，本 身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定律”的。选择这样的国 家战略，意味着超越“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阶级分化──利益集团壮大─ ─党派产生──民主格局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目标达到”这样一个事物发 展的梯级，或大大缩短其漫长的成长和成熟过程，而发展的可能性押在“统治集团 明智地选择社会蓝图──行政机构最佳地配置社会资源──知识集团提供最新信息 "这样一个迷信之上。在这个迷信中，明智与否？最佳与否？一个是客观标准，一个 是主观标准。统治集团和行政机构在多大程度上是“明智”的和“最佳”的，客观 上依赖没有利益关系的知识集团的判断。由此决定了知识集团在“晚发外生型”现 代化国家中“信息桥梁”与“信息载体”的地位。 另外，除了行使“认识功能”以外，知识份子集团还是一个行使社会“价值功 能”的集团。在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中，它处在从上到下各层级的“截面”，所以 能表达社会各阶层的声音。而这个群体，是现代传播技术的运用者和信息操纵者。 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在西方已经实现了“三权分立”的国家里，被认为是树立起 “第四权”──即无冕皇帝的地位，在“晚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实际上是树立了 “第二权”的地位──即知识份子的地位。在今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主宰国家 的三大势力，其一是政治集团；其二是经济集团；其三便是文化集团了。他们虽然 不得不在政治上服从前者，在利益上依赖第二者，但他们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人们 的闲暇时间以及一切政府和金钱过问不到的私人领域，而这个空间，从70年代末期 以来，已经大到……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再远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类似中国的“晚发外生型” 现代化国家，不仅现代政治家的众多代表人物出自知识群体，甚至现代企业家的众 多代表人物也出自这个集团。整个从清末以来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由一批拥有先进 思想、掌握先进知识而具有献身精神的知识份子所推动的。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百五 十年的历史中，他们承载了整个民族崛起和兴旺的希望，他们既是思想和知识的提 供者，也是行动的先锋！ 而当经济现代化目标实现以后，政治转型的任务被提到显著的位置。这可能就 是现代以来，知识集团愈来愈频繁地干预政治，而在处於基本相同发展阶段的南韩 、印尼的学运，也日渐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原因。 六、 历史形成的关系只能在历史中去化解 综上所述，中国士人干政的现象并非出於“士人”的嗜好，它是中国历史几千 年专制体制的遗留物，同时也是其现代不发达与“后起”状况的遗留物。历史结出 的果实，只有靠历史来消化。我们可以预计，中国未来的知识份子，中国的教育和 高等院校，将成为社会独立的份子，但在它与社会和历史的各种关系理顺之前，在 它承载的责任逐渐转移到专门的社会集团身上之前，换言之，在政党政治与议会政 治确立之前，它是不可能最终实现的。 2002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