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人 (台湾) 陈 白 清治时期，统治者基本上并不欢迎人民迁居台湾，1683－1874年间，曾四度颁 布禁止人民渡台令，1684年第一道禁渡令即有“渡台者不准携带家眷；业经渡台者 亦不得招致”的规定。 其间，虽曾于雍正十年至十七年(1732-1739)、乾隆十一年至十二年(1746-174 7)、乾隆廿五年至廿六年(1760-1761)三度开放，准许携眷，但旋又禁止，使得当时 的移民有如现在的大陆偷渡客一样，必须冒着灌水、放生、种芋、饵鱼的偷渡风险 ，来台发展。 政策的改变要到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派兵攻打牡丹社，来台的钦差大臣沈葆 桢建言，才于光绪元年(1875)解除渡台禁令、鼓励移民台湾，也才使极度不平衡的 男女比例，渐趋和缓。经过廿一年的开放，日治第二年(1896)统计户口，台北市(当 时仅含城内、艋钾、大稻埕三区)汉人男性23945人，女性18509人，合计42454人， 男女比例为124比100；略高于同期台湾全岛男女比例119比100。 由於清廷偏颇的移民政策，男女不成比例，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几个现象： 1、“有唐山公、无唐山妈”，汉人大量迎娶平埔族女，促使平埔人加速消灭； 也使部分汉人带有平埔族血统； 2、早期从人口众多、谋生不易的闽粤地区，贩卖人口来台，养子女、童养媳风 气大盛，余毒迄今； 3、开放渡台禁令后，台湾人口短期间爆增，谋生转困，形成溺杀女婴现象，这 种现象见诸丁绍仪“东瀛识略”、必麒麟(W. A. Pickering)的“探险福尔摩”等多 本中外史籍； 4、聘金制、结婚论财，男女须准备大笔聘金。 其中童养媳、养女习俗，成了台湾一百多年来最主要的娼妓来源。譬如台湾第 一位女革命家谢雪红(1901-1979)曾为童养媳、再被卖为妾；第一位女医师蔡阿信( 1896-1990)差点变成童养媳；第一位女记者杨千鹤(1921-19 )几乎成为养女。她们 凭借一分勇气、坚持、抗拒命运的安排，才得以逃脱当时绝大多数女性的宿命；但 有更多可怜女子无力抗拒，只有随风飘零、浮沉人海。 本文就台湾一百八十一年来(1821－2002)，曾有的养女、艺妲、娼妓、琉球女 、中国小姐选美、官夫人俱乐部、妇女运动等方面，试图描述各时代，台湾地区妇 女所面临的环境及她们的奋斗。 一　艺妲、酌妇与妓女 一般认为台湾娼妓存在始于道光元年(1821)。其实不然，娼妓来台营业应早 于该年。道光年间(1821-1950)，艋钾(含台北、万华)一带商船云集，靠近第一号水 门的薯薯市街(日治的欢慈市街，今贵阳街一段)、凹斛仔街(宝斗里华西街一带)形 成娼寮、酒楼区。日治初，总督府在1896年7月首度承认公娼，日本艺妓小花取得第 一号证件(鉴札)，在城内北斗街养气楼执壶卖艺；1897年7月制定花柳病预防标准， 并将万华的凹斛仔街、欢慈市街、后街仔、栗仓口一带另辟为新寻欢特区──“游 廊”，开启了台北性产业的发展。 另外，大稻埕(今建化街延平北路一带)延续清末的发展，日据初期在东荟芳 、春风得意楼及稍后的江山楼(1917)、蓬莱阁(1922)带动下，也渐形成新风化特区 。 1928年初，对台北的酌妇(酒家女)、普通妓女施行“货座敷”──原指出租 房间之意，引伸为不提供菜，只供应妓女的最低级妓女户。总督府还设立“检番” 管理娼妓外出接客的登记(每次酌收一日圆费用)，督导娼妓定期接受性病检查。据 总督府1938年4月统计，台北市三个检番辖下艺妓为：台北检番有124人、万叶共立 (郎万华)检番31人、大稻埕检番114人。同年开始对高级艺妓(妲)作性病检查，吴松 谷“艋钾游廊回顾谈”文中透露，号称“卖笑不卖身”的艺旦幼良、凤英、花月云 、月英、根根、彩青因之愤而联袂歇业抵制。 艺妲之所以会愤而抵制性病检查，乃是日本当局不了解她们的成长过程所致 。她们皆是养女出身，从小即由养母延聘名师训练成诗书琴棋曲歌样样精通后，再 习妩媚街、应酬功。到十四五岁，南下台中、彰化、台南、高雄见习历练，俗称“ 饮墨水”。三五年后，人面、技艺皆熟，再返台北，由养母开设独门独户的艺妲间 、高树艳帜，趁年轻狠捞几年。一般等闲人士、有臭铜钱者，如果看不顺眼不接； 非熟客介绍者不接；话不投机、言词粗俗者不接。规矩可多得很。接客也仅清谈、 抚琴、演唱、作诗、下棋。台湾的艺妲等同于日本的高级艺妓、上海的书寓。 艺妲曾出过几位精于诗文的才女，如被喻为“自清二百余年间，两位才女之 一”的王香禅，人称“诗妓”、“艺妲中的艺妲”，她在原艋钾名妲的养母董仔治 栽培下，以王梦痴艺名，艳盖全台。她从良后先嫁麻子举人、又号花花世界的罗秀 惠，后罗秀惠移恋出生名门的另一位才女蔡秀吟。她下堂再嫁曾任满州国外交总长 驻日大使的台籍谢介石(幼安)。两人与连横熟稔，曾留下多首唱和诗作。如连雅堂 欲离开吉林，王曾作诗挽留： 数株松竹绕精庐，绝色天花伴著书。 此味年来消受惯，秋风底事忆鲈鱼。 连雅堂覆诗答以返台之意： 小隐青山共结庐，秋风黄叶夜摊书。 天涯未老闲情减，且向松江食鳜鱼。 另外，精通平剧的名妲奎府治(本名黄招治)，在一九三六年自杀前，留下“ 碧松观月”诗，感怀身世，最后几句“一朝弦色不成调，离鸳别鹄空悲鸣；我空吟 兮，复何为？天涯地角无知音！”令人为她的诗才、身世叹息再三。 在戏曲方面，艺妲原习南管，刘铭传、唐景崧于巡抚任上，皆曾延请大陆名 京剧班来台为母祝寿，京剧遂成为上曾社会的最爱，加上鹿港辜、板桥林等豪族大 力提倡，促使艺妲纷纷改习北管平剧。 一九零零年三月，儿玉源太郎总督在淡水馆(总督旧官邸旁，近西门)大宴全 台举人、贡生、廪生，餐余娱乐节目就是由日本艺妓、台湾艺妲所演出。一九三六 年台北“始政四十年周年台湾博览会”，大稻埕仕商就在大桥头(台北大桥靠台北市 一端)太平市场设立演艺馆，由艺妲演出平剧、女给(女演员)表演话剧、歌舞。当时 的戏码有奎府治、金艺演出的“四郎探母”、幼良、碧娥的“别窑”，宝钗、阿扁 的“空城计”，翠、碧娥的“打花鼓”，轰动一时，蔚为美谈。 演出“别窑”的幼良，就是已故布袋戏大师李天禄在“戏梦人生”回忆录里 提到的学生。李天禄曾教她及她的妹妹风娇唱歌，并且是她们演出、出局时的伴奏 琴师。郎或是正统者乐家，如田边尚雄在一九二二年观赏天乐社在稻埕新舞台戏院 演出后，也一再盛赞艺妲月中挂的老生戏，已达一流演员的水准。 根据陈飞宝“台湾电视史话”，以艺妲为题材的电影有望风春(一九三七，陈 宝珠、幼良两艺妲为女主角)、运河殉情记 (一九五七年、柯玉霞、刘蜇)、叹烟花 (上下集)(一九五九年，张美瑶、林龙松)、艺妲嫁乞丐(一九六五年，白兰、阳明) 、阿狗兄与艺妲(陈雪卿、小林)。 另有艺妲不甘寂寞，涉入政治、沦为总督府工具。如一九三六年二月，大稻 埕检番管辖下的根根阿政、宝凤等十七位台湾艺妲与检番所工作人员组织“稻华会 ”，它的宗旨是“为了会员相互之间加深亲密度，共同一致来磨练才艺，共勉精神 修养，图谋品行端正，以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她们表示除了尽量亲日，也要常抱 持报答“国恩”的胸怀，并作国防献金，以为台湾妇女界的典范。这种政治样板， 让人不禁想起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间，台北市十九家酒家的女服务生发动敬军花义卖 活动，得款五十万余元；以及类似的敬军、爱国活动。 二、日本艺妓、琉球商女、台湾慰安妇 一八九六年人口调查，台北市内日本人口，男性3229人，女性1027人，分布 上以城内区最多，男为2277人，女502人。琉球籍的日本学者又吉盛清在“日本殖民 下的台湾与冲绳”书中认为：“这些日本妇女，可能与卖淫业有关，尤其是住在城 内和万华(按：有449名)的日本妇女，几乎可以确认为这方面的女人。”他以抚台街 (博爱路、延平南路靠北门一带)日本人经营和常盘饭馆为例，最初有两名日女当侍 应生，后加入一自称来台寻夫的日妇，引起台北的日人、军人、军属界大骚动，都 思一亲芳泽，使“常盘”车马盈间。三日女周旋其间，一日所得可达七百多日圆。 当时五圆可以维持一个人一月的生活，可见收入之丰。 一八九六年初，总督府尚不许日女来台，抓到偷渡者径遣回国。该年三月间 有琉球女子四五百名，拟由基隆港登陆遭拒，后经淡水潜入台湾，这是日女来台之 始。当时称在台卖淫的琉球妇女为“琉球女”或“商女”。一八九六年七月确立公 娼制；九月统计日人经营的妓馆三十二家、餐馆二十八家；艺妓五十五名、娼妓四 十八名。台湾人经营的特种餐厅十家，艺妲二名。这些只是冰山的一角，地下色情 行业未列入统计的人数，当百倍于此。 总督府历年依据“娼妓检诊及治疗规则标准”，在全岛受检的娼妓：一八九 七年有11,115人，大增三倍，其中带病者1,390人；一九零九年突破五万人，受检5 3,497人，有病者2,217人；一九一八年突破六万人，受检61,632人，有病者2860人 。上述不含高级的艺妲或艺妓。但由於性病染患比率越来越高，当局不禁怀疑所谓 “卖艺不卖身”是否能坚持、真实？遂从一九三八年开始，要求艺妲(妓)也必须作 性病检查。 日本艺妓主要来自日本四岛(当时称为内地)，娼妓来自琉球。一九零七年， 台北每次两小时嫖资需二圆，远高于冲绳的一圆，因此憧憬“台湾钱淹脚目”的女 人，从冲绳、长崎、以至本州、朝鲜各妓院齐集台北。台北的日本人大都住在城里 ；琉球来的劳工阶级则与本地人混居于万华、大稻埕、松山。因此，日本人妓院先 兴于城内，再扩展到万华，开设朝日楼、满花楼、初音亭等妓院，不久就移至大稻 埕的六馆仔馆街(南京西路)一带。 一九零三年，日本在台艺妓132名、娼妓391名、酒女37名、女佳应生32名， 共592人，与1896年的103名相比，增加近六倍。当然这些数字仍不包括未登记的私 娼。1902年第五十期“台湾协会报”曾写道：“绅士、官吏、商人、劳工以青楼红 裙酒肉墙为唯一的快乐，大家均醉饱于此的新领土性、野战性。”总督府视此为管 理上的必要，让精力充沛的日本男人尽情发泄，新统治者遂滥用权势，夜夜流连肉 欲市场。土木包工业者大仓组、有马组、藤田组皆财大气粗，与特权勾结在欢场更 是一掷千金，最受欢迎。据又吉盛清调查，台湾的日本艺妓价码被这些新贵、财团 哄抬到每小时三圆，当时东京新桥的艺妓价码只有一圆二角。另外，一九零零年左 在，劳工每天工资约三角；警员、教师月薪九至十三圆；白米十斤零售价在东京是 一圆一角多。 一九四零年，大稻埕已成色情新中心，日人开设的二十五家妓院有二百二十 名日本娼妓，其中含四十二名朝鲜女，分属朝鲜人开的松花楼、柳楼、半岛楼、新 朝鲜楼。而在台湾市有登记的一百三十九名艺妓、五百十五名酌妇；料理店四十一 家，饮食店三百九十四家。这些尚不包括日军在台北设立的慰安区。另外在台湾各 地，如基隆、宜兰、新竹、花莲、台南(新町)、高雄等地，到处有挂名“吾妻”、 “梅园”的料亭招待所，都是让即将开赴战场的军人，觉得“死而无憾”之地。 日本政府在一九三二年上海事变后，开始从日本、琉球、朝鲜、台湾、菲律 宾、印尼、中国大陆，以拐骗、胁迫、强制的方法，大批运送慰安妇至各地，供日 军泄欲，引发了迄今悬而未决的慰安妇要求日政府认错、道歉、赔偿的问题。全部 慰安妇、台湾慰安妇究竟多少人？目前已无法得知。根据一九三八年至四十十年台 北州知事的统计报告，当时明载渡般目的地为中国大陆从事慰安所的辖内妇女有一 千九七人(内含日人651、朝鲜人217，台湾女229)。慰安妇也含中国大陆、菲律宾、 印尼、荷兰等国人，她们被分派到日军统治的广大地区。台大研究生李国生在“战 争与台湾人：殖民政府对台湾的军事人力动员(1937-45)”硕士论文中以每35名军人 对一名慰安妇的比例草估，全部慰安妇大约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另在一九九七年 到台湾的妇女救援基金会登记的平地籍慰安妇有四百三十七人，原住民慰安妇只有 十几位。这个数字笔者于二零零二年五月电询妇援会，未有变动。 勇于“进出”他国，却耻于承认所犯暴行的日本政府，对慰安妇也采取同样 规避的不承认、不道歉、不赔偿的态度。他们不但在战败后毁掉慰安妇的所有原始 资料，也刻意涂掉相关文件上的掮客名单，这些名单中包含曾榨取台籍慰安妇血汗 财、日治台湾几个大家族共同投资的一家公司；这些家族在二零零二年仍高居台湾 政商大族群中。 台湾方面在妇援会协助、推动下，促成一九九六年四月，一百四十七位(约九 成)立委联名致函日本首相及参众两院，促请日政府尽速向台籍慰安妇道歉赔偿；同 年十月，行政院决议提高补助慰安妇每月一万五千元；一九九七年十月，外交部代 日本垫支国家赔偿款，委托妇援会发给受害者每人新台币五十万元；一九九八年九 月，妇援会首映“阿妈的秘密□□台籍慰安妇的报告”纪录片；一九九九年七月， 妇援会王清峰律师陪同二位前慰安妇赴日本控告日政府；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日， 东京地方法院首度开庭审理本案，台籍慰安妇方面提出由日本政府赔偿每名台籍慰 安妇九千万日币的要求。 日本法院采取拖延策略，迄今未作进一步处理。在冗长、悲怨的等待过程， 台籍原慰安妇一个接一个走了。她们要的或许不是金钱赔偿，也非换不回的青春、 亲情，更不是抹不掉的耻辱；她们要的或许只是争一口气。不是吗？ 三、中国小姐热 中国最早的选美，可推至一八六八年刚斋主人在上海租界主持的“花榜”， 对象为顶级妓女“书寓”，当年坚持卖艺不卖身的李巧玲获评为花榜状元，另选出 榜元、探花等。一九一七年，上海新世界报扩大成“花国总统”评选，仿效民初的 国民选举，由嫖客、游客购选票(一元一张，不限购票数)，选出了粉领总统、副总 统、总理、内阁大臣、组成“花国政府”。或许闹得太离谱了，选了四届，就被租 界当局严禁再办。 台湾选美大约始终一九零零年或稍早之前。因为连雅当主笔的《台南新报》 就曾在一九零零年举办过“赤城花榜”，选出台南府城十大名妓，据他在“花丛回 顾录”纪载，当年的花魁是真花园年仅十二岁的小雏妓李莲卿。 另据吴瀛冯“江山楼·台湾菜·艺妲”一文中透露，一九一七年江山楼开业 前后，大稻埕约有一百位台湾，后来多至二百人，最多时期为一九三六年台北博览 会前后，人数多达四百多名。江山楼、报刊社时常举行艺妲花后投票，顾客购买一 张一元的投票券，选出红艺妲；也曾编印艺妲花名录，上附芳影、艺名、特长、住 址。先娶诗妓王香禅，后娶府城大才女蔡碧吟的麻子举人罗秀惠，就曾在某年江山 楼花选后，即席挥就四联，分赠花榜状元小金治、榜眼秋瞻、探花红柑、传胪碧珠 ，传为美谈。 早期选美仅由风尘女子参选，一般良家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更 别提抛头露面，让外头臭男人品头论足。台湾光复后，经过十五年的涵育，新生代 受到较好的教育，政治稍称稳定，加上国际选美风潮的影响，《大华晚报》遂在一 九六零年四月举办第一届中国小姐选拔，吹起一阵选美风，少女寻求成名梦、家长 盼女飞上枝头当凤凰、豪门大姓及将军族忙着在会场内外挑媳妇。 一、第一届中国小姐选拔(一九六零年六月五日) 一九六零年四月二日，就读金陵女高二年级的江苏佳丽张文连首先报名；她 虽未进入决选，倒留下了这个历史纪录。六月五日选出本省籍林静宜为中国小姐第 一名，全场为之哗然。第二名叶睦秋、第三名汪丽玲、第四名沈斐文、第五名李秀 英。由於部分参选小姐的家属、啦啦队不满评选结果、情绪激动，大会遂取消五位 中姐加冕的绕台一周。 为此，主办单位请评审委员李荆荪向外界说明评定三原则：一、评审委员皆 单独投票，由一到五名依序产生。二、中姐第一名必须身高五尺四寸(约163公分)。 以上斟酌国际标准，也顾及我国女子身材的最低限度要求。三、机智列为选拔重要 标准，以代表国家达成任务。 "代表国家，为国争光”的确是早期中国小姐肩负的重责大任，不过林静宜参 加美国长堤世界小姐选美未获名次。 当时前三名的奖金、奖品颇丰，对一般人可谓天文数字：第一名：三克拉钻 戒、雷达女表、61型派克金笔、地球纯银艺花对笔、精美相簿、银盾、晨衣、睡衣 、春风得意图国画各一，高级皮鞋两双。 第二名：奖金一万元，环岛机票、钢笔、原子笔、雷达女表、银盾各一，女 鞋两双。 第三名：奖金八千元，雷达女表、钢笔、原子笔、化妆用品各一。 二、第二届中国小姐选拔(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五日) 本届仍由《大华晚报》主办，地点仍在台北。由於上年参加国际选美失利， 部分人士引为“国耻”；加上仅选出一位第一名，容易招致批评与大众过度的情绪 反应，於是开启世界首创的“选出三位同列第一”的中姐选拔。 上届失利的汪丽玲、李秀英卷土重来，获选第一名。李秀英(韩国华侨)更勇 夺伦敦世界小姐第二名，稍后因第一名的英国小姐因帮派被取消后座，由李秀英递 补。第三位中姐为多才多艺的马维君，出身舞蹈、音乐、空军世家，精通英、德、 法语。她后来参赛长堤世界小姐选美，获第六名。 三、第三届中国小姐(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本届被视为世界小姐“卫冕赛，举国注目”。主办单位除《大华晚报》，另 加入台北扶轮社、中国狮子会、中国青商会、中彩、中广、北市报业公会、台湾观 光协会等七个单位。共襄盛举、扩大举办下，最高的入场票价由前两届的一百元涨 为三百元。 本届选出三位中姐：方踽(获长堤世姐“本国服装与演说奖”)、刘秀慢(获环 球小姐第四名)、江乐舜。在举办的同时，适逢中共“三面红旗”导致大批人民逃到 香港的难民潮，在舆论压力、国事紧张下，一九六三年暂停选美一年，不过本届有 两点值得一提： 1、初选入围二十八名中，有九位本省籍小姐，保障了复赛的名额。这算是最 早的“台湾优先”本土化政策吧？ 2、方踽获媒体颁给“人缘最佳奖”，结束国际选美后旋冠上“连”姓。对照 九十年代外界对她的观感，实在天壤之别，令人感叹造化弄人。 四、第四届中国小姐(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 停办一年的中姐选美至今复办。也许是定在七月七日大凶日，这一次的中姐“ 七七事变”，成了最后一届。本届选出三朝元老的赵令瑜(第二、第三届皆屈居第二 名)、于仪(获选环球小姐第五名)、林素幸(第二位台籍中姐，获论玟世界小姐第三 名)，国际比赛成绩斐然，划下了一个完美的句点。之后停办了二十四年。 再次停办的原因除了因选美带来的影响少女，社会竞比奢华、女学生不安心念 书等因素外，最重要的是“为大官、有钱人遂媳妇、少奶奶”之讥。最后一点也是 事实。纵观早期四届中验选美，有几点特色： 1：参赛者大多为在学学生。 2：她们大都多才多艺，外语娴熟，表演项目可为弹琴、舞蹈、歌唱(艺术歌曲 )。 3：她们肩负国家、社会大众赋予的“为国争光”、“亲善大使”的重责大任 。 4：她们大部分嫁入豪门大宅。 比较活跃，较为人知的中姐有：汪丽玲的保护流浪动物；刘秀慢在艺文、广 播电视的发展；方踽的官夫人生涯。 一九八八年中国小姐选美在停摆二十四年后，轰轰烈烈重新举办。轰轰烈烈 不是来自大众的掌声，而是一来就是佳乐小姐与中国小姐双胞案；又有第一届佳乐 小姐凌蕙蕙与主办单位间的“取消后座”争执；她如需着中姐头衔的递补者赵英华 第一名之争官司迄未结案。然后又有选美皇帝唐日荣与历届中姐，中国妈妈的绯闻 、官司不断；一九九一年中姐第一名卢秀芳与有妇之夫交往；部分入选中姐打着名 号在欢迎场捞金。二零零一年甚至关着门选出一位台湾小姐到国外比赛。真是惨不 忍睹！其中大概只有一九八八年，出身华航空姐的张淑娟(获波多黎各国际小姐第二 名)，能得到外界肯定，她的长相，发展路线配似当年的刘秀慢，很知上进，算是出 污泥而不染吧。 重办后的中国小姐有几点特色： 1、走向国际化，如一九八八年国际佳乐小姐、环球小姐；一九八九年全球小 姐；一九九零年世界模特儿选拔皆在台湾办； 2、商业化。中姐入选人成了应酬交际花； 3、低俗化。因女性出头的旁道增多，中姐参选人水准普遍较早期中姐的参选 人低；加上主办单位胡搞，成了“中国小姐选美大笑话”。 4，获选小姐与主办单位经常为名、为利成为了某些不可告人之事的主角而对 簿公堂。 哎！不提也罢。让我们转到另一个台北女人小集团看看。 四、官夫人俱乐部 一九五零年四月十七日“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由宋美龄主导下在台 北成立，计有二百多名来自各省和不同阶层的代表与会。该会于一九八六年更名为 “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一九九六年改称“中华妇女联合会”，反映了政策的变 化。但不管政策如何变动，这个简称妇联会的组织，迄今仍由隐居纽约的宋美龄挂 名主任委员，基本上一直是官夫人俱乐部大本营，直到二零零零年“换党变天”后 。 妇联会在党政不分时期，宋美龄身兼永远的第一夫人、永远的妇联会主委两 职，下有行政机关资源、党部妇工会敲边鼓，加上收编台湾(台北)第一位女外科医 师谢娥的台湾省妇女会，形成影响台北贵夫人交际圈的最大势和。台湾迄今名义上 有五任第一夫人，其任期： 1、宋美龄 蒋介石夫人，一九五零年三月－一九七五年四月 2、刘期纯 严家诠夫人，一九七五年四月－一九七八年五月 3、蒋方良 蒋经国夫人，一九七八年五月－一九八八年一月 4、曾文惠 李登辉夫人，一九八八年一月－二零零零年五月 5、吴淑珍 陈水扁夫人，二零零零年五月－至今名义上有五位第一夫人，但实 际上只有二个半。怎么说呢？这是由於宋美龄长期在官邸、妇联会营造的夫人派势 力，使得个性淡薄的刘期纯、身为晚辈的蒋方良不被外界承认，也不敢自认为第一 夫人。一九八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在蒋介石百年诞辰大会上，八十九岁的宋美龄返台 发表“我将再起”演说，震憾台北政坛；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经国先生逝世，她 对国民党接任主席人选的意见，引起台北政坛长达半年的大地震。 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第一届民选总统后，曾文惠才敢摆出一点第一夫人架势 ，渐渐走出宋美龄的阴影，所以曾文惠只能算半个第一夫人。到陈水扁执政，换了 执政党，年事已高的宋美龄早就不闻国政，长期隐居纽约，吴淑珍算是第二个可以 走出自己风格的全新第一夫人了。 在第一夫人默许下，四十多年的官夫人俱乐部除了妇联会，另有行政院长夫人 领衔的行政院合唱团。曾文惠与方瑜的文艺之友、吴舜文等人的崇她社、董梅真(俞 国华夫人)的兰艺社、林澄枝召集O型、B型血型官夫人合组的OB club、外交官夫人 的台北迎新会、曹倩(陈履安夫人)的花艺基金会、林瑞慧(辜濂松夫人)的儿童基金 会、严倬云(辜振甫夫人，现为妇联会总干事)与徐乃锦的YWCA。另外尚有企业家第 二、三代小奶奶主导的少奶奶YPO及各种文教基金会，与官夫人俱乐部唱和， 准是 准官夫人俱乐部。 这些官夫人为大家增加不少或可笑、或可谈、或可批、或可评的话题，多多少 少丰富了台北灰暗、沉闷的天空。其中少数不太活跃的异类如刘期纯、蒋方良、陈 合(林洋港夫人)、田玲玲(钱复夫人)、陈万水(宋楚瑜)、徐乃锦(蒋孝文夫人)、曹 倩(陈履安夫人)，或是学问专业取胜，或是平民作风，或是亲切如隔壁欧巴桑，尽 管不参加或不太出席国民党执政期的官夫人俱乐部的活动，却留下令民众印象深刻 的好回忆。 官夫人俱乐部有几个特色与现象： 1 、排他性、政治性、小圈圈性。 2、 官夫人在俱乐部的地位，随丈夫的政治行情而升降。 3、 官夫人圈流行的服饰、化妆、美容、嗜好，有彼此仿效现象，具泻染性。 4、 官夫人热心参加的社团，反映个人喜好外，也显示丈夫的政治企图及行情 。 5、 官夫人另各自形成小圈圈，有多批小官夫人围绕。 6、 官夫人常在丈夫“有难”(受政敌攻击、涉入绯闻事件)时，挺身而出，扮 演母狮子或挡箭牌角色。 7 、丈夫永远是官夫人对外宣称的贤夫贤父、不沾花惹草的去势太监，直到绯 闻上身，她们就急忙跳到上一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捍卫丈夫的清白。 由上述各项，归纳成最后一项：官夫人俱乐部有农厚的依附性□□完全依赖丈 夫的政商行情，决定她们的会员证是否有效，是否过期。 五、新女性 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期，除了官夫人外，有些女人在台北刻划出她们毕生 努力的方向或成绩，兹以年代序列如下： 1、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发起保护养女运动(一九五一年七月)，成立养 女会，进行出版养女研究报告。也间接促成大法官会议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通过“ 养子女之子女不论婚生收养，均得代位继承”之解释案。 2、张小燕以“归来”影片获第五届亚洲影展最佳女童星奖(一九五八年四月 )。 3、张秀豆获第一届中国文艺协会散文奖(一九六零年五月)。 4、第一位女性人体模特儿林丝缎首展人体画展(一九六一年五月)。 5、琼瑶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一九六三年七月)。 6、“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员凌波抵台北，风靡全台波迷(1963年10月)。 7、纪政因拥有四项世界纪录，被美国业余运动协会列入世界运动女档(1965 年四月)。 8、扬丽花在台视演出歌仔戏，刮起一阵旋风(1965年间)。 9、第一届十大杰出女青年，选出李钟桂(副教授)、王澄霞(教授)、城璧连( 公务员)、张秋香(军职)、汤乐诵(社服)、陈洁滢(生产事业)、纪政(体育) 10、吕秀莲提出新女性主义(一九七一年) 11、张金兰(第一位女性大法官)获“世界杰出女法官奖章”(一九七三年八月 )。 12、陶晓清在中广春节特别节目邀七位民歌手演唱民歌，掀起校园民歌风潮( 一九七七年二月)。 13、郭小庄创“雅音小集”，开启新平剧热(一九七九年五月) 14、殷允凡创办“天下杂志”(一九八一年六月)。 15、李元贞等人创办“妇女新知”杂志，开启妇女运动新页(一九八二年)。 16、鹅妈妈赵丽莲告别四十年的广播英文教学课程(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17、李昂“暗夜”、龙应台“野火集”出版，掀起暗夜野火现象(一九八五年 )。 18、徐璐以自立晚报记者身份，突破禁令，首访大陆(一九八七年九月)。 19、涂阿玉出阁，为其高球职业生涯画下完美的句号(一九八八年二月)。 20、七月国民党首位女性中常委、首位女部长的郭婉从宣布恢复课征证所税， 引起股市、政坛大震动(一九八八年九月)。 21、陈怡安、秦玉芒勇夺汉城奥运跆拳道表演赛冠军(一九八八年九月)。 22、许晓丹全裸演出“回旋梦里的女人”，引起艺术或色情的争议(一九八八 年十一月)。 各行各业的女性创下傲人的成就，女性同胞慢慢地走出以往低教育水准、低 社经地位的历史阴影。但是在很多方面仍有待提升，於是有了妇女运动。一九八二 年创办的“妇女新知”延缓了吕秀莲的“女人先做人再做女人”主张，持续推动妇 运，成为主导团体。继之而起的有妇女展业中心(一九八四，长老会)、拉一把协会 (一九八四，二年后改名晚晴知性协会，施寄青主导)、台大妇女研究室(一九八五年 、一九九九年改名为妇女与性别研究组)、彩虹妇女事工中心(一九八六，长老会)、 新环境主妇联盟(一九八七年)、现代妇女基金会(一九八七)、进步妇女联盟(一九八 七)。上述八个妇运团都是解严(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前在台北市成立的。算是第 一阶段的妇女运动团体。解严前这些团体以室内演讲、研讨会方式为主，，另曾有 九次较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含最成功的一次“抗议贩卖人口──关情雏妓” 活动(一九八七年一月)。 解严后较具代表性的妇女运动团体，绝大部分也是在台北市成立。如台北市 妇女救援基金会(一九八七)、台北市励馨基金会(一九八八年)、终止童妓运动协会 (一九九一)、台北市新女性联合会(一九九一)、女性学会(一九九三)、女性权益促 进会(一九九四)。另外大学校园里，由台大女研社(一九八八)首开风气，女学生自 组的纯女学生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九零年代扩散。 解严后妇运团体仍以室内及略偏重头等活动的交互运作策略，除了关心公共 领域讲题外，也将触角延伸至性骚扰、性侵犯等私领域，甚至企图将个人情欲问题 转化成公共政策主张。如一九九四年五月“女人连线反性骚扰”大游行时，何春苏 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口号；次年“台大女学生看A片”事件，似乎模糊 了妇运焦点。一九九七年因台北市弃公娼议题，除了使妇女团体分成性解放派(支持 公娼)与“性批判派”(反公娼)的对立阵营，也使龙头团体“妇女新知”发生内哄， 虽然台北公娼在新市长马英九依法给予两年缓冲时间，并已在二零零一年三月底正 式关闭、禁娼。但妇运团体内部新旧观念的冲突仍延续着。 六、结 论 尽管近期有某些妇女团体的脱轨演出，或彼此间因观念不同偶起的冲突；但 值得全台湾妇女高兴、安慰的是一九九八年“地方制度法”三读通过“四分之一妇 女保障名额”规定，大法官第五百四十二号解释令“妻从夫居违宪”、立院三议通 过“家庭暴力防制法”、“夫妻结约后以各自保有原姓名为原则”等。一九九九年 ，立院通过“性侵害犯罪防制法”。二零零零年，吕秀莲就任第一位女性副总统； 政院内阁四十一名阁员中，女性占七位；如北市女性局处长比例为百分之十五点六 败选的国民党终於体认女性同胞的影响力，在四中全会女性中常委人数大幅增为十 一位，并首次有了女性副主席(林澄枝)。二零零二年三月八日，正式实施“两性工 作平告示地”(不含 军、公、教女性)。 九十年代后半，强调本土性的妇运人士与初掌中央大权的民进党似乎有了更 进一步的合作关系，有的因之入阁。“进入体制”固然有可能发挥更大的功能；但 发一刀两刃，也可能被收编，沦为政策工具。二零零一年发生的民进党不分区立委 张旭成及青年部主任的疑似性骚扰、性侵犯案件，部分国会男性立委公然以粗话“ 描述”女性等事件，已不见妇女团体大力声援，是一个很显著很讽刺的例子。另外 ，值得以台北市为主要活动舞台的妇运团体深思的是：如何将之推广到全岛各地； 如何不随政治社会事件起舞，走出自己的路，如何在“反父权”之后，创造更和谐 的两性运作空间；如何关注各阶层、各族群的特殊性，使她们也乐于参与……等， 都是考虑规划的问题。 最后，对於少数“家暴法”保护伞下的男性受害者，也应寄予同情，了解， 而非“暗爽式”的幸灾乐祸的心态。百家争鸣之余，期盼台湾的女人共唱出音韵和 谐、优美动听的新时代大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