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优先 民主居次 （北京）周 舵 在《民运建言》一文中，我建议海外民运人士注重读书，否则思想可能落后于 整个迅速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搞得不好，甚至可能落后于自己心目中的对手──中 共。这是我从许多海外民运人士十几年来的言谈行止中得出的印象，从中似乎看不 大出来时间流逝对这些朋友的影响。 读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的自由民主没有多少自身的传统资源可供凭借， 不得不依靠对自由民主有深切了解的精英分子从西方引进，而这种深切了解仅靠生 活于西方是得不到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十分局限，未必与自由民主有太紧 密的关系（许多在西方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关心政治的、半隔绝的自有文化 的孤岛之中），同时，自由民主的原理和基本规则是一套抽象的秩序，不能仅仅从 观察中得知；更何况，西方是多元社会，其中什幺人都有，包括不了解自由民主甚 至根本反对自由民主的种种个人和群体、派别，如极左派、极右派。 说以上这些话的人，首先就会招人憎恨，一般人（特指中华民族）会从中解读 出“别人都不读书，只有此人读书！”这种高人一等、好为人师的意味来。这并不 令人意外，因为我们是一个魔幻般着迷于追究他人非道德不良动机的民族（至于意 见本身有无价值则十分次要）；另一方面，批评也好，建议也罢，确实应当有足够 的建设性──我的意思是，第一，要出于善意，是为了别人好，而不是为了炫耀自 己之类；第二，还要提出改进措施，可操作的方案，而不仅仅是挑毛病──挑毛病 三岁孩子都会做，尤以处于“愤青”年龄段的少男少女们最为擅长。我敢说，在此 处申明我是出于善意没有用处──你有什幺凭据？与国人的惯常思维相反，判定“ 动机”可能根本就超出了迄今为止人类理性把握的能力之外──因之，倒不如具体 谈谈读书本身为上。用于读书的时间多了，搞内斗、用于道德和动机指责、专门踢 人不踢球的时间自然就会减少。不能齐心协力集体行动，各干各的（象杨建利那样 ）也好啊！ 你要是把眼睛紧盯在你自己的正事上，哪还有时间专门盯住别人，专门 对别人说三道四？“自由与民主必须建立在法治（不是“法制”，下同──周注） 之上，而法治只能因势利导地渐渐建立起来；它不可能是思想与道德改造的直接结 果。……在思想层次上为法治与民主呼吁的时代，应该已经过去。现在已是要有一 点实质成绩的时候了。换句话说，我们要为法治、自由与民主建立一个非思想、非 道德的，制度的与社会的基础。……一般知识分子少写一篇半生不熟的政论文章， 多投入一点民间组织的活动，以发挥民间的力量来促进社会多元的发展，法治、自 由与民主制度的与社会的基础便能形成得更快一点。”（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 性转化》）──林先生这些话是针对八十年代初的台湾状况而说的。今天的大陆说 来可悲，连起码的思想和道德建设都还差得远，大部份的自由民主论说要幺流于空 泛的、概念式的想当然，要幺乾脆就是还在极左的马列主义框框之内兜圈子。所以 ，当务之急是读真正第一流的西方学者的自由民主论着；同时，绝非次要的是，大 力促进公民社会即自治自愿的民间组织的发育。总而言之一句话：内耗源于不干正 事；而读书则是大大的正事，善莫大焉。 我特别想谈谈萨托利（Giovanni.Sartori）的《民主新论》<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我得再说一遍：是个人的点滴读书心得，绝非什幺专家的 权威评论。 该书于1987年出版，一问世即获得广泛赞誉，如罗伯特.达尔就说，“它在未来 几十年里将一直保持清新与活力”（其实达尔晚年的左倾立场与萨氏大相径庭）。 作者自称这书花费了他十年心血，写作此书意在恢复“主流民主学说”──意思是 ，民主学说是有主流支流之分的，而且这主流曾被丢失了大半个世纪之久，取而代 之的是左的、甚至是极左的民主支流学说。 所谓主流，是指自由主义的民主──受自由约束的民主，兼顾自由与平等，以 自由为目的、视民主为手段的宪政民主，以法制保障个人基本自由权利的民主，多 数人与少数人、穷人与富人得到平等对待的民主。与之相对的，则是形形色色非自 由的，甚至是反自由的民主──多数至上、平等至上，多数人（通常是占人口多数 的穷人）拥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的民主，以激进的、走极端的暴力强制手段追求 事事平等、处处平等的民粹主义（平民主义）民主，仇视、丑化富人，百般赞颂、 美化穷人的，被塔尔蒙称之为“极权主义民主”的马列主义极左翼所主张的民主。 自由民主源于英美，反自由的民主则源于法国大革命（再往前追溯则有古希腊雅典 城邦小国寡民直接民主的渊源）。先自由后民主，则自由民主兼有（英美模式）； 先民主后自由，则民主自由尽失（法国模式）。 除马列外不读其他书的中国人（这种人至今仍然居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包括大 多数从大陆出去的海外华人在内）通常想当然地以为，当代的西方人都熟知、认同 并且在行为上实践着“西方民主”，而民主、自由是一回事，或天然和谐的一体； 君主制、贵族和封建主义则可以与“专制”划等号；这些“专制”的成份，东方西 方是一样的；中国和西方一样经历了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和封建制三个历史阶段 ，差别只是中国缺少了资本主义这一课，只要补上这一课，民主就会降临神州大地 ；共产党之所以与自由民主格格不入，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封建”遗毒太深； 等等。然而──天可怜见──所有这些看法统统错误；有些是部份错误，有些则错 得实在离谱。 首先，自由民主固然是当代西方文明的主流，但这“当代”至多也只能从二战 结束算起，在这之前，自由民主非但不是主流，而且几乎要在除美国之外的整个西 方世界灭绝──被西方文明中的非自由民主部份，尤其是极右翼的纳粹主义和极左 翼的马列主义所灭绝；在所有的人类文明当中，自由民主最危险的敌人恰恰是西方 文明本身的一部份。没有什幺单一的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显着特色之一就是其内 部的多元差异、纷争乃至对立和冲突，可以说，没有什幺其他文明比西方文明内部 各派更喜欢各走一个极端的了。中国知识精英的现代性格──激进主义，走极端， 脱离实际的唯理性主义、高调理想主义乌托邦等等，全都是西方文明独有的特色， 中国人从西方输入的，与儒家传统恰好相反。因此，亨廷顿把儒家文明扯进二十一 世纪的“文明冲突”格局中去，是既不了解儒家文明，又闭眼不看西方文明自身的 致命缺陷。事实上，当代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几乎完完全全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 ：西方当代主流文明，与十九世纪的西方异端文明即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冲突，与儒 家毫不沾边──无论历史上或当代，儒家文明从来没有找过西方文明的麻烦，将来 也不会。西方文明的敌人，几乎全都是西方人自己培育出来的──由于西方文明独 有的那种无止境的，不走到极端尽头不会止步的进取心、扩张性、优越感和宗教意 识形态狂热。 自由民主在西方成为主流，与其说是出于必然，不如说是由于侥幸。远处不说 ，在当代，首先是因为英国当年幸而据有偌大一块北美大陆，否则，自由民主不被 法国大革命灭亡，也会被极权主义（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灭亡。自由民主 不但不是什幺被历史必然性保证了必定会取胜的优选制度，相反，它是极脆弱，难 于维护而易于破坏，除种种幸运条件之外，更需要深思熟虑、以高度成熟的政治智 慧去加以操作的，极为精巧的一朵文明之花。以为民主在中国可以一蹴而就的激进 派，多半都是些不谙世事的空想家，专唱高调的空头文人。当今之世，不要说中国 人，就是在西方，而西方人中不要说一般民众，就是在西方各界精英当中，真正理 解自由民主真谛的也寥寥无几── 一如萨托利引阿克顿勋爵所言：自由历来友人稀 少而敌人众多。西方人不过是极幸运地由历史的复杂演化有了一套自由民主的制度 ，和能支持这套制度的社会基本格局，所以承受得了种种模糊理解罢了。 自由、民主、平等和共和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也不是天然和谐的一体，相反 ，相互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并且包含原则性的矛盾冲突在内。极粗略地说，自由强 调少数人的权益，民主则是多数人统治，两者如果各走极端的话就成势不两立；平 等则有法律平等、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之分，其中只有法律平等能与自由相容（哈 耶克乾脆说这是唯一一种不反自由的平等），后两种平等则往往与民主亲密携手反 对自由，结果平等则根本就是自由的杀手；共和则并非民主的同义语，它最初是指 君主、贵族和平民三者的平衡，在代表全体利益的君主仲裁下兼顾富人与穷人两者 的利益，后来才成为无君主时贵族、平民两者的平衡，当贵族势力居优时成为贵族 共和，平民居优势时则为民主共和，三权分立即是从这里演变而来，当代西方政治 的三大派别──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也与此密不可分。美国建国时不是 民主制而是共和制，美国宪法至今仍然基本上是共和宪法而不是民主宪法，它更偏 袒自由，而自由为有产者、社会中上层所珍爱，民主与平等则往往更投合社会中下 层和穷人的口味。 说到“封建”，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几乎就像是侵入电脑的一种毁灭性病毒── 不是说什幺“封建遗毒阻碍中国的民主化”这种意义上的病毒，完全不是。说来可 能会让多数中国人大吃一惊：中国根本没有过封建，而中国民主之难的重要原因之 一恰恰由于没有封建，这是因为封建是自由之母，而自由又是自由民主之母。总而 言之，是中国人对封建的混乱颠倒的理解，使得“封建”这个概念成为毁坏中国人 正确思维的病毒，而这种错误理解来自马列主义这整个一套思想垃圾。但这个话题 还是留待以后再谈为好。 《民主新论》中译本1993年6月由东方出版社发行第一版，为了在官方出版审查 中过关，不得已删去了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15章，到1998年12月出第二版时才 得以增补后以全貌发行。这可以作为中国自由尺度逐步放宽之一例，虽说距出版自 由还有十万五千里──姑且就算近了三千里吧。这种进展速度是够快，还是不够快 ？只有天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