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万星的“六号病房” (北京) 侯 杰 自从契可夫写了《六号病房》，“六号病房”就成了迫害异见人士的代名词， 中共在建立起他自己的新中国后，也建立起自己的“六号病房”──“五七干校” ，但那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六号病房”，因为那带有太多的劳改的特点。毛思想 破产后，“五七干校”撤消了，但是，到了90年代，我却听到中国有了真正的“六 号病房”。 在1996年的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中国部分中，这样写到：“作家王万星， 因1992年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纪念89年事件3周年的抗议活动而被捕。他精神状态很好 ，却被强行关押在北京的安康医院。”当然，大多数的中国读者得到这个信息是在 中国政府驳斥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的文章中，从那里，人们知道了王万星的 名字，知道了在中国有人因为表达政治意见而被关押进精神病院这样的事实。 王万星不是明星，也不是炒作对象，所以，我们也只能零星地得到一点他的消 息。而听到他的消息后，也不太以为意。 2002年的8月，我看到了他的夫人王军鹰写的《一个被压抑了十年的声音，一位 政治犯妻子的呐喊》，使我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王万星已经被当作精神病人关押了 整整10年了！ 10年，是个什么概念呢？以王万星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为6．4平反这样的标语的 行为治罪的话，刑期不会超过四年，假使罪如魏京生，其刑期也不过10年。假使当 年王万星获判10年，如今也完全可以出狱了。 如果王万星真是病人的话，那他更是可以自由出入医院。无需警方批准。可是 王万星的自由权确实掌握在公安手中。 8月的一天，我见到了王军鹰，印象最深的是她那一头的白发和疲惫不堪的面容 。10年的漫长等待，使她疲倦已极。 一 、六号病房” 1992年6月3日，天安门广场上走来一个身材瘦削的中年人，他从容不迫地从口 袋中拿出一张纸，静静地打开，上面写着：“呼吁平反六四”。一旁的便衣警察迅 疾地抢走标语，并将他押解上车。这个被押走的就是王万星。 当天晚上，王军鹰下班回家，看到桌上王万星留下的纸条，上面说，他要到天 安门广场去，要求政府为6．4的学生平反。他还解释说，之所以要今天去，是因为 听到学生要在6．4那天去广场，他想赶在他们的前面，好保护他们。 王军鹰看了不禁目瞪口呆，她没想到性格内向的王万星连这样大的举动都瞒着 她。在又气又急中，等待了3天，终於等来了派出所的消息──王万星因为从事反革 命活动被关押在朝阳分局。她赶到朝阳区分局，警方说王万星是患了“政治偏执症 ”，要留置治疗，请她签字。虽然王军鹰已经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而唯一没有准 备的就是王万星是个精神病患者。同床共枕20年。丈夫竟然是个精神病患者！ 她没有签字，她提出如下意见： 王万星祖传三代没有精神病史；（二）王万星本人没有精神病迹象；（三）王 万星去天安门决不会闹事，更不会有打砸抢等过火行为；（四）亲戚中也没有人认 为他是精神病患者。 王军鹰回家后，公安局通知她的单位和派出所多次做工作。主管人员很是委婉 地对她说，你是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你应该给政府一个台阶下，你应该站在党的 利益、国家的立场上一定要主动签字，因为你爱人去天安门在国际上造成很坏的影 响。 想到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王军鹰动摇了，政治觉悟和政治的责任，使她犹豫 。 6月9日，王军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6月30日，王万星就被以“政治偏执症”的 名义送进了位於北京房山县的由公安局开办的北京安康医院。 北京安康医院是北京市公安局开办的精神病院，位於房山县的深山之中。 王万星被进了医院，王军鹰才想起一件事来，王万星是精神病人，这应该由医 院来开具病情诊断书，而不是由公安局来下诊断书的。她马上又向公安局提出异议 。要求至少由主任医师开具诊断证明。但是，这次，公安局拒绝了。 二、偏执的一代人 公安局给王万星定性为精神病人的理由是他对政治的执着，已经到了偏执的程 度。那么，王万星到底是不是精神病人呢？ 王军鹰追述起王万星的少年时代，政治的偏执似乎从少年时代就有，而且这种 偏执并不只表现在王万星一个人的身上，而是整整的一代人。如果说，“六号病房 ”既是关押非精神病患者的地方，又是将正常人变成精神病患者的地方，那么，19 66年的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六号病房”。因为它使全中国的人变得疯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王万星和王军鹰都正在上中学。伟大的领袖 毛泽东号召他们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整个中国不再有自我的环境，整个中国不再 有私人的空间，整个中国不再有思考的可能，整个中国各个角落、所有人的私人生 活中都充满了同一的政治口号，同一的政治语言，同一的政治理念，同一的政治思 维。 有同学开始在自己的身上别毛主席像章，有同学开始挥拳痛打自己的老师，狂 热、偏执得已经到了癫狂的状态。人们对领袖的崇拜，领袖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已经 到了空前的状态。当王军鹰1999年从中国官方的媒体听说了“邪教”这个词，并听 了官方对“邪教”的解释后，她第一反应就是这种“邪教”的精神状态我们经历过 ，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王军鹰回忆说，当时大家的精神状态比今天中共指责的“邪教”还狂热百倍， 辩论，打人，表达对领袖的忠心，大家说着同样的话，表达着疯狂的政治热情，对 一切不同意见的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展开挞伐。中学生的心中只有领袖，只有共产主 义，只有狂热的政治理想。 应当指出的是，在文革那次集体性“政治偏执症”发作的六号病房中，王万星 是最为理性的。 他没有加入红卫兵，并且成为红卫兵的对立面，红卫兵批斗老师，王万星提出 相反的意见，红卫兵提出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真理，他提出真理也应该一分为二。 王军鹰说，当时，正是王万星的与众不同的理智，使她注意到了王万星，并对 他产生了好感。 毛泽东斗倒对手后，便把学生赶到乡下去，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准备的另一种 类型的“六号病房”。王军鹰和王万星也来到了黑龙江省的萝北县名山农场。但是 ，他们的身份有所不同，王军鹰等是以农场战士的身份来的，而王万星却没有这么 个身份。 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当年最狂热的小将开始冷静，开始犹疑，开始彷徨，反 倒是表现理性的王万星一直保持着他的政治热度。当同学们把目光投放到自身的生 存上时，他的目光却死死地停留在政治上。中国不断变换的政治风云，不断更叠的 政治格局，不断变换的政治人物，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 1974年，他又四处写信，提出毛泽东的批林批孔有错误。 1976年，他又写信，提出华国锋的政治取向也有问题。这次惊动了萝北县公安 局，把他抓进去，关了37天。后经审查没有政治背景，而被释放。执着的王万星不 服，一直要求公安局对他的被关押做出结论。但结论没有。 1979年，知青大批返城了。但是，政治的狂热已经深深植根在这一代人的心灵 ，对政治的敏感，对政治的关注，对政治的偏好，使王万星和他的同代人对政治保 持着高度的敏感。不同之处在於，有的人出於自我保护不再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 想法，有的人从对政治的痴迷狂热变得玩世不恭。但是，政治在王万星这一代人心 头留下抹不掉的痕迹。 1978年，邓小平以大政治家的气度给中国百姓设置了又一个“六号病房”，让 许多中国青年奋不顾身投入了“民主墙”运动，许多像王万星一样还保持着政治热 度和激情的同龄人和同代人再次成为中国官方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中国官方应该为中国青年的政治偏执而付出赔偿，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他的代 价就是青年一代的对政治的继续执着。 当中共希望人们忘记政治，失去对政治的兴趣的时候，文革一代依旧故我地向 官方进行着政治挞伐。最终，中国官方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把他们一手培养的政 治狂热者纷纷投入监狱，而王万星的际遇使我们知道了中共对王万星这样的执著者 还预备了如假包换的“六号病房”。 三、执着依旧 中共制造“政治偏执症”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是，它的后遗症依旧。王万 星深陷文革，深陷政治泥潭不能自拔，很大的原因是他曾经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没有 得到申雪。文革后的20年，他一直执着地为申雪自己的不白之冤而奔波。 直到1988年，他接受美国记者史砚华女士采访，再次谈及他在历史上受到的不 公平待遇，请境外媒体为他主持公正。不想，竟因此而被开除公职，正是这一次次 不公平的境遇使他在政治问题上深陷无法解脱，也使他在政治问题上偏执而无法自 拔。 1991年，王万星终於得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东西，来自黑龙江省萝北县公安局和 名山农场的红头文件，为他正式平反道歉。但是，这一切来得太迟了，王万星已经 执迷在政治的漩涡中。 王军鹰给我看了一些王万星写的东西。我也感到惊讶，作为一个工人，王万星 始终没有回到现实，始终没有停止对中国政治现状，对中国政治前途的思考，从19 80年起，到1989年，他竟然给邓小平写了11封信，阐述他对中国政治问题的想法。 89风波初起，他深入到高校，同学生进行广泛接触， 4．26社论后，他立即写 信给邓小平，指出“不看下边实际，必激起游行“。4．27早上，他以百倍的责任心 赶赴北大南门，向学生进行演说“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 在学生绝食后， 5．15晨，他到广场从北师大绝食团负责人张朝晖手中接过广 播器，发表演说，而且奇怪的是，他的演讲内容在今天来看，都是极其冷静而理性 的，他指出某些学生领袖已经开始为自己做政治投资，掌控住是否撤出广场的权利 ，他号召学生向南朝鲜学生学习，以大局为重，主动退让。5．18中午他在北大28楼 前，接受台湾华视公司楼慕瑾女士采访，说：“赵紫阳5．16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 虽然和87年13大之后对海外记者讲的话一样，都说邓小平是我们中央的最高决策人 ，但是，此时此刻就是把学生的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起了分裂党，加剧学潮的作 用，共产党早晚要分裂，学潮以后一定还会有，我只是认为在个人道德方面，他这 么做是对不起邓小平的培养之恩的。好比船要下沉，先把恩师拖下水一样，必将如 4．26社论一样，激起邓小平的强硬做法。” 6．4开枪后，王万星情绪激愤地写信给邓小平指出，无论是否下令开枪，“规 定时间，占领广场事实上就意味着开枪”，并建议邓小平“尽快到高校去，妥善处 理‘高自联'成员，逮捕方励之改为传审。” 如果说，这种对政治的敏感对政治的执着就是精神病的话，那在中国患有此种 精神病的决不仅仅一个王万星。应该说是文革成长的一代人。 而制造了这种精神病的人，就是邪教教主毛泽东本人。 他到广场展示标语之前，表现得也是十分冷静的，1992年，在前往天安门广场 前的5月29日，他写下长达万言的信件，给邓小平，给美国记者康义女士。其中全面 地回顾了自己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成长历程坎坷风雨，他提到“前中共公安部长华 国锋应赔偿我2000元，因为给他写过信，不被保护反而批准和执行逮捕我。前中共 副主席汪东兴应赔偿我经济损失2000元，因为是他批示我的信为反动信件，怀疑毛 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邓小平翻案！前中共纪委书记陈云，应及时解决我的案情， 因为关系天安门4．5事件，两个凡是事件，他应赔偿我经济损失1000元。现总理李 鹏应赔偿我3000元，我在88年委托美国记者史砚华女士请她主持公正，我反而被开 除公职。" 一个在政治风雨经受如此多的磨难和挫折的人，我们很难想像他会放弃对政治 问题的思考。 四、证据何在？ 王军鹰多次向公安局讲述过王万星的过去，讲述这样一个经历的人对政治的偏 执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历史遗留的痕迹，并不是一种精神病态，但是，公 安局依旧认定王万星是精神病人。 在中国政府反驳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中，中国政府驳斥王万星是个作家， 特意指出，王万星只有初中文化，可是，我们随手就可以找出一个“作家”，也是 “初中文化”，这就是王朔。用一个人初中学历来否认他是作家，显然是不合适的 。尽管可能王万星算不得是作家。 如果说一个人对政治理想执迷就是政治偏执狂的话，那么，这种“偏执狂”显 然就太多了。比如张志新，比如遇罗克，比如李九莲，甚至比如魏京生。当然远的 还可以追溯到诸如江竹筠，诸如夏明翰，诸如瞿秋白，诸如林祥谦，诸如赵一曼。 难道这些人都是政治偏执狂不成？ 医学是科学，医学鉴定应该有严格的科学程序，王军鹰说，自从王万星被关进 公安局，她就多次向公安局索要由主任医师签字的医疗证明。但是，10年过去，至 今并没有见到。 王万星入院之初，公安局的承诺是只住一、两个月，但是，住进之后，公安局 明确告诉王军鹰，进来了，什么时候出去，只能由公安局说了算。 万般无奈，1995年1月25日，王军鹰给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写信，要求： （一）请将医生开具的医疗诊断书交给家属。（二）请由王万星的主治医师及科 主任负责将安康医院两年多对王万星的治疗方案和病历记录交给家属及家属聘请的 医学专家阅看。（三）根据我本人、我女儿及王万星母亲、弟弟等家属的多次观察 ，王万星目前完全没有精神病症状，医院应根据家属提出的要求，办理王万星出院 手续并允许我们带他回家居住。（四）最近一时期王万星经常感到呼吸困难，胸闷 、心绞痛、疼痛时感到有深沉收缩，安康医院由於对治疗心脏病的药物甚少，作为 王万星的妻子非常理解丈夫，特诚恳要求王万星快一点出院，设法治疗他的冠心病 。 以上四点要求，请你们务必于本月底以前给我答。 信发出，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王万星个案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1998年12月10日，北京的众多异议人士联名 给安康医院写信，要求担保王万星出院。 公开信写道： 北京市公安局所有安康医院：　 北京市民王万星先生因1992年6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为6．4平反的横幅，被 警方拘留，随后以王万星患有精神病为由被关进贵院至今，可院方一直没有出具医 院诊断证明，但据我们最近调查，王万星神志清醒，无精神病状态，显然贵院的行 为严重侵犯了一位合法公民的基本人权，为此我们要求贵院尽快放人，即使王万星 患有轻微的精神病，从医疗角度讲，也应回家治疗，我们担保王万星回家后，不会 出现有损社会安定的言行，万一出现，我们愿承担相应连带的法律责任。 担保人签名： 彭明、王林建、余振斌、任畹町、周国强、刘凤钢、万延海、孟彬、林海、王 建军、陈华、严公放、易改　 但是，信既发出，仍无消息。 王万星的个案也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中有所提及，中 国政府就王万星个案正式声明，声称王万星是精神病人不是政治犯。但是，说明王 万星不是政治犯，而是精神病人的最有力证据是主任医师的一纸鉴定，奇怪的是有 关方面至今也不肯将之示众。 五、我不是病人 外界声援“六号病房”中的王万星。而“六号病房”中的王万星也以极其坚韧 的毅力，向公安、向医生、向家属、向关注他的人表现出自己的正常。他讲话从来 都是深思熟虑，生怕讲错话，被指为精神有问题。语速越来越慢。病人打他，他决 不还手；病人抢他的食品，他也从不拒绝。 有一次，王军鹰去探视，看到他的头上满是血痂，王万星笑着说，是别的病人 打的。王军鹰奇怪，王万星可是有着运动员般的体格。他完全可以同任何一个精神 病患者进行体力的较量，但是，王万星说，我不能还手，我还手就会被认为也是精 神病人了，我要表现出我是正常人，再 说，我也不好意思去打那些精神不正常的人。 “六号病房”中的王万星仍然不放弃他的政治思考，他向王军鹰索要报纸、杂志 ，依旧关注中国的政治时局，依旧坚持写他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看法。10年，一个人 的生存环境足可以改变一个人，10年，一个人的生存环境足可以同化一个人。 我们不知道“六号病房”会否将一个正常的人变成真正的病人，“六号病房” 中的王万星熬过了我们无法想象的年头，熬过了常人无法理喻的艰难岁月。 我们不清楚王万星的过去，我们也不清楚王万星的今天，而明白这一切的只有 王万星本人，王万星的妻子，还有北京市公安局的主管人员。 2002年的6月，王军鹰又接到公安局的通知，说有意要释放王万星，但是，相应 的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这次，中国共产党党员王军鹰再也压抑不住自己多年的 郁闷，再也承受不住党组织对她的束缚，她写出《一个被压抑了十年的声音，一位 政治犯妻子的呐喊》，她质问，一个病人出院难道要向公安局写保证吗？一个病人 出院难道要经过公安局同意吗？王万星已经在“六号病房”住了10年，10年，不仅 是王万星的10年，也是他的妻子的10年，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10年在心力交瘁 中失去了他。这还是他的女儿的10年，她从11岁起，就背负起一个亦精神病人、亦 政治犯人的父亲留给她的阴影。 王军鹰质疑：精神病院是以人道的名义开设的，但是，王万星的经历能说它是 人道的吗。 “六号病房”，是王万星的，也是王军鹰的，同时也是他们的女儿的。 这难道是人道的吗？ 王军鹰声嘶力竭地向全世界高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六号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