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尚未成功作家仍须努力 ──中国独立笔会暨《倾向》杂志颁奖给王力雄、廖亦武中国独立笔会中心和倾向杂志社于6月29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Kent Hall举行了首届写作自由奖暨第二届倾向文学奖颁奖典礼。颁奖典礼由笔会执行主任，倾向杂志社总编辑贝岭主持，笔会主席刘宾雁、笔会副主席郑义作主题发言介绍获奖人，多位著名作家、知识界和出版界名人均出席并发言，“美国笔会中心”的执行主任Larry Siems先生亦到场发言并表示祝贺。首届中国独立笔会中心写作自由奖获奖人是现居北京的作家王力雄，现居四川成都的诗人廖亦武则是第二届倾向文学奖获奖人，廖亦武由於大陆当局拒绝为其签发护照而由其好友代为受奖。著名八九民运人士王丹为王力雄颁发了写作自由奖，陈军致颁奖词；夏志清为廖亦武颁发倾向文学奖，由孟浪致颁奖词。王力雄为山东人，1953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现居北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出版有多部长篇小说。他的题为<<黄祸>>的长篇预言小说曾引起海内外读者和中英文媒体的广泛关注。最近一系列的危机和冲突正在将作者的大胆预言变成现实。王力雄在他的受奖答谢辞中，阐述了他对写作自由的理解，他说：写作不是写字，写作的内容和使写作具有意义的思想与外在世界紧密相连，如果我们对外在的不自由不敢做声，内在的自由又从何而来？中国独立作家笔会高度评价王力雄多年来为中国知识界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推崇他为写作自由所立的表率作用。廖亦武生于1958年，是诗人、小说家及中国底层社会学者。他曾任报刊编辑，也曾在街头卖艺，擅吹箫和诗歌朗诵。七十年代末他开始创作诗歌，八十年代初期参与地下文学活动，是诗刊《现代主义同盟》、《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巴蜀现代诗群》、《汉诗》的主要负责人。《倾向》杂志在给廖亦武的授奖理由中谈到，在诗歌世界里，有这样一句话：诗在某种意义上，是用内在的暴力去抵抗外在的暴力。一九八九年后的廖亦武，正是这样一位经历过骇人的苦难、刑罚、侮辱和摧残却以罕有的坚强和意志力挺住，并且走下去的诗人和良心公民。廖亦武，也用他写在狱中的诗抄《古拉格情歌》为他曾经面对的暴力留下了诗的见证。因为中国当局禁止廖亦武前来领奖，他在美国的朋友为其代领。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自获奖消息传出后，我每天收到省公安局和国安局不定时的查询电话。去办护照，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写出书面保证：（1）有任何敏感人与我联系，要事先通知他们。（2）在互联网上发表声明，称某些敏感作品(我曾写过的) 是别人盗用我的名义写的。（3）定期向他们汇报言行和思想动态，直到政府认为我已改过自新。” 颁奖典礼最后在廖亦武本人配音录制的关于六.四的长诗及其憾人心肺的箫声中结束。而后，来宾们又与王力雄等知名作家进行了热烈的交谈，大家无不在这次交谈中得到启迪和收获。刘宾雁：拯救中国人的灵魂自从中国在亚洲第一个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将近一百年了。五四运动也过去八十多年了。欧洲共产党政权的崩溃，也过去了十年以上。但是回首二十世纪，实在很难说我们究竟前进了多少。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大陆还需要一个独立作家团体，而这个团体还只能在境外活动，这个事实，在大陆十年来建造起来的森林般的高楼大厦的遮盖之下，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但是隐藏在这个事实后面的那个巨大的现实，有一天将会使满目繁华顿时黯然失色。鲁迅先生在八十四年前敏锐地指出的四千年不散的吃人筵席再不散场，这个民族即使能勉强生存下去，也只能是世界的累赘。中国独立笔会和国际笔会一样，成员不仅是作家和文艺评论家，还包括编辑、记者、人文学者以及社会评论家。可以说是一个持独立立场的所有文人的团体。五四以后三十年，中国文人、知识份子一直走在社会进步运动的前列。不幸后来发生了大逆转，中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知识份子的自由，又把他们变为贱民。但是从七十年代末期起，知识份子的自由又开始扩大。二十多年来，从事文学创作的文人，特别是小说家，事实上享有的自由远大於新闻工作者和社会、人文学者，但他们在中国大变革历史中留下的足迹，远不如前两种人。作家名声越大、地位越高，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越小。小说家的主体，从八十年代起就开始所谓的“精神大逃亡”，放弃社会使命，选择了一条安全、舒适而又名利双收的道路。二十年来一个奇特现像是：作家享有的自由越多，遭受政治迫害和干涉的可能越小，他们就反而更加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这些人在艺术的追求上是否就很成功呢？一位在文坛和官场都吃得开的著名作家，香港文学界评选百年来中国优秀作品时，选中的作品竟是他三十多年前的一篇处女作。而这种情况又正是发生在社会危机日趋严重，整个民族的生存遭到空前威胁的时候。还不仅如此。在中华人们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很多作家曾不得不违心地为政权歌功颂德，背叛人民的利益；而现在，当这种强制已经不复有效的时候，很多作家却自愿地、不露形迹地以各种形式通过自己的作品和言论来使麻木的人更麻木、糊涂的人更糊涂，这就能够比人们早已厌恶透顶的歌功颂德更有效地维护现状，同时又可以使人觉得作者好像和当权者还保持一定距离，最聪明的作家甚至能使不明真相的外国人和海外中国人士觉得他们是对当局持不同政见的异议份子。五十年来中国几次错失了历史时机，对於中国文学来说，则是从来也没有抓住时机创作出无愧于这块被血和泪浸湿的土地的伟大作品。责任在谁呢？九十年代以来恐怕没有理由再完全归之于没有自由了。王力雄先生能够在十几年前写出《黄祸》，没有那部比这部长篇小说的题材更大的禁区了。而正是自九十年代起，中国人的精神危机直线上升，人性的沦落已是有目共睹的现实。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对国事稍有关心的人，都能从大陆上空的滚滚乌云里见到，伴随大动乱到来的，将是一场空前的自我残杀和中华文明的解体。假如作家可以远离政治的话，文学有没有理由远离人、人的灵魂和人的命运呢？ 1989年的五月，我们曾有过一次震动世界的社会运动，那是1949年以来唯一一次有可能成功的民众运动。十三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离民主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中国共产党正在向黑社会势力转交政权。官方承认，黑社会已经拥有三千多万人马，是中国除共产党外最强大的有组织势力。共产党和黑社会在广大地区已经组成联合政府。这是我们从来未曾预料到的事，却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成为一个铁的现实。这显然不是由於共产党强大、而是由於中国人精神贫弱的结果；是中共背叛五四精神，割断启蒙运动的结果；中国知识份子既得利益集团对人民的背叛，也是一个因素。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充分估计今天授奖给两位作家的意义。王力雄和廖亦武，代表着七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崛起的一代崭新的中国人。就我所知，这个国家几千年来从来也没有过如此富于独立、叛逆和批判精神的一代新人。他们只能是毛泽东暴政和人民前所未有的大灾难的产物。没有他们，也就不会有二十年来中国的巨大变革。这是毛泽东最大的失败，因为他一生致力于压倒和取消人民的主体地位；六十年前发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不仅取消了文艺，取消了作家和艺术家这个文艺的主体，同时在把工农兵推倒偶像地位的同时，事实上也取消了人民的主体地位。王力雄和廖亦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开始成为历史的主体力量，这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在国内，这支力量今天遍及社会所有领域，但政治上还只能处於隐形状态。他们的存在是对於黑暗力量的最大威胁；因而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让我们预祝王力雄和廖亦武先生在创作上取得更大丰收！郑义：是他们在荣耀我们我与王力雄相识，是在约20年前。那个时候，他乘坐橡皮艇和筏子刚刚漂流了黄河上游，而我骑着自己的旧自行车，刚刚走完了黄河中游雄奇壮美的秦晋峡谷。我们的见面，完全是因为黄河。是对母亲之河的共同情感使我们结识。关于那次漂流，他完成了一部非虚构作品《漂流》。此后，他继续漂流，十进西藏，写作了对西藏有深刻洞悉的作品《天葬：西藏的命运》。在此之前，他在海外发表了著名的《黄祸》，预言了生态崩溃、社会危机交相煎迫，将如何把一个未来的中国引向毁灭。这本着作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文世界，成为关于中国与人类前景的一部深刻的悲观主义的代表作。他曾经发起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他还研究权力垄断现象，出版了《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他不仅对藏族，而且同样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在新疆进行的社会调查，使王力雄遭到非法监禁，这一段经历，则构成了他最近的纪实作品《新疆追忆》。从以上简略的经历及作品，可以看出，王力雄的写作是真正自由的。思想的自由、艺术的自由、文体的自由、领域的自由。在同一时代，有多少作家可以像他这样自由地驰骋于无边的精神原野呢？王力雄，这才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自由的骑士！对今天的另一位获奖者廖亦武我了解不多。我与他结识，也是借了黄河之缘分。我构思中的关于黄河的长篇小说，有一位痛苦的人物和一只呜咽的箫，再加上黄河民歌王冠上的钻石──《兰花花》。这几个元素，居然在一年多之前，在一位文友家里，在一张廖亦武自己录制CD里凑到了一起，令人当场拍案叫绝。廖亦武的箫真是吹得好极了。那是从监狱里学的，如我感受到的并不断在梦境中再现的黄河的长风，那是灵魂的悲泣和号叫。廖亦武是八九民运的投身者，他创作并朗诵的长诗《大屠杀》和他的箫可谓异曲同工。等一会儿大家可以听到，那种燃烧的诗情和令灵魂撕裂的痛感，超越了语言与音乐。廖亦武是中国当代新诗的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编辑过好几本民间诗刊，发表过长诗《死城》、《黄城》、《偶像》、《安魂》。并因拍摄诗歌艺术片《安魂》被捕入狱四年。他还写作了杰出的著作《中国底层访谈录》，描绘了一批因禁忌而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甚为罕见的人物。前辈老诗人流沙河先生评价廖亦武的这种自由写作是“中国文学的一线生机”，并说“我佩服他，尊敬他”。廖亦武的创作也是真正自由的。思想的自由、艺术的自由、文体的自由、领域的自由。我同样想如此发问：在同一时代，有多少诗人可以像他这样自由地驰骋于辽远的精神原野呢？於是，我们今天就有了两位自由潇洒的骑士！向他们这样的作家诗人颁奖，我感觉不是我们在荣耀他们，而是他们在荣耀我们。我们分享他们的荣誉，也希望分享他们的勇气、才华与良知。我还有一种独特的感受，就是一种优雅浪漫的美感。与这种自由的生命在一起，你不能不油然而生某种极其优美的感觉。美女美景自然是美的，自由的生命更是美的。我想起了普希金想起俄国十二月党人、遥远积雪的西伯利亚、矿井深处的流放者以及吻他们铁镣的妻子们。这里没有逻辑也没有类比，只有某种美的感觉相通。这种如今被许多写作界同行所嘲笑所弃若鄙履的关于生命的美感，不仅仅是“ 中国文学的一线生机”，可能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线生机！在这个集体堕落的时代里，作为同行，我以作家王力雄、诗人廖亦武为荣，并期待着他们的更加杰出的作品！陈军：一个人应当如何守卫灵魂和尊严在汉语写作世界中有些辞汇正慢慢退出公众的视野, 例如高贵、仁慈、神圣、荣誉感等等，要恰如其分地使用这些词语去描述今天中国人的精神品质几乎成为不可能。人们一方面在经历着屈辱和痛苦, 另一方面则是被迫对这一切缄默不语。在我们的书架上能找到一本诉说这个时代心灵遭遇的作品已经非常困难。本来写作是为了延续一个种族的记忆,保存它的文明成果, 促进人们在精神上形成一种休戚与共的信念, 使得人们在各种死亡、灾难和恐惧面前不致因为孤独或其他与生俱来的脆弱的特质而崩溃。然而今天大部分人的写作尽管还使用着一样的语汇, 但却对我们曾有过的共同的经历和一些最为重要的事件不置一词。一生中最重要的感受已没人交谈, 一代人死去 , 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少得可怜。人们似乎正通过写作将自己驱入一个文字和文字间的巨大的沉默之中，许多人选择了像米开朗基罗早年说过的那样:“只要人间还有痛苦, 最好的办法就是变成石头, 一无所知、一无所见。” 我们正处在一个对自由写作极为不利的时代，正因为如此, 像王力雄先生这样一位甘受冷遇和孤独, 不屈从权势, 不为周遭事务的变化所动, 多年来坚持写作不懈, 并在写作中体现高尚追求和古典精神的作家, 格外值得我们的珍惜和推崇。王力雄先生第一本引起广大反响的小说是《黄祸》。在作者的真实身份披露之前, 人们就对书中奇诡丰富的想象力和叙事能力留下深刻印象。在他所演示的一步步的巨大灾难面前, 人们没法无动于衷地去设想这个民族可怕的未来。最近一系列的危机和冲突正在将作者的大胆预言变成现实。看过《天葬》的人, 一定会被王力雄驾驭庞大繁杂的历史和社会题材的能力所折服。在西藏这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上, 王力雄先生以其冷静和难得的分寸感, 将这一地区隐含的各种冲突以及演变的趋势作了有力的阐述,帮助许多的人理解了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所在。正是在他文字的简练和理智的判断克制中, 我们得以瞥见作者对自己一丝不苟的要求,高度的责任心, 以及隐藏之后的那份向往真实的激情。王力雄也不只是一位只有强烈使命感和热爱真理的作家，他的怜悯心和痛苦感在他有限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不管是《一个女知青的绝命书》或《一位永动机患者》, 对笔下人物的不幸, 他都表现了一种难以释怀的心情。然而, 当他自身遭遇到命运危机的时候, 他却是非常诚实地审视自己的内心, 苛责自己的疏忽。在这个意义上, 他的《新疆追记》让我们见证了个人在强大的邪恶面前、在那些不为人知的时刻, 一个人应当如何守卫自己的灵魂、捍卫自己的尊严。王力雄著述甚多, 值得推荐的很难一一列举。他自己甚为看重的《递进民主制》就是其中的一本。这有待于更多的读者来探讨和评述。中国独立作家笔会高度评价王力雄多年来为中国知识界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推崇他为写作自由所立的表率作用, 并通过颁给他自由写作奖来昭示: 在如今价值判断的公正标准丧失贻尽的时代里仍然有一小部分人在维护着人类生活所因循的文明准则, 他们并借助个人的自由创作努力将一个种族的记忆保存下去, 以此证明在人的天性中向善和向美的基因遗传远比周围残酷的生存条件更持久、深刻和强大。王力雄：坚持正义是写作自由第一要义今天在这里接受“写作自由奖”，我深感荣幸。借此之机，我想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写作自由”的含义。对於每天以千百吨计生产文字的中国来说，数十万文字制造者当中有官方供养的文人，也有众多号称的“自由撰稿人”。前者这里不必多说，后者所冠之的“自由”是什么自由呢？──应该说那不是写作本身的自由，而是接受定货与出售产品的自由。不错，写作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这种商业上的自由。比较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雕琢语词、孤芳自赏、把玩风月逸事，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翻新和探索，在今日中国都不再受官方打击和整肃，甚至可能名利双收。不错，写作在今天的中国也已经有了这种艺术上的自由。应该肯定，写作有了商业和艺术的自由，比没有这些自由当然要好。不过我更想说明的是今日中国写作还没有的自由──那就是面对真实的自由、坚持正义的自由、揭露邪恶的自由以及反抗强权的自由。这些自由，在某些写作者眼里并不是最为要紧，因为对个人而言，有了商业和艺术的自由已经可以过得很好。固然他们也会有所抱怨，也要在不自由中求自由，但他们所求的自由并非是对不自由的反抗，而是对不自由的认可。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那“矩”即是被不自由所限定的边界，只要能够放弃对边界之外的自由的追求，就不会感觉到边界的限制，从而也就实现了他们个人的自由。我所看到的（我希望我的看法有误），今天中国的作家大都满足于这种“不逾矩”的自由，在“矩”中过得不错乃至游刃有余。中国的权力体系已经很善於给文人编织金丝鸟笼，随时摊开一份关于自由的交易合同：我给你写作的商业与艺术自由，你放弃写作的面对真实、坚持正义、揭露邪恶和反抗强权的自由。在其他国度里作家首先挺身担当社会良心的情况，很少在中国发生。我们的作家同行对此心安理得并能振振有词，依据就如高行健先生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答词中所说：“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在我看来，身为自由社会之公民的高行健先生如是说无可厚非，生活在中国的作家以此自我辩护却是一种错位。我当然深信，任何对个性的张扬、对实现自我的追求，对於专制统治都构成一种瓦解。但是，追求决不是逃避，在今天的中国，闭眼不看、绝口不提邪恶和强权的“纯然个人”的写作自由，只能是一种放弃社会良心的自由──恕我言重──甚至是与邪恶和强权同谋的自由。我不反对写作自由首先是一种内在精神的自由，但是我也不认为那内在的自由可以与外在的不自由彼此相安。写作不是写字，写作的内容和使写作具有意义的思想与外在世界紧密相联。如果我们对外在的不自由不敢做声，内在的自由又从何而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我认为在今日中国，面对真实、坚持正义、揭露邪恶以及反抗强权，应该是写作自由的第一要义。如果不考虑这些自由，写作自由的概念就成了虚伪空洞的侈谈，我们今天相聚于此也就没有了来由。也许犬儒主义者们不会接受这里所谈的正义、良心等说法，他们最擅长的是质疑谁有资格去判定何为正义何为良心。对此我至少可以这样回答，只要专制权力依然横行于社会，就说明正义肯定尚未实现，只要世间还有苦难者的哭泣，谁有无良心就可以一目了然。感谢中国独立作家笔会授予我“写作自由奖”。我深知本人并无值得一提的文学成绩走上这奖台，让我来此只是为了昭示一个原则──作家的身影要始终傲立於权势对面，而非在帮忙和帮闲的伫列里游走。感谢每一位来宾，我知道你们远道而来不仅是为了参加一个颁奖仪式，而是在企盼写作自由终能在中国实现，并期望写作自由的精神照亮每一个写作者的灵魂。廖亦武：幸存的狗崽子　　　　　　　　　　一九八九年六四凌晨，我写作、朗诵并录制了长诗《大屠杀》，作为对北京血案的同步回应。当吼出诗的结尾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屠杀中只有狗崽子能够幸存 ”时，在场的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竟抱住四肢趴地的我，狼一般地凄声嚎啕□□这一场景断送了我作为诗人的前程，也粗暴地涂改了一批地下诗人的命运。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我被判刑四年；其他二十多位涉案者分别在牢里呆了两年、两个月、一个月或几天不等。我没有享受过政治犯的待遇，在看守所，我自杀过两次，转了四个监舍，亲密接触过二十余位死刑犯。我受过背铐、电棍、绳索、耳光、拳头的驯化，有一次，我因为唱歌被狱警听见，就被提出监房，光脚蹲在滚烫的太阳地里，罚唱一百首歌。感谢上帝，我的记忆力超群，唱至三十多首就卡壳了，於是狱警命令几个劳改犯人把我按翻在地，用呼呼飞旋的电棍戳入我的肛门。我还能说什么感谢话呢？生活多值得回味，我居然在胯间的阵阵炸裂中还能叫出文革中的时代最强音：“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在牢里，犯人不准直起腰来跟狱警说话，天长地久，我就养成了狗一般蹲着的习惯。但我的心灵没有蹲着，它象鸟，甚至比鸟飞得更高；它在越狱，在没命地逃跑；它穿行在六四遇害者的冤魂中间，并与他们一道寻求遥远的自由。子弹追不上心灵，於是我在最后一年的刑期里，拿起笔写作，并跟一位80高龄的服刑和尚学会了吹洞箫。此时作为诗人的灵感已一去不返。连诗皮也被扒了，我只剩下血淋淋的骨头和筋。周围的人也只剩下这些，於是我照实往下写□□这就有了五卷本长篇作品《活下去》的开端，有了三卷本《中国底层访谈录》和其他散文作品的开端。狱内狱外，这两个系列的著作耗掉我十年光阴。我承认，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很可能把老本赔得精光的赌博，但是我这种记忆良好，擅长揭人老底的废物能干啥呢？出狱后，人们早忘记我是怎么进去的，几乎所有的文学界故交都与我划清了界限，那些标榜先锋或前卫的经院评论家们，与官方构成的默契是：自觉一次次改写书面的历史，检查并剔除我这类的异端的名字。我承认，这对我情感上那丁点残有的文学虚荣有所损伤，但彻底让我告别“诗人 ”或“作家”的是一则足以引起人民公愤的谣言：“廖亦武是疯子、狱霸、变态狂，他居然强迫同监囚犯舔他的生殖器。”□□在1998年，我主编《沉沦的圣殿：20 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以此洗清浑身秽迹，变相说明自己与精神病无缘之前，这则谣言广为传播，几乎成了广大文人们从道义上置我于死地的铁证。六四亡灵在上！我是个苟活的狗崽子，在政治和生活的双重暴力下，我四肢趴地矮下来，但我有脊梁、有血、有眼泪，我以后不希望别人以诗人或作家这样的名称来侮辱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底层见证者，只比那些看见了听见了受够了煎熬却无以诉说的大多数中国人幸运。我没有失去对诗歌、散文作品、对话、故事、音乐、窃窃私语等美好事物的感受能力，没有失去世俗的人间真情。更重要的，我没有失去与生俱来的、剥夺不去的尊严和荣誉感，这也是我乐意接受《倾向》奖的主要原因。谢谢中国独立作家笔会，谢谢《倾向》，谢谢各位同仁及朋友。（晓河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