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司法精神病学及其政治滥用（节选） 罗宾·蒙罗 引 论 在1970和1980年代，有关苏联当局将很多异议人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报导在西 方引起极大的关注。随着证据和证人越多和越来越可信，苏联将政治犯监于精神病 院的做法很快成为其继政治冤狱和不许犹太人出国定居的三大违犯人权的作为。在 1983年1月，西方精神病专业团体和国际人权组织长时间的抗议活动迫使苏联精神病 学家和神经病学家学会退出世界精神学会(免苏方被驱逐出本会）。直到1989年,随 着西方精神病考察团被允许直接进入苏联的各类精神病院，访问被指称患有精神病 的政治犯之后,它才重新加入。 至今为止，中国的法律精神病学几乎没有引起其他人的关注。曾经有详细的关于 中国一般精神病和心理健康系统的研究报告，然而却很少触及法律方面的问题。尤 其，很少有报告指出苏联式的做法可能在中国也存在。因此大家认为中国当局虽然 在其它人权问题上记录很差，至少还没有利用精神病学为政治服务。本文对这种假 设进行挑战并予以纠正。 从1990年代初期以来，来自中国的零零碎碎的报告表明有异议人士被警察进行精 神病鉴定，然后被强迫送到特殊的精神病院。其中一个显着的例子是王万星，此人 是一个中年工人，曾在1970年代中期因为支持当时被官方批判的邓小平的政策而第 一次被捕。毛死后王得到部分平反，他在1980年代重新成为政治活跃人士，在北京 的1989民运时与学生领袖们相熟。1992年6月，他在天安门广场展开一幅呼吁人权和 民主的旗帜，随即被逮捕，被送到京郊的一所刑事精神病院，警事精神病医生判断 他为“偏执性精神病”，他因此在那里被关到1999年初。同年11月，在他宣布要举 行外国记者招待会讲述他的经历后，再次被捕，被送到同一个精神病院。 近来还有一个例子是薛继峰，他是民间的劳工权利活动家，于1999年12月在河南 省省会郑州被捕，罪名是企图与其它劳工活动家和独立贸易工会人员召开会议。而 后他被强行关进新乡市精神病医院，一直到2000年12月。 据说薛被强行服药，与精 神病人同关一室，那些人夜里不让他睡觉，白天则骚扰他。这已是他第二次因为“ 非法”劳工活动而关在精神病院里。第一次是在1998年11月，据说有当地党政官员 通过假冒商业基金筹集手段骗取数千居民的存款。他试图对他们提法律诉讼。那一 次，二千多人在郑州举行公开示威要求归还他们的存款并释放薛。 1999年7月，中国政府发动了声势浩大和持久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因为数月前 这一“新式传统”的宗派 ── neotraditional sectarian ──组织在中南海外举 行大规模的和平示威。之后两年多以来，很多报导说法轮功的练功者被警察当局强 行送进精神病院。海外法轮功支持组织已收集了超过300个有名有姓的人受到如此待 遇的详细情况，而估计总数可能高得多。迄今，报导说有三名法轮功练习者已经死 于被精神病院的关押和虐待。 如此令人不安的事例告诉我们应该对以前关于法律精神病学在中国的作用和目的 的认识进行重新审核。所有国家都有理由把犯罪的精神病人(特别是进行杀人，放火 和强奸罪行那些患者)关在戒备森严的精神病院内。在中国也一样，据官方说全国有 大约一千万精神病患者，其中百分之十到二十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但是，根 据大家认同的国际法律和医学道德标准，和平的宗教性或政治性的异见分子绝对不 属於这一类人。 我对中国1950年代至今正式出版的法律──精神病学专业文献的研究，对照越来 越多涉及上述情况的独立案例，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当局其实长期以来滥用 精神病学为政治镇压服务。一方面这与前苏联的主要做法相似，另一方面无论范围 或程度上都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应该强调本文所描述的中国精神病专业作为整体 在滥用法律──精神病学上与当局共谋的程度现在还不明了。这些滥用行径主要属 於那些从事专业司法精神病处置工作的人，这是一个窄小而秘密的领域，多数普通 的中国精神病学家可能对此并不清楚。 本文的目的是重新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司法精神病学的政治滥用的历史──其 前例和影响，总的性质和范围──并评价其对今天中国精神病学界带来的问题的程 度。全文包括如下主题和部分。首先是综述中国司法精神病学的起源和1949年以来 各主要历史时期的发展。侧重于受苏联影响重大的1950年代；为政治而服务的精神 病学达到荒谬顶峰的文革时期(1966-1976)；邓小平改革时期司法精神病学似乎回到 文革前状态的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似乎为政治服务的的精神病学有可观的减 少，却在后来又卷土重来，尤其在对待部分被拘留的法轮功人员的做法上。 其二是讨论监督中国司法精神病学实施的司法系统：刑事和民事法内容，心理健 康评价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立法情况，以精神错乱为由确定人犯“不负法律责任” (或只负部分责任)的刑法标准，什幺样的罪犯属於该系统的条文范围，以及后者有 多大权利得到法律保护。还有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中国定义十分松散的名词：“ 社会危害性”。这是研究强迫性精神病管制的一个关键法律名称。根据国际惯例， “危害”的标准只适用于这样的情况，即精神病人对己或对人构成直接的身体上的 威胁，而在中国，它适用于政府认为对“社会秩序”构成政治威胁的那些人，比如 异议人士。 其三是对来自中国的专业司法医学文献的一项调查，包括很多引用的段落来说明 在将有些异议活动人士同时进行刑事和医学惩罚上司法精神病学家和安全部门长期 的紧密合作。这里的着重点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全国司法精神病鉴定过的所有 案子中，相当高的一个比例部分是当局自己所称为的 “政治性案件”； 以及在这 些案子中常用的各种诊断理论和观点。还要讨论的是容易成为这些被警察诊断的各 类主要对象：政治异议人士(所谓“政治疯子”)、官方腐败的揭露者、固执的上访 者以及各种不寻常的宗教组织的成员。 另有更加详细的案例来作补充说明。这些案例既说明什幺样的人处境最危险，有 可能因为他们和平的观点和活动被指为刑事性精神错乱，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评价那 些被当局指为精神紊乱的人是否真有其病。应该注意到一个相关的问题，这些人中 的多数是先因为刑事(国际法律标准并不认为这些活动是犯罪)指控而被捕，而后才 被进行司法精神病评价的。如果他们 的确有心理障碍，他们不应属於精神病刑事司 法范围，而应得到一般的心理健康部门的治疗。 此文还包括介绍中国的几乎不为人所知的为刑事精神病人设置的特殊关押所。虽 然从至少1960年代以来中国就有几个这样的地方，1987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决定为“ 危险的精神病罪犯”建立全国范围的高度安全的设施。这和苏联内务部管理的“特 殊精神病院”对等，统一被叫做“安康”医院，由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直接领导与管 理。 经由国家司法精神病医生检查的政治异议人士及类似性质的人往往被当作所有 精神病作案者当中最“严重和危险”的来处理，因此成为强迫入院的主要候选人。 迄今为止，全国有二十所安康医院已经在运作。因为可能是中国广泛的劳改体制的 最后的被外界所探讨和了解的领域，也可能是其最黑暗的一个角落，这些高度秘密 的医院有必要被更多的人知道。 新时代的政治精神病学 80年代中，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自文革后因为政府对政治的低调处理而在平民百 姓中引起“意识形态真空”现象，特此在全国发动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运 动。其目的在於和中国已经比较发达的“物质文明”(国家基本建设和经济)相抗衡 。 由於中文的“精神文明”和“精神病学”的语义学根源是一样的，结果这项新 运动对精神卫生工作领域造成重大影响。 1986年10月，卫生部、民政部和公安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第二届精神卫生工作 会议。这是近30年来这方面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主要议题是近年来中国心理疾病 患者比例的迅速增长：自1970年代以来，比例由千分之七增长到千分之十点五四(目 前据说超过千分之十三)。暴力犯罪迅速增长，而中国严重缺乏心理健康设施被认为 是一个重要原因。 1987年4月，这三个部门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这些问题的建议。根据后来的政策文 件《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关于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意见》，“尤为突出的是各 地公安机关急需收治触犯法律肇祸的精神病人开设的精神病管治院……由於对精神 病人缺乏管理，致使一部分病人流散社会，不断肇祸，造成的危害相当严重。”这 些部门的主要政策建议有三层：第一、加快制定一部全国性的精神卫生法的进程； 第二、进一步发展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工作；第三、在全国范围建立由公安部门主持 的关押和治疗有严重精神病的犯罪者的中心。 不久后，正式决定将此类中心一律命名为“安康”医院。在中国多年来已经有 一些精神病犯罪者的关押机构存在，为人所知的在北京、上海、天津、大连和吉林 等地。然而1987年4月会议后，在全国各地建立此类机构的步伐神速。次年5月，一 共有16所安康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 1992年，此类机构的总数达到20，另外还有一些正在建设中。它们分布在天津 、北京、上海、沈阳、大连、唐山、武汉、西安、苏州、成都、杭州、合肥、福州 、宁波、金华和绍兴，以及黑龙江省、吉林省、宁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这四个 省具体哪个城市不详)。根据一本医学教科书，大型安康中心可容纳大约1000个病人 ；而天津的那所据说可容纳两倍。根据另一官方资料，精神病犯罪者在安康系统所 待的时间平均为五年半，有些长达20年。政府的计划是在中国每一个人口达到一百 万的城市都建立一个安康中心。 上海模式 1987年后建立的新安康系统均以上海市精神病管治医院(于1985年5月建立)为模 式。1986年4月，上海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就“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强行入院颁发了 一套详细的规章。这些规章迄今仍然是全国最具体的一个版本，说明精神病犯罪者 进入安康医院的关键步骤：首先对被拘留者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一旦认为此人 不应负法律责任，公安部门有权下令将其强行入院；大部分案子里,法院不参与此过 程。不久后，全国其它城市和省政府，包括天津和广东，都颁发了类似的规章。 可以说安康系统的多数病人确实是精神有问题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犯过谋杀 ，强奸，纵火等罪行。然而，那些描述安康系统的作用和目的的官方文件表示某些 和平的政治犯们也被当作最“危险”和“具政治威胁”的精神病犯罪者们，因此可 以在这样的地方被关上很长时间。有关什幺样的精神病犯罪者得以强迫入院的具体 标准可以在中国一些公开发行的资料中找到。这些标准可能会因资料而异，但最完 整的可见于1990年出版的官方的警察工作大全《中国公安百科全书》。此书解释有 三种人需要被警察作强制性精神病监护： “一是流浪街头、抓吃抓喝、赤身露体、蓬头垢面、影响社会观瞻的‘花疯子 ’；二是呼喊反动口号，书写反动标语、反动信件，向群众发表反政府演说，评论 国内外大事的‘政治疯子’；三是打人、骂人、追逐妇女、老人、儿童，砸毁公私 财物，杀人，放火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武疯子’。” 大全并列出了如何处理以上三种人的具体举措。 “公安机关主要是管理、治疗病情严重、对社会治安危害较大的五种精神病人 ： 持刀行凶、伤害人命、自杀、放火等严重扰乱社会治安，有一定后果的； 扰乱党政机关工作秩序和企业生产秩序、科研教学秩序并造成危害的； 经常到繁华地区、公共场所，赤身露体，有伤风化的； 呼喊反动口号，张贴、散发反动标语、传单，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 外地流入的精神病人，妨碍社会治安秩序的。 “对这五种精神病人，由公安机关收容治疗”。 最后，该政策大全写道： “ 特别是重大节日和有外宾参观访问时期，要加强 对精神病人的收容管理。” 本文所关注的是被列为安康中心关押和处置对象的这几 类重要人员：第一，“政治疯子”，即那些“很危险的”持不同政见的人，包括“ 评论国内外大事的政治疯子”；第二，那些被指控为“干扰党和政府机关正常工作 ”的人，往往包括那些被警察称为“ 诉讼狂”的坚持不懈的上访者。 另一类被送到安康中心的是那些在监狱里得了“拘禁性精神病”的人。据官方 的统计资料,这类精神病在中国近年间迅速增长。官方资料也指出,此类病人当中, 不少是那些被判死刑等待执行的人；如果死期将至的压力和焦虑使他们得精神病， 他们被认为“没有能力接受惩罚”而被送到安康中心进行治疗直到他们恢复理智可 以被处死为止。此外，不少进行绝食的被押者也会被认为是此类精神病的一种，因 此也被送到安康接受强制性精神病治疗。 绝大多数国家需要有专为精神病罪犯而设的机构以防备他们威胁公众。 然而， 至少在现代社会，没有几个国家会把《中国公安百科全书》等文件所描写的那些政 治和上访“疯子”列为法律强制的精神治疗对象。前苏联是典型的这样的国家，中 国现在采取的步骤与其极其相似，近年来建立的安康系统的所作所为非常类似苏联 内务部操纵的“特殊精神病院”，其主要作用之一是滥用医学的名义关押成百上千 的和平的苏联异议人士。 使用惩罚性的治疗 由於此类机构的高度秘密性，我们对於里面关押和治疗的条件所知甚少。然而 ，上海精神病院转型为安康中心前夕的第一手资料表示病人们普遍惧怕监护人员。 这些人员经常对他们施加各种刑罚的威胁。这份材料是一名曾在1987初被关押在上 海市精神病管治院的女政治犯写的，里面还详细记载了其它几名当时被关的“政治 疯子”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监狱和该医院唯一不同的是二者的惩罚方法不同，监狱使用的刑具是手铐， 医院使用的是医疗器具…… “在医院中病人如不听话，医生就给他增加药物，除了吃饭只想睡觉，时常抽 筋。这里并非是民间医院，三、五个月就可以出去了。这里关了四、五年还是短的 。况且每天还要做七小时的工。吃药多的人，口水都控制不住往外流，经常眼睛向 上翻起，不能翻下来。走路很慢也常摔跤。 “如果哪个人要受惩罚，就把她的床抬到食堂兼车间的地方，用带子穿过铁床 架子的洞，把她的四肢绑在床上。这样护士可以从早到晚监视她。每天做工的时候 ，睡觉的房间是锁起来的。有时会同时惩罚两个人，白天大家在做工，看着她们手 脚绑在床上，大家默默无语，低头干活，晚上回到睡房，看着床被抬走，留下的空 位置，手里都捏一把冷汗，不知何时就轮到自己。你可能因为托探望的人带信被医 生发现而受罚。也可能是因为你与医护人员的走狗争了两句而受罚。当要惩罚人的 时候，睡房外面(食堂)的警报就响起，立刻会有好几个警察一起来，把你绑在床上 。 “再一种就是打针。一种是肌肉注射，一种是静脉注射，后者要比前者痛苦得 多。我看见有的病人静脉注射后，舌头会变硬变大，以致于嘴里放不下、她们把舌 头伸到外面。打过几天针，脸上的肌肉都僵硬了、双眼定样样的。有如蜡塑的面具 ，脖子也转不了，需要时，只能慢慢地转过身来。 “还有一种是电针。病人称之为电蚂蚁，是用电控制的针灸。有三重电流，电 流越高越痛苦，痛苦的程度还取决于使用的穴位…… 在民间医院，当对病人实行电 休克时，都是禁止让其它病人看到的，而在这里，医疗不再是治病救人，而是医生 维持其控制的刑法。当他们要惩罚一个人时，他们就叫全体病人站在他的床边，病 人痛苦地抽搐、惨叫：‘我下次再也不了，我再也不敢了，饶了我吧……’结束时 ，护士对全体病人训话，谁下次违犯纪律就和他一样。大家低头不语，因惧怕脸色 苍白。” 全文的手稿于1995年在一些人权组织中传播，然而作者的名字与身份因为个人 安全原因目前不能泄漏。根据这份材料，她所在的病房有20个妇女，其中3个是政治 异议人士。而且，“在这里，杀人犯之间可以自由的交谈，而政治犯是不允许的。 杀人犯随时监视我们，把我们的一举一动报告医生。”根据该材料，三个女异议人 士之一被收容的理由是：“她曾到街上演讲反对物价高涨。她说，由於物价促涨， 人民生活水平降低，政治腐败，当官的通过官倒发了大财，这在毛泽东时代都是没 有的。” 最近得到证实的一桩有关政治异议人士被关进上海安康医院的例子是李达(音译 )，一位曾在1989年5月参与民运活动的上海市一家电器厂的年轻工人。于1998年7月 被捕之前，他先后三次站在上海第一百货商店门外发布传单呼吁平反1989年6月4日 被政府镇压的死难者，呼吁进一步开放中国政治民主，呼吁纪念台湾国庆日的权利 。次年2月李的情况在美国之音被简单报导，根据是他从上海安康医院偷送出来的一 封信。从此他杳无音讯。 以“净化”为名的暴虐 另一事例牵涉到北京安康医院的一桩死亡案件，说明至少到1993年工作人员对 病人的暴行还是经常发生的。那年的3月，作为北京争取2000年奥运会的一部分，国 际奥委会的一个代表团到北京视察体育和其它设施。在他们到达前的几周中，为了 增加北京取胜的机会，北京当局作了一系列准备，其中包括从街头清除无家可归的 人、穷人和精神病人，把他们送回原籍或临时收容所。北京安康中心据说是这次“ 净化”工程中精神病人的去处。有一个弱智病人叫王朝儒(音译)，41岁，与父母住 在城南。根据当时《纽约时报》驻京记者纪思道和吴雪丽在他们1994年《中国醒了 ：夺取新兴强国的灵魂》一书中对此事的详细陈述，国际奥委会抵达北京的两天前 ，一名警察在一位张姓街道居委会成员陪同下来到王家： 警察要把王带走，但这位弱智者大喊大叫表示抗议。警察和张走了。次日早晨 ，张回来了，这次有两个警察……。他们没有逮捕令或拘留令，他们也没说王犯了 法或伤害了他人。他们没有说任何要带他走的理由 ，他们只说他必须跟他们走。“ 我不去！”王惊恐地喊。“妈！爸！”他向大床的一角奔去，双臂护着头。他父母 知道这样反抗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两位警察把他们惊恐的儿子抓 走。王的惊恐是有原因的。一年前，作为美化北京迎接全国人大召开的准备工作的 一部分，警察把他带到京郊的一所精神病院，打得他血肉模糊。几天后，他们开车 把他送到天坛，把他扔在前门的树丛里。王走了两个小时才找回家。 三月七日当奥委会代表团参观北京的体育设施时，王的父母焦虑地等待他们儿 子的消息。两天后，天刚亮不久，一辆警车来接他们，但警察说他们只能去一个人 。极度焦虑的父母想像他们的儿子被打得遍体鳞伤，甚至可能昏迷不醒，就坚持两 人都去。警察最后妥协，把他们送到房山一家与公安局有密切关系的医院…… 。他 们到了后，警察把他们带到一间办公室。“人已经死了，”一个官员通知他们，“ 我们已经验过尸了。” 后来，夫妻两人向外国记者描述他们在医院停尸房看到的情形： “我们儿子的脸上全是血，”父亲缓慢而迟疑地回忆着，像是和自己在打架， 希望告诉世界真相但又怕承受回忆的痛苦。“他的头发都被血染红了。他的嘴唇被 割破，他的眼睛被刺穿了，好像爆裂了，后来又肿得合上了。”“在他背上，有一 个很大的洞。有人肯定把警棍戳进他的背部。他的臀部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儿子的小腿肚子──”他一边说，一边摸着小腿──“有这幺大的肿块。我跟 他们说我要去告，你知道他们怎幺说？‘你告不赢的。’我们把他火化的那天，他 们给了我一个包，里面有5千元钱。他们没说这钱是干什幺的。” 北京公安局和位於首都的两家医院有密切的组织关系：一家是滨河刑事医院， 位於北京第一监狱(在五年前拆迁)的地域内；另一家是北京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管 治院，位於城西南郊区的房山县。即使今天，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恐怕没有几个听 说过“安康”这个词，所以并不奇怪上述案例的作者没有明确指出王朝儒死的地方 就是北京安康医院。然而毫无疑问那是他死的地方。 如此非人地使用安康机构，以及将政治犯作为精神病人进行关押，迫切需要国 际社会的关注。在苏联的例子上，国际精神病学团体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摆在国际社团面前的挑战是找到其发挥影响的途径，以保证中国的秘密安 康系统和其它精神病院不再被安全部门当作长期的弃置政治或宗教异议人士(当他们 找不到适当的理由将这些人定罪时)的地方。实现此目标的第一步是世界精神病学协 会和其成员国的学术团体们应当寻求直接进入中国的安康网络和其它精神病监护所 ，独立地监督里面的条件和实践。各国和国际精神病学团体的这类努力也将在很大 程度上鼓励西方政府和欧洲联合体重视这一问题，将中国的滥用政治精神病学的这 一情况放到近年来已成为中西方关系的中心议题的双边人权对话的正式日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