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方针 ·郭罗基· 中国一定会变，而且变数很多，为每一个变数设计一个方案是不可能的。中国的 民主运动应当确立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方针。纵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随机 应变是需要的，但不是临时应付，而是万变不离其宗。随机应变是策略问题，万变 不离其宗是战略问题。确定战略，就是为了统观全局，贯彻始终，唯民主是宗。 欲知当前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首先必须考察一百多年来中国为民主而奋斗的历 程；然后把眼光放大一点，考察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社会变革方式；再把眼光放大一 点，考察世界历史上发达国家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最终必然会得出相应的结论， 究竟怎样在中国实现民主？ 一 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激烈地反对不民主、热烈地追求民主，为什么至今未能 实现民主？ 近代的民主思想是十九世纪中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将西方的民主思想化为政治 主张，最早提出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是孙中山。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的兴 中会，就是以美国式的民主政府为理想。为争民主而倡革命。章太炎的《驳康有为 论革命书》断言：“事成之后，必为民主”。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 朝，人们以为必是民主代替专制、共和代替帝国。到了一九一九年前后的五四时期 ，陈独秀发现，所谓“民国”，只是换了一块“招牌”。所以他又重新强调民主， 再加科学，“民主和科学”成为进行启蒙运动的战斗旗帜。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后来当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民主和科学”的 旗手在共产党内却成了“老头子”，实行的是家长制。 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推翻了军阀独裁政府。但新军阀的独裁又代替了旧军阀的 独裁，而后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共产主义政党，在中国所进行的是民主主义革命，还加上一个 “新”字，区别于以往的民主主义革命，以示彻底。毛泽东说过：“历史给予我们 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一九四五年黄炎培在延安谈到历史 上朝代兴亡的周期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问：“共产党能否跳出 这个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 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 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如果实行民主，确实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走出了一 条新路。但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并没有走上这条新路，还是走的一条老 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果建立了更加严密的共产党一党专政。毛泽东自称是 “秦始皇加马克思”。秦始皇和马克思怎么能相加？不过是“中体西用”，秦始皇 为体，马克思为用。 一百多年的中国民主奋斗史，有两条重要的教训： 第一，反对不民主，不等于民主。推翻了专制独裁，还可以出现新的专制独裁。 第二，谈论民主，不一定理解民主。民主的宣言，也可以导致不民主、反民主的 实践。 历史轮到我们了。这两条教训，值得当今新一代的反对不民主、追求民主的人们 反思、深思、三思。 事件的悲剧性在于：反对不民主的人们往往自以为代表民主；当他们上了台，又 有别人反对他们的不民主。谈论民主的人们往往自以为实行了民主；又不许别人再 要求民主。 中国古代也有“民主”概念，它的意思是“民之主”。古书中记载，推翻了夏桀 统治的成汤就是“民主”。近代的民主概念是人民主权。“民之主”是为民作主， 人民主权是人民自己作主；为民作主是主宰人民，人民自己作主是人民主宰一切。 近代中国在反对不民主的时候，追求的是人民自己作主的民主；推翻了不民主的统 治，又出现为民作主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人 民才能享受民主，这不就是“民之主”吗？追求近代民主，结果又回到古代“民主 ”。何以如此？中国争民主虽有一百多年，但还没有摆脱几千年来传统的社会变革 方式。企图以传统的方式走出传统，这是近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极大的矛盾。为这一 悖论求解，才能找到出路；否则，历史将一次又一次地循环。中国传统的社会变革 方式是什么？ 二 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斗争特别发达，围绕着夺取权力而无休无止地进行政治的或军 事的、宫廷的或草莽的、公开的或秘密的、礼仪的或流血的斗争。项羽见了秦始皇 威风凛凛的仪仗队，不禁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取而代之”就是中国历 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政治抱负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简而言之，你下台 我上台。不仅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一切纷争总是在权力问 题上见分晓。 人们常常称赞中国人民具有高度的反抗压迫的精神；人们没有注意到，另一方面 ，中国人民也有高度的忍受压迫的精神。平时安于忍受没有权利的生活，到了忍无 可忍的时候就起来暴动、造反，针对压迫自己的政治权力进行打倒、推翻，以取得 政权作为达到改变命运的目的。农民起义不仅杀贪官，而且矛头直指中央政权。古 代叫“取而代之”，共产党叫“翻身运动”。无论是“取而代之”，还是“翻身运 动”，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制度。当自己的命运改变的时候，不过是把不幸转嫁给 别人；自己被压在下面就要求翻身，翻过身来又把别人压在下面。最早的农民起义 领袖陈胜自封为王，还没有打平天下就神气起来了。《史记》中有一段生动的描写 。陈胜被压迫的时候，和一起扛长工的伙伴说“苟富贵，毋相忘！”他果然“富贵 ”了。当年的伙伴去看他，却拒不接见。哥儿们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 (“好家伙，陈涉——即陈胜当了王了不起啦！”)项羽兵败，未能实现他所提出的 “取而代之”。刘邦建立的汉王朝，取代了秦王朝。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就已经揭 示一个秘密：“汉承秦制”。改朝换代，权力转移了，原来的制度照样延续下去。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能说没有进步，但以夺取权力、垄断权力为中心的社会运动波 澜起伏，而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一以贯之。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为中国人所接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共产党宣言》中说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中国人对夺取政权、成为统 治阶级最容易产生激情。欧洲的传统和中国不同。中世纪的农民暴动，只反庄园主 ，不反国王。近代的工人运动也过于迷恋经济斗争。马克思主义关于夺取政权的学 说，对于欧洲工人来说不是很容易接受的，但中国的农民理解起来却毫无困难。毛 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 是中国的农民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仅止于“第一步”，以后 的事情就不好理解了。中国共产党起事的时候，空有一番改造中国的雄心，一旦政 权到手，还是在传统的轨道上滑行。林彪作了一个总结：“有了权就有了一切。” 有权的人一切都有了，那么，没有权的人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暴力夺取政权运动达到了很高的历史水平，武装斗争，纵横驰 骋，地下工作，神出鬼没；但下世光景也来得很快。汉、唐、明、清都有几代太平 盛世。而共产党用暴力夺取的政权，短暂的开国气象一过，在第一代领导人身上已 开始衰败。这是因为历史条件不同。现代中国是处在世界民主化的浪潮之中，不可 能再沿着老路走下去了。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还能走老路吗？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和 共产党较量，一是未必能取胜，二是即使取胜无非是又一次无谓的尝试。中国的历 史舞台不能再照旧演连续剧，而是要换剧本了。既然中国传统的社会变革方式不合 时宜，就要看看人家怎样走上民主宪政之路。 三 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区别何在？ 专制制度的特征是：政府权力不可制约，人民权利没有保障。 民主制度的特征是：人民权利有保障，政府权力可制约。 专制的两个特征的关系是这样的：正因为政府权力不可制约，所以人民权利没有 保障，人民多少有一点权利是政府恩赐的。专制的两个特征归结为一点：权力决定 权利。 民主的两个特征的关系是这样的：正因为人民权利有了保障，所以政府权力才可 制约，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民主的两个特征归结为一点：权利决定权力。 用什么来保障人民权利？用什么来制约政府权力？宪法，唯有宪法！以宪法为保 证的民主政治就是宪政。宪法的权威在于：以人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以政府权力 保障人民权利。 怎样从专制制度转变到民主制度？通过立宪。立宪的道路有英国式的君主立宪， 也有法国式的革命立宪。无论什么样的立宪道路，总是从争取人民的权利开始。 英国是立宪成功最早的国家。英国的立宪就是始于人民争取权利的运动。十七世 纪英国的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人民向王权展开了斗争。一六二 八年国会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是第一个宪法性文件。一六七六年国会又通 过《人身保护法》，进一步保障人民的权利，以对抗王权。一六八八年发生“光荣 革命”。一六八九年国会通过《权利法案》，成为英国确立君主立宪的标志。争取 人民权利的同时，就是制约君主权力，逐渐从主权在君转移到主权在民。至高无上 的君主权威被至高无上的宪法权威所取代，专制制度就变为民主制度。英国虽然没 有一部成文的宪法，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和惯例是实行宪政的保证。在君主立宪制度 下，宪法都明文规定君主必须服从宪法。日本宪法指出，天皇的诏书违反宪法的条 款一律无效。比利时宪法第七十八条写明：“国王除由建国法及归附于建国法所特 别揭示的法章外，不得有其他权势。” 法国的立宪道路不同于英国，是革命立宪。法国国王和贵族拒绝妥协、不肯让步 ，资产阶级只好领导人民把他们推翻。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起义，攻破 巴士底狱，政权转移到制宪会议。制宪会议立即发表《人权宣言》，它的第一条就 是“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平等的”，还强调人民有“反抗压迫”的 权利。一七九一年通过的法国第一部宪法，即以《人权宣言》为序言。革命立宪与 君主立宪虽然手段不同——暴力或非暴力，目的相同，都是争取人民的权利。但《 人权宣言》的原则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并未成为事实，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也不能实 现，又出现拿破仑称帝、王朝复辟的动荡局面。从一七九一年到一八七五年，八十 多年间法国制定了十一部宪法，就是因为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没有得到正确解决。 美国的立宪道路也使用了暴力，但又不同于法国。美国的宪法和宪政优于法国， 但从自身的历史传统中走出立宪的道路，这方面不如法国典型。北美人民是在反对 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了独立战争之后立宪的。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在费拉德尔菲亚 产生的《独立宣言》，为追求独立而宣布“独立的原因”是实现人的权利。马克思 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相比之下，可以看出一个半世纪后中国的 五四时代在呼喊民族救亡时，过分突出“国权”而没有进一步强调人权的局限性。 独立战争胜利后，一七八七年在费拉德尔菲亚召开制宪会议，通过了美国宪法。美 国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共和体制，实行联邦制。美国的政治家们最初只是注意到 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宪法上没有关于人民权利的明确规定，因而引起人民的不满。 一七九一年在宪法中增加了十条权利法案，主要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这又从另一方 面证明了保障权利和制约权力的不可分割性。而后美国宪法虽作了几十条补充，至 今一直有效。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寿命最长的宪法。 人民有了权利才能制约权力，而人民的权利必须自己去争取；人民争取权利、制 约权力的过程，就是政治民主化。出现政治民主化才需要宪法，有了宪法又促进和 巩固了民主政治，这就是宪政。 人民争取自己的权利，本来是不需要暴力的。统治阶级抗拒人民的权利要求，不 得已只能用暴力把它推翻。所以，应当说非暴力的争取权利运动是正常的，而暴力 的争取权利运动才是不正常的。苏联和中国的历史学家总是颂扬暴力，认为法国的 资产阶级使用了暴力，因而民主革命是彻底的；英国的资产阶级用妥协的方式实现 民主化，就不彻底了。他们把革命和妥协变成道德概念，似乎革命就是好，妥协就 是坏。革命或妥协必须以条件为转移。旧的政治权力愿意、允许、可能接受制约， 用非暴力的手段完成立宪就是好；相反，滥用暴力就是坏。有些历史学家因为英国 资产阶级和贵族妥协而加以责备。英国曾废除王室，后又恢复。现代的英国资产阶 级已足够强大，若要废除王室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资产阶级是很精明的，拿出一大 笔财政支出来供养王室，想必是这个王室对维持社会稳定有用。连一部成文的宪法 都不需要就能实行宪政，难道不是说明英国的民主制度是很巩固的吗？ 四 中国已经有了宪法，但没有宪政。 中国的立宪史将近一百年，立宪的道路非常曲折。英国式的道路、法国式的道路 都走过了，而且出现多次交替。晚清的立宪，袁世凯的立宪，是英国式的道路；辛 亥革命，北伐战争，解放战争，是法国式的道路。两种道路都没有走通。根本原因 就在于立宪是为了夺取权力或垄断权力，与人民的权利要求无关。戊戌变法是中国 历史上立宪的第一次尝试，有进步意义，但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帝党与后党的抗争 。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处斩，京师竟有一万多人去“看杀头”， 可见不关人民痛痒。袁世凯的立宪是为了排挤革命党，独揽大权。国民党以为行将 消灭共产党，于是颁布一九四六年宪法。而共产党的立宪是废除国民党的“伪法统 ”之后巩固“镇压反革命”的成果。立宪是全新的历史课题，但在中国又落入传统 的社会变革方式的窠臼。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存在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宪法与宪政精神不 相符；其次，中国的现实又与宪法不相符。从追求的目标来说，重要的是解决第一 个层次的问题，中国需要一部能够实行民主宪政的宪法；从达到目标的途径来说， 必须从第二个层次做起，力求宪法的兑现。行宪而后修宪才有意义，否则，纸上的 宪法无论多么完美，只是空中楼阁。行宪靠谁？主要是人民的推动。 宪法上规定了诸多的公民权利，但事实上享受不到。为什么？孙中山说宪法是“ 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人民在现实生活中争取到了权利，宪法才可加以保障。行宪 也必须从争取权利开始。 中国行宪的障碍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现行宪法并没有提供共产党垄断政权的根 据。如何改变一党专政？是不是再来一次打倒、推翻、夺权？自辛亥革命以来，几 度夺取权力的运动总是进行得轰轰烈烈，然而并没有象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 那样带来宪政。就因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只是权力的转移，而不是权利的实现。共产 党的一党专政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就在于人民对自己应有权利的冷漠和对丧失权 利的容忍。 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起初，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下，主人向公仆跪进陈情 表。傲慢的公仆不予理睬，可怜的主人涕泣泪流。后来，运动的要求集中在与领导 人对话。几位学生领袖和李鹏对话时，虽然表现了藐视权势的气概，但所争者是对 运动的评价，而不是人民的权利。或是向政府权力乞求，或是对政府权力挑战，总 之忽视了人民的权利要求；权利意识淡薄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弱点。民主运动遭到镇 压以后，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站住脚，是因为多数人不敢讲真话，又进一步放弃了 权利。因为政府太坏，逼得人民不敢讲真话；正因为人民不敢讲真话，政府就可以 坏下去。这是两难推理。从何突破？政府会不会自动变好？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 ，也曾大讲“民主和法制”。曾几何时，“民主和法制”换成了坦克加步枪。人民 一次又一次地寄希望于党和政府，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在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上，必 须由人民作出突破。中国实行民主宪政，首先是人民履行讲真话的权利，对政府不 作违心的表态；讲真话要从每个人自己做起。 中国人习惯于夺取权力，还没有学会争取权利。六十年代，美国黑人展开了轰轰 烈烈的民权运动。中国支持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毛泽东两次发表声明，全国到处 游行示威。但中国的支持是希望“推翻美国政府”、“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国黑 人的民权运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一九六四年，美国黑人争得了与白人同样的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以权利法案的形式肯定下来。如果坐等“推翻美国政府”，也许 美国黑人至今还是无权。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人民的权利也要自己去争取。 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应当是争取权利的运动，而不是夺取权力的运动。是人就应 当有人权，是公民就应当有公民权。人民不仅要有一般的权利，还要有特殊的权利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同的权利要求应予分别满足。人民不仅要有个人的权利 ，还要有群体的权利；民族有民族的权利，华侨有华侨的权利，为了改变中央集权 的体制，必须强调地方的权利。无论是一般的权利还是特殊的权利、个人的权利还 是群体的权利，都应全面体现为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在一 切权利之中，首先必须争取言论自由的权利。有了言论自由才能充分表达人民的意 志，向着其他的权利延伸。而冲开报禁是实现言论自由的必要条件。争取权利的运 动比夺取权力的运动更具广泛性、群众性，人人可以参与，时时可以进行。从自己 开始，维护人的尊严，维护公民的尊严，立即行动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每 天都在呼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激越的歌声曾经鼓舞我们去挽救民 族危亡；在新的历史时期，它在唤起我们做人的自尊。 人民的权利受到侵犯，应当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人民可以状告政府 、状告共产党。当然，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是有缺陷的。唯其如此，广大的人民起来 以身试法，才能确知宪法和法律的缺陷所在，有力地迫使宪法和法律作出修改；修 改后的宪法和法律也才能有效地施行。 争取权利的运动将使人民在反对不民主的过程中学会民主，受到民主的训练；或 者也可以说是用民主的手段实现民主化的目的。夺取权力的运动，特别是暴力夺取 政权，常常是不择手段的。手段否定了目的，所以取得政权以后难以实现民主化。 而且夺取权力的运动不免会发生社会动乱。中国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夺取权力的运动 就是“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号召自下而上地夺“走资派”的权， 结果导致“全面内战”。原苏联也是因为改革运动演变为反复的夺权运动而陷入困 境，用尽了“震荡疗法”、“输血疗法”，均无起色。“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苏 联的教训，足可鉴戒。中国的民主运动的活动家们，应当极其谨慎地选择道路、极 其负责地告诉人民。在国际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在国内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中国 可以走这样的道路：充分利用已有的微不足道的民主去争取更多更大的民主，充分 利用现存的并不完善的法制去达到更高更好的法制。 人民争取权利，不可能与政府权力无关，正是为了以自下而上的压力来推动政治 改革。套用毛泽东的说法，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方针是以权利包围权力，最后达到 以权利制约权力。 正象晚清的立宪、袁世凯的立宪最终归结为“改革官制”，现在中国的政治改革 也只是“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实行民主宪政所要求的政治改革是变革权力结构 。 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共产党集权制。一切公共权力集中于政府；政府权力集中 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集中于作为“伟大领袖”、“核心人物”的个人。政府的 权力是不可制约的；共产党的权力是不可转移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力是不可分割 的。这些，就是共产党集权制的特征。中国是一个头重脚轻的社会。社会上层的力 量十分强大，社会下层的力量非常软弱。社会的动荡大多源于上层权力机构的争斗 ，但下层的力量难以制止，而且往往被裹胁进去。人民争取权利运动，就是为了把 头重脚轻的社会颠倒过来，发展社会下层的力量，营造民主制度的基础。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政治学的绝对的定律。具有“光荣革命传 统”的中国共产党果然腐败了，它所领导的政府也腐败了。为什么会腐败？党和政 府的领导人不从制度上找原因，总是归之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生了腐败 怎么办？人民无可奈何，只能等待上级来整顿下级。“六四”以后惩治腐败，强调 “一级抓一级”，似乎决心很大，殊不知问题就出在“一级抓一级”的体制上。在 这种体制下，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只有一种，那就是以较大的权力来约束较小的权力 ，以高层的权力来约束低层的权力。乡一级的腐败只能由区一级来抓，区一级的腐 败只能由县一级来抓，县一级的腐败只能由市一级来抓，市一级的腐败只能由省一 级来抓，省一级的腐败只能由中央来抓。这样的体制必然发生两个问题：第一，上 面不抓，下面就出“土皇帝”；第二，中央的腐败谁来抓？集权体制有一个假定： 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是绝对正确的、不会腐败的。事实正好相反，即使本来很正确的 人，一旦成为不可制约的绝对权力的体现者，就变得不正确了。到了上梁不正下梁 歪的时候，用什么办法来扶正？毫无办法！ 目前，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腐败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八九民运的根源就是 经济改革以后释放出来的能量冲击腐败的政治。“六四”开枪，是用强力压制了矛 盾，并未解决矛盾。矛盾的解决延期了，矛盾的再次爆发，很可能会出现更猛烈的 形式。但愿采取和平的、理性的、渐进的方式解决矛盾，不要丧失最后的机会。矛 盾的解决只能是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 彻底的政治改革必须改共产党集权制。首先，变绝对权力为分权制衡。孟德斯鸠 有一句名言：“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存在绝对权力的地方 就不会有宪法的权威。权力机构实行分权，互相制衡；上有宪法权威，下有人民监 督，才能建立民主制度。在权力制约权力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就是权利制约权力 。民主运动完全可以根据现行宪法去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但并不反对共产党的存 在。共产党要“领导”也是可以的，只能在公平的竞争中去争取，而且必须定期得 到人民的批准。 民主体现为原则、制度、程序。美国的民主不是体现在谁当总统，而是体现在按 什么原则、制度、程序产生总统。在民主制度下，不能说哪一个人是不可缺少的， 少了他民主就消失。同样的道理，不民主也是体现为原则、制度、程序。不要把不 民主人格化，不能说哪一个人死了不民主的政治就会终结。人民正是要提防抛出替 罪羊，转移视线，挽救制度。中国的强权人物邓小平虽有铁腕也难抗自然规律，去 日苦多。邓小平不会把不民主的政治带进坟墓，但正象毛泽东身后一样，也会出现 变革的机遇。民主运动的战略与邓小平的死活无关，然而为了把握邓小平身后的机 遇，迫切需要确定恰当的战略。 进行争取权利运动和政治改革运动都必须转变观念。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启 蒙运动，但进行得不彻底；中国的现代化需要重新进行启蒙运动。中国人向来缺乏 权利观念，而且往往认为是权力产生权利。如果不把权力和权利的关系颠倒过来， 以人民拥有权利为当然前提，就不可能发动争取权利运动；没有争取权利运动，也 不可能以自下而上的压力来推动政治改革运动。 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是思想启蒙运动、争取权利运动、政治改革运动。用一句话 来表示，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方针就是：以思想启蒙为先导，以争取权利为中心， 通过政治改革的途径，在中国实行宪政。 (本文是作者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人士“中国改革问题圆 桌会议”上的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