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萧功秦
    

    (北京) 周 舵
    

    近读《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有些话似乎不能不说了。
    不及细说，只提最根本的一点。我认为，新权威主义的致命伤是：它几乎完全
缺失了自由主义的人权视角。
    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我几乎完全同意。就说理的深刻、透彻以及论证的有力而
言，与之可比者寥寥可数。然而，要理解中国的现实，保守─激进，或权威（秩序
）─失范（动乱）的二分法却远非适用的分析工具。近年来思想界的两大争论（保
守─激进，自由主义─新左派）之无成效，据我看，也首先是由于分析工具之不当
。请参照本人的六分（或五分）法模型（附上），不赘言。
    让我们首先区分“政治目标”与“政治手段”。
    我以为，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言以蔽之曰“极端主义”。这有目标与手
段两层含义（见附文），在你则似乎只有手段一层含义：急剧的、通盘性的、参与
爆炸式的变革（即革命）是灾难性的。这我同意。然而，“保守”与“激进”双方
的目标是什幺？如果激进派的目标是扩大参与即民主，那幺“自由”的位置在哪里
？保守派要保守的又是什幺呢？须知，中国并无英国式保守主义所欲保守的自由传
统，相反，中国的保守势力要保守的要幺是极权主义新传统，要幺是皇权绝对主义
老传统。其间差别之大，不啻霄壤。
    自由是关键。这与民主（大众参与）是两码事。自由不但不等于民主，而且，
两者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但在你的视野中，两者永远是混为一谈，统归于“激进”
的旗号之下。更糟的是，你认为自由与秩序是不相容的，秩序只能靠强制，这与柏
克正相反。看来，你的“新保守”确乎别有所指。
    作者似乎很欣赏德、日式的伪立宪政体。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通往大灾难的
三条极端主义道路之一──新法西斯（另两条是极左即极权主义复辟，和极右即激
进的休克疗法）。德、日的历史教训还不够惨痛吗？何以见得“新权威”不是通往
法西斯之路呢？德、日现代化模式，恰恰就是你所主张的“现代化导向的开明专制
”即新权威！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人权[注]的完全空白；人自身不是目的，而是
某种集体性目标（ "现代化”、 国家利益、富国强兵、赶超……）的工具；如何使
用工具的决定权完全操于政治权力（权威？）之手，个人不得持有异议；政府赐你
多少自由权利，你享有多少，且随时可以更改、收回、削减──以权势者的命令、
随意性极大且不公开的“内部文件、指示精神”、立法机构颁布的法律或行政机关
的政令等方式；伪宪条文的实质即是这些命令、法律的合法有效，而人权则仅为具
文而已。没有这个人权立场，以国家利益（“现代化”）为导向的政治权力不是权
威，它不具备当代文明人类公认的合法性；这种缺少合法性的秩序也未必能够长久
稳定，特别是其有效性即经济绩效滑坡时；其治下的市场可能是畸形的并且日益腐
败低效；并且，该政权很可能难以向民主政治平稳过渡。
    当然，这种悲观的前景只是可能性之一，不是必然发生的。而要想避免这种悲
观前景，关键不是什幺“镇制力”，相反，是要以切实的、制度化的人权保障，即
法治（不是“法制”！）来凝聚人心、建立共识，而法治的核心是对政府权力的限
制──请注意，“限制”不是弱化，不是“软政权化”，是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在
分权制衡的初期阶段，甚至可以主要是一党体制内部的分权制衡，加上社会监督（
公众舆论、新闻媒介以及异议分子或团体对执政党的警觉、批评、监视），以及公
民社会、公民文化的培育。片面强调镇制力和“权威”（只是权力而已！），已有
的经济自由（正是这一自由秩序促成今日中国的经济繁荣）可能退化、腐败，绩效
可能低落，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无从发育，最终，秩序和稳定可能只有靠赤裸裸的
暴力来维持。总而言之，落实自由才是关键，民主可以暂缓（当然，在不妨害自由
的前提下，也不妨逐步扩大参政）。
    我的其它不同意见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关键处引出的。例如，“四项基本原则”
中，前三项尚可转义后沿用，但“专政”则绝对不可宽容，并且根本无转义之可能
──那是极权的利器，自由之死敌；理性主义不是必定与激进相联，它也可为自由
主义的渐进改良所用（渐进改良恰恰是极大地依赖理性）；中国从来没有过封建，
中国现代化之坎坷，主因之一即是没有过封建，因为封建制下权力的多元制衡乃是
自由之母，而自由又是自由民主之母，中国的老传统却是中央集权的绝对皇权加官
僚专制主义，与封建恰好相反；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不仅仅是民主，还有“法律下的
自由”；古代罗马也不是民主，是共和，共和则是分权制衡的源头（君主、贵族、
平民三者的权益平衡）。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话：没有（区别于激进民主的）自由、
人权的视角，一切政治论说要幺荒谬，要幺乾脆是祸害。
    一个学者如果不与专制政治保持清醒的距离，他就仅是个文字匠，不是纯正的
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