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记 (一九九四年三月七日—三月十六日) (北京) 丁子霖 三月七日：七点蒋找许良英，提议发表“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呼吁书”的事。蒋谈 到，最近北京、上海等地拘捕、拘询了一大批异议人士；这么大一个中国，不能没 有人出来说话，但不宜搞广泛的签名运动，可由少数有共识的知识界人士共同签署 。蒋当时提了五个人。蒋的提议得到许的赞同和支持，说他也有这个想法，但主张 多找些人签名，说可以找他的几个朋友，蒋不好推拒。又商量了文件的起草及征集 签名等具体事宜。 三月八日：上午，许、丁、蒋、何、王等五人商量许起草的“呼吁书”文本；下 午由丁、蒋找××征集签名，××签了名。 三月九日：上午，××去许处，撤销签名；下午—晚上，征集刘、邵、张签名， 同意；晚上由蒋修改“呼吁书”文本，打印、复印，送许处。 下午，魏京生秘书童屹来家，对外打电话，与魏通话。户外出现便衣监视。 三月十日：晨，“呼吁书”文本最后定稿，打印、复印，送许处。 上午，蒋给研究生上课；由许给江泽民、乔石邮寄“呼吁书”；下午，由许约见 《纽约时报》及“法新社”记者递交“呼吁书”。 下午，××来，史雯(瑞典)来，赖锦宏(台湾《联合报》记者)来。住宅周围增加 了监视人员，安全部门、学校治保部门、家属委员会人员及“小脚侦辑队”全体出 动，有几十人之多，几乎包围了住宅。我们交给赖两篇纪念“六四”的文章和一份 呼吁书，叫赖立即离开。 下午三点半，电话被切断，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下午四点半蒋送赖出后门，至人大粮店和老商店之间，被人大保卫科长叫住：“ 蒋老师，请等一下。”蒋停下：“什么事？”问：“这是什么人？”答：“丁老师 的朋友。”“他进校门没有登记，跟我走一趟。”“这是我们的客人，有事找我， 到我家去谈。”“不行，跟我走！”治保科长动手拉人，我不让，拉他回我家。僵 持。从东西两边胡同串出两辆小卧车，一辆“标致”，一辆“夏利”，同时跳下五 、六个大汉，包围了我们。我问：“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其中一人出示证件 ，仅晃了一下，无法看清。保卫科长答：“他们是工作人员。”我接着问：“什么 工作人员？”不答。客人出示证件：台湾《联合报》记者。不理。拥上抓人。我抗 议：“你们不能随便抓人！他是我的朋友！”我拉台湾朋友回我家。大汉们蛮不讲 理地绑架客人塞进“标致”小卧车离去。保卫科长走近我：“你跟我走一趟。”“ 为什么，我犯了什么法？”“你去了就知道了。”“有话到我家去说，你无权要我 去，我要回家！”“我在外面等你。”“你爱等你就等去！”以后并没有再来叫我 。 家里史雯小姐目击并听我讲述了经过，说：“要不是我目睹这一切，我怎么也不 会想象到是这样的。”身处如此境地，是走还是留？最后她决定走。她说：“如果 要扣留我的话，晚走不如早走；他们扣我，我就给瑞典使馆打电话，请使馆向中国 政府交涉。”她走后遇到了什么麻烦，当时我们不得而知。后来才知道，她也被中 国公安当局扣留、审问了两个半小时。 晚上××夫妇来，××来，受盘问，××来，跟踪。 夜间严密监控，两辆小卧车停在楼门对面，有多人巡逻，如临大敌。 午夜，丁心脏病发作。无法用电话呼叫校医救治，靠自行输氧缓解。 三月十一日：上午，××来。九点半，陪丁去校医院看病，医院内外有四人监视 。检查结果，T波异常，心动过速(124)。回家后，蒋去医院灌氧气，向监视人员提 出要见他们的负责人，要求保证丁的治疗。监视人员问：“心脏病严重到什么程度 ？”蒋答：“刚看过病，可以去查病历。”他说：“没有说不可以看病！”鉴于丁 犯病的诱因，蒋要求便衣人员撤离到视线以外的地方，告诉他们病人神经不能再受 刺激。便衣回答：“这要由我们来决定。”蒋又提出：“明天丁要按期去小西天骨 伤科医院看腰病，请你们保证她的人身安全。”答：“昨天你们的书记不是到你家 里去了吗？要看病，可以向你们的领导提出。” 下午，起草并递交第一份抗议书： 哲学系暨人民大学转有关部门： 昨天(三月十日)下午，你们非法绑架了访问我的来客；切断了我的电话；日夜监 控我们的行动。我对以上种种违反我国宪法、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 。 三月十日夜间，我的心脏病再次发作，因家中电话被切断，不能呼叫校医院及时 救治，我丈夫又无法离开我身边，只能靠自行输氧缓解。今天(三月十一日)上午去 校医院门诊，心电图检查不正常。 为此，我要求： 1、立即恢复我的电话线路； 2、把监视我的人员和汽车撤至我的视线之外，以排除诱病因素； 3、停止对我来客的骚扰。 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全部责任。 再有，我自九四年元旦以后一直在小西天附近海军总医院所属骨伤科医院治疗腰 病。我的治疗不得中断。明天(三月十二日)上午我要按时前往治疗。我要求你们必 须保证我外出的人身安全，并不得干扰我的治疗和骚扰为我治病的医务人员。如你 们认为必要，可以配员监视，但必须亮明身份出示证件，而且我要求哲学系派专人 护送。 以上请尽快答复。 丁子霖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一日下午四点 下午四点，××夫妇来；晚××来，受盘问，跟踪，监视；××、××从苏北来 ，受盘问，蒋出面交涉后放行。 五点半，“法广”播发“呼吁书”及赖锦宏被扣押、审讯事。 傍晚，哲学系副主任董、安来，传达对我的抗议的答复：没有不让你去看病，但 不能做除看病以外的事情；你的人身安全你自己负责，比如交通事故，我们不能负 责。 夜间继续由两辆小车及巡逻队监控，人员有明显加强。 三月十二日：晨，“美国之音”播发“呼吁书”。 上午，丁去小西天海军骨伤科医院就诊，由系总支副书记朱淑然陪同。 八点三十分，朱来家告知，由学校保卫部门派专车送我去医院。随即一辆灰色小 卧车到了我住所的楼门口，车号是58356，前窗玻璃上临时放了一个写着“人大39” 的纸牌，司机是一位身穿牛仔服的年青人，后来知道他也是安全部门派来的。我们 坐的那辆小车一走，一辆“奔驰”无牌车随后紧跟。车至人大校门口，见有几个便 衣等候，都是这几天在我门口见到的熟悉的面孔。其中一个戴墨镜的人与门卫嘀咕 了几句，车就放行了，平时东大门是不让走车的。 在车上，司机故意问我医院在哪里，路怎么走？还向我解释，他是刚调来人大不 久，不熟路线。第二天我发现，他也加入了对我的监视队伍，他本来就是个便衣。 九点多车到医院，后面那辆“奔驰”几乎与我们的车同时停下，从车里出来两男 两女，跟随着我们，当我们走近诊室门厅时，便见三个便衣已等候在门厅口，原来 另一辆“奔驰”早已停放在门外了。进了门厅，又见两个便衣坐在诊室门外的椅子 上。随后我进了诊室，又发现就诊椅上还坐了一个。我这次外出看病，包括司机他 们一共出动了十多人，其中两个女的。这些人都是这几天在我住所附近执行监视任 务的，都已很面熟了。 我一进诊室，见几位大夫都有些紧张。这时一便衣把给我治疗的陆大夫叫了出去 ，我也跟了出去，对一男一女说：“你们如果是看守我的，可以随我进诊室。”那 两人说“不用”。我说：“还是进来吧，免得不放心，我也不愿连累大夫。”女的 说：“不用了，你们的书记不是陪着你吗？我们相信。” 事实上，他们并不相信，因为当我开始治疗时，发现诊室墙角早就站着一个女的 ，穿褚色服装，戴大耳环，紧紧盯着我。我刚治疗不久，诊室的门就打开了，那个 穿褚色服装的女子走出了诊室；而由穿绿色服装的女子在诊室门外监视。因为房间 太冷，我大声说：“请把门关上，如不放心，你们可以进来！”随即护士长就把门 关上了。我治疗完毕，发现那个穿褚色服装的女子一直在我身后监视。 他们对我看得很紧，连我上厕所都不放过，也跟着我一起进厕所。 离医院时，我发现连我自己坐的，一共出动了三辆小轿车。小胡同很难走车，开 得很慢。快到魏京生住宅楼门口，见有好多警察巡视，因交通堵塞，还帮着维持交 通秩序。 回人大门口时，我发现有两辆警车停在门口，明显增加了门卫，而且有几个穿的 是公安服装，传达室里也增加了便衣。我又发现原来在医院监视我的几个便衣早就 在校门口等候着我了。 三月十二日上午，××来，××来，××来，××来；下午××及一女士来，× ×来，均没有接待。来客都受到盘问。 晚饭后，去陈家，递第二份抗议书： 哲学系暨人民大学转有关部门： 今天(三月十二日)上午，你们同意我去校外医院就诊，并配有专车“护送”，谢 谢了。 我于三月十日半夜发作心脏病，因家中电话被切断，无法呼救，以至情况危急。 三月十一日虽经治疗，但症状未消。我于三月十一日曾提出要求，恢复我的电话畅 通，以便紧急情况呼叫校医救治，但这个要求你们至今不予理睬。因此，我不得不 重申这个要求，请予以答复。如果你们不放心，完全可以对我的电话采取监听手段 。 至于你们侵犯公民通讯自由的做法，我已于三月十一日提出过抗议，这个抗议至 今有效，我保留申诉的权利。 丁子霖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日 夜间又加强了住宅周围的监控，至少有四辆小车。这大概与傍晚“法广”的广播 有关。广播称：有消息透露，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夫此次来华，曾向中国政府提出 要会见魏京生、王丹和丁子霖、蒋培坤夫妇四人，中国政府可能以他们不在北京为 由不予安排。此消息虽未经证实，但我们猜测，对我们如此级别的监控，与克里斯 多夫访华不无关系。 三月十三日：晨八点蒋出去“散步”，四名便衣跟随，两人骑车，两人步行；另 有两人骑车去东大门和北门堵截。蒋行至北门口时，两便衣上前阻拦。蒋：“干什 么盯这么紧！”一便衣答：“保护你的安全。”“我的安全用不着你们保护！”另 一便衣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我有什么问题，你懂不懂法律？”答：“你 没有问题？老外找你！”“找我怎么啦！”蒋不再理他们。在回家的路上，便衣继 续跟随，至西北门，增加一辆小车跟踪。 中午，丁去商店，在粮店门口，一便衣出言辱骂丁：“放老实点！……你要爱国 ！……自古以来当汉奸、卖国贼的没有好下场！”丁问：“你懂什么叫卖国贼，什 么叫汉奸吗？你凭什么这样对我说话！你拿出证据来，你拿不出来就是诽谤罪。” 丁要他找他们的负责人对话。那个便衣一面耍赖，一面溜走。 下午，递交第三份抗议书： 强烈抗议 哲学系暨中国人民大学转 中国公安部、安全部： 自三月十日起，你们切断我的住宅电话，日夜监视我的行动，盘问和扣留来访者 。这一切是对中国宪法和公民权利的粗暴践踏。 今天(三月十三日)中午，你们派来执行监视任务的便衣人员在商店门口当众辱骂 我为“汉奸、卖国贼”，“没有好下场”；还对我当众训斥，要我放老实点。作为 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竟如此目无法纪，任意辱骂、诽谤一位公民。我 对此种违法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并保留以“诽谤罪”提起诉讼的权利。 丁子霖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三日 下午四点，去陈(系主任)家给亲属(××)打电话，由陈请示党委，答复：可以给 亲属打电话，但不能由丁自己打，得指定专人代打，而且不能讲与此次事件有关的 事情。结果，由陈给××的邻居通话，通知××来人大。 至此，我们知道安全部门对我们的限制有两条：一是不准自行出校门，外出要由 安全部门派车“护送”(如三月十二日去小西天就诊)；二是不准外出打电话，即使 纯属私人性质，也需要得到安全部门同意，并指定专人代打；三是不准我们与外人 接触，尤其禁止与外国人和记者接触，来访者要盘问甚至扣留。以上三条，使得我 们完全与外界隔离了。 下午三点××来，五点××来。 夜间对我们住所的监视一如昨日。 三月十四日：上午一切如往常。 下午，去系里联系明日(三月十五日)去小西天就诊事，傍晚答复：可以自行去看 病。 下午四点多楼门外的监视车撤离，人员有所减少。晚上，已看不到监视迹象。但 电话仍没有恢复。 三月十五日：去小西天看病，出东校门时没有发现便衣，在医院治疗时也没有发 现。看完病出医院时见到小童，这时发现了几个便衣监视着我们。我们三人一起转 到小胡同里散步、说话、又折回，这才看清那几个便衣原来就是这几天常在我们家 门前监视我们的。回家时我们叫了一辆“面的”，我们的车一开，监视我们的便衣 跳上两辆小车跟随。我们回家时发现有两个便衣已等候在我们住宅东头的路口了。 三月十六日：公开的监视改为跟踪，虽在视线以外，但仍可发现。晚饭后去校外 商店，有摩托盯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