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局与选择”研讨会 英夫（整理） 十月五日、六日，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和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分别 举行了两场有关中国政经形式和未来前途的研讨会，本刊上期发表了对这两场研讨 会的综合报导，现在我们再把这两场会议的重要发言分别刊出。 以威权推进民主 孟 玄 我想，主持人安排我先发言是因为我平时喜欢发表一些似是非而的恢宏议论， 例如中国应当恢复帝制和三从四德，主持人想让我抛砖引玉，作为靶子引出专家的 精辟分析。何频先生也说过，预测形势可以问孟玄，孟玄说什么，你只要反着理解 就可以了。不过，我会尽力阐明我的观点。 十六大在即，人们有许多关心问题。首先是江泽民是否会退位；是全退，还是 半退，还是假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发二十年，积累了许多问题，不能不解 决了。十六大之后，中共能否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或者解决慢了 ，或者解决不好是否会导致动乱？这是关心中国命运的人思考的问题，也是人们对 十六大感兴趣的原因之一。美国有人预测，中国十年内必然大乱。何清涟女士也说 ，中国目前的稳定是坐在火山口上的稳定。这意味着，随时可能发生突发性颠覆事 件导致大乱。 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1989年，中国就有许多问题。六四 镇压后，天人共愤，有人预测，那个政权只能维持三个月，后来又有人说，能维持 三年。然而，那时，几乎所有主要共产党政权都垮了，中共不但没垮，反而有世界 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被弄晕了。所以说，预测中国政局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我 要做的是，通过历史发展模拟的方式判断中国大陆政局的稳定性。这种方法主要是 找出动乱循环的规律，然后看中国处於周期的哪个阶段，以此评估动乱的可能。我 的结论是，不稳定是一定会来的。 通过历史模拟有中外两个参照系。中国是历史悠久，有其独特发展特色和内在 规律的国家。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关于中国，又可分为三种长短不同的周期。 第一种是从文明受到挑战开始，到文明消化挑战从而实现稳定为止，其间因为缺乏 文化稳定机制，动乱会很频繁。中国的儒家文明成型于周代。东周时陷於危机，秦 灭六国而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一个周期 ，儒家再度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第二个周期始于两汉，儒家开始面临佛教的挑 战，直至宋朝才消化，与佛教融合的宋明儒家标志着中国文明的新高度，同时内政 也空前稳定。第三个周期自19世纪中叶中国败给西方后开始的西学东渐，目前仍在 过程中。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以前两个周期的经验，至少要有三、四百年才 能在消化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稳定文明，从而为稳定的政治提供必要条件。 不过，在完成这一历史进程前，动乱不断是不奇怪的。目前，我们只有一百五十年 左右；我们还没有消化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价值；因此，动乱还是不能避免的。 第二个周期是王朝更替、治乱循环的周期。这就是俗话说的“分久必合、合久 必分”的规律。金观涛曾说，中国社会是超稳定结构，在周期性动乱中表现出结构 的稳定。东周开始的诸侯争霸乱局，经过秦统一中国战争、秦朝暴政、秦末农民战 争直至汉武帝时达到稳定。然后自东汉末年到隋唐，又是一个周期。大陆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毛泽东治下像秦始皇，邓小平则像汉高祖，江泽民应当是汉文帝。许多问 题没有解决，小胡同志对应于汉景帝，可能会有“七国之乱。”我们要等武帝时， 才能有稳定的大治。这样看来，乱也是要来的。 第三个周期是西风东渐后中国的治乱循环周期被更频繁的周期性动乱替代，每 十年左右，会有一场牵动全局的乱事。1900年代有庚子之乱，义和团招致八国联军 打破北京。1910年代有辛亥革命及随后的军阀混战。1920年代有北伐。1930年代有 日本入侵、大半锦绣国土沦丧。1940年代有国共内战，江山易手，共产党最后取得 天下。1950年代运动不断，社会主义改造持续，直至大跃进，及灾荒年，导致数千 万人非正常死亡，创下和平时期平民死亡的世界历史记录。1960年代是文化大革命 ，全面动乱。1970年代有林彪事件和粉碎四人帮事件。1980年代有改革开放和1989 年风潮。倒是只有江泽民统治的1990年代中国没有全局性大乱。现在，有10年没有 大事了。究竟是英明领袖江泽民改写了近代治乱周期？还是中国马上又会有乱局？ 人们感到，许多问题已经积累到很严重的程度，这是人们担心乱局再现的一个理由 。 与外国相比，也有两种比法。一是将中国放到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过程的不同阶 段这样的大背景中看中国类似的阶段的政局的稳定性。现代化起始于西方，在工业 化快速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和制度框架都伴随着激烈变动的调整，阶级斗争、利益 冲突和政治革命动乱不断。我们中国似乎也不能例外。我们正处於产业结构剧烈变 化带来的快速增长阶段，社会结构、制度框架也会变化很快；同时，可以预期，会 有政治乱局。我不认为西方是最好的参照系，拉美似乎更适合与中国相比较。虽然 中国与拉美在文化上不同，但都有长期的威权政治传统，这对理解政治事件更重要 。如果比较拉美，我们会发现，中国政治还是简单得多，还有许多特徵没有表现出 来。拉美一百多年由盛变衰，再有复兴，现在情况也不明。拉美的教训是，缺乏稳 定合理的制度支撑，一段时间的发展并不保证政治长治久安，利益冲突和各种政治 力量的斗争终会导致动乱。而且，治乱循环不见得是象西方国家导致前进，倒退和 徘徊也是可能的。这样看问题，中国还不能乐观。 另一种对外比较是在古老文明之间比较，这使中国可以乐观一些。九一一事件 凸显了中国文明与其它古老文明之间的区别。中国比较伊斯兰文化和佛教文化似乎 更有弹性，没有拒绝吸收西方的同时更新和发展自己。中国像古埃及文明，但古埃 及由於地理隔绝太结晶化，已经没有适应变化能力。但中国还能与其它文明相互冲 突时发展调整自己。只是还需要时间；在调整完之前，中国还要有乱。 由与中国历史纵向比较和对外横行比较可知，乱是肯定会来的。我们还没有消 化西方，我们也没有建成成熟的制度框架，我们应当对乱局有心理准备；而且，由 於资源更匮乏和压力更大，中国现在的情形似乎更不妙。当然，历史比较是不确定 的，比什么和怎么比都可以有不同选择，结果也就不会一样；但这毕竟提供了理解 政局的一个角度和思路。那么，这样的比较对我们创造历史能有什么启示呢？我提 出两点。 第一，避免周期动乱的只能是建立民主政体。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当胡涂。 威权政体可能有一段时期的经济奇迹和政治稳定甚至科技和文化成就，但终究会再 陷於动乱。我们能选择的是或者通过应付乱局，建立民主政体，会使我们以后避免 乱局。或者通过适时适度的调整，将动乱代价降至最低，并且建立民主政体。 第二，建立民主政体的方向虽然与西方相同，但具体途径一定会受中国历史文 化传统制约，其建立起的民主政体也会与西方和其它国家不同，有历史文化的影响 。这里，我特别强调，中国的长期威权传统，使中国人习惯于服从权威，只懂治， 不懂政。这样，完全自发的由底层开始的民主往往不会产生新的制度，而是无休止 的争斗导致大乱。如果一定照搬西方的模式，会有更大的动乱代价。中国的民主化 应当是自上而下，甚至由威权领导推进，能建立的民主政体至少在初期会带有很强 的精英色彩。我对孙哲教授的药方在现实中国政治中的可行性不是很有信心，但除 此又没有更好的选择。 总之，展望中国大陆政局，动乱不可避免，关键是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政体将代 价减到最低；但这一改革应当是权威领导下的渐进过程，主要是精英之间的游戏过 程。 精英联盟维持的稳定可以继续维持 康晓光 我感觉，我从下飞机就开始讨论了。先是何频和孟玄，然后是王军涛和胡平。 讨论都集中在中国大陆政局的评估上，中国大陆究竟会不会有乱局出现？最近，我 写了三篇文章讨论中国的稳定性问题。我是将政局稳定性问题与一个列宁党在现代 化、市场化、开放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生存和维持统治的政治逻辑相联系来讨论 分析。我的三篇文章及其基本观点已经发表在国内外刊物和网络上，这里只简单介 绍关键要点。 国内外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一是崩溃论，认为中国大陆有许多问题无法 解决而且日益严重，不仅是生态和资源限制，而且是政治和其它体制以及文化不适 应，终会导致体制崩溃，政局动乱。二是繁荣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快，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快，综合国力增加快，中国现有问题可以在持续快速发展中消化，中国不 仅不会崩溃，而且会崛起成世界第二甚至第一强国。这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也都有 具体实证材料和数据支持。我想，必须超出对具体问题和局部形势的看法，必须有 一个框架同时解释政治稳定因素与不稳定因素，然后才能看出稳定或不稳定哪个占 压倒性优势，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对决定稳定与不稳定的政治系统的宏观动力机制 的全面描述，才能对问题有较为准确的答案。 我提出结构－群体分析框架审视中国稳定性问题，基本结论是，短期内如果没 有大的突发事件导致应对失策，中国政局的稳定性在短期内或者可以预见的时期内 ，应当可以继续维持。所谓结构、群体分析框架实际上来自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 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适应，就可以维持稳定。这里有两个分析，一个是受帕 森斯的社会系统分析的启发，全面考察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子系 统是否相互协调，或者说是否有致命的不一致会导致整个系统失调。二是中国改革 开放后新形成的社会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中是否有重大冲突足以导致局势 崩溃。 从结构分析角度看，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政治由极权体制 向权威体制过渡，意识形态由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向邓小平经济建设为中心加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两个基本点调整，各个子系 统基本上相互一致，没有致命的内在不协调。 从群体分析角度看，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有很大变化，社会开始分化。精英 的结构也复杂化，在政治精英之外，被消灭的经济精英重新出现，并急剧崛起，知 识分子地位也由社会底层迅速上升。相比较而言，工农大众的各方面权益和地位相 对下降。 80年代，中国大陆不稳定很大程度是由於政治精英没有处理好与其它精英特别 是知识精英的关系。一系列危及稳定的事件都是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关系紧张造成 的。进入90年代，政治精英调整了对其它精英的政策，基本上消解了其它精英的敌 对心态，从而建立起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三角同盟的默契合作；知识 精英不再从根本上挑战政治精英所维持的现行体制。 解释政治精英包容经济精英的合作动力较为容易。经济发展，即使是腐败的发 展，只要提供了机会和财富，使经济精英满足现体制的经济成就和前景，就可以使 经济精英产生与现在的体制和政策以及政治稳定有共同利益的认同感。 但如何解释政治精英的调整使知识分子接受腐败和不公正的现实的认同感呢？ 用提高待遇、开放机会和改善条件的方式增进知识精英的利益以及确实起了有作用 ；对反对活动的镇压和迫害也有一定作用；但这还不是完整的解释。 我认为，至少有六个因素导致知识分子重新评估中国发展的可能道路从而使他 们在理性上接受了现状。第一，92年南巡之后，中国政治精英重新采纳改革开放的 国策，这是导致知识精英由敌视转为合作的最大因素。第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 长，不仅增强了综合国力，而且普遍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苏联、东欧改 革的挫折后果使知识精英意识到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第四，对东亚和拉美国家的 民主化及其经济社会后果的观察使大陆知识精英认识到，民主化有其局限性。民主 化不一定能解决发展及其带来的问题，例如腐败、社会不公正和暴力犯罪；在局部 地区和时间甚至使情形更恶化。第五，民主化是长期过程，需要一定条件，还要有 适宜的战略步骤。否则，不适宜或急躁的民主化会不仅不会带来稳定，可能造成动 乱甚至崩溃。最后，西方特别是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使民族主义抬头，知识分子由80 年代崇美到90年代反美；恨乌及屋，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成为憎恨目标。这些因素从 正反两方面促使中国知识精英离开浪漫的理念，转而务实，并在感情和理智上都与 政治精英结盟。 中国工农大众相对地位下降，对现实不满，是威胁稳定的主要挑战性因素。国 内有调查发现，中国最近几年仅有8%左右的人可以每年从发展中显著改善自己境遇 ；大多数人生活没有显著改善；另有20-30%的人境况肯定有恶化。大众不满会越来 越严重。但相对於精英之间的默契合作，面对这样的精英联盟，不满的大众无法形 成足够的力量反抗或改变现实。 这就是一个将中国的现实中稳定与不稳定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框架。稳定与不 稳定都来自同一个过程。一方面，精英同盟是稳定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制造 精英联盟的正是中国存在的威胁稳定的问题，腐败和社会不公。两相比较，稳定可 以维持。 由此可见，虽然中国的问题严重而且有恶化趋势，但共产党执政不会被外在事 变冲垮，剩下的问题是是否会发生党内高层冲突导致政局动荡。我判断，由於江泽 民已经牢牢掌握大权，并且在未来可以继续发挥影响力，不会出现足以搅动全局的 党内冲突。 我的分析需要补充几点。 第一，我是实证描述，不搀杂个人好恶；我并不认为中国没有问题或者形势好 ，也不认为这样的局面是最佳选择，中国各种力量都承认中国现在有许多严重问题 ，大家的争论是问题的原因和出路；我仅仅想说，现在看不到根本上改变政体的可 能；反对派没有表现出能力、执政者没有表现出意愿去选择民主化。 第二，我预期的是短期政局。对於中期和长期政局，我虽然认为照我的分析框 架和中国现实趋势，结论不会有不同，但突发因素和新情势出现都使我必须谨慎。 不过，精英同盟似乎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是现行政权稳定的基础；但即使现政权崩 溃了，这样的结构以及精英联盟还是不会变化；由这个联盟带来的腐败和社会不公 正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 第三，这里没有考虑突发事件。历史证明，突发事件常常改变本来的进程和冲 突力量间的动态平衡。中国现行体制最大致命弱点就是应变能力差。这大概也是一 切权威政体的致命弱点。特别是，如果经济衰退或崩溃，中国会有不稳定发生的可 能。 第四，中国最终还是要民主化才能真正长治久安；民主、制衡、认同和权利都 是需要的。不过，在此以前，在目前，可能要采取行政吸纳政治的策略去应对问题 。由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相对有权威和效率的政府采取适宜的方案整合不同的 社会社会集团的利益。富人要仁慈和明智，拿出一部分收益帮助穷人，穷人的基本 权益要有保障。现在的问题是，精英太贪婪，以残酷和不公正的方式盘剥大众，激 化了矛盾。 最后，我们遇到的问题是独特的，因此需要想象力和勇气去面对；没有现成的 模式可以供我们采纳。一般的主义之争对我们帮助不大，这样或那样的模式也很难 帮助我们去把握自己的困境。我们应当正视所面对的问题。一个不民主的政体会不 会与社会自由和市场经济矛盾？亚洲过去的发展经验表明这一点并不必然。民主化 需要的市民社会以及我们具有的东方文化背景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去积累和培育民主 的条件，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长期过程。 讨论： 李进进：当我们讨论政治稳定性时，我们不能抽象地说政治稳定性。我们需要 澄清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稳定性才是可以接受的；用实证主义的语言说，什么样的 稳定性是中国人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稳定性不能接受，也就是中国人对稳定性的 承受力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是稳定、什么不是稳定，需要我们定义。对我们而言 ，这些问题隐含着一个社会责任，中国要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模式。 王军涛：晓光的模式比较全面的帮助我们理解稳定与不稳定较量的动态过程， 但从方法论看，还是太大而化之。这样的宏观结构分析方法容易做出的理解思路是 ，如果中国现在是稳定的，我们就试图找出一个稳定的结构；如果不稳定了，就找 出一个内在因素相互冲突的结构。这样的模式容易犯的错误是，也许某个政权已经 有很深的内在的结构冲突，但仅仅是缺乏偶然因素或事件去引发崩溃；另一方面。 某些政治体制内部社会群体基本相互协调，但某些外在的因素或偶然事件导致其崩 溃，从而被误认为是结构内在地有致命的冲突。历史研究常常重新发现和解释一些 国家的政治经验和历史事件的意义，就是因为当时当事的一代人有这样的迷误。最 近，孙立平在做的研究是实地考察和描述具体的社会群体在特定的情境中的认知和 选择行为来重建我们关于中国社会的理解，包括微观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微观行为所 构成和体现出的宏观制度框架，以防止我们以我们熟悉的语言、概念和理念误读和 曲解现实中社会群体的行为。我也不赞成晓光所说的知识精英已经认同政治精英并 与之合作。晓光的证据是新权威主义的盛行，而且将新权威主义等同于新左派。实 际上，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新左派，在政治选择上都不认同目前的政体。自由派的拒 绝可以理解。新左派则由於关心由积极有为的政府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并且在国内讨 论空间中回避政体讨论而易于被误解为背书威权政体。其实，王绍光先生的新左派 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他们在海外的讨论中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汪晖先生的新左 派是后学为出发点，更是以当代自由主义者的思路在全球化的后工业时代审视问题 。当代人类政治表明，这样的观念会在不长的时间对现实产生冲击甚至摧毁性效果 。此外，第三波民主化表明，真正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动力来源不是在反对运动或 大众造反，而是源于执政者阵营的内部。这样的转型在特定事件发生后，很快由於 利益和理念有分歧的精英集团之间相互间的战略互动而被激活。 程晓农：晓光的框架很有启发性，但采取的是西方社会学中结构功能分析方式 。西方学界现在对这样的方式的普遍批评是，这样的方式在理解社会系统的稳定的 内在原因时，过於强调内部子系统的相互协调性，而忽略了内在冲突的一面。这是 后来社会冲突学说兴起的学理根源之一。如果我们从冲突理论出发建构理解框架， 找出各种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和个社会群体内部和之间的矛盾，我们就可能倾向于得 出另外的关于稳定性的预测。 纽约大学社会学系一学生：康老师的思路强调精英联盟间的合作，这与流行的 合作主义有什么关系？此外，康老师考察的是全国范围的精英群体之间的关系，对 中国研究中的地方精英联盟以及与中央之间的关系怎样看？ 康晓光(响应)：先回答纽约大学同学的问题，我的研究是对国家平面的精英关 系的宏观的描述，不是对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的更细致的理解。这样的理解还需要 很多的工作。我认为，虽然，更精致细微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深化认识，但国家平 面的精英群体关系已经可以解释政治稳定性的动力机制了。关于晓农和军涛的看法 ，我的答复是，我不关心概念理论框架是否合乎国外理论流派的评论，我更关心的 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只要中国人容易理解就行了。 王军涛：但这里仍有问题，结构-群体分析和晓农提出的冲突理论都源于马克思 的历史唯物论，我们怎么知道中国人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的理解比阶级斗争 理论更容易接受；也许，中国人会觉得，所有宏观描述都不如现场行为主义的描述 更容易被理解，因为后者是他们的实际生活。 威权稳定与知识精英责任 胡 平 现在，我们讨论中国稳定问题。然而，我认为，稳定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 讨的问题。笼统地讨论稳定，会误导人们的思考。 首先，是不是所有的稳定都可以接受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秦始皇追求稳定 ，屠戮天下，焚书坑儒；他希望稳定到秦千世、秦万世，所以他自命始皇。但他的 稳定不仅今天的人们不能接受，就是当时的古人也不能接受。溥仪也希望满洲国稳 定，但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不愿接受他的稳定。显然，谁的稳定是我们理解稳定时 一定应当首先弄清的问题。 其次，在不同国家中，稳定的涵意和意义并不一样。在中国，游行示威就是动 乱，组织反对党更是动乱，“犯上”就是“作乱”。但在美国，游行示威不仅不是 动乱，而且还是正常的权益，是健康的参政，你还可以组织反对党，公开和执政党 竞争?，这些都不是动乱，而是正常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稳定的有机组成部分。 显然，判定稳定问题是依赖于政体性质的，稳定涵意与政体相关。我们不能忽略政 体背景考察稳定问题。我们究竟是要民主的稳定，还是要专制的稳定。 有人说，中国现在很稳定。但我们要问，这是什么性质的稳定？是谁的稳定？ 是对谁有利、让谁受害的稳定？让我们看看中国现在被列为不稳定的因素就知道了 。过去，毛泽东和共产党将阶级敌人列为不稳定因素，现在我们都知道那是冤狱是 政治迫害，但是在当时，迫害者中很多人真相信那些人是坏人。今天呢？看看康晓 光实证描述中的威胁稳定的群体，是工农大众。维持稳定就是镇压、压制和迫害大 众。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坏人，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是合理的，但还 是要镇压和控制。这是什么稳定？这样的稳定是否公正？从良知的角度看，这样的 稳定比毛时代还不能让人接受，毛时代的稳定是人民参与镇压他们心目中的坏人， 今天的稳定则是明知别人是好人还要镇压别人！ 前些天中央电视台播放一出电视，叫《省委书记》，其中写到某市来了个新书 记。大刀阔斧搞改革，导致大量职工失业，连省劳动模范都下岗上大街擦皮鞋。这 位劳模被书记领到市委会议上，劳模说：“书记讲了，旧企业是艘破旧的大船，要 是大家都赖在船上不下来就要船毁人亡，我们工人阶级不能给国家添麻烦，所以我 就主动下岗了。我别的不会，就会擦皮鞋。”然后，会场上的官员们都很感动，都 伸出脚来让他擦皮鞋，再付给他钱。这个场景实在令人作呕。问题是，国企这艘大 船当初是谁下令建造的？不是你共产党吗？要下船，该谁先下？共产党不引咎辞职 以谢天下，倒把别人赶下船。别人不肯下倒显得别人在耍赖，是破坏稳定，该镇压 。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公正的吗？ 再看看政府是如何维持稳定的。康晓光说是牢不可破的精英联盟作为基础，政 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联盟。我看不是联盟，因为这里不是平等的自愿 的结盟，不是权力分享，而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依附政治精英，被政治精英利用 。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命运完全操纵在政治精英手中。因此，这里也没什么牢不 可破。 我的问题是，中国的知识精英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稳定而不怀疑和反抗？甚至 写文章来为这样的稳定进行辩解？ 我对在中国进行民意调查一直是有保留的。首先，什么问题能问，什么问题不 能问，当局明显是有限制的。高明的宣传不一定是撒谎。高明的宣传是只说出一部 分事实，故意不说出另一部分事实。如果你只问共产党允许你问的，不问它不允许 你问的，这本身就可能产生误导。另外，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一般人听不到不 同的声音，听不到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辩，因此很难形成自己的真正的见解，很容易 被官方的宣传牵着鼻子走。中共为什么要压制我们的声音呢？因为它知道一旦我们 的声音加入，就可能改变别人的看法，就可能改变舆论的主流。史天健提出的那些 民意调查结果，只怕中共自己就不敢相信。否则它为什么那么害怕言论自由新闻自 由呢？它知道那些结果靠不住嘛。 中国的知识精英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这有个变化过程。1989年开枪时，大 家都很愤怒，认为这样的政权不能容忍。那时，很少有人谈论稳定性，因为人们不 认同那个政权稳定；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结束这个政权，中国才能有中国人的 良心可以接受的稳定，才能有符合中国人正义感的安定。今天，稳定性成为问题了 。不少精英开始关心和忧虑这个政权的稳定性，而且是在知道这样的稳定是通过压 制无辜受害的好人来维持的。这是与许多精英开始为这个政权辩解同时发生的。我 的问题是，这样一个良心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这是镇压导致的恶果。 有人说今天中国已经有了很多自由，知识分子的待遇也有很大提高，有的知识 分子宁可说他们放弃批判是因为被政府收买了。他们往往喜欢把今天和文化大革命 的时候相比。为什么不再往前比呢？如果我们再往前比一比到六十年代乃至五十年 代，那当然还是现在好得多，但再往前比呢，和四九年以前比呢？那时候的知识分 子，无论是在经济地位上还是在政治地位上都比今天要高得多，可那时的知识分子 并没有放弃对政治的关心和对政府的批评。另外再和八九之前比，那时候知识分子 很风光，当时没有多少大款，知识分子在经济上的相对地位也很不错，但当时的知 识分子最关心政治，最有批判精神。怎么到了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心态全变 了呢？这当然是压制的结果，恐惧的结果，不是被收买的问题。我曾经说过，雍正 乾隆以后，文字狱少了。但那不是皇帝变开明了，而是臣民怕入骨髓了。就像马戏 团里的老兽，很少再挨鞭子。 不错，中共有人也说中国要民主；但是，他们强调必须是“中国式的民主”。 什么是“中国式的民主”？邓小平说过，中国式民主不搞三权分立、不搞多党制， 不搞西方式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可是，如果这些都没有，那还能叫民主吗？ 还有人讲台湾经验，国民党原来也专制，后来不是民主了吗？我要强调，国民 党和共产党有很重要的区别。国民党从一开始就从原则上承认宪政民主。国民党讲 “军政、训政、宪政”，把训政即专制当作权宜之计。国民党有“还政于民”一说 ，它就承认它在威权期的权力是从老百姓那里借来的，将来是要还的。共产党什么 时候说过要“还政于民”？共产党硬说它的一党专制天经地义，它的统治就是人民 的统治，根本没有还不还的问题。这一区别很重要，这关系到民主化在党内合法不 合法的问题。 还有人说民主需要一定条件，例如市场经济、中产阶级。然而，像阿尔巴尼亚 ，像被毛泽东讥笑为“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民族蒙古都民主化了。那些国家并没有 强大的中产阶级，也没有什么市场经济。现在，连许多黑非洲国家都进入民主化了 。难道堂堂中国连它它们都不如吗？我们对中国人还有信心吗？即使我们说民主需 要一定经济和文化条件，这也不能为政治迫害辩护。停止迫害不需要任何条件，只 需要其意愿。实行言论自由需要什么经济条件？别人发表了什么不同观点，你政府 不要去抓不要去关，这不就成了吗？停止政治迫害也没有什么渐进不渐进的问题。 一个强盗过去一个月杀二十个人，现在一个月杀十个。你能说这个强盗在进步，在 改进吗？你能说这叫渐进改革，应该慢慢来吗？不，你必须叫他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 还有人说，现在形势不好，搞民主不是时候；等以后形势好了，再搞民主比较 好。问题是，如果形势好了，共产党会说，我们不是搞得挺好吗，可见我们原先“ 四个坚持”坚持对了，反自由化反对了，可见我们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可见我们不 需要民主；民主还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 关于民主化，我想强调两点： 第一，不仅市场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而且，在中国，发育市场尤其需要民主 ；因为，中国的市场化是伴随着私有化或产权重新界定的过程。如果没有民主的监 督和制衡，权势者很容易利用职权化公为私，产生腐败。国有资产流失已经是严重 问题，是腐败的最大来源。没有民主，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最不公正的财富分配。 没有民主的私有化不能获得合法性，由此造成的财产再分配的现实，人民是不会承 认的。现在人民没有发言权，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权势者抢夺属於人民的属於国家的 财产，只好满足于在权势者的豪华宴席上捡点残汤剩饭，一旦他们有了发言权，他 们一定会追究，要求权势者把抢去的财产退还。权势者害怕被追究，所以他们拼命 抵制民主化。因此，如果中国沿着目前的改革逻辑发展，中国离民主不是近了，而 是越来越远了。我们都能感觉到，1979年，甚至1989年六四前，搞民主的困难相对 要小；今天，对统治者而言，风险大了，难度大了，以后还会更大。 第二，自由民主有其独立价值，不能仅仅作为工具用其它事物来判断其价值。 人类实践表明，自由民主国家的各方面包括从功利标准看，都有更大成就；许多学 者也试图解释这些成就为什么会与自由民主相联系。而威权肯定不能持久取得这些 成就。但是，自由民主本身不需要其它的成就来判定价值。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譬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在包办婚姻制度下也可能实现后代的繁衍、家庭的稳定和 子女的教育等目标。我们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不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 (其实，能不能“更好”有时倒不一定)，重要的是，在自己的事情上由自己做主， 这本身就是好的，是有价值的。 讨论： 顾为群：我觉得胡平的问题不难理解。中国的教育体制就是扼杀人的独立思考 ，愚弄青年，系统制造所谓只有专业技能和知识但没有思想的人才，占据中国各方 面精英位置。少数漏网的有思想的精英在1989年后，或者入狱，或者不许回国，这 样就使得中国的思想界的状况很贫乏，也很可怜。那些被制造出来的大批专业人士 ，既没有思想、也没有勇气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任地做有关正义的批判性考察，而是 在专制许可范围内摘章寻句，剽窃拼凑学问。所谓批判，也是小骂大帮忙，而且反 复声明，惟恐权势者误解。他们的专业目标就是在专业领域发表文章和评选职称， 偶有所得，就沾沾自喜。最初，他们还知道自己的弱点，并不去围剿有思想、不妥 协因而受迫害、被剥夺位置的知识分子。久而久之，他们成了气候，有了利益，就 长了脾气，开始为自己也为专制辩护；俨然以学术中立名义和学术研究成果帮助权 势者围剿和扼杀有良知的独立的知识分子。 王军涛：我现在研究中国1990年代的精英中流行的新保守主义。我认为，在高 压下的恐惧心理效果和收买之外，确实有其思想根源。历史上为专制寻求理由的思 想家不都是惧怕和贪恋个人机会；他们的争辩理由即使在今天的西方思想史也不全 然归结为为权势者的辩护，其学术和思想价值依然受到尊重和被严肃讨论，例如霍 布斯。中国今天的政治上以反对民主化为特徵的新保守主义有三个来源，一是对动 乱的恐惧，二是对西方反感而生的民族主义，三是西方自身遇到麻烦时非主流的挑 战具有的刺激性吸引力。这些都不是新现象，中国上个世纪至少出现三次。辛亥革 命前后，二十至四十年代，和90年代后期。这些是值得讨论和争辩的关于中国发展 的思路。□ 台湾视野中的大陆稳定性问题 徐斯俭 我个人对康晓光兄的研究更感兴趣，即：大陆能否保持稳定。但我今天只能奉 筹办者的命介绍台湾人对大陆政治稳定的看法；虽然此一课题并非我的专长和兴趣 。 坦率地说，台湾的环境不利於研究大陆问题。因为，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太 多；党派之争常常需要某种简单化的大陆概念。更准确地说，台湾人对大陆看法应 当分普通民众和研究圈两种。 台湾一般人或普通民众对大陆了解不多，对大陆真实的状况也缺乏兴趣。在政 治斗争的驱动下，形成两种极端的看法。 一种是崩溃论，其实代表人物不是台湾人，而是章家敦，是美国人。李登辉曾 经提出中国七块论，但这不是他的发明。其实七块论若从学术角度是值得讨论的话 题。但在政治压力下，这些观点被政治化了，很难按照原意去理解了。 另一种观点觉得大陆一片大好。这受台湾经济萧条和大陆经济发展的对比的牵 动。台湾这些年经济不好，而大陆又象磁石一样吸引着包括台资在内的外资，长江 三角洲正在成为东亚经济中心。你说中国会有危机，但外资评估前景挺好。大量外 资进入，也牵动了台湾人对大陆的看法。现在不少台湾人在大陆买房。 我认为，这两种看法不仅都仅看到问题的片面，而是过於肤浅和感性，缺乏理 性基础。 台湾专家研究大陆稳定，并不象大陆人真关心大陆稳定，而是有特定角度。简 单说，有三个特点。 第一，台湾学者倾向于从台湾利益出发，看大陆稳定与否对台湾利益有什么影 响。一般的看法大陆人会觉得奇怪。台湾某些学者从台湾发展环境和两岸关系稳定 角度讲，希望江泽民继续掌控局势。因为老江能把握军方，而且知道老江的底线， 况且老江比较买美国人的帐。台湾许多人对胡锦涛心里没有把握。 第二，台湾学者看大陆问题喜欢投射台湾经验。台湾经验是民主化，而且是比 较成功的民主化经验。对大陆也有类似期待。其实台湾经验虽然未必能够完全适用 于大陆，但我个人认为台湾的民主化经验中的确有许多值得大陆借镜，如果大陆能 好好研究台湾的民主化经验，应该可以有所受益。 第三，台湾学者多从两岸关系角度看大陆稳定性问题。这里容易掺入自己的希 望。 从长远看，两岸关系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对大陆的长远稳定性的估计，会影响 台湾人对两岸关系的选择。这牵扯到台湾人对自己能否撑过眼前困境的计算。其实 台湾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是很现实的，基本上是一种理性计算。如果你问台湾人，若 大陆承诺不动武，对他们统独意见有何影响，则结果是有将近超过半数的台湾人愿 意选择偏向独立。可是对於同样一批受访者，如果你问他如果大陆经济比台湾好， 以及大陆民主化对他们统独的影响，则结果却又是有超过半数的愿意选择偏向统一 ，而且其中民主化的影响还更大一些。所以不能单纯地看待台湾的民意。 下面提一下我主要感兴趣的问题，关于大陆稳定性，康晓光兄提出一个重要的 问题。他关于稳定性分析的框架意在整合两种相互对立的趋向，精英联盟一方面提 供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又使问题更严重。他还有个命题，就是通过 行政吸纳政治来化解问题。我的问题是，如果精英同盟这种维持稳定究竟会为行政 吸纳政治创造条件、赢得时间呢？还是导致问题日益严重最后最后酿成大乱呢？换 句话说，一系列微调究竟会最终是能够化解问题呢，还是反而造成错过解决问题的 机会呢？其实，过去的精英同盟造成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我们凭什么认为同样的 精英同盟可以为未来创造稳定呢？ 讨论： 孟玄：斯俭所说的晓光的第二点确实值得注意。最近，裴敏欣写了篇文章，反 应美国主流看法。江泽民核心在十几年中回避重要改革，只挑容易的事项，没有建 立必要的制度，错过了改革的良机，使问题逐渐积累。现在中国象勃列日涅夫的后 期和苏哈多的晚期。这两个政权都是这样，不论前期多稳定，问题不变，后期翻车 。如果精英合谋勾结维持稳定，会不会错过改革良机、从而使问题更严重。 吕晓波：在西方政治学中，稳定命题的提出是与革命相对应的，两者都是大命 题。突发事件会深深影响我们的判断。因此，我主张回避谈论具体时间。 顾为群：晓波提到突发事件。我认为，我们预测稳定性的误区就在这里。说可 以维持稳定，都立足于正常情况；但突发事件出现会怎样？我可以举出几个偶然突 发事件。第一，银行坏帐据说已经超过50%，早该破产了。联合国专家和哈佛大学铂 金斯教授都说中国会发生挤兑风潮。现在，政府比较幸运，因为老百姓还不知道真 相。如果知道然后挤兑；如果挤兑不出然后冲击银行和政府，那就会有问题。第二 ，郑义写了关于生态的书，其中提到91年和98年两次长江差点儿淹出江堤。如果真 淹出来，后果不堪设想。第三，政权转移。现在谁能说清谁决定和什么程序权利转 移？如果没有这点，就还不过关。继承问题确实是影响稳定的大事。 叶叙理：我有一个问题，既然中国有那么多问题，为什幺还会有这么高的发展 速度？ 程晓农：让我来讨论你的问题。我正好做过点研究。90年代的发展实际上应分 为前期和后期两部分。前期发展快，后期则按照经济标准陷於衰退，失业率高和物 价下降。后期的危机是前期发展必然造成的；因为前期的发展是不保证持续增长的 偶然因素。第一，当时朱容基向赔钱的国企大量输血，这酿成了后来的金融危机。 第二，全国大量资金投向沿海，导致了沿海发达的同时，内地衰败了。换句话说， 沿海发展是以内地衰败为代价的。最近，全国四大银行系统撤调很多办事处，这表 明基本上不对农民贷款。第三，是吸引外资。这些外资自成系统与国外接轨，但与 内地发展无关；这还是内地沿海差距大的原因之一。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写了 篇报告，指出，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阶层谱系已经形成 断裂。 李强：我想从工人运动观察角度补充些事实支持晓农先生的看法。目前中国沿 海发展很大部分是面向国外市场。但美国公司并不直接开厂，而是香港和台湾投钱 办厂，大陆工人只挣很少的血汗钱，而且劳动条件差。我问过一百多打工者，都不 愿留在打工地方，而是将来要回家乡。这表明靠外资投沿海所取得的增长的成就与 中国发展以及工人利益改善没太大的关系。□ 制度建设是长治久安的基础 王绍光 很久没有参加这种类型的讨论会了。二十年前，我与在座的许多朋友一样，对 中国政治有些看法，希望能改革快一些。我至今尊重仍然在这方面继续努力的朋友 。不过，这些年，我更多的时间花在解决对老百姓利益和生活有直接关系和改善社 会质量的政策和体制研究上。有些问题不能等政治体制改革完后才进行；老百姓的 利益和痛苦不容我们等。政策研究使我有了一些新的经验从而对老问题有新的审视 角度、产生些新的想法。我想在此就中国大陆政局的稳定性问题谈几点看法。 首先，我同意这个说法，谈稳定性是有个谁的稳定和对谁有利的问题。不过， 通过有些制度和利益的调整，可以改善稳定性的利益影响范围，使更多的人能享受 稳定中发展所创造的利益。这就是我近年的工作方向，通过呼吁建立更公平的社会 经济制度和政策，让更多的中国人分享发展成果。 其次，稳定与不稳定是相对的、动态的和可以转变的，这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 容易把握。而且，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位置，对局势和人心会有不同的感受，因而 有不同的判断。 今年是我们北大同学毕业二十周年纪念，我们有不少同班同学聚会。我发现话 题转到对形势看法时，我们的看法非常不同。大部分同学认为形势很好。他们本人 收入和地位不错；对国家未来深具信心，豪情满怀，大有超英赶美德劲头。但另外 也有一些同学认为形势不好，他们往往来自基层法院，列举许多严重问题，对国家 前景充满忧虑。 另一个例子是人们对农民处境的忧虑。吕晓波最近有项研究表明，其实农民随 地域分布有很大差距。东部农民处境不错。西部农民由於国家转移支付也还可以。 主要问题是中部省份。不应太笼统说农民问题。 显然，个人感觉或表面观察不那么可靠。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关于稳定性的评 估需要我们有定量分析。这就是我欣赏天健的研究的原因，天健的实证研究的意义 就在於为我们提供了量化的“稳定”概念。 我观察稳定性问题的角度是从影响人民生活和不满的问题以及政府可能的对策 。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现状和问题，还取决于政府的因应对策。我的思路是，在对人 民生活总体评估的基础上，找出人民极度不满的问题，看看这些问题能否有政策和 体制调整空间去解决，最后，再看看国家是否向着这样的方向调整。不过，由於谈 论数字在这里有争议，我想甩开数字讨论问题。 总的说来，通过关注和研究中国的发展政策，我对中国保持稳定具有信心。我 们最近写了文章，强调不稳定的因素和后果，意在提醒执政者对片面发展战略带来 的公正问题不要掉以轻心；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可能后果的评估不是危言耸听，但这 些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的、必然导致乱局的问题。我对稳定问题有六个判断，构成 我的看法。 第一个判断，国家总体形势估计可以说是稳定，改革开放二十年，国家形势确 实有很大进步，我们这一代人不难感受到这巨大的进步。我是八十年代初来到美国 的。那时，商店里中国制造的东西只有些草编制品，在最廉价的商店里出售。现在 ，你到一些高档店中，很容易找到中国制造产品。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翻了好几翻。尤其是最近几年增长稳定，起伏不大，说明现在的中国领 导人已对发展经济和宏观调控具有相当的能力。另外，贫困人口显著下降。这样的 成就或许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过去讲亚洲四小龙创造了经济奇迹，其实有13 亿人口的中国能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保持高速增长，才是真正的经济奇迹，四小龙 中最大的南韩也不过只有中国一个中等省那么大，台湾、香港、新加坡就更小了。 小型经济持续增长比较容易，但中国这样的巨型经济体能持续增长，同样保持社会 大体稳定，实在是史无前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公有制体系转向混合所有制体系；社 会由不流动转向快速流动；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最近有本书说，中国正面临三 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我完全同意。 第二个判断，上述成就是否表明中国是太平盛世？不是！中国还有许多严重问 题。有如狄更斯谈论英国类似发展阶段所说，此时是最好的时代，但也是最坏的。 我研究的是最坏的一面。中国在发展成就背后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存在。直接影响人 们生活和信心的主要有四项。一是中部农民收入下降，主要因为负担过重。二是城 市下岗工人生活困难，因为结构调整在短短五年里减少了五千万工作机会，比一个 韩国的人口还多。三是腐败严重。四是分配不公。80年代的发展是全赢游戏，大家 都享受发展成果；90年代则是赢者通吃的游戏，出现两极分化。 第三个判断，中国的问题虽然有特殊性，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在同等发展 阶段又有其共同性。快速经济发展伴随急剧的社会转型。这些问题是急剧转型中产 生的。面临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国家的治理方式必须调整。但由於制度建设跟不上 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因而产生了这些问题。从制度滞后于转型的角度讲，这些问题 是正常的。在如此急速变化的社会中出现一些问颢是正常的，不出现问题才是怪事 。仔细分析产生上述四个问题的原因，可以得出结论：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制度建 设的方式加以解决。 一是中部农民负担过重主要是由於我们现在要求农村政府负担本地公共事业和 公共服务的费用。这在东部地区的农村也许不是问题，因为那里工商税已占税收主 体，我很少看到报导东部地区的农民税收过重。西部农村很多地方有各级政府的补 贴。问题是中部农村，那里的税收仍然以农业税为主，收入因此不多。但公共服务 开销很大，例如教育，占中部农村很多地方政府开支的70%左右。正税收入不足，於 是向农户强加苛捐杂税，因此出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这个问题决不是靠制止干部 吃喝就能解决的。这个问题只能通过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加以解决 。 二是下岗工人多与发展战略中的问题有关。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过於注重企 业层面的微观效率，想通过减员来增效；但某些研究表明，减员并不增效。二是近 年经济增长模式不符合中国国情，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越来越低，说明我们的产业 结构越来越变成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中国的国情是劳力供给充裕，必 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政府已经发现问题，要求以后上马工程项目必须有 就业评估。第三，失业问题也与社会保障系统不完善有关；这也许是本届政府最大 的问题。现在，政府也已经意识到问题，正在加强社会保障系统建设。 三是腐败，主要是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官员 的自由裁量权不大；另外，周期性的政治运动对防止官员腐败有阻碍和威摄作用。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政府经手资金大大增加，而不搞运动的承诺使他们有恃无恐。 过去二十年治理腐败的着眼点往往放在“反”腐败上，但如果制度性漏洞很多，腐 败的收益巨大，贪官污吏仍然会前赴后继奔赴断头台。要治理腐败，必须把重点放 到“防”腐败上，通过制度建设，堵塞腐败的机会，如减少政府行政审批权限等改 革，从源头上减少腐败机会。 四是社会分配不公可以通过政府增加所得税、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来解决 。目前中国所得税占税收比例很低，只有0.5%不到。发展中国家一般是4～5%，发达 国家是20%左右。这表明，中国还有很大潜力。如果将所得税提高到GDP的4%，中国 财政可以增收约2至3千亿，那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第四个判断，目前中国已经有改善迹像。一是农村正在进行费改税试验，虽然 前些时候的改革有问题，但新的设想和做法已经成型并快要出台。二是今年召开了 就业工作会议，这是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规定，要求以后上项目必须有就业评估 。此外，政府进一步完善低保系统，能使收入低于一定水准的人能有补贴。三是政 府也正改革行政审批手续和完善财政预算体制，这会大大减少腐败。另外，政府已 经开始抓富人交纳所得税问题。我赞成抓刘晓庆，就是要杀鸡给猴看，让那些为富 不仁的富人吐出一部分钱帮助穷人。现在关于如何让转移支付到位也正在研究。 第五个判断，政府坚持目前努力方向，加大力度，就可以解决这些引起民众极 度不满的问题。有政策和制定调整空间，也已有解决问题动向。 第六个判断，小乱有助于解决问题。这与许多人看法不一样；他们认为小乱不 好。我的理由是，小乱可以让人们出气，释放不满能量，以防积累至大乱才爆发； 小乱还可以使政府学会如何与抗议民众打交道，不过度反应，而是通过必要调整处 理这些问题，平息民愤，化解危机；小乱还可以暴露问题，增加压力使政府及时有 效解地决问题。因此，小乱不一定是大乱的徵兆，也不必然导致大乱。相反，小乱 可能是中国社会的“散热器”和“稳压器”。 讨论： 李强 (《中国劳工观察》主席)：我认为，从工人运动的角度看，王绍光先生的 判断符合现实。中国大陆是稳定的。例如，目前人们关心的大量下岗工人抗议活动 特别是大庆和辽阳前段时间发生的危机，如果仔细研究或深入了解就知道，确实不 会引发大乱。目前工人运动没有大乱基础。 吕晓波(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目前还有值得注意的现像，就是，中 央和地方的关系。其间矛盾不一定是主要的；中央要求地方将问题和抗议地方化， 在地方就地解决。我研究农民负担，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央与地方在这方面的关系。 史天健(杜克大学教授)：这里有个理论问题。美国60年代后期开始有许多抗议 ，似乎不稳定。但社会学家研究表明。抗议分两种，一种是政体破坏型，另一种是 政体增强型。前者确实对政治稳定构成威胁；后者则释放不满能量，揭示改进方向 。他们发现，美国大多数抗议是政体增强型。中国实际上也是这样，如绍光所说。 孙哲(复旦大学教授)：分析稳定不能非黑即白，这里有许多复杂原因，有些不 是常人能想到的。不能用腐败揭示所有政府官员的行为和动机，低估他们解决问题 的诚意。例如上海，现在防止北韩流民从北京转到上海已经是稳定的大问题。 陈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我是研究社会运动的。最近在大陆进 行了一些调查。发现一些与人们想当然的印像不一样的事实。第一，现在政府对民 众没有高压。对知识分子有高压。农民并不怕政府；相反，地方政府害怕激化矛盾 ，被中央政府指责，因而回避冲突，在农民的冲击下常常表现太软。在地方，保持 稳定是仅次于发展的头等大事；政府在冲突面前总是认让。第二，现在，知识分子 可能驯服，但老百姓并不驯服，而是行动增加。 谁能预测中国局势？ 何 频 在座的多数演讲者是以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问题。我不是做学术研究的，因而 对预测没有系统的科学的方法，而且我并不相信政治学是科学，具有预测能力；不 像康晓光先生、孙哲先生那样在体制内工作，能直接掌握一些内部情势；也没有像 史教授那样到中国进行系统的民意调查；更不是像王丹那样勇敢的斗士，对政治敏 感度高，有强烈的反抗意识。 我是从事媒体工作，只是从媒体浅薄的层次看问题。媒体是浅薄的，因为它常 常要把大家不懂的东西变成大家懂的东西；而政治学是深厚的，因为它常常要把大 家懂的东西变成大家不懂的东西，这叫做学问。 但是我仍然要说，不管你是深沉还是浅薄，对中国局势掌握都是很无力的。 二十年来，在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听到、看到和读到许多学者关于中国发 展的预测，坦率地说，几乎都不准确。唯一给我深刻印像的是，1988年，我在北京 京丰宾馆参加关于现代化讨论会，在座的军涛也是主持者之一，当时全国体制内外 许多重要理论人物都有参加，会上多数人认为中国很快会出现大危机。尽管他们不 可能料到胡耀邦先生的突然去世，他们的预测还是很快被应验了。但失败的例子却 很多，例如1989年六四事件后，很多人都认为预测中国执政者将会靠残酷的镇压维 持统治，并且将在不久垮台，江泽民站不住脚等等。但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不 仅没有垮，也没有仅仅靠镇压维持，而是在世界上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经济；江泽民 稳固地把持着权力，甚至超过毛邓。如果1989年那时有学者做民意测验并以此评估 稳定性，那他一定会科学地预测天下大乱，现在他也一定会“科学地”失败。因此 ，我不大相信学者的政治预测。专家们有道理，但也有盲点。或者说，他们的长处 在於头头是道，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和证据确凿；头头是道不一定准确，逻辑推理 不一定是事实，历史常常也不那么理性，甚至以学者和科学缺乏的幽默开玩笑。 当然，媒体问题也很严重。现在信息爆炸，信息也经常自相矛盾，甚至有虚假 信息。民主化和市场化对媒体造成的压力，既有开放信息和讨论的一面，也有媚俗 和抢风头的一面。 此外，有些事情本身就不断变化，绍光就曾对我说，别把多维办成谣言中心。 作为多维的负责者，我知道多维是严肃的，多数信息都是来自我们经过严格检验从 而相信是认真的来源。然而，错误还是不可避免。有些是来源有失误，有些则是由 於形势或事态不断变化，有些是我们工作粗糙、急躁造成的。我作为媒体工作者， 有时也深深为这些失准感到沮丧、抱歉。 我想说的是，预测中国没有一个可靠的方法，对读者而言，最好是各种信息、 观点都听听，然后比较。你也许会说，那就不会有结论了。其实，讨论性预测本来 就是帮助我们理解事态，考察影响因素和可能后果。预测的准确与否是其次重要， 或者说，根本不重要。 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国能否稳定。刚才，诸位专家似乎都认为中国可以保持稳定 。尽管我的方法与他们不一样，但根据我与中国各方面人士接触，感觉至少在高层 权力平面上，稳定应当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我特别强调高层权力平面这个范围，是 因为对中国这样的快速发展和转型的大国，地理区划、社会阶层和政治思想都很复 杂，稳定不会只有单一的意义。 中国的社会现在就不稳定，某些区域和社会群体很不稳定。我们不能笼统地说 稳定或不稳定，而应当明确我们讨论的范围。不论中国最高权力层面多么稳定，某 些中国老百姓仍可能在不安定之中；以权力稳定抹杀或忘掉部分公民的不稳定带来 的痛苦，这既不科学，也不人道。不过，相对於全局是否会崩溃的稳定，应当是指 高层权力平面的稳定。 我对高层权力的稳定评价来自以下几个观察： 第一，中国执政者目前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他们没有任何理 想主义和意识形态，因而他们可以很现实地操作和选择，既坚决和冷酷，又灵活和 善变。例如，在台湾问题上，不论李登辉或陈水扁怎样做，不论中国人多么愤怒， 江泽民不会采取实质行动，因为任何冲突的结果都有不确定性，都会影响他的执政 ，他不愿冒险。中美关系也一样，不论是炸馆，还是撞机，江泽民最后都会让步， 让美国人得到他们想要的。我是经历过一个过程才认识到这一点。最初，我也义愤 填膺，认为肯定会有严厉的反应。但一次次预测失误，使我终於意识到，中国现在 的执政者是没有原则、没有信念、没有理想、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者，他们只现实 地关心自己能否执政，什么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都是宣传口号。现在，只要有台 海冲突或中美冲突，如果有人问我结局，我根本不用思考就会告诉他们，江泽民最 后肯定会按照美国人所要求的去做，最多是声色俱厉地做个姿态，表演给老百姓看 ，找点个人面子。 这样的执政者，不太容易犯可能丢掉政权的错误。 第二，中国的权力斗争不像外面人们想象得那样严重和激烈。外面有很多猜测 和介绍，谁与谁内斗了。权力斗争不是没有，但并不危及权力层面的稳定，因为江 泽民牢牢控制了权力，权威远不如毛邓，权力却超过毛邓。 毛泽东是打天下的一代人。由於有一批出生入死共同打天下的同伴，毛泽东必 须与他们相处；如果想搞掉他们，必须通过残酷的斗争。这些都使政局不稳。邓小 平则更需要与他资历差不多的人的支持与合作。江泽民运气好，他的同辈没有什么 挑战者。因为两个原因：其一，这些人都没有革命资历，也没有多广的人脉关系。 你如果研究他们的背景，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中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 皇派；这样的人在政治上是没有进取心，没有强烈的奋斗意识，也不太敢担责任。 他们不会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了原则和正义去挑战江泽民。即使有个别的人有点脾 气，也很容易叫江泽民抓住辫子像陈希同那样被整掉。这样，即使他本人愿意冒险 ，他的家人和秘书、部下以及同夥会制止他；其二，在面临危机时，所有权力核心 中的人有某种来自于危机的团结意识。大家都知道，如果内斗，可能会导致翻船， 那时船会下沉，大家都是输家。这样，没有人愿意挑战江泽民。 第三，执政者以压制和诱惑双重手段去分化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 过去，当知识精英挑战执政者被迫害时，他们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成 为士林领袖和文化英雄。那时，中国有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和魏京生。今天， 在整个社会腐化和公众舆论庸俗化的情况下，牺牲个人专业地位和个人前程去挑战 ，已经被视为傻和不识时务；一段时间被剥夺发言机会和打入另册后，在专业和公 共舆论空间两方面都会出局。替代的精英满足于既有的地位和机会，不再挑战，反 而去合作甚至帮助寻找辩解理由。 权力层面的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中国到处都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问题。 对许多大众而言，其环境和个人生活是不稳定的。现实社会陈胜吴广不是没有，随 便找找，就可以发现很多，然而，所有这些反抗都不会动摇甚至不会威胁现在的统 治，因为现在的镇压机器太发达了，而民众反抗的资源太弱小和贫乏。 因此，虽然中国的社会不稳定，经济不稳定，政治也在相当意义上不稳定，但 权力层面的统治还相当稳定。尽管有很多问题，有不满因素和力量，但不会构成实 质性挑战，也不会构成足够压力去改变现状。除非发生突发事件，例如某人暴亡、 台海战争、中美军事冲突和重大灾变等，引发权力核心分裂，或者精英严重不满等 ，从而引发大规模的政治风潮，否则中国权力层面的稳定还会继续相当一段时间。 讨论： 问：你怎样看台湾问题？ 何频：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的短视，人民长期在付出代价。他对台湾的幻想， 促成了台独势力的成型。而江泽民对台湾、对美国的无知，使台独势力进一步发展 ，而且江泽民将中国大陆的弱势暴露无遗，美国对台海政策也由战略模糊变成了战 略清晰：你不可以动武。总之，这成了一个结构性僵局。 问：你怎样看待中共第五代？他们中不少人是从西方留学回去的。 何频：这个问题应该问孙哲教授，他就是美国回去的博士。政治变革来源于压 力或掌权者自觉。政治变革很重要的是压力资源，现在恰恰压力不足，现实的诱惑 使人们降低了政治追求。有人说中国政治变革还要靠中国权力层的自觉意识，但是 他们会自觉吗？我还看不出来。 问：刚才有人说海外有些人评价中国问题是站着讲话不腰痛。 何频：我同情那些不能站着讲话的人。正是你弯着腰，不能把话全讲出来，才 需要站着讲话的人。我们在海外可以站着讲话，可以不腰痛，那为什么不讲话呢？ 健康的反对运动是稳定推进民主化的保障 王 丹 我们显然有些共同的看法，例如，中国存在许多问题，人民的愿望被压制，这 些可能会导致不稳定，中国只有民主化了才能长治久安。但是，这些共同看法并不 能掩盖我们之间的分歧。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对於不同观点的发展和完善本身也是 必要的。我想就这两天的讨论争论中表现出的两组分歧引出反对运动的战略思考。 第一，在讨论中，受过严格实证训练的学者主张，客观地理解和看待稳定性问 题，不要搀杂主观愿望，毒化学术解释。这些学者采用民意调查方法、结构功能方 法、历史模拟方法等框架力图客观描述。 我怀疑这样的实证方法在解释和预测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变迁的有效性。我研 究历史，历史学界的看法是恢宏的，牵扯许多因素，这些因素有以复杂的方式相互 作用，很难以可行的实证方法所能容许的少数变量来描述；如果遗漏了某些对局势 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变量，就会失算。而历史发展中这些决定性因素经常发展变化。 所以，第一个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当你为了应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你必须简化和 抽象现实，以便把握主要变量。忽略什么和选择什么就有主观偏见；而选择什么几 乎就决定了你会看到什么，得出什么结论。即使在自由国家的学术界纯粹为理解现 实，这种选择也极有争议；如果在公共舆论讨论空间，就更会受意识形态支配。在 一个独裁国家，客观、开放、自由和公正研究本身就是挑战极权，是不被允许的； 此时，研究者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开敏感问题，逃避政治迫害和禁区。这些学者的处 境是值得同情的，但我们必须警惕由於这种局限产生的成果的先天不足。 例如，不少学者谈论经济没有看看库存量。这个指针在中国已经到危险的度了 。目前大陆库存商品已经达四万亿元人民币,占去年GDP的41%强.按国际公认的标准 ,库存商品与GDP的比率,发展中国家以不超过5%为好,现在大陆已经超标八倍.宏观经 济管理，就是私人企业投资和消费者也要关注这个变量，但中国的学者谈论形势并 不理会它。在库存量严重超标时还能维持的繁荣既是有问题的，也是靠不住的。 再例如，学者喜欢在开放社会中用民意测验或抽样调查的方法研究现实稳定性 。可是，这种方法应用于中国必须小心。我们知道，动摇人心乃至稳定的最大问题 一定是人民最不满的问题。如果在一个关于稳定性的民意测验中回避老百姓最愤怒 的问题，那怎么能评估影响稳定的人民情绪呢？可谁又能去公开调查那些爆炸性问 题呢？因为提到这些问题就是被禁止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所谓客观理解的最大失误的根源还不是选择变量的局限，而 是历史是活的，不断被发展和改变的；其中，人的愿望和创造性选择才是历史的直 接动力。没有某种同情投入的理解，很难把握历史的方向。人的介入和不介入以及 怎样介入，会有不同结果。而且，各种力量一定主动或被动地积极为维持或牟取利 益而行动；这些选择会影响局势走向和结局。 在所谓实证研究的争论中，我的观点是，应当有积极的政治参与的角度评估稳 定性。我高兴地看到，王绍光和孙哲教授也持有这种观点。他们对稳定性的乐观估 计并不建立在客观的调查上，而是计算考虑了人的选择因素。尤其是孙哲教授，主 张我们应当积极介入解决问题，这才是稳定的真正可靠保障。 但如何介入，我与他们有分歧；这是我要讨论的第二组分歧。绍光和孙哲相信 ，中国政府可以在现行体制内通过正确的体制、战略和政策的调整性选择解决问题 ，维持稳定。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显然，晓光先生的结构/群体分析也不会认为他们的对策可 以解决问题，因为神圣铁三角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这些问题之上的，腐败收买精英 是这个基础。徐斯俭教授问晓光的问题，点出了这样的选择是延误时机。他说，以 台湾政治发展的经验作为参照背景看，我们怎么知道这样的基础上的精英联盟会以 行政消化政治，解决问题，而不是拖延解决问题从而使问题日益严重？孟玄先生引 用裴敏欣研究员的最近的文章说，大陆以这样的心态错过了最好的政体变革时机， 现在由於没有体制积累，问题更危险了，而且；越来越危险。如果这是比绍光和孙 哲更现实的估计，那么，中国今天的稳定是为今后不稳定做铺垫。 我的最大质疑还不是从这个角度展开。我的问题是，既然我们的选择是稳定因 素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当然应当首先考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稳定？这是胡平的 问题，稳定的意义是什么？何频已经说了，中国早就不稳定了；对许多老百姓而言 ，经济机会、生活质量和社会环境既不安全，也不稳定；我们今天正在讨论的所谓 稳定只是权势者在维持权力结构意义上的稳定。胡平指出，这样的稳定是建立在压 制大家(包括镇压者自己在内)公认的好人基础上的稳定，是压制大家公认的可以理 解、值得同情的要求的稳定。难道这样的稳定应当继续维持吗？我们当然需要稳定 ，但是，一定要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良心标准的稳定，要符合人类进步潮流的稳定 。这样的稳定不是现在的政府能提供的；到不是说他们很坏，而是因为体制决定了 他们的容量和局限。 我的观点是，能够提供这样的稳定的只能是自由民主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中 ，人民? i以选择领导和政策，这种公正程序产生的决策以及人民享受权益可以保持 稳定的人心，而稳定的人心是稳定的最大保障。这样的稳定必须要由一个反对健康 的运动来创造。 晓光和何频都看到中国的严重问题，都对在现行体制中解决问题不乐观，但同 时他们又都看不出别的希望，从而认为这样的体制会继续维持下去。我的看法没有 晓光和何频那样悲观。诚如胡平所言，如果镇压象秦始皇所设想的那样灵验，可以 镇压反抗，维持不义的话，我们今天应当生活在秦千世或秦万世的统治下，而不是 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其实，晓光和何频的悲观都来自中国目前解决问 题的动力不足，而反对运动就是提供这样的动力。一个强大的反对运动会推动中国 改变。 这也顺便回答了另一个问题，中国没有可以替代共产党的力量；反对运动正是 一种对共产党的替代性选择。只不过，反对运动不是坚持以自己替代共产党，而是 创造一个体制，在其中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 我知道，马上会有人说，没有这样的反对运动；中国的反对运动证明，不能指 望反对运动。这里，才是我今天想讨论的问题，即：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发展一 个强大的反对运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建立正义基础上稳定繁荣的中国。 没有人比反对运动的参与者更能刻骨铭心地体会反对运动的挫折所带来的痛苦 了。然而，这些挫折并不表明反对运动的不必要和不可能成功；所有这些，不过说 明反对运动确实勉励困难，需要调整自己。 反对运动是必要的。即使在民主自由的国家，已经有言论自由和压力团体，仍 然需要反对党对执政党的监督。在中国这样的快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一个 权势者有无限权力却不承担失败罪责的极权国家，反对运动更是不可缺少的监督力 量。经济改革和发展并不自动产生公平和正义，必须有政治改革才能让全体中国人 分享发展的成果。 以往反对运动的衰落有大的历史背景原因，谁也无法左右，更重要的还是反对 运动的战略。过去，反对运动既缺乏清晰的操作目标，又缺乏适宜的发展战略，还 缺乏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这是主观原因。我相信，如果采取适宜的战略，反对运 动就可以回到中国政治发展的中心，影响中国的命运。 反对运动必须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必须扩展自己的基础和成分，力图卷入所 有中国人，不分职业、宗教、阶层和地位，特别应当避免外国化、精英化的倾向。 为得到中国人的拥护，反对运动应当关心现实问题，研究响应政策，以理念批 判现实，使民众意识到，没有民主，就不会有公正，从而动员民众的支持。 我们目前正在推动宪政协进会，就是希望民运有个新的起点。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改革实现社会长治久安 孙 哲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一个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讨论中 国的政治改革，往往把它与舆论自由、三权分立、司法中立等一系列带有浓厚西方 色彩的政治理念联系起来，这种思维习惯的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在现代政治文明的 蓝天中呼唤自由、民主的空气同时,容易忽略自己无法割断的文化历史，忘记自己无 法摆脱的土地。结果，不少精心制作的“政治改革产品”最终因为食洋不化或者水 土不服而无奈的退出历史的舞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 又应该怎样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呢？ 一、 改革、发展、稳定：中国政治改革的“大棋局”不容忽视 我们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不能破坏稳定的环境。对於一个人口众多，社 会支撑结构疲弱的国家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稳定更重要。不难想见，一个拥有十 几亿人口的社会的激情如果突然释放出来，对於该社会的发展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情。 当然，我们讨论的稳定，并非以旁观者身份观察中国现有因素如何导致稳定和 不稳定；更不是把稳定或不稳定看作是被这些因素决定了的、非白即黑的现象。我 们认为，稳定不是静态的静止状态，而是动态平衡，而且是人们有意识地努力创造 和选择的结果；现代社会是发展变化很快的社会，不断有新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政 策和体制调整，及时解决问题，才能维持稳定。换句话说，稳定是发展中的稳定， 是一种社会向前发展的动态平衡。 因此，中国人研判稳定问题，必须考虑中国人特殊的应变措施，也就是中国人 内心信念中的稳定结构。这些应对措施是否得当，是否适合中国人的习惯，成为稳 定或不稳定的最重要条件。稳定或不稳定不是由客观因素预先决定的，客观条件只 是提供可能性空间；最后的结果取决于我们中国人的选择。那些把一潭死水看作稳 定的看法，对於一个民族的发展是极其有害的。至少这种看法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 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忘记了社会发展是活生生的历史话剧，忘记了比较政治学反 复告诉人们的学术真理。 为此，我们应当看看中国的主要力量是如何认识和应对问题的，看看中国的政 治家，知识精英，更重要的是组成社会大多数的民众是如何看待改革的。在这方面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低估政府及其官员解决问题的愿望、诚意和努力，他们也许为 民族的发展遭受万人唾骂，但是中国的二十年改革却不能不说凝聚着他们的指挥、 力量和汗水。我回国之后最大的收获恐怕就是对这些官员的思想和能力有了新的看 法。这是在海外批评政体时所难以体会的经验。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知识分子的努力也构成中国人选择的一部分，而且是 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很重要的因素。广大的知识分子应当对自己的选择采取负责任 的态度，应该具有一种“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 良心。学者的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智能和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理性和责任，更来自 一种追求人性完美的人文精神。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无不对社会有着一种襟怀坦 白的庄严，更有着在默默无闻中不息耕耘的气概。我不认为愤世嫉俗可以解决问题 ，这种对社会冷嘲热讽，偏激固执的态度，既看不出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有什么启发 ，更不利於促使或帮助其它力量发现解决问题的方式。 毋庸讳言，今天中国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很严重。然而，“与其慷 慨骂邪恶,不如奋斗求善良”。我在美国学习政治学时，感到中国问题严重，甚至有 时觉得不可救药。但回国后有了新的感受，觉得在海外容易误解国内的年轻一代。 国内的年轻一代并不认为中国没有问题，也不是不想解决问题，而是努力探索可行 的道路，只不过他们明白，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这就是所谓的 中国国情，它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是 应该深入讨论和加以探索的。我的总的一个想法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太会像某些 人所设想的那样可以一步到位，其本质和内涵都有着众多的理论环节和复杂的理论 逻辑值得研究。这可能是那些对中国政治改革感到“急躁”的人们的理论误区所在 。 二、超越性和前瞻性：中国政治改革的视角 中国政治改革应当有超越性和前瞻性的视野。没有适当的视野，就会看不到问 题，就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会解决一些问题时造成另一些问题，就会可能追 求暂时的收效而导致长远负作用。我认为，一个适当的视野应当是站在三个高度基 础上造就的。 第一，我们不能仅仅就政治体制问题看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超越政治体制审 视政治改革。现代社会各个方面密切相关，现代化进程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 文化的全方位发展过程，政治改革肯定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要从现代化需要出发， 全面评估各种改革措施在各方面的影响和效果。不能仅仅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迷宫里 迷失了方向，忘记了政治改革本身应该具备的价值关怀。 第二，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而是要超越这些问题，看到更 高的关于政治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和理念坐标。现在许多问题是暂时的和过渡性的， 但我们的选择可能会有长期效应。政治体制不是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而是要 有可靠的信誉，才能起到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仅仅解决眼前问题而贸然行动 和选择，要有长期规划和长远眼光。政治改革是关乎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长远发 展大计，牵涉到几乎所有社会领域中的利益，只有从政治理念确定坐标，有一个长 远的战略规划，才能展现符合国家最大利益的政治蓝图。 第三，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中国的经验寻求答案，而是应当超越国界，在世界 范围内吸取经验和教训，理解世界各国的发展过程，最好落脚在中国的需要和国情 上。中国政治改革的奥秘在自身，但是启发在世界。应该站在现代政治文明的潮头 ，举目远眺，才能在人类社会里发展过程的万千流水中发现中国政治改革前进的方 向和启迪。 二、 价值取向和改革标准：中国政治改革的“试金石” 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的空头支票”。我们中国人应该明 白自己正在开创的事业意义何在，更应该明白自己从事的事情那些是正确的，哪些 是错误的。中国不能期待上帝的赐予，更不能指望其它的“牧师”或者“传教士” 来为自己指点迷津，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出抉择和判断。我在 这里提出三个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 第一，稳定与改革并举。应当在肯定稳定的前提下，加大改革的力度。中国需 要积极但渐进的改革。中国目前不应当有革命，或者直接说中国不具备进行革命的 社会条件和社会资本。中国人乱不起，自相残杀的“窝里斗”成为动荡时期中国人 千百年来的悲剧场景。中国期待的不是“七八年来一次革命”，而是通过加大改革 的力度来实现理性的价值目标。 第二，速度与质量兼顾。中国应当在注意把握改革的时机和加快改革速度的同 时，更应当注意改革的质量。这是苏联、东欧及第三波民主化中不少国家的教训。 中国比他们的资源更少，人口压力更大，生态环境更恶劣。中国没有本钱犯他们的 错误。这是新一代人思考政治选择时的思想特点。不能简单地说这种态度是缺乏理 想和信念；不仅追求速度而且追求质量是心态平衡健康的表现。 第三，理念与利益统一。在改革中应当注意兼顾各方面的实际利益，不仅要考 虑理念，更要以理念指导建立中国主要力量可以接受的利益博弈的规则。这样的理 念才能为创造财富、制度和历史的重要力量所接受。空谈理念或自说自话并不是负 责任的态度。以理念简单地指导创建的政治体制如果不与利益相适应，就不会被接 受，也不会被重视，还不会被人们掌握，更不会被人们捍卫。一定要意识到，中国 人已经由80年代的理想激情推动改革，进入到90年代的基於现实利益进行选择的新 时代。 四、适宜的可操作目标：政治技术的重要性 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依赖政治热情和激情，必须提供切实可行的政治基础。关 于体制技术，我也认为应当包括体制性目标和非体制性目标两类。 所谓的体制性目标，主要是建立一套合理公正的制衡体系。绝对权力绝对导致 腐败，这是政治学基本原理。同时，现代社会的决策复杂性也要求有多元化的合理 竞争，作为保障少犯大错误的体制和程序。体制目标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有党、人大、行政机构和独立司法甚至境内外舆论的平行制衡体系。在 执政党由领导革命向指导建设转变中，应当从宪法上规定党、人大和国家其它权力 机关的职责、工作程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权力过度集中，既容易产生腐败，也 容易出现决策失误。同时，如果职责不清、关系不顺，既可能出现重大疏漏，也可 能出现摩擦，这两类问题严重时都会导致动乱。 二是要有联邦制的垂直制衡体系。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初步联邦制，因为 地方和中央在财政收入和职权划分上各有侧重了。中央的优势在於维持稳定、交流 和法治，提供全局性的公共产品。地方则了解基层和民众情况，切实解决直接问题 。联邦制何以在制度上保障人民和国家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需要和全局需 要之间的平衡。中央权力过大会导致权力中心过於远离人民的直接利益和感受。地 方权力过大会导致权力中心过低的同时，还会权力分散不足以提供必要的协调一致 的公共产品。 三是要有自由流动、公开多元的竞争制衡体系。应当允许人们自由发言和表达 ，允许人们自由组合追求或维护团体利益，允许人们竞争影响政策决策和体制调整 。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机会在全面考虑问题基础上进行选择。 体制目标固然重要，体制外目标也不能忽视。我这里所说的体制外的目标，主 要是政治文化和习惯的改造。中国是世界上非西方文化背景中比较早地尝试建立民 主共和国的国家，然而饱受挫折，至今还有困难，文化和习惯是重要因素。在中国 有机会时，中国人只重视理念和制度，忽略了文化和习俗。西方二次大战后的政治 文化研究成果道出了中国半个世纪前的教训─盲目追求和模仿西方政治制度，在中 国已被证明是失败的。 为使改革便於起步，少些阻力，降低改革成本，我们必须考虑可操作性问题。 我认为，应当遵循下述步骤：从党内到党外；从高层到基层；从精英到大众。为使 改革有动力并且保证改革方向，我认为应当采取下述措施。一是再造人大，加强对 预算控制；二是有步骤开放舆论，加强媒体监督；三是建立政治特区，让一部分人 先“民主”起来。 总之，正如许多与会者所言，中国正面临三千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 需要我们有意志、有理性、有耐性、有创造性和务实地思考我们的政治改革，既积 极推进，又稳妥渐进。 政治高压不能维持社会稳定 何清涟 我出来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多有机会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交换对中国的看 法。我感到，在中国的学者与在美国的学者之间对中国现状在认识上有很大差距。 美国的学者普遍对中国的现状和前景更持乐观态度，国内学者相比要悲观得多。 我问过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你们根据什么做出这种乐观的评价？据 他们讲，依据主要是两点，一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种经济增长指针以及 统计数据，二是他们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几个城市亲身游历后的印象。这 使我感到，这些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信息渠道有问题，这可能会导致结论的错误。 我告诉这些美国朋友，在大陆读统计数字是一门本事，需要先对中国具有常识 层面的了解，并下功夫仔细推敲才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例如，国家经济信息中心有 报告说，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就能够提供约一百万个新的就业机会。目前中国 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约为200万左右，每年国民经济增速为7~8%，也就是说新增7 00万~8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除了200万需要提供给新增劳动人口，其余600万左右 可以消化原有的失业人口。同样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城镇失业人口在90年代中 期据称只有1000多万。如果统计数字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没有问题，在连续10多年的 经济增长之后，中国的失业现象不但应当完全消失，还有多余的就业机会提供给其 它国家的失业人口。但中国的统计数据就是这么矛盾，一方面向世人展示着自改革 以来连续20余年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却出现了持续 的高失业。这是世界经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无法用历史经验解释。 有关失业的统计口径也是有问题的，我曾经了解过国家统计局失业的统计口径 ，据说是平均每天工作一个小时，每个月三个工作日就算“就业”。我最近要计算 失业率，仔细读过自1997年至2001年的统计年鉴，结果发现即使依据官方数据，真 实失业率数字也高达21%，这还不包括农村失业人口。如果要计算城乡总和失业率， 那就高达35%以上。更何况还要考虑中国是一个严格控制新闻的国家，如果仅仅依据 政府公布的资料作研究，其中的缺失可想而知。我曾经说过，如果仅仅根据报纸就 可以对一个国家做出结论，那么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纽约时报》与中国政府 的《人民日报》加以比较，只会得出一个结论，美国是一个问题丛生的国家，而中 国人民却生活在天堂里，那里的领袖热爱人民，官员廉洁奉公，人民守法，乐于助 人，整个社会安宁幸福且富足。但这种结论可靠吗？ 外国人对北京上海等四个城市的印象很好，当然有道理。不仅到中国的外国人 有如此观感，我们中国人也感到这些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但问题是，这几 个城市能代表中国吗？要知道，90%以上的中国人并不生活在这几个城市，而是生活 在贫穷的农村与日趋衰败的中小城市，所以我称这些城市为中国“现代化的橱窗” ，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现代化成就的展品，并不反映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我 在深圳生活了十多年，那里的生活的确让人满意。但我的老家湖南省邵阳市，从90 年代开始，失业现象就一天比一天严重，到1996年起，就连公务员工资都经常拖欠 。而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却相当多，生活在这种地方的人生活十分困难。 康晓光的研究很有意义。康晓光将问题揭露得很彻底，在国内做学问，在揭示 问题方面不能比他更尖锐了。我不同意的是他认为稳定能继续下去所持的理由。他 在文章中用了一个比喻，认为中国现在就象布满乾柴的房子，随时有可能起火，但 中国政府却好像一支设备齐全的消防队，并且正在增加更强大的消防设施，这些设 施不但可以随时扑灭燃烧的火焰，还可以将任何火苗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国的稳定 完全可以依赖中国政府所具有强大的“消防能力”。这个结论我表示怀疑。 首先，我想问的是，如果政府花费巨大的力气，采用种种极不光彩的政治高压 与特务手段，加强对公共领域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控制，维持 的竟是这样一种表面稳定，生活在这种“稳定”状态下的中国人有什么幸福感可言 ？这样的“稳定”距离现代民主政治的距离是不是越来越遥远？这种要中国人民与 中国的未来支付沉重代价的“稳定”是否值得长期维持下去？ 其次，我怀疑这样的稳定能继续维持。我早在几年前写的那篇《当代中国社会 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里就谈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早在90年代中期就开始合 流，一些专业便於为政府服务或市场化的知识精英出於利益考量，主动依附于精英 集团，并为目前这种统治格局作种种辩护。康晓光的文章谈到知识精英们认同目前 的威权政治，不完全是出於政府的收买政策，而是认为中国只可能走威权政治的道 路，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据我所知，部分知识分子从内心深处并不认同这样的稳定 ，相反认为这种稳定对中国未来长远的发展极为不利。在国内，从90年代以来，一 批独立学者一步步深入研究中国的问题，并且也有了一些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研究成 果。我感到，海外学者在认识中国的问题上，与国内学者有五年的时间差，也就是 说，中国国内学者今天认识到的问题，海外学者可能要五年以后才能达到这样的认 识。这里面当然不完全是信息来源问题，还有别的一些利益考虑。 根据康晓光的描述，中国政府可以依靠高压继续维持统治。我想，政治高压可 以在短时期内起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维持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否则，今天世 界上应当有许多很残暴的政权还存在。稳定显然需要其它条件，一般来说，至少需 要三个条件，一是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底座；二是文化亲合力，其中最 重要的是社会信用；三是政治整合力，而且主要不是指中国目前这种高压政治。让 我们看看三个基本条件在中国的情形。 第一个条件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1988年我就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 《人口──中国的悬剑》，由走向未来丛书出版，主要研究清代中叶到改革之初的 人口问题。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极少，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中国目前失业现 象严重的根源所在。改革以来由於对生态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非常严重，沙漠化面积 已经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8%以上，从南到北七大水系，两江两湖都已经被严重污染， 饮用水源已经出现短缺现象，尤其是大中城市缺水现象日益突出。如果照目前这种 严重透支生态环境的开发方式继续“开发”，这个生态系统无法支持中国人未来的 生存。郑义写的<中国的崩溃>谈的就是中国的生态危机，大家也可以读读中国国家 统计局每年发布的环境报告，只要对数字有点感觉，就不会不注意到中国人的生存 底座已经出现严重问题。 第二个条件则是文化亲和力。作为文化亲和力的核心是一个国家的信用体系。 我将信用体系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二是社会中介组织，三是个人。国家信用 破产可以表现在统计数字造假上，政府垄断了一切信息的供给，但却是虚假信息的 制造者与提供者。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早已下降到不能再降低的程度，对於媒体上 所说的许多东西，有头脑的中国人也持不信任态度。比如深圳人就说《深圳特区报 》的头版除了报头和天气预报是真实的，其它都是假话。作为社会信用的中介机构 律师行业，其职业操守受到中国人的普遍怀疑，律师自己就宣称打官司不是靠法律 ，而是靠关系，打官司成了打“关系”。会计造假问题也很严重。每年三月北京召 开“两会”期间，政府答复两会代表质询时提供的事实，从1996年开始，每年由政 府查处的造假帐案件就高达12000到16000起。中国人现在根本就不信任这些所谓代 表社会信用的中介组织。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银行的坏帐问题，中国银行坏帐相当严 重，据说政府有三套数据，每年对外公布说是12%，另外一套在较小范围内公布的是 20%多。但这两个都不真实。 1999年深圳市撤掉了《深圳商报》的总编辑，事件起因是该报编辑登载了该报 记者采写的一篇文章，记述一位从北京来深圳检查工作的央行负责人在内部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该负责人透露银行的坏帐其实已达到48%。那个参加会议旁听的记者刚 参加工作，编辑也不细心，结果照注销去，舆论哗然。这位总编辑因此掉了乌纱帽 。至於个人之间的信用也早已崩溃，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中国过去是“老乡见老 乡，两眼泪汪汪”，现在则变成“杀熟”，不少人行骗就是从老乡、熟人与朋友之 间开始。四川有不少农村女孩子到城市找工作，最后就是被老乡骗卖作妓女，这种 案例几乎每天都可以在中国的报纸上看到。 第三个条件是政治整合力量。中国目前之所以能够维持表面“稳定”，其实完 全是依靠政治高压做为整合力量。而所谓政治整合手段是在组织路线上依靠抓小辫 子等把柄控制官员，利用反贪污腐败排除政治异己是近几年行之有效的手段。中国 官场非常腐败，官员们绝大多数都有问题，但利用反贪污腐败整谁则是有选择的。 还有一点则是压制一切不同声音，如对敢於直言批评中国政府的知识分子采取特务 手段严厉打压，控制公共领域等等，消灭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如对下岗工人与农民 当中的有组织活动无情镇压。但这一切正好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完全相悖，中国现 在的模式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极权政治”，政治层面完全又退回到改革之前的专 制政治模式。 根据上述三个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我觉得中国目前的稳定很像火山口上 的稳定。《民主》杂志曾邀我写文章谈中国的稳定，我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火山 口上的稳定”。 影响稳定的经济因素的长期趋势 程 晓 农 我今天谈两个问题，一是稳定问题的讨论对中国当前与未来发展的意义。二是 影响中国稳定的长期趋势的背景因素。会议谈的比较多的是眼前的情况，我探讨一 下长期因素。 自1989年之后中国政府就将稳定列为压倒性任务，而且为此不懈努力了十几年 。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胡鞍钢、王绍光和康晓光最近的报告重新提出了中国能否 稳定的问题；我们仍然在这里讨论中国是否能维持稳定；稳定也还是热点话题。为 什么“稳定压倒一切”了十几年后，稳定仍然还是一个难题？或者说，为什么旨在 维持稳定的政策反而产生了不稳定的形势？这样的问题政治家当然不愿意问；大陆 学者似乎也有意回避。原因大概是两个思维定势。一是对所有现实问题的研究都以 是否有利於改革或保守来划线；要保改革，就要肯定改革成就和大局。任何探讨形 势中严重问题都被怀疑是反对改革。二是改革出路似乎只有中国现行的渐进和苏联 实行过的震荡疗法两条道路可以选择。这样，苏联的崩溃和失败，似乎证明中国式 渐进道路的必然正确。这样的认识误区妨碍人们认识改革战略失误带来的问题并且 延迟解决时机。最近王绍光和康晓光的两份报告以及我们今天的会议也许是转折的 标志，人们开始正视改革中的问题了，可以事实求是、冷静客观地评析改革及其后 果了。这是人们深化认识的标志。 绍光和晓光的报告对中国现在的问题都有深刻和全面的刻划，尤其是晓光的报 告很尖锐。我们需要认真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目前的不稳定。我认为，我 们不能将眼光局限在短期政策失误，而是应当看看影响稳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中的长 期趋势。这样，我们或许能够找到“稳定压倒一切”十二年后稳定还是一个严重问 题的原因；我们由此也可以评估稳定是否会继续是困扰我们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看农业。绍光和晓光的报告都提到三农问题。国内外学者都认为 三农问题现在很严重。农业实际上可以说是破产了。意思是靠务农为生是赔本的。 这种状况在未来五到十年不会改变，因为中国农产品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入世贸 之后，中国农业会更困难。 再看看工业，众所周知，中国在50年代以来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的门类相对齐全 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在改革后垮掉了。虽然沿海发展了一些高科技产业，这些产 业大都是组装活动，本身没有多少自主开发的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因此，总体看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出现了降级和退化现象，正在经历一个“去工业化” 的过程。现在6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中70%的企业已经不开工了。这些企业也不会有机 会再开工。换句话说，中国有许多企业还留在企业名册上但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这表明国企改革失败了。 就业问题也很严重。如果仔细解读国家统计数字可以推测，中国目前城镇失业 人口大概是6500万，占城镇劳动力30%多到40%。但被国家统计局用各种方式掩盖了 。据统计数字，最近三年平均每年新增200万工作机会，但失业人口一直在数千万以 上。中国经济虽然高增长，但就业却下降了。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也减少三分之一。 今后连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也越来越难。 中国物价连续七年下降，也是经济萧条的表现。 财政金融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的文章，中国的国有资 产，包括地下未开发的资源和空中可以出售的无线电频道，共9万亿。但国家负债， 如果包括外债、银行坏帐和待支付的社会保障资金，共有12万亿。这样来看，中国 的国家财政已经破产。如果这些债务不能支付，中国将会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现 在，内地城市已经开始推迟和降低支付社会保障金了。 所有这些问题，农业、工业、失业和财政金融，都向我们警告，稳定仍然是严 重问题。我们不能不问，这究竟是执行政策中的失误？还是政策本身的错误？ 讨论： 孙哲：目前大学生确实有没有工作的现象。不过，我所知道的复旦大学生有些 是对工作挑剔，而不是没有工作。 程晓农：大学生就业难是个普遍性问题，今后扩招的学生陆续毕业后恐怕就业 会更难。 王绍光：失业是很严重，但与收入的关系又很复杂。有人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 ，某些人没有工作，但开支仍很大；工作收入可以占开支的50%到70%。这样的就业 不是没有问题，例如，没有劳动保护和福利，但有失业者以这种收入买了房子。联 合国目前也鼓励非正式就业。对於评估稳定性，非正式就业收入应当考虑。 史天健：如果从稳定角度研究失业，那么就业概念和失业后果都值得推敲。我 在调查时发现，有人有不错的工作，但他不认为自己就业了；因为他想找的工作是 能提供房子和劳保的。而我们知道，这样的工作随着经济改革深化，不会再有了。 这样的就业概念过时了。我还发现，工厂停产后，有三种处理工人方式，一是彻底 买断，二是包一部分今后的收入，三是留厂看摊。一段时间后再看，彻底切断与原 单位联系的人处境最好，仍有部分收入者其次，最差的是留厂的。在小地方，社会 纽带还在，家庭和亲友能够承担发经济中的社会保障功能。 程晓农：如果只是在京，沪，广州，深圳等少数大都市观察，似乎失业者还能 找到一些机会挣钱。但到中等以下城市去看，情况就不同了，除了政府机关和电力 银行等垄断行业以外很难有就业机会，在经济萧条的城市里服务业不可能无限吸收 失业者。 孟玄：农业衰退确实值得研究，但去工业化是否是产业结构优化还是工业衰败 ？ 程晓农：根据湖北省监利县前干部李昌平的书，每种一亩地赔钱2百至3百元。 显然，农业是亏损的；这种衰败其实已经有好几年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 不可能跳过工业化阶段而进入发达国家的那种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工业不 能快速发展而吸收大量农业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是所谓“去工业化”对稳定的最大 负效应。工业衰败的另一个标志是工业领域的投资越来越少，银行的资金大部分进 入金融投机领域，这是前些年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繁荣的条件。现在连政府都承 认房地产业的盲目投资已经造成了泡沫经济，一旦房地产业的投机浪潮冷却下来， 似乎就看不到新的经济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