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满与政治稳定 陶 骏 (整理) 编者按： 在中国大陆权力交接的新关头，中国大陆的形势究竟如何？如何评估大陆政治稳定 性前景？是人们尤其是海外华人热切关注的重要问题。最近，两份大陆专家撰写的 报告引起国内高层和专家的注意。一份是胡鞍钢、王绍光和丁元竹撰写的<<最严重 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另一篇是康晓光撰写的<<未来3-5年中国大 陆政治稳定性分析>>。这两篇文章，读者反响强烈，中英文媒体广泛转载、评论。 为深化对读者关注问题的讨论，在宪政协进会支持下，多维新闻社于8月24日在纽约 宾夕法尼亚酒店召开了“社会不满与政治稳定研讨会”，讨论这两篇文章提出的问 题和观点。本刊特刊发此次研讨会的相关内容以飨读者。 中国大陆的主流因素仍然是稳定 孟 玄 (政论家) 我没读完胡鞍钢和王绍光的文章，但看了多维社转载的康晓光的文章。前者讨 论的是潜在危机，似乎迫在眉睫；而后者则倾向于执政者还能稳定大局。两相比较 ，我比较认同康晓光的观点。在中国是否会发生动乱的判断上，我们应当注重主流 。确实也有不稳定因素，但比较而言，我认为，求稳定的力量是主流，不稳定是支 流。 目前关于中国危机论或崩溃论正趋热，裴敏欣最近写了文章说，目前中国经济上 像印尼苏哈托晚期，政治上像苏联勃烈日涅夫晚期。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欧 安会时期，即使中央情报局评估，也认为苏联情形不错，可以长期维持下去。但勃 氏一死，马上就启动改革，并且在戈尔巴乔夫手中垮掉。印尼经济类似，95年奈保 尔考察印尼很仔细，但看不出会有危机；即使有宗教问题，信仰加科技可以维持繁 荣和稳定。苏哈托搞了30年，到90年代中期，雅加达相当繁华。但东南亚经济危机 冲垮了苏哈托体制。裴敏欣的意思是，不能只看浮面的稳定和繁华的表像，更要看 内在体制。如果没有体制变革，简单的增长不可靠，这不是真正的发展。 然而，崩溃不是必然不可避免的。这与对危机的应对措施有关。体制变革不能以 殭化教条为指导，要注重后果，寻求保持稳定。90年代南美自由化，智利经济至今 不错，但它的铜矿还是国营。印尼垮在东南亚危机起源于泰国，不是它能控制的。 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如果不是大改体制，而是调整，苏联可能就不会那么快崩溃。 90年代中期读曹锦清关于河南的文章，问题严重，好像已经不行了。今年再读他 的文章，问题似乎更严重了，但是并没有崩溃。显然，稳定论与崩溃论都是有道理 的，从自己的逻辑出发，都言之成理。关键还是要看稳定因素与不稳定因素的对比 才能判断。 当然，问题的结果有两种可能。一是问题虽然严重，但可以控制，在动态中消化 。经过一段时间拖没了。二是问题最终也解决不了，导致危机和崩溃。哪种结局出 现取决于很多因素，不能简单做结论。 历史有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中国有王朝兴衰循环规律。大概一、二百年一 循环。最后的完整循环周期始于清末。清末天下大乱。毛泽东开始治世，文革大乱 。邓小平开始另一轮循环，到江泽民才二世，应当还是上升时期。 总之，我同意康晓光的观点，目前稳定因素大於不稳定因素。政局不会大乱。 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怎样维持的 胡平( 北京之春总编) 我喜欢康晓光的文章，因为他把事情说得太明白了：共产党的稳定统治究竟是怎 样维持的。 胡鞍钢和王绍光认为，中国存在大量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政治不稳定 。中国有这些问题，是许多中国人早就知道的，也是广大人民的直觉。只是洋人才 觉得新奇和惊讶。但是，问题导致不稳定这样的观点却不符合人们在共产党执政下 的感受。中国知识界早就看到这些严重问题，但并没有发生所谓的政治不稳定。如 果经济危机一定导致政治不稳定，那么文化大革命初期人们不满而引发政治危机的 可能性远大於文革后期。文革初期，彻底造反，全面内战，停工停产。文革后期， 至少还抓革命、促生产。怎么能文革后期国民经济要破产因而可能引发动荡而文革 初期形势反而稳定呢？如果经济危机必然会导致政治不稳定，那么60年代初期应当 是最不稳定的。经济社会问题导致政治不稳定恐怕还不是最荒唐的对共产党统治稳 定性的解读。还有许多人甚至认为，共产党稳定统治是因为并且表明共产党还代表 大多数人民利益；否则，天下早该大乱了。 康晓光则不以上述观点为然。康晓光通过仔细解析共产党中国维持稳定的机制得 出结论，经济和社会问题不一定导致政治不稳定；共产党维持政治稳定也无须代表 人民利益；共产党稳定统治的机关诀窍在於政治统治、控制和镇压机制。从康晓光 的描述分析中，我们看到一幅赤裸裸的以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稳定机制。 第一，共产党及其官僚系统谁也不代表，他们只代表自己，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 而统治和行事，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持权力和扩展权力。权力就是目标和目 的。什么人民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什么社会正义和私人道德，都是服务于追逐和 维护权力的工具。都是在维持权力需要时才考虑的因素。什么人民不成熟因而需要 他们去代表和维护其根本长远利益，都是骗人的把戏。 第二，经济和社会问题导致的社会不满，并不会必然导致政治上垮台。这里，他 提出了政治稳定取决于稳定因素与不稳定因素的力量对比。在社会力量分布和人民 不满的问题严重程度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决定了这一对比，这就是反抗资源 和镇压手段。共产党可以在大多数人对许多问题严重不满时维持稳定统治，因为他 们垄断所有政治行动资源，以严厉镇压控制所有集体行动可能，消灭不同的思想， 使反抗零星分散。即使多数人都不满，但只要锣齐鼓不齐，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兼用 胡萝卜收买和大棒镇压双重手段加以控制。当不满的人意识到反抗没有希望时，社 会不满就越发不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社会危机不必然甚至不容 易导致共产党统治的不稳定。这也就是这个政府为什么可以不考虑民意而继续维护 统治。 第三，腐败是共产党统治的必然现像。这不仅因为共产党是为自己的权势而统治 ，而且是因为共产党为维持统治需要一个精英三角同盟，即康晓光所说的政治精英 、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所结成的同盟。在这里，统治者为换取商业精英的政治支持 ，不仅开放正常的商业机会，而且允许他们通过腐败方式发财。为维持这样的赚钱 机会，商业精英倾向于支持执政者以威权体制维护所谓的正常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 。商业精英在后门以权钱交易满足自己的需求。 什么是康晓光没有说清楚、但我们可以从他对共产党统治机制的解析中可以得出 的结论？ 第一，共产党制造了人民对它的需要。由於共产党垄断政治行动资源、控制集体 行动手段和严厉镇压反抗，使得只有社会不满在极强时才爆发，另一方面反抗由於 没有组织和思想准备及经验积累，极度愤怒和强烈的反抗有破坏性和失去秩序的可 能，这就使热爱和需要秩序的人感到共产党不可缺少。其实，就是共产党的错误造 成了不满，本来可以调整政策和人事、更换政府和改革制度解决问题，但共产党非 要镇压不满，使不满一旦渲泻成为很危险的危机；共产党迫使人民不仅接受一个罪 恶的政府，而且将这个罪恶政府当作唯一的选择加以接受，当作必然与必要加以接 受。 第二，这样的统治的一个后果是使得人们觉得政治改革很难。道理上谁都认为， 政治体制不改不行；否则，中国的问题无法根本解决。但现实中让人们直觉地觉得 ，不改还好，改了反而会崩溃。因为现实中积累的问题太多、怨恨太大了，另一方 面，政治镇压和控制使得没有可以替代共产党的力量存在。这样的状况决不是一开 始就这样的。1949年就搞民主，不会有今天的困境。即使1979年甚至1989年，中国 人还可以享受民主而不出现动乱危机。是1989年的镇压以及随后的康晓光所描述的 政治控制机制造成了今天的困境。这大概是共产党给中国造成的最大问题，使人民 看不到共产党之外的希望；无论共产党多坏，人们只能在绝望中忍受。 第三，所谓精英三角联盟并不确切。因为在精英之间关系中，共产党并不仅仅为 利用商业和知识精英而给他们甜头，共产党也欺侮和压迫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剥 夺他们的政治权力和侵害他们的正当利益。这里不存在真正平等的和自愿的同盟关 系。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完全知道这点，他们内心并不爱共产党，并不爱这个制度 ，他们也并非不痛苦；他们仅仅是不得以忍受或接受罢了。真到变换体制成为可能 或不可阻挡时，他们会马上转向新的制度。 第四，康晓光认为，这样的统治即使不义，也可能继续下去。只要以更残酷和精 致的方式将所有不满和反抗控制住。问题会拖过去，经过一段时间，被拖没了。这 里的代价是不公正。就是要维护这种不公正，要残酷地维护它，直至人们认为他们 是公正的为止。这当然不是没有可能。然而，我们这一代人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不 仅弱势群体要付出物质和公平的代价，强势者也要付出道义代价。这一代中国精英 的道义责任感之薄弱，在冷酷地计算这种可能和容忍接受这种现实中暴露无遗。 然而，第五，这样的统治也许拖不过去。康晓光并不认为，这个制度可以长期维 持。如果镇压和暴政可以维持永远，那我们今天就生活在所谓秦千世或秦万世的朝 代了；秦始皇就是这样想的才教自己秦始皇。不过，历史证明，暴政总是会被推翻 的；人们反抗会有锣齐鼓齐的一天，那时统治者疲於奔命，应接不暇。然而，这样 严厉的镇压和统治，使结束共产党统治的代价会很昂贵。而且，可以这样说，今天 以这种方式维持稳定越成功，结束这种不义的统治的代价就可能越大，后果越不可 测。 最后，康晓光不是新左派。王绍光这样的新左派关心社会正义，主张靠政府政策 解决问题，呼吁政府有节制地压榨。康晓光则只关心政治稳定。无论怎样压榨，只 要政治统治机制得当，就不会有稳定性问题。那么，康晓光作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 子以什么为这种统治辩解呢？他没有明说，但似乎是民主。他认为，经济发展了， 中国人会象掌握市场一样成功地解决民主问题。然而，历史上更可能的是，经济没 发展，执政者说，民主不可能，条件不成熟；先建威权，发展经济，再建民主。但 是，等经济真发展了，执政者又会说，我们不需要民主；我们过的挺好；讲民主还 有许多问题和危险。康晓光最后以民主政治的前期条件为这样不义的政治稳定和统 治机制的辩解站不住脚。 中国的危机远超出胡鞍钢和王绍光的估计 程晓农 (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虽然胡鞍钢和康晓光都是清华大学国情分析中心的，但两篇报告不同。胡鞍钢一直 有很强的智囊情结，可是并不顺利。他们报告的共同点是，中国有潜在的危机，会 导致不稳定。两份报告不同点在於如何估计政府的应变反应上。胡鞍钢王绍光认为 ，政府应该负责地解决问题，虽然现在是采取一种不负责的姿态。康晓光则不认为 政府会真正去解决问题；他更相信，政府的理性选择就是精致地控制不满和严厉地 镇压反抗。 经济社会问题会导致社会不满，但社会不满如何威胁政治稳定则取决于其他因素。 虽然短期内可以通过镇压来维持表面上的稳定，但如此做是否可以成为长远之计， 还是取决于那些导致社会不满的经济社会问题能否解决。换言之，导致潜在危机的 那些问题的演变方向是否可以逆转；如果可以逆转，朝着好转的方向演变，那么这 种着眼镇压的控制就是与时间赛跑，看能不能在问题全面爆发前控制住局面；但如 果这些经济社会问题不会逆转，则不满迟早会失控，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问题越 发严重，控制越发困难，失控和政治不稳定越发可能；也就是说，政治肯定不会稳 定。 我想从几个方面分析说明，中国今天的社会经济问题为什么是难以逆转的，这些问 题在最近三年内全都浮上了台面，这并非偶然。 首先，从经济结构看。中国的三农问题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农业已经破产了，农 民如果只种地，除去投入成本和农业税以及地方的收费摊派，结果是负收入。现在 农民是靠外出打工才能应付农村基层干部的摊派。加入WTO后，问题会更严重。农业 困境20年内不会好转。第二产业也存在严重问题。改革开放后发展很快的制造业主 要是沿海地区的三来一补。原来庞大而行业齐全的传统制造业在衰落解体，这一点 在内地各中小城市看得很清楚。产业结构进步的正常趋势本来是由劳动密集型向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但中国的发展却相反，由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转 变。所以我不久前提出，中国正在经历着“去工业化”的阶段，虽然中国引进了大 批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徵的外资企业，但是整个工业结构中原有的资本和技术密 集型的企业大批破产解体，这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一种退化。现在国内对这个问 题避而不谈，反而强调要发展第三产业来带动经济。实际上，没有一个发展中的大 国能够不走工业化阶段而实现现代化的，在整个经济实现现代化之前，第三产业不 可能成为经济成长的主要支柱。何况，目前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主要是政府依赖 型的。一是靠政府开支增加，如公费吃喝、公费购车、公费手机、公费游玩等。另 外就是靠“官员消费，别人买单”而维持的黄色产业。中国无论多穷的县，餐馆酒 楼和黄色产业都相当兴旺，在那里吃喝消费的主要是政府官员，这就说明中国目前 第三产业主要支柱的根基在哪里。总之，第一、二产业退化，第三产业畸形发展， 这样的产业结构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恐怕不难作出判断。 其次，从经济制度看，现实并不是像人们所企盼的那样，随着国营经济比重的下降 ，私营经济和正常的市场机制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的实际进程是权贵经济替代 了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二十多年过去了，并没有建成一个 真正能替代原来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新体制，目前的国有企业不是破产倒闭，就 是被少数管理层控制而员工则极端不满，还有少数尚能盈利的国有企业则主要靠原 料垄断或市场垄断。由於国有企业改革一筹莫展，最后像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股减 持等话题都已经被中宣部列入不许讨论的议题清单。私有经济发展也并不正常，现 在很多的私有准私有企业往往是主业经营不良，却在“包装上市”上作文章，即所 谓的“做局”“圈钱”，最近一两年来上市公司中的一连串丑闻，从中科，银广厦 ，一直到前两天曝光的华晨，都是这类例子。而且很多私营企业本身的发展也与权 贵经济紧密相连。 再次，从发展策略看，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有效的全局性发展策略，对 内地农村和大多数内地城市实际上采取的是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主要的政策 和仅有的金融资源都用来发展几个“橱窗”，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几个大 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靠这些“橱窗城市”吸引外资，而对其他地区则弃之不顾。所 以国内有的学者称这种经济发展策略是“样板戏战略”。 目前，由於第二产业长期 不景气，加上银行坏帐过高而收紧银根，出现了全国性的投资困境，就是在绝大多 数行业都没有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自然也谈不上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了。近一两年来 ，媒体和大都市房地产开发成了商界最后的投资机会。所以，尽管投资办报办刊是 “烧钱”的高风险行当（一份报纸至少要准备５千万，一份刊物至少要准备8千万） ，还是有人跃跃欲试。另一个投资热点就是在大都市中心地区拆老房，盖新房，这 是典型的官商勾结，连黑社会都被动员进来强迫拆房和搬迁。 第四，金融瓶颈越来越明显。90年代中期，王绍光讨论国家财政能力下降时，我曾 指出，分析比较国家经济能力的变化不仅要看财政能力，而且还应当包括国家对金 融的支配能力，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府的财政能力下降了，但因居民储蓄的 迅速上升而使政府支配金融的能力明显加强，结果，国家的经济能力不是下降了， 而是增强了。问题是，在权贵经济下，国家支配金融资源的能力被各级官员用来营 私舞弊，九十年代上半期炒作房地产和股票的热潮依靠的就是银行资金，由此种下 了银行大量坏帐和潜在金融危机的根子。政府的乱投资、浪费和腐败，已经消耗完 了财政可能利用的资金，也消耗掉了老百姓存在银行的大部分存款，现在主要是靠 引进外资在维持着经济的基本平衡。由於国家财力被官员们掏空了，连必须的社会 保障金（养老金等）都没有资金来源，过去几年中每年社会保障金入不敷出的“窟 窿”都以几百亿的速度连续递增。於是财政部就想用国企股减持的办法到股市上“ 圈钱”，就是用国有企业那些不值钱的股票套取股民的钱来填补社会保障金的漏洞 ，因为股民是今天中国最后一个口袋里还有一点钱的群体。但股民识破了这招，大 量拋售股票，导致股市暴跌，今年年初，这招已经破产。最近政府为了安定股民的 心，正式宣布放弃“国企股减持”。但是，社会保障金仍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於 是增加税收就成了替代选择，最近开始查富人的税，就是个开头。这很可能导致资 金外逃。於是，国内媒体又开始宣传要防止资本外逃。目前的资金外逃数量大体上 与外资投入持平，一旦资金外逃超过外资投入，金融瓶颈对稳定和发展的制约就会 凸现出来。 最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两极分化也是公认的现象。现在，已经没人否认社会的两极 分化了。除了普遍都知道的下岗工人等新城市贫民阶层的出现之外，还有一个很少 有人注意到的现象，就是几年前大学扩大招生后在校大学生人数翻番了，但就业机 会基本上没有增加。现在这批扩招后入学的大学生开始毕业了，这意味着今后大学 生的就业率会大幅度下降，也意味着很多中下收入家庭倾全部储蓄供养的大学生毕 业后不可能帮助家庭经济复原，还意味着目前大学教授靠提高学费创收的办法维持 的生活水平将无法长期为继。大学毕业生受过高等教育，就业预期相对比较高，如 果他们无法正常就业，实际上表明中国社会正常的社会升迁管道被部分堵塞，这是 社会不稳定的长期性病灶。 其实，这些问题对国内了解情况的官员和学者来说并不新鲜，上面谈的这些都取自 国内发表的材料，只不过国内很少有人把它们系统地整理出来而已。胡鞍钢和王绍 光以及康晓光的报告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这些问题，承认了问题的严重性。 从这层意义上讲，他们的看法应当引起广泛的重视。 但是，承认问题的严重性，与判断眼下稳定还是不稳定不同，后者是另一个题目。 过去，当中国和苏联处於极权主义体制时，港台和西方的一些记者和学者喜欢研究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和思想，据此来解释、预测社会主义极权体制国家的政 治动向；斯大林，毛泽东死后，又把分析高层权力斗争的动向看作判断这类国家政 治气候的主要参考；在苏联的后期，有一些西方学者发现权力斗争分析模式不见得 能判断政治走向，就开始尝试着用多元利益集团模式来分析，认为党内派系之间的 矛盾与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要求有关。 其实，今天中国高层虽然有权力斗争，但彼此也有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要看政 治精英集团是否代表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如果这个集团只是关心自身的利益，那 末即便更换了领袖人物，这个精英集团的基本政策选择也很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更替的必然特点是最高领袖的个人强势地位逐代递减， 因此领导人很难离开政治精英集团的支持而任意改变政策，更不敢违背政治精英集 团的群体利益。从这个角度看，我不那么关心短期内是谁上谁下，而是关注长期性 问题，制约长期变化的因素是谁在台上都回避不了的。 中国似乎又回到了袁世凯时期 陈小平(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王绍光胡鞍钢和康晓光这两篇文章有不同之处。胡王的文章认为，现在危机严重， 影响政治稳定。而康则认为，江已经牢牢掌握政权，加上神圣三角同盟，政治稳定 不会有问题。 现在有些文章拿江泽民与袁世凯比较。这种比较在某些反面似乎抬高了江泽民时期 ，因为那时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联邦主义，言论自由以及结社自由。那时的中 国历史是猴子正在向人变，而现在似乎是人正蜕变为猴子。 尽管如此， 我也认为江时期与袁时期在某些方面还有可比性。我对三角同盟尤其 感兴趣。 首先，两个时期都存在三角同盟，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同盟。袁世 凯用不到两个月时间就镇压了国民党二次革命，消灭了国民党势力，靠的就是这种 三角联盟。那时，几乎所有的商界团体都谴责国民党，支持袁世凯。象蔡锷那样的 政治家最初是对袁世凯绝对支持的。康晓光的文章讲了现在江泽民时代的情形。 其次，是保守主义，其核心就是秩序、稳定高于一切。袁时期的保守主义的代表人 物是梁启超，他大概是近代中国保守主义的始作俑者。当然，梁在中国历史甚至宪 政史上的位置不能仅由这段时期的历史概括，但他那时是坚决支持袁世凯打击国民 党人的核心人物。现在的保守主义对稳定和秩序也是膜拜得不行。 最后，就是国家主义加强人政治。无论是袁时期还是江时期，皆贬低自由、民主和 立宪政治。民国时期三角联盟支持袁世凯成为政治强人。先是把袁从临时约法制度 下的大总统变成袁记约法体制下的终身大总统， 然后又根据大总统选举法变成终身 总统。最后，则是洪宪帝制。今天的三角联盟则力主在强大政府领导下推进市场化 ， 把自由民主边沿化， 名曰低度政治参与。 袁世凯时期的政治后果也许对江时代会有启示： 第一，袁世凯以军队为后盾，特别是利用地方军阀势力参与政治游戏，为后袁世凯 时代的军阀割据埋下祸根。现在的江时期则依赖张万年等军人支持，其行为类型与 袁世凯行为特徵类似。江时代利用军人参与政治游戏的后果会是什么？是不是也会 为后江时代的政治不稳定埋下坏种呢？ 第二，破坏宪政。袁时代的追随者为了所谓国家利益公然蔑视宪政和法治。在王芝 祥督直，善后大借款等问题上皆把宪法规则当儿戏。今天的江时代也试图把领导人 70岁退休的游戏规则放一边，摧残宪政主义的伦理基础。 第三，个人崇拜。袁世凯被推崇为政治秩序和国家的拯救者。先是大总统，然后是 终生大总统，最后是帝制。江泽民目前也正被抬高到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的第三人 ，不知道下一步还要把江时代吹成什么样。 最后我想谈谈两个时代的结局：袁世凯可以用两个月消灭武装的国民党，得到知识 精英和商业精英的几乎一致支持。其权力不可谓不大。但称帝只两个月就众叛亲离 、一命呜呼。三角同盟被证明是纸作的。 当今江时代的三角联盟能牢固到哪去呢？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新左派应当看看梁启超 的命运。他先是抱袁世凯大腿，然后是扯拉段祺瑞小腿，最后还是退回书斋了事。 此外，从刘晓庆案可以看到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之间的联盟是如何脆弱。 袁世凯时代的历史已经告诉中国人，激进主义殃民，保守主义祸国。没有保守主义 ，哪里有袁世凯称帝？ 关键是如何应对威权体制 简璋 (哥伦比亚大学) 我基本同意中国有许多不稳定因素的判断。但从这两个文本看，他们都相信稳定可 以持续，只要搞点手段而且应对得当。胡鞍钢和王绍光有一个假定，即如果人们感 觉不满就会更倾向于上街。但同时他们也承认，不满与上街不是一一对应的因果关 系。这个应该点明。 我基本上认为他们是上奏折支持。文章的价值之一在於比较条理的把许多人的直感 以更有数字支持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虽然这两份报告都是对执政者讲话，但换个角度去读，也可以对反对者有启示。例 如，胡鞍钢和王绍光根据别人的数据估计，有55%的城里人的境况绝对水平在改善。 这是大结论。那些不满意的人肯定不高兴。因为作为国家的流血的伤口，他们会被 拖过去。虽然所有不喜欢这个状况的人都想改变现状，但想要在政治上有作为的人 更需要适当的行动战略和活动策略。我的问题是，立志改变这种不公正状况的政治 力量应当如何行动。 不稳定肯定预示契机。其实，对现状大家都不满意，而不象胡鞍钢和王绍光所假定 ，仅仅绝对生活水平下降者才不满意。那55%的人里面也会有很多人不满意。有人说 ，最可怕的是给人大学教育又不给工作。意思是，最不满意者可能是受了大学教育 但没有工作或工作不理想者。在转型期，那些最底层者并一定不满意。他们已经本 来就不抱希望，易于安于现状。最不满意者是对机会期望值较高者，是文化知识水 平高和收入增长快的人。也许，最不满者就在那55%之中；变革的动力也在这55%之 中。因此，仅仅从绝对生活水平下降评估不满，可能会低估。 既然人们不满意，为什么不行动，不反抗？因为不满者没有成功反抗所需要的的软 、硬资源。政府有武器、警察和镇压机器。在严厉镇压和控制下，不满者不仅没有 起码的武器，而且不能集结。他们知道反抗不能成功，因此只能认命和等待，或者 等待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或者等待政府镇压机器生锈失灵。即使有零星突发造反 ，一不可预期和计划，二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副作用太大。 我的沮丧在於，反对力量无从下手，不能成军。希望这两篇文章能促使所有仍想改 变现状的人积极的谋划中国未来可操作的政治纲领，并且有组织的行动。 中国在不稳定因素之外 有哪些稳定因素 何频 (多维新闻社总编辑) 中国危机论调，晓农兄一直在讲，很多朋友也都发出过许多次警告。这次能引起 特别大的反响，主要是因为人们认为胡鞍钢是中央的智囊，王绍光对中国决策有影 响力。以前，独立知识分子或异议人士说中国有严重问题，人们认为是他们立场使 然，实际情况也许没有那么糟。但这次不同了，是中国决策者的幕僚说有问题了， 而且问题大到说是最严重的警告，中国可能重演八九六四事件。中国的问题当然可 以说很多很严重，刚才大家都谈了，我想从相反的的角度讨论一下，问题这么多， 为什么共产党还不垮？也就是说，中国在不稳定因素之外有哪些稳定因素。 首先，关于政治稳定，总要涉及权力均衡。在上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预测邓小平 之后会有继承危机。大约是95年左右，我与王绍光等一批人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讨论 ，我当时认为江泽民大权在握。理由是，危机之中的中共高层有种命运共同体的感 觉，大家在一条破船上，激烈内斗就会翻船，对谁都是灾难。这种求稳心态，保守 心态，是江泽民能度过邓后危机的重要背景。 邓小平讲过，只要政治局常委不出事，中国就不会出事。现在看来，江泽民没有权 威却有权力，权力之集中甚至超过毛和邓，因为没有人能制约他。毛时期还有其他 一道打江山的领袖和派系，他为了除掉这些长期形成的党内不同于他的势力，只能 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残酷的政治斗争。邓时代还有陈云和一些比他资历还老的领导人 ，邓更不能消灭他们。江泽民则在权力核心层没有对他构成致命威胁的挑战力量。 他之上没有太上皇。 有人说他运气好，那些有势力的元老都死了；同级中没有能抗 争的力量，李鹏、朱镕基、李瑞环都不敢跟他对抗。那些与他资历相同甚至比他资 历略老的人，由於废除终身制而退位，失去影响力了；各级党政军也多是他的人， 没有人比他在地方更有势力。关键在於那些近年升上来的官员的权力是江泽民授予 的。 中共高层内部的矛盾肯定有，私下骂人的人不少，但没人真的在什么会上跟江对抗 ，大家都怕走极端，怕害了自已，怕危及自已的家庭、部下。可以说，中共高层的 权力斗争己经很柔性了。因为大家更多看到的是利益，利益共同体就是今天的政治 局常委会、各级党政军的本质特徵。 其次，中共这几年在对台对港以及外交上都是驼鸟政策，不受外部因素诱惑、影响 ，一切为了稳定，能让步就让步，力求让不可控因素不要出现。中共在边疆国土问 题上就做了很多让步，不惜将原来打仗维护的土地都放弃，例如中俄边境，例如我 去过的法卡山，确实是血染成的，现在又要交给越南了。 在国际社会中对大国更是让步是常态，跟美国谈判不用看新闻，十有八九是中国让 步。 过去我天真，以为大陆在台湾问题上会有原则和底线，后来发现，江泽民根本不敢 对台湾怎样，不过有时做做姿态，哄骗民众罢了。当然，中共可能在准备未来打一 仗，但现在没胆量。 不过另一方面，中共又善於利用民族主义情绪，以发展经济和抗外来凝聚人心，要 人们认同国家，结果就是支持中共统治。 第三，大陆现在的改革、开放确实提供给各类精英许多机会，同时镇压的机制也日 趋成熟：一方面，全面开放各种个人发展机会，让你得到实惠，利益诱导挡不住； 另一方面精确打压反抗力量。对各种事端的反应处理越来越精致、到位，不给你组 织发展的机会。何况，反抗力量的工具根本无法与政府现代化工具对抗。虽然各地 都有工潮，有示威，但最终没有燎原。 问题还在於，中国反对力量不但得不到党内、精英、社会的支持，而且得不到外国 多大支持，不少华侨还排斥异议人士呢，可以说反对力量在海内外都没了着力点， 只是一种精神修养。 第四，巨大的内需和市场不成熟，对国内外商人们是极大的诱惑，足以软化人们的 政治热情，西方商人对中国人权问题也因此视而不见。尤其在世界经济萧条的情况 下，中国经济的繁荣，即使你说这是表面上的繁荣，也足让共产党有了本钱。 第五，苏联和东欧的变化没有从正面启发大陆民众，相反激起人们对政治改革的恐 惧心理。甚至台湾的民主化也没有吸引大陆民众，人们只看到立法院打斗镜头，乱 呀。其实，那不过是反对党派在力量太弱时诉诸媒体的策略。但是，中国人心真的 求稳怕乱。 第六，社会惯性、制度惯性、心理惯性，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中共统治 五十多年了，许多人习惯了，甚至认同了，例如不少人认同官方宣传，某些很滥的 挑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拙劣宣传也有不少人相信。也许是由於看不到替代力量罢，只 能认同官方，所以人们常说，谁替代共产党？ 不过，我相信，与海外一些 “爱国华侨”的一厢情愿不一样，在大陆，人们还是 有不满的，还是有不少人知道大势所趋和最终结局怎么样，只是没有多少人愿意为 未来和社会牺牲目前的利益，承担眼前的风险。 我和江泽民的一位老同学谈过几次，是位离休高干，他也有很多牢骚，说共产党这 套肯定要完，但说到最后，说要等到他死后才垮，现在不可以垮台，否则他的离休 金谁发？ 中国未来能不能继续稳定？不知道，不确定的危机因素很多，完全可能突然引爆。 因为体制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动，不敢动。但是，中共政治体制是被世界主流文 明排斥的，也与中国现实社会脱节了，统治用的是现代政治体制伦理以外的资源， 这套体制最终是罩不住问题。可惜的是，中共没有利用这几年还算稳定的好机会， 为政治体制重塑打好基础，从而避免未来的大危机。 国际交往与政治稳定 李含(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 我刚读文章，听了大家发言，受到启发，想提两个问题讨论，都是开放与稳定的关 系。 第一个问题，西方普遍有期望，经济改革和加入WTO最终能改变中国政治，也有希 望以法制建设改变政治。我们刚才讨论了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但没有讨论他们之 间互动，也没讨论他们与对外交往之间的互动。我的问题是，这些趋势会加剧不满 ，还是会释放不满？我认为会加剧不满。 第二个问题，不满会怎样？我只能谈我们年轻一代，而且我更多接触的是体制内的 同学，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其实，我们也不满，而且有些时候对有些问题很不满 。 不过，不满与行动之间有距离。我们都不满，但不会行动，而且我们都感谢共产党 。目前，北京大学学生更关心金钱和爱情。不满与社会稳定的距离更大。现在，人 们还可以承受自己不满意的问题。 不满要转为不稳定，需要两点条件：一是不满超出人们的承受力，二是人们行动超 出体制承受力。现在，没有人想不稳定，都怕不稳定。对我们这一代而言，还有一 个稳定机制，就是出国留学。出国并不是精英流失，而是转换精英思想。留学在外 ，可以将国内时的不满情绪转换为在国外的爱国情绪。出国后，政权被等同于民族 ，对政府的不满转为政府的认同了。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过度保守的精英心态 王军涛(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 最初听到这两份报告是从批评者口中，因而印象不是很好。读过后觉得，从实证 分析角度看，这是两篇不错的报告。不但没有回避问题，而且揭露的相当尖锐。这 样的报告引起争议是正常的。不过，尽管我不认为这两份报告是简单的奏折， 尽管 我肯定这两份报告对中国人认识自己的问题有积极意义，我还是从这两份报告中看 到中国精英在心态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报告提出的诸多问题都不如报告所反映的精 英心态更能说明中国危机的性质：中国真正的问题是精英心态过度保守，这种保守 心态扼杀了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 初看起来，胡鞍钢先生和王绍光先生的报告像是奏折。但我认为，这不是奏折。 并非一切与政府讨论更好的政策方案的报告都是奏折；对政策内容和后果进行分析 以及讨论替代性政策方案，应当是在政策平面与政府对话。一份报告是否应被看作 奏折的关键要看其是支持政府政策的基本点还是挑战其基本点。胡鞍钢先生和王绍 光先生显然是挑战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基本点：即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忽略甚至牺牲 社会公正。他们选择奏折形式更象是一种发表策略，希望藉此提高报告的位势，引 起人们关注。他们显然是想刺激人们在公共讨论空间中重视问题。不过，胡鞍钢先 生确实一直力图做好体制内政策建议专家；他的这份报告的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在於 政治涵义。这份报告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原来的奏折派正在与现领导分手，寄期望 于下一代领袖。他们想以此报告提供一条思路，使下一代领袖能除旧布新。 所以，我一不认为这是简单奏折，它是具有挑战现行主导政策的批评文章；二不 认为这表明中国的体制内专家刚开始承认严重问题了，中国专家在内部讨论时一直 重视这些问题，只不过开始将具体问题与指导思路(或政治路线)挂钩；三不认为他 们是长期失意后的绝望因而决定与现体制分手，这是精心选择的一种积极的、面向 下一代领导的政治姿态。 对报告动机做政治分析或道义分析并非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评估作者在报告中 试图分析解决的问题以及报告是否提出能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案。我们显然认可报告 中提出的问题及其尖锐性和严峻性，只是这些问题早就被人们看到并讨论过。不过 ，我认为，尽管许多人过去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但是从政策分析角度看，这还是一 份有份量的报告。将问题以专业规范认可的指标表示出来，这并不是简单的工作。 对於现代政府而言，由於日程表上各种问题的超负荷，政府需要根据问题的严重性 和紧迫性排位次，对问题进行定量分析是不可少的基本功。而且，在政策平面上讨 论如何解决问题，一定要在相互冲突的力量和需要之间平衡有限的资源投入，这也 一定要有对问题的定量刻划。对於这份报告的内容，我没有太大分歧，虽然对细节 的处理还可以商榷。例如，如果我们一定要以国家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变迁的范围， 那中国所有的变化和稳定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真实 的相关变化地理范围，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考虑问题，那么中国目前的 变化也许是更大变化(全球化)的一部分，或者只有中国的局部在发生某些实质显著 的变化。 我认为的最值得商榷的问题在於解决方案。尽管没有明说，胡鞍钢先生和王绍光 先生还是期待政府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的假定是：只要政府认识到问题并且 有足够能力，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且，在他们看来，许多问题的原因是，一方面 市场和自发机制及力量的过度发展导致社会不公正和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政府缺乏 足够的行政资源去补救这些问题而造成的。按照这样的思路，首先是让政府意识到 问题，然后政府制定适宜的措施，约束豪强，规范机制，通过财政和其他宏观措施 干预和补救自发机制。在政府认识到问题后，问题就是政府有无足够能力解决问题 了；下一步就是强化政府能力和职能，粉碎社会利益集团的反抗。他们的药方是一 个明智的强政府。 这样的思路有什么问题呢？在他们的整个分析背后有一个假定，政府与这些问题 无关或者可以从这些问题中被摘出去。但是，如果中国目前的问题是政府造成的而 且在现有政体下根本不可能解决的话，那么强化政府就会使问题更严重。从报告对 腐败和不公正的利益分配问题的描述来看，胡鞍钢先生和王绍光先生知道中国现在 的政府和政体是问题的根源，至少是问题最严重的一部分。我认为，中国政府的腐 败不仅是问题中最难解决的部分，而且扭曲了民间社会的正常发展。中国目前这些 问题恰恰是政府造成的。一是政府及其官员的腐败是问题的主要根源。二是政府的 循私枉法扭曲了规则，才使市场等也显得腐败。解决方案应当是进一步限制政府权 力，通过政治改革，建立民主自由宪政，确保游戏规则的公正和有效，一方面消除 政府的腐败，另一方面使市场和独立民间社会健康化。也就是说，减少政府作用和 规范政府行为是应当是进一步改革方向。 胡鞍钢先生和王绍光先生可能会争辩，在正常的社会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条件下 ，平抑和补救市场及自发机制的付作用、实现公平和人道发展，也需要一个积极、 负责和有能力和权力的政府。作为面对下一代政府的政策批评者，它们的对话对象 是这样的环境。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在适宜的政体下，中国的问题会通过政府得到 解决吗？这里才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理论分歧的真正起点。说新左派或说自由派 背书现行残暴政府都是误解或曲解。 新左派认为，市场资本主义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人道问题，而且会导致 经济危机；因此，需要一个政府调节分配资源，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和平抑经 济波动。自由主义则认为，大政府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从实践发展看， 20世纪中叶的西方实践支持新左派的观点。但至少近二十年的世界潮流更支持自由 主义看法。在西方国家，大政府，甚至一个在宪政制约下的民选大政府，带来的问 题多于独立民间社会早已是压倒性观点。现在，连某些合法的行为都在寻租行为名 下被研究如何加以限制。即使在发展政治学中一度假定的政府在发展中的职能，也 被大多数国家的实践证明靠不住，大多事实上成为腐败残暴和无效的政府的辩护。 对於东亚四小龙等少数成功案例，也有许多争论。一是殖民时期的行政、法制遗产 和西方国家的制约减少了政治上的腐败可能，二是这些国家如果没有民主化迟早会 有腐败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其表现。然而，实践毕竟是此一时、彼一时 ；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两种倾向的动态平衡。关于政府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 、作用机制和后果，还会是长期争论的话题。 回到中国现实，新左派在原则上并不反对自由主义的政治分析。王绍光先生在对 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文章中已经表明这样的观点，民主自由体制的国家提取资源能 力最强。其他人还提出直选等激进主义的政治改革方案。是什么使人们误解他们呢 ？我曾与国内自由派学者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觉得，他们对新左派的批判是基於新 左派在国内公共讨论空间中的形像，不涉及新左派个人心中所有、但在国内讨论空 间中没有公开表述的观点。我认为，这篇报告说明，误解原因之一来自于他们实现 自己的政治理想的策略。在进入国内讨论空间时，选择政策建议形式，而且为减少 接受的阻力，回避讨论政体问题，这就在国内公共讨论空间中给人印象，似乎强化 现行威权政府是他们的解决方案。而自由主义者确实也有道理，作为负责的公共知 识分子，应当考虑由历史性形成的主流冲突所构成的在中国争论的具体环境和人们 的一般理解，精心设计和塑造自己的辩论目标、策略和在公共空间中的形像。 更严重的是，忽略这种环境差异，不仅会导致误解，而且可能实质性扭曲自己的 观点。就我个人与王绍光先生和其他新左派朋友的交往看，他们是自由民主主义者 ，他们的政治哲学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原则。但是，从进入国内公共讨论的策略来 看，容易被扭曲为法西斯主义哲学。我这里不是指种族主义和街头暴力群众运动的 法西斯主义，而是他们的社会政治哲学。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都批判经典资本 主义，也都关心如何保护在市场中失败的阶层的利益。法西斯主义主张一个凌驾于 社会之上的国家调解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抑制豪强集团，维持秩序和正义；其前提 是威权或极权政体。而社会民主党则强调在民主的游戏规则中通过集体行动表达和 维护利益；其前提是民主政体。诉诸政府政策调整以及强化国家职能来解决社会公 正问题，在民主政体中可以是社会民主党；在威权或极权政体中则是法西斯主义了 。如果生在威权或极权政体中，社会民主党一定在促进工人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同时 ，要求民主化的政体改革，以便有合法的结社权和罢工权通过集体行动维护劳工权 益，促进社会进步。在西欧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社会民主党的重大贡献就是组织工 人集体行动维护权益时推进政体由威权向民主转化。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中，民 运中的工人运动部分更象社会民主党。 其实，就我接触范围看，在40岁以上的学者中，对自由民主主义的认同很普遍。 然而，由於认可中国政治强加于公共讨论空间的局限性，他们能够提出的观点被扭 曲了。问题是，他们接受了这些限制并且以好像他们没有变革政体关怀的方式讨论 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出路。由此，他们甚至服务于消解政体改革的压力。胡鞍钢先生 是政策分析专家，我们应尊重他的定位，不强求他有政治选择，只要他在政策分析 中不回避困境问题，就体现了专业良知；虽然我们可以进一步希望他进入公共讨论 空间时，最好澄清自己政策主张的政治前提，以便读者更准确地理解他的主张。但 有政治理念的独立知识分子，在公共讨论空间中应当完整地坚守政治原则。屈从于 政治权威强加的限制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在这样貌似独立的公共讨论空间中成长的 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政治选择思考上的肤浅与麻木。我不能说具体哪个人或团队不 该回避讨论，因为每个人都有特殊的处境和考量，去选择最好的角色促进社会进步 。但如果整个精英群体的主流都不约而同地这样选择，中国将没有揭露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机会。 我认为，康晓光先生的报告也是独立研究的成果。如此赤裸裸地刻划威权政体的 政治统治机制并不是威权体制的本意。而且，比较胡鞍钢先生和王绍光先生的报告 ，康晓光先生的报告更完整地描述了中国政治稳定的动力机制和潜在可能。在胡鞍 钢先生和王绍光先生看来，繁荣下的社会不公正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康晓光先生则 认为，仅仅社会不公正还不会导致不稳定，社会不公正甚至不是决定性因素；这还 取决于稳定与不稳定因素在政治领域的动态较量。其中，政府可以各种严厉和精致 的方式控制社会不满。我作为政治学者，肯定政治领域运作的相对独立性，因而同 意康晓光先生的看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威权政体可以维持不公正的社会现实而 不会有挑战和危机。 对於康晓光先生的研究从学术上进行分析是有意义的。康晓光先生虽然提到一系 列政体转型理论，但他并没有深究那些理论与他的思路框架的区别。如果他更深入 探究这些理论，可以使他的思考更有现实指导意义。例如，理性选择学派关于执政 者与反对者阵营内外派系间的战略互动如何导致自由化和民主化的理论，会使他注 意到威权政体内部的转型动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转型的最大动力不是来自 反对派阵营、而是来自于他的框架中那个属於威权政体的阵营中。 如果政治斗争阵营的前线是在以执政者和他们控制的国家机器以及神圣三角同盟 (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为一方、与以反对派及其失意的不满者为另一方 之间划分，那就不会有第三波民主化了。从第三波民主化的实践看，民主与专制的 真正战线存在於每个人心中，存在於所有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内部；转型动力甚至 来自统治集团核心。有趣的是，目前研究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理论的南美政治学者， 在威权政体时多以致力于现代化或维持政治稳定秩序需要一个官僚主导的强势国家 的说法为当时政体辩护。中国学者应当吸取他们的教训。 在中国，其实统治集团内部和体制内自70年代末开始一直有很强的变革政体的呼 声，甚至超过90年代中、后期的留学生群体。胡耀邦先生自79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 期为中国政改做的努力已广为人知。吴国光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论文介绍了 中国80年代后期赵紫阳主导中央工作期间的政治改革的酝酿讨论情况。现在，我们 还知道，赵紫阳、乔石、万里甚至杨尚昆在90年代中、后期对政治转型的期盼，超 过了同时期多数在美国受政治学训练的中国留学生。很难说他们比留学生不了解中 国；也不能说他们因个人的机会渴盼天下大乱。至於今天中国高层领导心态，转型 期待更是普遍存在；新保守主义的主要假想争论对手之一就是政界中这样的政治倾 向性。当邓小平担心政治局内部出问题并认为这是大陆政局转变的唯一致命危险时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威权阵营内部甚至核心存在转型的动力来源。 不过，我更想讨论的是康晓光先生所代表的受过西方训练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 政治心态。既然康晓光如此尖锐和犀利地剖析了这样的政权和政治控制机制，既然 这样的政治控制机制每天大量产生并不义地维持腐败和不公正，那么他应当得出什 么政治结论呢？显然，结论应当是结束这个建立在自私、腐败、残酷和狡诈基础上 的政体。作为受过西方政治学训练的学者，最自然的结论应当是选择自由民主政体 。 然而，康晓光先生在透彻审视了问题后，虽然没有明说、但字里行间还是期待威 权政体以更精致的方式维持下去。康晓光先生也许会说，他也在文章结尾处表示了 对民主的向往。可是，当他定义政治稳定为政治领导和政体稳定性时，他简直是认 同这样的政体面临的挑战与危机也是他自己本人面临的挑战与危机，或者将其等同 于中华民族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这就难怪有强烈背书民主自由理念的独立知识分子 对这份本来客观描述的报告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我这些年研究世界各国的转型理论和实践以及目前中国大陆精英的新保守主义。 我理解，新保守主义在价值观上认同自由民主理念；出於现实主义考量，他们才容 忍或支持目前的威权政体。然而，他们的现实主义已经到如此地步，在其他国家的 独立知识分子主流看到民主化必要性、必然性和希望的一切事件和困境问题上，具 有保守心态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却都看到了不民主化的理由。我不是激进主义者， 一直主张并致力于理性和平的民主化转型，而且在涉及转型问题上我一直保持现实 主义的审慎，但很难同意新保守主义的过分现实心态。 例如，康晓光先生看到了执政者是为自己的利益执政。第一代民主理论家由此引 出民主政体的必要性、分权制衡的必要性和公民积极自由权监督政府的必要性，新 制度主义民主理论家则以代理人理论指导提出更精致的制度，设计规范政府和政治 家的行为。在民主主义者看来，正是因为不存在完全为公的政治家以及政治家也自 私，才需要制度设计确保他们追求私利时增进公益。但康晓光先生则似乎现实到认 可一切政府自我服务的行为，哪怕是腐败和专横，为他们寻求消解反抗和稳定政治 的策略。 当然，新保守主义有其辩解；政治变革可能带来动乱；稳定有效政府可以促进现 代化；发展初期会有必要的代价；和平开放转型最有利；民主需要某些必要条件但 现在中国不具备。然而，所有这些理论预设虽然有道理，但在中国的保守主义精英 那里，被过度强调了；过度到这些预设或者是假预设，或者经不住事实检验。如果 以经验事例检验新保守主义的假设，他们的感觉已经现实到不现实的地步；他们对 启动民主化的每项非议都值得商榷。他们只关注俄罗斯等少数国家的短暂政治实践 的后果；他们在所有的议题上都只看到问题的一种可能而故意不谈另一种可能。 在90年代中、后期，当整个世界经历民主化大潮之际，中国却一再失去民主化的 时机，这主要是大陆精英的保守主义心态使然。如果以归纳第三波民主化得出的转 型理论预期九十年代后期大陆政局，一切转型因素都具备：严重的困境问题，权力 继承关头，内部挑战者，缺乏合法性，等等。但人们在90年代初期普遍预期的邓后 继承危机及其必然导致的转型却没有发生，江泽民甚至没有遇到什么困境。这主要 是何频所说的命运共同体的心态使理性选择学派的转型理论所预期的肯定发生的高 层分裂不可能。但这种心态远不是高层领导核心有，而是弥漫于整个精英层。这种 保守主义心态限制了高层和底层的可能挑战者，使他们预期不能动员足够的支持者 因而不行动或者行动了也无效。 我们已经触及到理性预期学派关于政治转型理论的最大缺陷，即其理性功利人的 基本假定。这一假定的重大缺陷是忽略了政治思想和文化对转型的推动和阻碍作用 。这些忽略，会使人们错估政治稳定的可能性和转型的动力强度。对中国的90年代 政治而言，理性选择学派从精英间战略互动寻求转型动力、忽略精英的保守的政治 心态，会导致高估转型的动力和低估政治稳定性。这是我试图在博士论文中分析的 问题。 然而，中国没有在90年代发生转型，并不是证实康小光先生的框架。第三波民主 化的政治实践显然证伪其框架。在康晓光先生的框架中，对政治心态的因素避而不 谈，导致的是错误理解政治稳定和转型不发生的原因。是中国精英的过度保守心态 扼杀了转型的可能性。精英的政治倾向在转型期具有关键的作用。在一个精英有正 义的政治诉求、有积极的行动意愿、有负责任的行为伦理和有明智的现实感觉的国 家，转型会适时发生并平稳健康完成；在一个精英腐败、贪婪、短视和残酷、麻木 的国度，转型要么是混乱，要么根本不会发生。理性选择学派用于解释转型动力的 利益需要总是存在的，关键是人们要去意识并选择。上帝其实并不偏爱或厌恶任何 国家，而是所有国家选择了或拒绝了上帝；其中，精英在和平理性的选择中起主导 作用。 如果不考虑那些末世心态的糜烂精英，我们面前的报告正是代表了负责任的中国 精英的典型心态。胡鞍钢先生和王绍光先生看到了不公正问题，但他们似乎不认为 政府正是病因；因而他们向问题建议解决问题。康晓光先生看到了病因，却现实地 接受其为需要维持的现状，这等於是为问题寻求延续问题的方法。这里，我不能说 具体的人或事的选择是否得当，我对几位先生的报告的专业水准已经表示了尊敬； 而且，我强调了在大变革时代，每个人都需要根据情势和个人特长寻求适合自己的 最佳定位，这不一定是政治理念的简单实现；别人很难体会和理解特定个人的处境 和精心选择。我谈论的是一代精英的普遍心态导致的问题。 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客观的困境，而是精英的保守心态。大陆精英要么世故地回 避政治迫害，要么冷酷地认可威权的罪恶，使得大陆执政者得以在无人喜爱、人人 不满的情形下稳定地维持腐败、残暴和不公正；而且、没有解决问题的希望。精英 的过度保守心态虽然不是导致问题的根源；但却是问题不能解决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