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大与中国前途 苏 洋 (整理) 2002年12月1日由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国际资讯中心和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 了题为"中共十六大与中国前途"的研讨会。本刊特刊发此次研讨会的发言纪要以飨 读者，其中，胡平、苏绍智、黎安友的发言由作者本人供稿，黎安友的原稿是英文 ，由朝辉翻译（未经本人审阅），其余发言由苏洋根据录音整理。 第一部分 中共十六大后的中国政治 主持人引言 陈一咨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会议能够顺利召开，首先要感谢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 ，感谢该馆国际咨讯中心项目主持人李江琳女士；其次要感谢各位演讲人，有的80 岁高龄眼睛患白内障，有的昨晚刚从国外赶回来，也有的今夜要赴台湾；当然，我 们更要感谢今天来捧场的听众们、同胞们！ 中共16大已经结束半个月，会议结果不是在会上而是在会前决定的；16大成为 关注的话题，原因有三：一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熏陶，二是在20世纪中国人经 受了不同的灾难，三是很多人在中共统治下吃过苦头。相信各位关心中国，大多抱 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特别离开中国后，对亲友、家园、故土怀着深深的 眷恋。关心中国就不能不关心中共16大，毕竟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 中国近年有不少变化，有两种比较方法：一种是跟国际社会比，还是落后；一种是 跟过去比，变化不小。观察中共16大，有三个视角。第一视角是权力转移，也就是 组织人事变化；其中一种认为权力平稳转移是很大进步，一种认为仍然是黑箱作业 没有改进，一种认为已经出现半制度化的局面。第二视角是“三个代表”的提出， 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其中一种认为是创新，一种认为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一 种认为适应了当前形势。第三视角是全面小康的提出，也就是路线政策的变化；其 中一种认为是中国复兴之路，一种认为是为转移当前社会矛盾而作，一种认为不仅 是经济指标，更重要的是社会政治指标。 国外媒体报导中共16大只提经济建设不提政治改革，甚至说中共只接受资本家 而拒绝民主；不过也有人认为，江泽民在六四后是非程序化地登上权力宝座，却是 中共掌权后第一个没有被整肃下台的总书记，说明中国从毛泽东极权政治转向邓小 平威权政治，江泽民在16大的平稳交班是威权政治成形的标志。对中国局势，也有 三种看法。第一种来自中国媒体，把中国说得天花乱坠、莺歌燕舞，好像没有一个 国家比得上；第二种来自越来越多严肃的学者，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发现 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第三种来自更多的人们，认为中国社会处於转型中－－有 发展模式的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封闭社会向开发社会的转型，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更面临着制度的转型。 最近跟国内朋友交流，当中有上层的中层的、当官的民间的，有从美国回到中 国四面八方跑过的；大都感觉近年经济有发展，基础建设、民生改善不少，城市生 活改善幅度更大。再有演艺界朋友，跑遍美国、欧洲、中国，国内的穷乡僻壤也去 ，看到国内社会最大的变化，是人人为钱奋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同时缺乏道德规 范法律约束，表现出空前未有的浮躁气，一夜之间想成为巨富、想成为头号强国， 传统儒家道家熏陶在消失。还有学术界朋友，说现在研究社会科学，只要不直接碰 触政治问题，在民间想说什幺说什幺想骂谁骂谁；就是说政治舆论控制很严，社会 舆论空间逐步扩大。有上海朋友国内跑一圈，大家唯一的共识是共产党“六四”杀 人错了；解决“六四”问题16大以后可能有一线契机，当然不会在短期内。 中国现存问题有五类。第一是政治上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自由空间。第二是社 会不公严重，政府没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和机会，带来严重的贫富悬殊，财富增 加富裕的是达官贵人，改革负担却让工人农民承担；美国的基尼系数0·34，而中国 的达到0·4以上，已超过危险点。第三是贪污腐败严重，没有舆论监督没有权力制 衡，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权权勾结造成制度性腐败。第四个是金融问题，中国 主管金融的官员说银行的坏账呆账五年前达52％，现在更为增加，随时可能暴发。 第五是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从共产党掌权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到人们不再相信共产 主义，再到出现唯利是图、不讲信用、坑蒙拐骗、嫖娼卖淫，现在整个中国变成了 道德沦落之地。 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那些基础建设呢？第一是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第二 是比较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第三是比较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第四是比较公平合 理的社会政策，第五是比较公平合理的文化环境。根据发展经济学，一个国家或地 区的快速发展，决定于五个因素：资源、劳动、技术、资金、组织，组织就是制度 。东西德、南北韩、大陆和台湾香港都可比较，如果大陆不发展政治民主化、国家 法治化、社会政策公平化、文化环境多元化，仅仅靠发展经济，不可能建起现代化 的摩天大楼。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人们努力的过程，一个成长的过程，一个历史 的过程；上世纪1932年有32个民主国家，到现在又增加68个，而中国仍然在路上， 还有漫长的路途。今天就是希望通过讨论中共16大及中国的现状和前景，使我们对 中国局势有更清醒的把握，各位演讲者对此将有精采的发言。 谢谢大家！（掌声） 中共第四代与政治改革 胡 平 对这次十六大，我想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1、江胡的矛盾与胡曾的矛盾 中共十六大闭幕，胡锦涛接任总书记，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增至九 人，江派人马占多数，更明显的迹象是，在十六大后的官方媒体上，江泽民仍居首 位。由此可见，这次权力交接并不象初一看去的那样顺利完整。报上登出两张大照 片，江胡双核心并列。使人联想起当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主席并列的大照片。 这里有两个矛盾，江胡的矛盾和胡曾的矛盾。毕竟，江胡的关系不同于邓江的关 系。江是邓指定的，因此邓对江的态度是能支持就支持，能不换就不换。九二年南 巡前后，邓对江很不满意，最后江却能化险为夷，其间固然有曾庆红的政治手腕， 但也和邓在主观上对江这位他自己指定或认可的第三个接班人不愿意再撤换的心理 有关。胡不是江指定的，江对胡的态度大概是能不支持就不支持，能换就换。如果 上述邓江之事发生在江胡之间，那江还不趁机把胡给换了？ 胡锦涛与曾庆红的矛盾也是明显的。在《第四代》一书里，作者宗海仁这样写道 ：“到目前为止，曾一直被认为是胡锦涛执政的最大威胁，甚至可能取代胡锦涛。 不可否认，曾庆红确胸怀大志，但他几乎不可能取胡而代之，原因是曾庆红无机可 寻。首先是胡锦涛不会不改革，第二是胡锦涛比曾庆红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第三 是胡锦涛比曾庆红年轻三岁。这一切决定了曾庆红极可能充当乔石的角色，只是可 能比乔石发挥得更出色一些。”但是，《第四代》也承认：“如果真的出现胡锦涛 执政能力不佳的状况，中共十六大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将会推举曾庆红为新的 最高领导人”。 然而从目前的政治格局来看，胡锦涛很可能“执政能力不佳”，幕后有江泽民监 视，周围有江派人马掣肘，胡锦涛处在内外夹攻之中，能有多少自己的空间？再说 ，十六大并没有解决如何确立接班人的问题，胡锦涛是邓小平所谓“第二代”隔代 指定的，那幺接下来所谓“第五代核心”该如何确立？眼下谁都说不清。很可能是 由这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确定，而其中江派人马又占多数，如此说来，曾庆红取代胡 锦涛的可能性不可低估。就算胡锦涛在十六届任期之内找不出理由挤下去，到了十 七大总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好机会。 胡锦涛不会对自己的处境没有感觉。尽管到目前为止，胡对江和曾都百依百顺， 但是连宗海仁也承认，“谁能保证，胡锦涛不会变成1992年春季的那个江泽民？当 时的江泽民正图谋报杨氏兄弟对他夹击的一箭之仇，胡锦涛有朝一日也许也会记起 江泽民曾庆红对他的夹击”。 2、“六四”问题和法轮功问题 江泽民任内，没有顺应人心平反(姑且用“平反”二字)"六四”，那幺在胡锦涛 主政后，“六四”是否会解决呢？不错，“六四”的当事人，死的死了，退的退了 ，新班子和“六四”都无直接关系，若“平反”则少了一层障碍。但是，“六四” 不同于“四五”，“平反‘六四’”势必会涉及到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最起码的， 当局也需要明确做出实行民主的承诺，并从终止政治迫害开始做起。新班子有没有 这种眼光和魄力？令人怀疑。尽管我们都知道，启动民主进程乃留芳百世之丰功， 但“肉食者鄙”却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第四代》里有句话很是突兀。作者说：“如果给曾庆红适当的政治活动空间 ，他会公开平反六四，会开放党禁报禁”。我不知作者此说的根据何在。在介绍第 四代领导人对各种重大政治问题的见解和主张时，宗海仁一般都引用他们的对外发 言和内部讲话为根据，但上面这段话却没有给出任何出处或其他根据。 假定曾庆红在私下确实讲过这种话，问题是它有多大意义呢？我也听几位“自 由化”的朋友说起曾庆红在私下对他们的友好表示，我不怀疑这些朋友讲述的故事 的真实性，然而我不敢由此引出进一步的结论。我认为这和曾庆红的特殊身份有关 。正因为曾庆红是江泽民的心腹，倍受信任，所以他在私下讲些“出格”的话不会 遭到猜忌；别人要这幺讲就会惹麻烦了。又正因为曾庆红只是江泽民的高参，本人 并未主政，这就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江泽民做了的好事，人们把它记在曾庆红帐 上，认为江是采纳了曾的主意，江没做的好事，人们又把责任搁在江的名下，认为 是江没有采纳曾的主意。於是在这些人心目中，江做的好事有曾的功，江做的坏事 没曾的份。这真是一种奇妙的逻辑。 当然，有人愿意对胡或曾抱某种希望，其心情也可以理解。因为第四代面前还 有机会，不象江泽民，棺未盖而论已定。在政治改革方面，第四代再差，还能差过 江泽民去？ 九七年，江泽民首次访美，我在以海外民运团体的名义致江泽民公开信里写道 ：“处在你的位置，不为大善，即为大恶；君子禽兽，只争一线。” 那时，江泽民已经掌稳大权，如果他要启动民主改革并不会遭遇多少阻力，也 不致引发多少混乱。这就是为什幺九八年克林顿访华要对江泽民勉励有加，这也是 为什幺一大批异议人士要在那时积极筹建民主党，因为他们都认定，如果江泽民愿 意扮演民主推手，此其时也。我当时从策略的角度不赞成组党活动，可惜未被这些 民运朋友们采纳。这也难怪，因为他们一度以为江泽民有政治改革的意向(大概也听 到了一些令人振奋的小道消息)。照他们想，如此顺天应人、留芳百世之美事，江泽 民干嘛不做呢？ 记得在那时我写文章，一方面力劝组党缓行，另一方面则向江泽民政权提出警 告：如果此刻镇压组党活动，以后便再难启动民主进程。好比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开 到岔口，一旦选错了道你就无法回头，除非一直开到下一个岔口才有重新选择的机 会。 可是，江泽民终於选择了镇压，从此他就失去了启动民主化的主动机会。江泽 民无非是想，凭着“六四”屠杀的威慑效应("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短期内 民间不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他只消抓一小批“带头闹事者”，无须乎大开 杀戒，制造流血事件，就可以达到维持专制的目的。江泽民放弃了为善(而且是大善 )的历史机会，他选择了恶，不过他以为还不是大恶；他以为沾“六四”的光，他可 以免于做大恶之事。 就在这时，发生了4.25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事件。其实，这不过是一次大规 模的集体上访，而且它已经通过对话而解决；但是对於已经下定决心坚持专制而神 经紧张的江泽民，法轮功却是不可容忍的，於是，江泽民不顾若干同僚的劝阻，一 意孤行，下令镇压法轮功。江是没有信仰的人，他对信仰的力量茫然无知。他没有 料到法轮功竟会顽强的抗争。独裁者的逻辑是死不认错，三年多来，江泽民为镇压 法轮功用尽了一切残暴、卑鄙的手段，欠下了几百条命债，极大地毒化了整个社会 的道德风气，铸下不可原谅的大恶。然而，法轮功并没有屈服。官方私下也承认， 至今仍有六、七万法轮功学员(这只可能是一个被缩小的数字)"拒绝转化”，冒死抗 争，甚至就在军警密布，戒备森严的十六大期间的天安门广场，居然还有法轮功和 平请愿。法轮功无疑是江泽民的梦魇。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在这场看上去力量悬 殊的斗争中，法轮功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第四代走上前台，他们将如何对待法轮功？是纠正江泽民 的荒唐决策，还是接过镇压的大棒，把江泽民欠下的债自己接着背下去？ 照理说，对第四代而言，平反(姑且用“平反”二字)法轮功并不难，因为即便 站在维护中共统治的立场，镇压法轮功也是极其错误的。平反法轮功并不必然导致 对中共统治的挑战。法轮功这个中共政权的劲敌生生是让江泽民一手造出来的：你 把他们当作敌人，他们不能不是你的敌人；你不把他们当作敌人，他们就不会是你 的敌人。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先例，譬如基督教之于罗马帝国，譬如佛教之于古 代中国的某些王朝。 话虽如此，但是要让中共第四代纠正江泽民这一显而易见的错误，却相当不容 易。正因为镇压法轮功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一旦认错纠正，共产党 的权威还能保得住吗？错犯得小还可以改，错犯得越大越不能改，因为错犯得越大 越担心改不起。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 谁不知道毛泽东的三面红旗闯了大祸？但是他们依然要维护毛泽东，恶毒攻击彭德 怀。甚至连彭德怀本人最后也要违心地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字画押，承认自己 犯了“反党”的错误。这就叫“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威信，维护领袖的威信” ！ 然而，如果所谓第四代连纠正镇压法轮功这样的错误都不敢，那也就意味着 他们将把江泽民欠下的命债让自己背上，并且沿着江泽民的罪恶之路继续走下去， 不为大善，即为大恶。这也是一条不归之路。 3、中共第四代会启动民主进程吗？ 那幺，中共第四代有没有可能着手启动民主进程呢？ 许多人都认为第四代是务实派，是实用主义者，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对自 由民主抱有多大的偏见和敌意。我承认这很有可能，时至今日，就连傻瓜也知道自 由民主制度更优越。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有知识，无信念。在 缺少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你很难指望他们会启动民主进程。 黎安友教授认为，如果中国出现出现经济危机、政治僵峙和国际压力的同时并 发，胡锦涛、曾庆红们有可能做出非常的举动，。但问题是，如果在此之前他们已 经在老路上走得太远，到后来他们手中还有多少牌可打？ 现在，中共领导人是以发展经济为借口，并以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为资本 ，抵制和拒绝民主化。他们无视、起码是低估了在经济繁荣背后的深刻危机。卞悟 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二十一世纪》2002年八月号，香港 中文大学)一文里写道：如果在眼下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感觉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 需要，等到经济发展的活跃阶段过去(毕竟任何经济都不能永远超常增长)，那时许 多原先被高速增长掩盖着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形成我们在印尼“苏哈托繁荣”之 后看到的“危机激发的迟来之民主”。在印尼以这种方式启动民主所经历的混乱， 人们都看见了。然而要知道印尼毕竟还不是经济转型的国家，那里的腐败无论在程 度上还是在性质上都不能和当今的中国相比，具体而言，中国如果等到公共资产不 明不白地“流失”完毕后再来搞民主化，长期被说成是“公有资产”主人的公众一 旦有了知情权、监督权乃至政府命运决定权时，却发现他们那一份资产已被抢光偷 光，那时的中国将出现怎样的局面？ 16大政治改革和基层选举 刘亚伟 许多演讲者者注意高层的变化，大家也知道高处不胜寒，当然到底怎样运作不 知道，想必斗争很惨烈；现在冬天还未过去，也许不合时宜，不过我还是想讲一点 春天的故事。 首先要讲2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那确是一把双刃剑，巩固了共产党政权，也 造成两极分化和社会公正的偏离；更重要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经济利益，有了经 济利益，才会有权利意识，继而有政治诉求。 其次要讲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中共有六千多万党员，过去是革命党， 现在是执政党，革命党要打天下消灭异己，执政党要获得合法性；而“三个代表” 显示其多元而已，至於要如何实现民主化可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第三要讲中共政治改革，首先要政治话语改革。中共非常敬仰政治术语，如严 肃使用马列主义、工农联盟、无产阶级专政；同时自相矛盾，如说绝对不照搬西方 多党制议会民主，又沉醉于百多年前一位西方犹太老人的话。在国内做一点事很难 ，要有提到那事的上级讲话作上方宝剑；有乡村选举官员从中共15大后一直等，到 1998年才听到江泽民相关话语。15大政治报告有一段不起眼的话：“城乡基层政权 机关和基层群众组织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公开和财务公开，保证人民群 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就此话语，19 98年村委会组织法在试行10年后得到修正，成为中国的基本法之一，於是深圳人大 一度要求乡镇长直选，四川一个乡开始实行乡长直选，湖北一个县级市有人四次主 动参选人大代表成功。当然也有反对者说村委会选举是削弱党的领导，阻碍经济发 展，助长家族和黑社会势力，要在过去每一条都足以致人死地；另外海外也有人说 村委会选举是中共的伎俩、烟幕，是小儿科，等等。 第四要讲中共16大工作报告政治改革任务提出，要改善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 执政方式，规范党委和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的关系；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和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要加强对 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现在提出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15大说是精神文明、物资文明 ，16大加上政治文明，说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还有提出“三个代表” ，如果抛开其动机或背景不论，每个党派都可能认为不错，对民主建设有好处。我 们说要有多党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拿到巨大复杂的中国放大起来，每一个步 骤都相当艰难。民主本来就是一个程序化过程，没有规范化、制度化的民主，是无 序的文革的大民主，只能制造混乱，为反民主的人提供口实。河南有个村委会候选 人被杀了，立刻见诸各大报，马上有人说，看啊，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民主选举！ 刚开始的村委会选举，有10年是政府提名候选人，直到法律条款修改成“任何组织 性的提名都是非法的”。我们国家很多制度是正式的，而程序是非正式的，而且很 多程序是暴力式的，就是不允许你推候选人！在村委会选举中，存在老百姓选举的 村委会与党支部的矛盾，发展下去可能扼杀村委会选举，因为它直接冲击党在农村 基层的工作权力；於是又有后来中央民政部发的14号文件规定，党支书当选前必须 参加村委会选举，落选者自动失去党支书候选资格。 第五要讲中共16大政治报告比15大强调保证亿万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中共知道现在面临大大小小的危机，如社会问题、金融问题、台海问题、信仰问 题、腐败问题、农民问题、环保问题，没有适当的管理和解决机制，定会出现相当 动荡导致领导高层的脱胎换骨；当然目前还是危而不乱需居安思危，看不出走到崩 溃边缘的迹象，老百姓还没有到要揭竿而起的地步。前苏联布尔什维克，20万党员 时革命成功，200万党员时打败法西斯侵略，2000万党员时政权被推翻；中共现在6 000万党员，能否保住政权，要看其是否进行有序政治改革、扩大议政参政范围、深 化议会政治，而且趁着已有忧患意识，而尚未天下大乱之时。这就是为什幺我们在 寒冷的冬天，要讲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故事讲的就是小康社会，讲的就是让人们追 求自己的幸福！ 谢谢大家！（掌声） 中国两个权力中心问题 严家祺 我今天主要讲中国两个权力中心问题。中国1982年制定的宪法有一个很大的漏 洞，就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不掌握军权，在世界少有；民主国家的武装力量统 帅权，美国是总统掌握，议会制国家是总理掌握，而在专制中国是中共军委主席掌 握。现在执政党内的中共军委主席，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中央委员，只是普通 党员；如果明年三月人大，江泽民不连任军委主席的话，漏洞有可能补上。另外只 有伊朗在1979年曾制定宪法，规定武装力量统帅权由宗教领袖掌握。这种情况不出 问题就不出问题，一旦出问题就不得了；如果江泽民明年三月连任中共军委主席， 就可能出现两个权力中心问题。当然造反、起义、政变，都可能造成两个权力中心 ，如太平天国、共产党革命也曾造成两个权力中心；当两个权力中心稳定下来时， 就会发生国家分裂或割据。 今天我要讲的是由於宪法问题而形成合法的两个权力中心，如11世纪神圣罗马 帝国时期的教皇和国王，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的国会和国王；中国的国家主席和中 共军委主席也是两个权力中心，如果产生冲突处理不当，就会发生重大危机。1989 年“六四”期间，中国一度形成国家主席赵紫阳和军委主席邓小平为首的两个权力 中心；时间短到不足一个月，处理的办法就是邓小平采取的军事镇压，结局是造成 难以挽回的流血悲剧。“六四”前中央军委五人就镇压投票，两票赞成两票反对一 票弃权，军委主席邓小平拍板镇压；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委员到他家开会，赵紫阳没 参加，乔石弃权，还是决定镇压。可能江泽民考虑到两个权力中心出现的教训，在 中共16大将政治局常委扩大为9人，而且曾庆红、吴邦国、黄菊等多人都以江为背景 ；将来在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可以通过他的人来实施接近的意图。毛泽东当主席 时期，邓小平非常怕毛，开会老坐在后面；邓小平当军委主席时期，江泽民也很怕 邓，江夫人每晚提心吊胆地等门；江泽民明年三月后还担任军委主席，那胡锦涛只 好比难过日子的小媳妇，特别是出现重大危机，江派拥有巨大的发言权，不排除胡 下江又上的可能。 中共16大是国家的大事，一批新人成为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他们在25年前 与诸多在座者一样，是普通老百姓，经历过毛泽东时期。胡锦涛家开茶叶店对公私 合营应有印象，大家困难时期都在大学里饿肚子；温家宝文革时期也跑到北京看大 字报，东瞧瞧西望望，跟普通人一样发表意见。到20年前只有少数人成为中央候补 委员，胡锦涛刚刚调到团中央；他们懂自然科学，对西方有所了解，知道专制制度 有必要改革。 如果胡还要在江的专权阴影下生活5年，心里可能萌发改变制度的意识；正如邓 小平看到毛泽东终生任职造成文革灾难，在1982年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不能连 任两次以上写进宪法。 如果明年三月真的出现两个权力中心，那幺重大危机发生时，就有可能造成灾 难性的变化；比如台海发生问题，江要坚持打台湾，胡按照江的意思去做就要承担 责任；决策正确可加强江的权力，后果不利则大大削弱胡的权力，甚至出现高层领 导的更替。初步看来江连任军委主席的想法非常强烈，对他不好寄予希望；即使胡 担任国家主席也担任军委主席，在初期他也不可能作出大的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 改革，有三件标志性的事可予衡量：一是对赵紫阳软禁13年后是否继续软禁，二是 对“六四”死难者极其家属丁子霖等的态度，三是对达赖喇嘛流亡43年后是否允许 回到西藏家园。当然，中共16大新领导巩固权力后，中国改变不是不可能，还是存 在着从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可能性，不过只是可能性而已；作为可能性，还需要依靠 整个社会的变化，依靠私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依靠人民力量的壮大，才可能出现 。 好，谢谢大家！（掌声） 离民主化越来越远的中共十六大 苏绍智 文化大革命以后，痛定思痛，邓小平正确地指出：中共建国以来最大的失误是 没有建立切实的民主制度。然而中共是照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素来 坚持一党专政、领袖独裁，邓小平自己又提出必须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 本原则，加以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的影响，故民主化的政治改革终邓小平之 世未能推行。 於是人民寄希望于邓后或能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的方式来推行政治改革。 但是，接下来的江泽民掌权的十三年，在政治体制改革或走向法治社会方面没 有任何进展。最近举行的中共十六次代表大会，在会前经江泽民多方运作，在会上 由江泽民主导一切，正像海外多家媒体所指出：大会成为江泽民的个人秀场。会后 ，江泽民仍抓住中共军委主席不放，仍是实际上的权力核心。这一切说明中共离民 主化越来越远。 关于“三个代表”思想之载入党章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之说，最初是作为对党和党员的工作要求的标准，本 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后来把它拔高为“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 是对马克思建党学说的新发展”，还把这个思想具体化为允许私人企业家入党的根 据。 这样一个涉及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重要问题，按照党章的规定，是不 能由个人草率地做出决定的，更不能以党的领导人个人的名义公开发表，应该经过 全党的认真研究和讨论，付诸表决。如有不同意见，还应进一步调查研究，充分交 换意见，再行表决。这是党内起码的民主程序。 但是江泽民在二000年三月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之后，从未经过任何认真的政 治性、理论性的讨论，更没有在全党按照党章规定进行讨论和表决，只由党组织自 上而下地决定组织学习，表态拥护。中宣部控制的媒体和一些御用学者又大力宣传 鼓吹，制造气氛。后来甚至发展到由江泽民悍然提出：凡不赞成“三个代表”思想 者，不能进中央委员会，不能进地方领导班子。 在十六大上，对於这样一个涉及党的性质、宗旨的重要问题，理应提交代表会 大会讨论、表决，做出决议。然而这一切都告阙如，反而由江泽民在自己的政治报 告中把“三个代表”思想拔高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提并论的 “强大的理论武器”和“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称之为“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 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现在，这种说法已经十六大通过，新一层的中央政治局在部署学习十六大精神 时更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十六大的灵魂”之说，适足以见代表大会之更加 沦为橡皮图章和新领导层受江泽民控制的程度之深。党的代表大会毫无民主可言。 关于新老交替的人事安排 十六大上新老交替的人事安排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差额选举被限制在极小的 范围。更严重的是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政治资源，拉帮结派，在会前会中多方 运作，以确保他十六大后仍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其影响并保护其家族利益。 众所周知，江泽民的亲信曾庆红、贾庆林、黄菊、李长春等在十六大前的选情 并不看好。曾庆红原系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政治局委员谢非逝世后，理应由曾递补 。但曾在十五届五中会会和六中全会上都未获通过。至於贾庆林、黄菊之政绩不佳 ，不受人民欢迎，乃是人所共知的。特别是贾庆林与厦门远华走私大案脱不了干系 ，至少应负重要责任，自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江泽民完全不顾民意和党内惯例，在新班子即将成立前夕连续公布贾庆林 、黄菊上调中央，贺国强、刘云山公掌中组部、中宣部，造成既成事实以拉抬选情 。还为了要把时常发些不同调子的李瑞环排挤出政治局常委会而临时制造出六十八 岁退出常委会的决定，全然不顾十五大时为逼通乔石而已经作出的七十岁退休的规 定了。至於扩大政治局常委人数至九人，当然是为了便於纳入更多的心腹以掌控常 委会的大多数。 在上述一系列动作下，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选举”的结果是：除胡锦涛乃 邓小平代指定的接班人，温家宝乃众望所归的总理人选，无法动摇外，其他七名常 委，除罗干原为李鹏亲信外，全属“江家班”。尽管曾庆红和贾庆林在中央委员会 票选时得了最多的反对票----曾有八十五票反对，贾有六十五票反对。美国的《华 盛顿邮报》根据中国大陆的分析家的说法，指出曾庆红获最多的反对票是因为人家 怕他，贾庆林则是因为涉及中共最严重的走私案。 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其组成过程充分反映出中共党内没有切实的民主制度，又 因颇多成员不孚众望，使中共丧失相当多的诚信力。美国《新闻周刊》(十一月二十 五日)在报导中共十六大时说：贾庆林变成党内第四号人物，却是政治债务最多的人 ，他之上台，令人怀疑中共反贪腐的决心。该刊并以“贪官上台，弄得民间笑不出 来”作为结论。 关于江泽民紧抓核心地位不退 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上显示了他处於权力的颠峰：既顺利地将“三个找表”思 想写进党章，取得与毛、邓并列的领袖地位，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中使“江家班”占 据绝大多数，令整个权力中心处於他的控制之中。人们认为在这样的“新老交替” 格局下，江泽民似乎应该放心地、满意地“全退”了。这是历史给他的一个机会， 他可以有幸成为共产党内第一个在有生之年“主动地”退出权力核心的领导人，甚 至还可以为中共之结束领导职务终身制立下一点规矩。凭这一点，他可以青史留名 。 然而江泽民放弃了这一最后的机会。他师邓小平故伎，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职务。他权欲膨胀、恋栈不退的程度较之过往的一些独裁者毫不逊色。他几度逼退 同时代的其他领导人，前有七十岁的乔石，现有六十八岁的李瑞环，而自己却留下 当七十六岁的太上皇！不仅如此，在十六大后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时，江泽民 仍排名第一，在媒体上的照片仍形像最大。这有悖于中共总书记向来排名第一的惯 例。邓小平生前实际上是中共的最高掌权者，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排名中一 直排在总书记之后的第二位，在胡耀邦、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时是如此，到江泽民任 总书记时也是如此。这显示邓小平对中共体制和总书记地位的尊重，也显示其个人 的胸襟广阔。如今新任总书记不但排名第二，而且在为期一周的十大期间，没有发 表一篇重要讲话。而当胡锦涛终於讲话时，几乎只是重述江泽民的政治报告，甚至 言必称“受江泽民同志的嘱托”云云。令人恍如又见一个“儿皇帝”了，悲夫！ 江泽民这种霸占核心地位的作风，在中共历史上倒可以算得一个“突破”或“ 创新”。毛泽东思想之被提出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在中共七大由刘少奇的报告 提出来的。邓小平理论之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在中共十五大由江泽民的报告提出 来的。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之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由江泽民在十六大的 政治报告中自己提出来的。 江泽民的这类做法，不仅违背了中共的体制和惯例，也暴露了他个人强烈的权 力欲望和政治野心。起码的民主已被践踏无余了。 中共连党内的民主改革都不存在，那幺想通过党内民主来推行政治改革当然也 没有希望。中国的政治改革在看得见的未来是难以实现的。胡锦涛在论及十六大时 ，又循惯例称之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种虚伪的、不符合实际的颂辞 中国人民已经听得太多，早已听厌了。人们盼望的是：什幺时候能够出现一个民主 的大会呢？ 中共十六大对中共制度化的影响 黎安友 1989年天安门危机后，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和民主理论家(包括我本人在内)，都 期望共产党制度将很快朝着更民主的方向发展。但是，威权的政党--国家制度却再 次稳住了阵脚。根据西方的政治科学理论，威权体制因为只有微弱的合法性，过於 倚重强力，决策过程过度集中和专权，以及个人性权力超越制度化的规则，所以， 它从本质上来说是很脆弱的。但是，这种威权的体制目前已经被证明是具有回弹性 和修复力的。 这种威权体制之所以具有弹性和修复力，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有能力使得权力理 替程序化和制度。对任何威权体制来说，权力更替都是最艰难的挑战之一，因为一 旦权力是个人性的，那幺一切会受其影响，几乎没有任何威权体制(包括共产主义、 法西斯主义、法团主义和个人独裁诸种形式)能够勉为其难来完成有序、平和、适时 和稳定的权力更替。相反，在权力更替之时往往是威权体制危机多发之秋。它们要 幺爆发在形式性的权力交接之前或之后，采用清洗、逮捕、派系斗争，有时甚至暴 力等诸种手法，为大规模的民众介入政治程序或军干政打开大门。 但是，当下中国的权力更替却展现了制度化的许多特徵，这在威权制度史上不 同寻常的，也是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在中国现代史上，除了台湾近期民主选举 的制度化以外，这次权力更替是一次最有序、最平和、最周密审慎、最守规则的权 力转移。如果不出重大意外，这一进程持续到2003年3月并最终完成有序的更替。届 时，胡锦涛将执掌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两个要职，其它的国家领导职位将交给年轻 一代的领导人。 对照历史来看，当下的权力转移创造出了许多个“第一”，显示出制度化的发 展趋势。 第一，江泽民能在其位上生存下来，并能完成安排的任期。江的庇护人邓小平 尽管在1992年曾萌发此想但并未免去江泽民的职务。另外，尽管江被招来坐上北京 的高位，凌驾于他的两个竞争对手----李鹏和李瑞环----之上，并形成一种竞争关 系，但后两位却没有试图去取代江。同样，当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妙施计 谋在1992年将杨尚昆和在1997年将乔石拉下马之时，杨和乔都没有试图将江拉下马 。 第二，当游戏规则要求江泽民应该离职时，江并没有恋栈。1997年，政治局达 成共识，产生了一个新的非正式规则，即高级领导人年满70岁后不应继续留任下一 任期。江当时是71岁，江作为一个特殊例外而留任，但他保证将在2002年退休。在 有关他的党内职务方面，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我相信，江将在2003年3月也会履行 承诺，退出其所担任的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务。 第三，江是中共党史第一个没有选择自己接班人的领导人，毛泽东为自己选定 了几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邓小平也这样做了(他选择了胡耀邦、赵紫 阳和江泽民)。作为对比，胡锦是由邓小平在1992年以当时最年轻的政治局党委而安 排接班的。在过去胡锦涛作为非正式的接班人的十年间，江泽民并没有对胡的地位 有所挑战。而且，下任总理温家宝是由朱镕基推荐的，绕过了江泽民所中意的总理 人选----吴邦国和李长春。 第四，退休的元老(1997年后包括万里、乔石、宋平、刘华清等)，这一次并没 有试图干预权力的转移，或事实上并试图干预任何一项决策。三元老(邓小平、陈云 和李先念)干预决策的特权是在1987年政治局的一项秘密决议里确立的。邓小平担任 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使得这一特权更加无可置疑。1997年，随着三大老之中仅存的邓 小平去世，乔石和其他几位政治局党委的退休，一个新的元老集团开始建立。但是 ，1987年通过的政治局秘密决议并未继续适用于这一新的元老集团，而且他们也没 有在中央军委保留位置。这批新元老尽管也能收到文件，偶尔表达他们自己的一些 观点，但他们并没有参与政治局会议，或者行使任何决策权。这些惯例可能会在20 03年3月江泽民在退休后，将在幕后施加巨大影响力的说法。我相信，江将得到礼遇 和尊重，但不会有干预决策的权力。 第五，军方在这次权力转移过程中，并没有施加影响。尽管军方一些元老将领 积极表态希望江泽民继续留任中央军委主席，但他们的声音并没被理睬。除此之外 ，军方将领并没有在涉及权力转移的其他问题上发表过任何意见。在军委中，穿军 装的军人的权力转移与非军方的权力转移相一致，即与江泽民关系密切，并且年龄 在70岁以上的傅全有和于永波都在十六大上退休，而且被更年轻一代的军官取代。 这次十六大还没循了1997年形成的惯例，即没有任何一名军人被选为政治局常委。 党中央内的军人代表只在政治局占有一席之地。 第六，新政治局委员的选择安排是在旧政治局一致同意下进行的。当然，挑选 的过程是由资深的成员主导，而且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试图、并成功地将自己的亲 信安插进新的班子。但是，这些派系利益的考虑都是在满足了高层领导人须有共识 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一个高层领导(包括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能够强大到迫 使对方违背意愿接受某个候选人。 第七，与过去的几代领导人相比，在第四代领导兴起的过程中，英才政治发挥 了较大的作用，而派系政治的作用则相对较小。这一发展可追溯到1980年邓小平向 党的高级干部提出的领导干部的“四化”要求，即发现和培养年龄在40岁左右、具 备“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干部。因此，在1982年，胡锦涛被当时 他所在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连提几级，温家宝也成了甘肃地质局的副局长，今日新 的政治局中的成员大致与胡、温的经历相同。 如今，九位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早在1982年时，就已经是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 员。这表明了中共权力接班过程的深思熟虑和规范化。这样，政治局常委的选择范 围就可缩小，集中在经历了二十年的优胜劣汰而生存下来的候选人中进行，由此成 功地限制了派系斗争在2000-2002年可施展的空间。而江泽民之所以能够举荐黄菊和 贾庆林、李鹏可以举荐罗干、朱镕基能举荐温家宝，也完全是因为在过去二十年来 他们在具有挑战性的技术和行政岗位上表现出个人政绩，而不是因为象征性的摆设 (如毛泽东提拔陈永贵)，或意识形态上的正宗(如毛泽东提升四人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次权力交替能够像这一次，权力从 上一代向下一代移交的各项安排能够预先敲定下来，结果如此明晰化。这次较少的 派别色彩和较多的正常程序所产生的结果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集团：他们有较高的 士气，在代表党内各派别力量和各种意识形态倾向上达成了政治平衡，而且领导层 内也缺少一两个强势人物，并由此受到结构性地限制，从而建立了集体决策的机制 ，而且因为所有政治局常委都经进了类似的提升过程达到高层，在他们看来这一过 程也是相当公平的，这一领导班子也求得了最大程度的相互平等和尊重。 尽管这次权力转移能否成功未来的样板依然是未知数，但只要现阶段的权力交 替能遵循业已确立的一系列规则(事实上现在正是如此！)，这种可能性是在看涨。 其实这些规则已得到了精英们的支持(例如70岁退休的规则)，有着深远的历史基础 (如英才统治的提拔机制)，而且还在派系平衡的非正式政治结构中得到了结构性的 强化。 中国威权体制具有的回弹和修复能力有着复杂的理论意义。就极权体制是否能 够适应现代性的问题，西方社会科学家已展开李长期的争论。对此，目前中国案例 对这一理论论争着双重涵义。一方面，为了适应和生存，该政府不得不采纳许多经 由帕森斯提出并由其他许多学者详述的措施：威权体制不得不放弃乌托邦的意识形 态和魅力型的领导方式，强化一个技术精英型的领导集团，引入官僚体系的规范化 、复杂化和专业化，减少对私人言论和行动的控制。用学者理查德.罗温绍的话来说 ，这是“从空想到发展。” 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能力作出这幺多事情，却并未引发民主转型。 虽然这种民主化转型也许会存在於未来的某处，但过去十三年的经历表明，这不是 不可避免的。在如此情形下其它国家或早已经发生民主转型，但中国却是从极权体 制转型到了典型的威权体制，而且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这一体制是稳定的。由此它 提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可能性，那就是，即使在先进的现代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条件下，威权体制也许是一种可行的体制形式。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这对那些关心 人权和民主的人们，则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此篇短文的详细英文全文将在Journ al of Democracy的2003年第一期上发表。 *此中文译稿未经作者审阅，请读者以英文原稿为准。任何需要发表此文的媒体 ，必须得到作者本人的许可。 第二部分 中共十六大后中国社会经济 主持人引言 洪朝辉 现在西方对中国学研究出现很多“哥德巴赫猜想”，就是说中国出现的很多事 实无法用现有理论解释；最好的例子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很多专家预言中共不 久会垮台，民主将在中国出现，而现在13年就这样过去了。解释中国困惑的学派很 多，如用金钱换稳定，用腐败换稳定，又如使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来 稳定等等；然而更重要的是发现事实产生的原因，中共16大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 机会，下面欢迎四位学者的演讲！（掌声） 火山口上的稳定 何清莲 我刚从日本访问回来，有很大的感慨，就是日本对中国看好，认同中国是非常 有吸引力的大市场。根据我到海外一年多的经验，发觉人们对中国有多种不同的看 法。一是生活在中国的学者和中国人，与国际学者看法不一样；二是国内参与分享 利益的人，与不能参与分享利益的人看法不一样；三是国外和国内有项目合作的人 ，与没有项目合作的人看法不一样。大概是坐在什幺位置说什幺话罢，或许可以借 用“什幺阶级说什幺话”。最近恰好日本产经新闻杂志采访，要我回答几个问题， 我也就作了回应。 第一是关于GDP，现在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是中国，每年保持7－8％的增幅， 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缺乏的，所以一片叫好。我回应说，请注意中国官方每年 都要到人大政协两会回答统计数字有没有造假的问题，还到国际记者招待会解释没 有掺水内幕，那就至少说明统计是有问题；从1998年至今，每年两会期间受到处理 的造假会计事务所有一万多家，至於官员造假见闻就多了。新疆一位官员说，有个 下级年年上报增加绿化面积，四年后绿化面积居然远远超过实有土地面积（笑声） ；还有湖北天门县的造假众所周知，而如此广泛的微观层面上的造假，就决定了中 国宏观统计数字不可能真实。就算按照官方统计的说法，经济增加1％可以增加100 万个就业机会，8％每年可以提供800万个就业机会，20年可以提供多少就业机会？ 可是经济大幅增长，又出现大量人员下岗失业，现在又出现知识性劳力过剩，大学 毕业连续四年出现就业困难。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教授分析 ，近年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多少增长，除了沿海两个三角洲外，其余地区有增幅也较 低；就是说如果要维持总体7－8％的增长率，上海等大城市必须有40％以上的增长 率，而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第二是外贸年年增长，说明中国产品很有竞争力。我回应说，中国出口产品历 来是低品位构成，如服装、玩具、电子等，市价很低；近两年增加的机电产品，其 主要部件也不是中国生产的，外资企业通常提高其进口价格而压低出口价格。另外 中国的劳动力非常低廉，没有医疗、工伤、养老保险，仅仅能够维持当时的生存； 还有外资企业享有很多免税待遇，其负担只有国有企业的1/26，中国出口实际上没 有得到太多的实惠。 第三是中国近年引进外资不断增长。我回应说，中国的资本外逃率也在不断增 长，1997年以后引进外资与外逃资本基本持平，在360亿－380亿美元左右；到2001 年引进外资407亿美元，外逃资本是480亿美元，造成国内建设资金失血。资本外逃 的主体是贪官污吏，他们利用权力窃夺国有资产；他们把中国当作破船，用贪污的 钞票为家族逃往海外作安排。 第四是中国情势稳定，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我回应说，中国报纸越强调什 幺就说明越缺少什幺，越不稳定就越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正如深圳老强调它不是文 化沙漠，而北京根本不用强调它是文化中心。中共从九十年代起就以稳定压倒一切 控制言论，同时积极换取精英联盟的支持。中共16大的“三个代表”的提出，是为 了克服一个宪法障碍，中国宪法开宗明义说国家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而工人农民在改革开放中已面临边缘化，许多人 失业并沦落为社会底层，共产党需要寻找新的统治基础。提出“三个代表”就是为 了适应这个需要，政治精英以让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参与分享利益的方式，来建立 一种新的精英联盟；其实后两者在精英联盟中处於弱势地位，只能在人大政协分到 一些席位，根本没有政治决策参与权。中国的稳定基础和持续发展的条件，如生态 环境、伦理道德等等，基本都已经被破坏；而靠政治暴力维持稳定的时间越长，中 国付出的代价越大。 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掌声） 目前中国黑社会的现状和影响 夏 明 中国的转型在20年中取得两大成就，经济上出现市场化，政治上逐渐走向自由 化；中共主要的失误或失败，在於用暴力镇压市民社会的成长，如89民运、法轮功 、地下教会等，而无法对付黑社会的出现。现在中共面对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就是 市民社会提倡的民主化，及黑社会导致的黑社会化。中共对两者采取的打压政策存 在着微妙的差异。第一，民主运动是对中共政权的威胁，对一党专政的直接挑战， 而黑社会是对基层生活的影响，是社会治安问题，所以大量资源用来对付民主运动 ，较少用以对付黑社会。第二，民主运动和黑社会对公众的行为也有差异，民主运 动是为大家的，必然是集体行动，是很困难的，而黑社会是为小集团利益，行动更 有效，驱动较容易。今天的中国政府，已经不是传统的斯大林模式，中共内部已经 丧失自我控制能力；而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和民主原则并没有确立起来，致使市民 社会对政府的影响往往比不上黑社会。现在中共政权、黑社会、市民社会开始形成 危险的百幕大三角，可怕的前景是上有贪污腐化的政府，下有泛滥成灾的黑社会， 而市民社会缺乏发展和支持。 据中国公安部门统计，1986年到1994年，被破获的犯罪团伙从3万增加到20万， 成员从11·4万增加到90万；而破获的犯罪人数，往往是实际犯罪人数的20－30％， 可见目前黑社会成员至少有几百万，已远远超过美国的150万。去年破获的浙江温岭 黑邦有固定成员59人，涉案人员151人，注册成立50家企业，其中12家在香港、上海 、杭州等地，注册资金高达5·28亿元，号称年产值40亿元；它造成经济损失3亿元 ，有67名国家干部牵涉入狱，包括市长、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公安局长、财政局 长、银行行长等。2000年捣毁的广西北海一个黑邦，有成员76人，把三任公安局长 、政委、副局长、治安大队长变为保护伞导致全被枪毙。2001年宣判的一个山东黑 邦，有成员92人，徐姓头目是集团公司总经理，下控4个注册公司，资金2050万元， 自称家产7000万元。辽宁沈阳刘永黑邦案的影响颇大，他控制26个公司，有2500多 雇员，资产自称达7亿元，买通官员包括沈阳这个副省级市的市长、常务副市长、中 级法院院长、市政协副主席、区财政局长、劳动局长、公安局探长。福建厦门震动 国际的赖昌新远华走私案，按其有组织犯罪的运作方式可归类黑社会，走私物品53 0亿元，偷逃税款300亿元，涉案被枪毙的20余人，牵涉厅局级以上干部20多名，包 括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因此受审。中国官方从2000年12月到2001年2月，两个扫黑月 内集中破获黑邦的数目惊人，其中四川901个，浙江556个，安徽913个，广西887个 ，可见黑社会发展的现状。中国官方杂志《□望》承认，黑社会已成为中国社会一 大毒瘤。中国黑社会的发展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控制黑世界，操纵白世界－－毒 品，渗透红色政权。 中国政府认为，可以不用发展市民社会就能够靠镇压消灭黑社会，实际上根本 不可能办到；西方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只要把权力放下去，市民社会就会成长引向 民主化，其实在现况下黑社会反而有可能利用下放的权力。因此中国在实现民主转 型的过程中，国家能力必须得到保护，尤其是司法、执法能力；应当象美国那样制 定全国性“反黑法”，在全国范围设立反黑组织和机构；对市民社会减压，解脱正 常市民结社，让市民社会可监督黑社会，政府也可集中资源打击黑社会，目前法轮 功、地下教会转属秘密社会有利於黑社会；建立公正合理的教育、就业、救助政策 ，黑社会产生和成长的温床就在下层阶级；更重要的是消除官员的贪污腐败，否则 黑社会的泛滥定能找到机会。 好，再会，谢谢！（掌声） 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李少民 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 大家到北京长安街，都会看到红绿灯，还会看到下面的警察；红绿灯就是法治 ，警察就是人治。按照红绿灯，还是听从警察指挥？你问谁都说，当然是听从警察 指挥啦！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人治。 所谓监督大约有三种：一是自己监管自己，如私人自由产权；二是两人互相监 管，如商业上的做生意；三是多人分权监管，如政治上的三权分立，立法、执法、 司法分开互相制衡，处於稳定状态。政治上要独裁者自己监督自己，必须有足够的 动力，实际上就是要容许贪污；中共独裁政权要改革开放，官员必须有利益才会好 好改，所以贪污是必然的。现实中独裁者贪污比不贪污好得多，毛泽东就是典型的 不贪污独裁者，当时极少贪污；但其管理搞得一塌糊涂，没有贪污大家穷得更厉害 。 监督有公开监督和私下监督。在法治社会信息是公开的，文件契约是大家能看 懂的，立法机构是非政治化的，执法是公平的；而人治社会是私下监督，没有可靠 的信息作出决策，靠关系不靠法律公开解决，缺乏公平执法。法治社会的建立需要 投资许多人力物力，建立法律基础设施如立法、执法、司法等等；但建成制度之后 ，不管执行一份、一百万份、一亿份合约的可变性就很小，其巨大成本被社会稳定 发展所分担。 反观人治社会不需要法律，有钱就可以做生意，有事就用钱找公检法熟人关系 摆平，绕过巨大的社会投资；东方人治社会的经济起飞要点就是，跟熟人老乡做生 意，不得已才跟生人做生意，社会投资成本很低。但是当生意做大经济往国际发展 ，旧关系就不够，新关系的发展时间长成本贵，如要长期打高尔夫球等，这时人治 社会的竞争力就比不上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就平均成本来说很低，於是社会要转型 ；中国目前恰恰面临这种转型，其风险在於法律订得很好，可是没法执法，其实中 国人并不偏爱讲关系，实在是不得已，於是才造就了相关文化。极权政府跟黑邦没 有区别，与其你收钱不如我收钱，比谁收得更合理（笑声）；政府和黑邦有没有区 别，还要看谁更有信用，好的黑邦是很有信用的（笑声）。有个朋友在俄国做生意 ，一去黑邦就让交钱，才一会儿又来一夥黑邦让交钱，第一个黑邦打个电话过来哇 啦哇啦一说，第二黑邦说声对不起就走了；那第一个黑邦的钱就没交错，是有信用 的黑邦，实际功能跟政府差不多（笑声，些微掌声）。 中国社会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型确实是很痛苦，当初拉关系为长期生意，开放就 要甩掉关系走市场道路；人治关系和市场经济的冲突，及是否公平和有效率的执法 ，是没有公开资料的。在中国那共产党就是大黑邦，中文党字原来的繁体写法就是 上“尚”下“黑”整个就是“尚黑”（笑声）；英文的党字是PARTY，那是美国的共 和党民主党，没有党员制也不用开除人，大家在一起PARTY（笑声）。其实中国共产 党的党字的英文应当翻译成GANGS就是黑邦（大笑声，有人使劲鼓掌）！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掌声） 社会两极分化 潜在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 程晓农 应该说中共16大有三种，有中国官方的，有海外媒体报导的，有国内老百姓眼 中的。一个刚从大陆回来的美国学者谈到，上海人说16大跟我们没关系，那是北京 人搞的（笑声）；北京人说16大跟我们没关系，那是上海人搞的（笑声）；谁也弄 不清在他们心中是谁的16大！ 关于中共16大后威权体制的生存，可以从政治运作本身来分析，如分析胡锦涛 和曾庆红之间的关系；然而威权体制还需要其他资源来生存，还要看其生活的经济 社会环境，否则无论是胡还是曾都可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国社会在中共16 大前几年的巨大变化是两极分化，虽然腐化产生的权贵不到人口的1％，而处於中下 阶层的工人农民占人口的80％以上；政府在此期间的社会经济政策是“弃农”和“ 弃工”，基本上放弃对农民利益的照顾，也放弃对国企工人利益的照顾。1980年代 许多政策是为改善农民生活制定的，确使农民生活获得大幅改善；而今天农民光种 地已不能维生，种地成本大於收入，产品已超过国际价格不能再涨，各级摊派也超 出承受能力；湖北省的乡干部李昌平的书《我向总理说实话》，提到农民不堪非法 摊派的情况，有老农跪着哭诉自己活着成了儿女负担。1960年代社会地位比较稳定 的是国企工人，享有铁饭碗、医疗保险，子女通过单位学校上学，长大还有工作安 排；而现在许多工人在市场化的理由下，失去工作、福利、养老金，而没有其他社 会保障代替。就是说政府政策与两极分化有很大关系，在权贵们把金钱集中到自己 口袋时，只能通过撤回给农民工人的利益以保持局面；政府为短期内满足权贵精英 掠夺财富的愿望，而剥夺80％农民工人的收入增长及社会福利的基本条件，带来许 多不良后果。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来，没有任何国家会经济不断增长而物价不断下降 ，而中国恰恰是经济每年增长8％而物价年年下降，显示存在经济萧条；实际上由於 经济萧条，企业开工不足，财政收入更少，政府反而更没有钱。 更糟糕的是社会两极分化下的财富分配，对经济发展极度不利；权贵们深知大 量金钱来路不正，不敢进行经济投资，於是很多设法将资金转到海外藏匿或资助子 女到海外读书。比如在纽约对面的新泽西州的波特利区，有不少用现金购买百万豪 宅的大陆干部，开着高级奔驰车、不会英文、不用工作；他们收敛的钱，就是国内 老百姓缺乏收入、财源短缺、经济萧条的原因。权贵富人不投资，穷人又没有钱花 ，所以经济无法复苏；原来大家还期待政府三、四年前的承诺，即暂时的调整期后 经济还会繁荣，现在显然看见经济萧条会持续下去了。中国政府为了维持经济成长 ，用老百姓的银行存款投资大量基础设施项目，而在此过程中很多资金又漏走；有 人发现青岛新建一批豪华别墅，已经卖掉而晚上灯盏漆黑没人住，经调查知道是西 部干部偷用地区开发资金买的。有国内学者作过计算，中国到2001年负债12万亿元 ，包括政府承诺要付而尚未付的退休金养老金6万亿元；而潜在资产只有9万亿元， 包括地下未开发的矿藏和天上可卖的无线电频道，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说，国家已 经破产。 看来两极分化和金融状况恶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跟政府的施政有直接的关系 。朱熔基知道农民很难承担养干部的摊派，在安徽试行过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三 个月后农村干部想出了对付办法；好家伙，摊派是减了，教育不办了，减的是本来 办中小学的钱，改为向中央要钱养学校，后来就只好恢复原状。这个例子说明，新 任中共16大领导不管是谁，都必须面临6000万党员的庞大体系；综观16大的报告， 没有提到刚才说过的现实问题，即上届领导遗留的危机。中国潜在的危机可能造成 不稳定，也可能促成体制的改变；中国的改革都是在危机的压力下推进的，过去的 农村及城市改革也差不多。相信如有政治改革，不会在繁荣祥和的形势下发生；没 有足够的危机压力，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可能大幅度推进。政治改革会导致不稳定， 其导致现状变化是当然的，不过是短期的；而不改革也会导致不稳定，而且是长期 性的、难以弥补的。对中共而言，或许主动的政治改革才能减少维持现状造成的危 机。 就讲这些，谢谢大家！（掌声） （以上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