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的声音：《深圳青年报》 ——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之三 曹长青 在中国大陆第一个经济特区、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出版的《深圳青年报》，在 大陆媒体向中共极权主义的舆论一律的群体挑战中，表现的更加突出。这张由一群 七七、七八级大学毕业生创办的报纸，从一开始就确定它的编辑方针是：传播新思 想、新观念，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制度改革。 报道新事物，传播新观念 该报于一九八四年初创办，逢周二、五出版。从《深圳青年报》上早期发表的消 息报道中，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张报纸借助深圳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事 物来渲染、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的努力。例如该报在八五年初在头版头条发表“深 圳青年观念变化的八大趋势”一文，集中报道了深圳青年人勇于当“出头鸟”，敢 为天下先，敢于自我设计，敢于表现自己，毛遂自荐竞选当经理厂长，向听众喊出 “请投我一票”的新事物。并配发评论说，“和脚手架一起升腾的的不仅是高楼大 厦，还有一种人格力量和新的文明。他们在为做人的尊严而斗争着、辩护着，力求 获得存在的最丰富的意义。”在“深圳最怕祥林嫂”的短评中，强调时间就是金钱 ，人们说话要简洁明了，不能再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唠叨没完。早在一九八五 年春，该报就连续刊出三篇“人事制度刍议”，提倡“双向‘炒鱿鱼’”，即打破 中共几十年不变的僵化的人事制度，允许领导解雇下属，同时雇员也有权利辞职， 可以这山望那山高，另谋新职，人才横向流动。这种双向的关系应像“自由恋爱” ，应是双方自愿结合的结果。而且呼吁深圳应储备一支“摩擦性失业队伍”，改变 低工资、高就业、人人吃大锅饭的恶性循环。对人员就业、调动进行严密管制的人 事制度是中共控制社会的主要方法之一。这种系统地向人事制度挑战的文章在当时 大陆媒体上还很少见，它迅速被《中国青年报》转载。 一九八六年夏天，在深圳举办的“三点式”泳装比赛为中共建政以来首次，《深 圳青年报》则给予在头版重点报道，强调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因为这是大陆官方媒 体第一次公开肯定“三点式”泳装，英国路透社，香港《明报》、《成报》、《新 报》、《东方日报》等海外传媒纷纷转载这篇报道，一时构成新闻焦点。 深圳是改革试点，该报则敏感地捕捉当地政治改革的某些尝试，深入报道，强烈 渲染。如一九八六年春，蛇口区为促进民主化，举行全区民众对区主要领导人的信 任投票。这一举动在中共统治下是第一次。该报以“如果真心实意搞四化，就会如 饥似渴要民主——蛇口二千人投票目击记”为题，详细深入地报道了这一政治改革 。并发表专论“把淡化的政府形象恢复过来”，指出，过去几十年都是以党代政， 政府的威信很低，现在应该把党从政府机构中撤出来，真正实行党政分开。人民应 有对政府及党的领导人的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 随着大批大学毕业生和青年人涌入深圳这个新兴城市，自发组织的青年社团也大 批出现。对自发群众社团为标志的民间社会的出现，当局向来是不喜欢的，因为它 显然对极权社会铁板一块的统治有威胁。但《深圳青年报》对此给予大篇幅报道。 如在“深圳沙龙面面观”中，详细介绍了各种青年社团的蓬勃发展。在“社团文化 发挥多种多样功能”中，肯定群众社团的涌现对活跃人们的思想、交流信息和提高 人民的参政意识的重要意义。该报并为此配发专论“中国人的思想迫切需要横向杂 交”。当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自发地组织了专门探讨国事的社团“深圳思想俱乐部” 、并聘请了著名敢言作家刘宾雁为顾问时，该报马上予以报道并给热情支持。除报 道该社团成立的消息外，还发表了长篇评论“植物人，文盲，功能性文盲”，指出 ，一个社会的僵化，很大程度在于太多的人处于植物人状态，即只满足于吃、穿， 没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一些所谓知识分子自以为有了某方面的专业知识，但他们 很少独立思考，缺乏人格力量，缺乏向邪恶和专制抗争的勇气和真诚，这样的人只 是“功能性文盲”，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知，具有批判精神和创造力。 在该报的推动下，深圳的民间社团蓬勃发展。 公开报道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 一九八六年十月，深圳三十多个社团的负责人聚会召开了深圳青年社团联席会议 ，成立了全市社团协调委员会，目标是成为监督政府的“压力团体”。在这种压力 下，中共深圳市委主管青年工作的常委李海东表态说，今后市委重大决策事先交“ 全市青年社团领袖联席会议”讨论，以强化决策科学化和政治民主化。《深圳青年 报》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并用“青年社团领袖聚会”为题，其中“领袖”二字， 一直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专用名词，该报大胆地将这一名词从党的垄断中解放出来 。 不久，“深圳思想俱乐部”与广州李正天领导的“中国人本协会”联合在深圳召 开了大型“国民性改造研讨会”。由两个民间社团公开组织召开关于中国政治改革 和国民性改造的讨论会，在当时中国大陆是很少见的。其他地方即使有，也往往规 模很小，官方媒体也不予报道。而且李正天是一九七四年广州街头贴出的著名的讨 论民主法制的“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之一，他曾因此被捕入狱。李正天作为著名 的民运活跃分子，关于他的活动，几乎各官方报纸都不予报道，怕惹政治麻烦。但 《深圳青年报》对这次非官方研讨会却进行了公开报道，并详细介绍了李正天在深 圳的学术活动和演讲内容。 与深圳经济特区同时兴建的深圳大学锐意革新，在一九八六年初在全国大学中率 先取消了班级政治辅导员制度。在大学中于每个班级设置一名专职的政治辅导员， 以控制学生的思想并向学生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共大学政治思想工作体制 的核心。《深圳青年报》以五篇系列通讯连续报道了这一改革。在报道中借用深圳 大学校长的话阐发说，“取消是一种加强”。因当时取消政治辅导员是违反中共教 育委员会的规定的。报纸赞赏深圳大学善于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一个班级 设置一个政治辅导员，结果是只有一个人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而取消之后，等 于是全校的所有教师都来做这一项工作。所以，深圳大学的这一取消是一种加强。 ”《深圳青年报》的这篇一万多字的通讯引起各方注意，几天后，在北京出版的《 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发表了这篇通讯，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予以摘要播放 ，随后中共深圳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这一大学改革经媒体公开报道后，在全国很多大学引起轰动，那些苦于无法摆脱 政治辅导员体制的大学校长们纷纷到深圳大学来“取经”，安徽省主管教育的副省 长杨纪珂在取经时感叹说，深圳大学带了个好头，意义重大。深圳大学的方式很快 被全国其他大专院校效仿，政治辅导员制度被打破。它对学生解除思想束缚、得以 独立思考社会问题以及后来学生上街游行和八九学生运动提供了最初的条件。 一九八六年十月，蛇口举办全国花展，各省有二十多个市长来到深圳参加花展开 幕式。《深圳青年报》抓住这一机会，采访了十四个城市的市长，用一个整版的篇 幅报道这些父母官“谈改革大趋势”。例如采访西藏首府拉萨市长的标题为“拉萨 市长说，警惕∶藏民正把对佛的崇拜转移到党的干部身上”。在采访承德市长时， 利用当年清王朝满朝文武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逃到承德避暑山庄的历史讥讽今天 社会现实，大标题是“政治腐败会断送一切”。同时借用西安市长的话，刊出黑体 标题“党包管一切的观念要改变”。 该报还独家了发表当时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作家刘宾雁写的有争议的报告文 学《第二种忠诚》的肯定性评价，其醒目套红标题为：“一个国家没有第二种忠诚 就不能兴旺，一个政党听不得不同意见就不会长久”。该报道援引万里的话说，中 国这场改革不仅需要雷锋式的第一种忠诚，更需要陈世忠式的第二种忠诚。”即敢 于冒死向党中央上书，呼吁政治决策民主化，反对政治盲从。 言论大胆，直接涉入理论禁区 在借助新事物传播新观念的同时，《深圳青年报》配发了很多针砭时弊的短评和 突破理论禁区的专论。在“言者无罪还是言者有功”中，提倡打破舆论一律，鼓励 人们参与政治改革，广开言路，超越过去“言者无罪”，而是言者有功。在“不要 让不干事的成为干事的评判员”的评论中，抨击了那些只会指责、不会做事、阻碍 改革的保守派。 中共的政治思想工作力来是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控制和洗脑，该报却刊发评论员文 章，题为“关心人就是最大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人是根本，思想工作的核心应 是为人服务。 一九八六年六月底，世界足球杯冠军赛以阿根廷队夺魁结束。阿队主角马拉多纳 的精湛球艺是致胜关键。该报据此发表署名评论，题为“中国∶每个领域都呼唤马 拉多纳”，提倡个体意识、个人主义，贬斥中国几十年推行的集体主义。文章说， “几十年来，整个社会的主导现象是，人，被鼓励去充当‘螺丝钉’、‘铺路石’ ， 以最不富于责任感和生命热情的缄默，完成自己‘部件’般的一生。人的主观性 、开拓性和创造性和独立人格都被抹杀和覆盖。”实际上，“是在用牺牲以致毁灭 每个人的自由来达到整个社会的发展，用残酷的减法来获得乘积，结果是不断地走 向零。”文章呼吁，“要敢于肯定自身，提高自我价值，敢于向中国几千年的传统 价值观‘射门’” 深圳大学对教师整党学习做了改革，将整党学习放在了假日和周末，而过去是占 用工作时间，其他非党教师需要替代党员的工作。针对这项改革，该报发表了评论 ，题为“党员不比群众辛苦，要共产党员干什么？” 对一些被当局视为理论禁区的话题，该报勇于涉入。像文化大革命，当时很少有 文章直接探讨。该报却发表了专论“中国为什么会有一场文化大革命”，挖掘这场 浩劫背后的社会制度因素。 一九八五年初，该报率先公开在报上批评经毛泽东等中共领袖题词、官方树立了 几十年的青年榜样雷锋，文章指出，“没有妻子，没有家庭的雷锋，曾被推崇为一 代人的楷模。今天，时代变了，‘螺丝钉’的微观形象和社会利益为唯一价值标准 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人，还需要有个人的利益，有自己的梦。不能总是按照别人 的眼光来塑造自己，更不能屈从他人的意志扭曲自身。人应该自我设计，自我主宰 。失掉自身意味着人的最大异化。”随后又在“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一文中阐述 说，雷锋“这一榜样所代表的象征性意义主要在于服从和牺牲。一个不能创造和开 拓的人，不可能有人生的思辩和独立性意识。而社会存在的最合理的意义就在于它 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彻底解放。”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字典中，自由、民主、人的尊严等字眼都是讳忌的。但对 于民主、自由，有时还承认可分为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而对于人的尊严这一 概念却始终讳莫如深，连无产阶级的人的尊严这种提法都不予承认。《深圳青年报 》突破这个禁区，于一九八五年秋连续发表三篇文章，论证人的尊严的重要性。在 “还我头来——人的尊严探讨之一”中，强调人的尊严的重要标志是人要有自己的 思考，不能把脑袋长在别人的头上。正由于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人云亦云，一哄 而上，才导致反右和文革等悲剧发生。文章结论说，“生活的价值在于一个人的尊 严，而非生活中的胜利。”在“难得明白——人的尊严探讨之二”中，作者一反郑 板桥的“难得糊涂”的古训，强调参与和创造，与世有争，倡导青年人要有一种时 代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之三”中，提倡“创造自己是一种幸福，摆脱使人走向理 性的麻木和机械的服从的‘螺丝钉’、‘铺路石’等形象，在自我设计、自己主宰 中发展成为身心健全的人。只有每个人成为健全的人，才可能有健全的社会。” 该报还公开提出“深圳的新闻应该‘特’起来”，增加社会新闻和对重大政治、 政策新闻的报道。提倡新闻真实的重要性，认为人民有知情权。 与言论版的大胆风格相对应的，是该报的哲学、文学版也触及敏感问题。如该报 借纪念马克思诞辰周年的机会，发表了“异化∶当代的梦魇”，指出马克思的异化 观点对当今中国的现实仍有现实意义。社会主义条件下仍存在着严重的异化现象。 “即使在深圳特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也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空壳。私有制的废除， 不等于消灭了异化劳动和雇佣关系，后者比前者对人性的扭曲更大。”而在稍后发 表的“卡夫卡文学和异化的现实”以及“电影《黑炮事件》的卡夫卡氛围”等文章 中，直接指出，卡夫卡文学所揭示出的现实的荒诞、非理性和自我存在的无望、痛 苦、孤独在今天的现实世界还到处存在。因为异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文章巧妙 地将中国大陆也包括在内，暗示中国的“庞大的官僚权力机构如同一场不发出声音 、没有明显牙齿的地震，人，连同正常的要求都被无声响地吞 。” 在“中国∶他人即地域吗？”一文中，作者用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他人 即地狱”的名言来阐述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阶级斗争的理论下人与人之间的畸形关 系。文章指出，“在一个并不短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旷日持久地鼓励告 密、揭发、整人、‘坏’人，鼓励并支持联保监视，互为警察，使卡夫卡的《审判 》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民族劣根性和社会体制癌的扩散构成恶性循环，繁衍出中华 民族的精神‘土特产’∶人际之间的内耗、内损、内毁。正一和负一的不断组合， 最后产生的都是零。”“一个健全社会的标志是淘汰劣者。而我们国家的‘逆淘汰 ’并不罕见。一九五七年，大批优秀的人竟被‘淘汰’到劳改农场去了。” 这样一些突破一格的理论文章的刊出，引起了各方瞩目。一时《深圳青年报》被 称为最敢言的报纸。而由著名现代派诗人徐敬亚主持的该报副刊，也一反官方陈旧 的歌功颂德的现实主义文学，不断刊登现代诗和意识流小说，以文学先锋派的姿态 吸引了各地的文学青年。一九八六年九、十两月，该报副刊与安徽《诗歌报》联合 举办了“中国诗坛一九八六'现代诗群体大展”，这种现代派诗歌大展在中共建政几 十年来属于首创，因现实主义文学模式一直是官方指定的文学形式。该报以两整版 篇幅连续展出了三辑，发表了一百多首挑战官方诗歌标准的各种流派的青年诗人的 作品，一时在全国诗歌界引起轰动。随后，徐敬亚等人又把这些诗作编辑成书，成 为当时大陆较全面的辑录受官方压制的地下先锋派诗歌的专著。 直接挑战共产主义制度 一九八六年，是中国大陆思想控制相对比较宽松的一年，这一年的中共中央宣传 部长是朱厚泽，他被知识分子誉为是历任中宣部长中最开明的一位。朱厚泽提出思 想界、文化界要提倡“宽松、融洽、和谐”，一反过去的意识形态化的斗争论调。 思想界和新闻界在这一政策的保护和默许下，争相发出独立的声音。在这些不同声 音中，《深圳青年报》的声音最为大胆。它吸引一些敢言作者将在别处报纸不敢发 表的“出格”文章转给《深圳青年报》。例如，文艺评论家、后来被中共开除党籍 的王若望撰写了“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横”，该文指出，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已经 证明，只有一个党的政治体制，只能导致这个党的专横和霸道，因为没有其他党的 竞争，人民丧失了选择权。这种向一党制挑战的文章能够在官方报纸上公开发表， 除了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双百”期间报上有短暂反映外，还是第一次。另一名敢言 的科学家方励之则发表了题为“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的文章，直 接触及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因为中共“四个坚持”的核 心是党的领导，即中共一党执政。将这一问题在报纸上公开讨论，在中共官方媒体 上几乎没有过。作家张贤亮的“中国共产党人给资本主义‘平反’是中国历史的大 进步”一文，指出资本主义是中国社会不可超越的阶段，“我们要给资本主义‘平 反’，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并 不是我们在历史上的软弱，而是表现了我们在理论上和历史上的革命勇气。”政治 学学者严家其则发表了“体制改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突破”，提出必须摆脱 中国传统文化的依靠“清官”、“明君”给人民带来太平天下的思想，突破“寄希 望于人的道德的完美化”的传统理论，应该依靠社会制度的改革，靠健全的民主制 度来限制掌权者可能有的“人性恶”，来保证权力属于人民。 在这些观点新颖，突破一格的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著名敢言作家刘宾雁的“ 中国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与深圳青年报记者谈中国改 革大趋势”，刘宾雁尖锐地指出“建国以来，我们为了维护三个概念而付出了很大 代价。第一个是社会主义尽善尽美；第二个是我们的党光荣伟大正确；第三个是资 本主义一无是处。”为了证明这三个概念正确无误，人成了工具，整体淹没了个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看得很明显，人就是工具，人就是手段，什么样的工具呢 ？生产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中国改革的目的应是真正达到人的解放 ，把人放回应有的地位上。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报纸没有批评是最大的不真实—— 与深圳青年报编采人员座谈”中，他尖锐指出“应不应该要求把报纸办成像政府的 公报一样，要求社论像文件一样，要求记者像宣传干事一样？我们的报纸不因是官 办、官订、官看的‘办公室读物’”“报纸没有批评是最大的不真实。有多大程度 的公开，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但现实却是“越是社会需要的，越是读者愿意看 到的，我们的一些领导就越是反对它在报纸上出现。问题被捂着盖着压着，让它发 炎，最后爆发为溃疡。”他疾呼“什么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能用批判的眼光 对待一切，尤其是其中的记者和作家。” 青年文艺批评家刘晓波被称为文坛上一匹“黑马”，他的成名之作“新时期文学 面临危机”也是经《深圳青年报》刊出。该文是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即兴讲演， 因观点奇特，文辞尖锐，没有报刊敢于发表。在该文中，刘晓波对邓小平时代的所 谓新时期文学作了整体上的否定，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过于政治化、社会化、 理性化，群体化，“无个性的深层就是生命力的枯萎、生命力的理性化、教条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反对感性的特征造成了中国人精神上的阳萎，没有生命力的活波、 新鲜、直接面对世界的冲动。”“中国人和作家可悲的是长期生活在苦难中，却缺 乏对苦难的敏感，长期生活在荒诞之中，却没有任何荒诞的意识。”“在和传统文 化对话的时候，就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欲。”像 这样一种完全否定现实主义文学，极力提倡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观点在官方报纸刊出 是第一次。而且其言辞尖锐，观点震聋发馈。一时刊载刘晓波文章的这期报纸洛阳 纸贵，全国十几家报刊争相转载。 该报刊载的最为“出格”的理论文章是一位工程师撰写的“中国的改革需要推倒 新的‘三座大山’”。作者认为中共几十年宣传它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人们头 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今天，应该是中国人民起 来推倒压在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的时候了，这新的三座大山是∶马列主义、斯大林 主义、毛泽东思想。唯此，中国人民才能有前途，中国才会有希望。 后来有人评议说∶这样观点的文章应该出现在台湾出版的报纸上，作者和报纸都 不要命了。这篇大胆的文章发表不久，该报又把议论的锋芒指向了中共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 公开劝邓小平退休 一九八六年九月，美国记者华莱士在北京访问了邓小平，问到邓的退休问题。邓 回答说，“我坦率地告诉你，我正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到 现在为止，我遇到的都是一片反对声。”该访问记被《人民日报》发表。南方的《 羊城晚报》在转发这篇报道时，还配发了该报总编辑许实以“微因”为笔名撰写的 短评“邓小平，你再留一下了！”该短评认为邓小平虽年事已高，但有着超人的智 慧和领导能力，应继续领导中国人民。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一位青年干部不同意微 因的观点，写了一篇“我赞成小平退休——与微因同志商榷”投寄了《深圳青年报 》，该报十月二十一日将其在头版头条刊出。该文认为，对于这种全国人民一致反 对邓小平退休，“是不是要警惕再一次陷入从崇敬到崇拜的悲剧性轮回？为什么不 能把小平同志的退休当做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体制改革的开端和契机呢？！”该文 认为，既然说邓小平有着超人的智慧，那么他提出自己想退休这一想法也是他的智 慧的一部分，为什么人们不尊重邓小平这一智慧而要“一片反对声”呢？作者提出 ，“问题的关键完全不在于小平同志是否还有体力精力担任领导工作。问题的关键 是在于我们急需创造一种体制，使党的事业、使国家民族的兴衰不必取决于个别领 导者的去留。它可以剥夺某些人反对取消终身制的借口，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为“爆炸性新闻”，因为中 共建政后还没有人敢于公开在报纸发表文章谈论最高领导人的退休问题。它成为当 天中共市委大院和很多机关、公司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公民有 这种议政、议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利。同时为作者的勇气叫好。一位读者特意到报 社买了五十份这期报纸，寄给她在外地的朋友等，让他们一赌为“惊”。当天上午 ，该报在市内各零售处的报纸都被一抢而光。而在武汉大学等校园，学生把这期报 纸张贴到校园引人注目处。 十月二十八日，该报针对这些反应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专题报道“本报‘我赞 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强烈反响”，并配发了评论，题为“人民有议论领袖的 权利”，评论提出，既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说人民是这个 国家的主人。那么，主人议论一下公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如果连议论都不可以 ，还谈什么监督？还谈什么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深圳青年报》的一系列大胆文章以劝邓小平退休和发表评论“人民有议论领袖 的权利”达到高潮。但是，即使在当时中国大陆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中，主人议论 “公仆”还是会有严重政治麻烦的。据当时参加中共政治体制改革小组会议的中共 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人物之一严家其回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中南海召开例 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小组会议。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等早到了几分钟，主 持会议的赵紫阳还没有来。当时彭冲不经意地谈到，《深圳青年报》刊文要邓小平 退休。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时，薄一波突然翻下脸来，厉声说，这是非常严重 的问题，一定要严加追查。薄一波侧过身对胡启立生硬地说，‘你们希望我们这些 老头子早点死吧！’我当时十分吃惊，没有想到薄一波会这样对人说话。胡启立毕 恭毕敬地对薄一波说，‘我们希望薄老、小平健康长寿，长期为党和人民工作。’ 薄一波在发火时，赵紫阳进了会议室。随后薄一波和赵紫阳对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 杰说，你去查一下，把这件事处理一下，一定要严肃处理。事后的情况震动了全国 新闻界，《深圳青年报》为言论自由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一代价是该报总编辑刘 红军、副总编辑曹长青以及理论版责任编辑张敏毅三人于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同时停 职检查，中共中央宣传部派人下来组织了“工作组”接管了报社。当时正值中共发 动“反对资产阶级精神自由化”运动，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三名敢言的知 识分子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开除了中共党籍。“工作组”进驻不久宣布《深 圳青年报》停刊整顿，最后查封了这家报纸。几十名编辑记者遭遣散，各谋出路。 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被停职检查六个月后，分别分配到贸易和电子公司，不准他 们再回到新闻界。仅仅出版三年，发行量已达十六万份的大陆最敢言报纸就这样被 封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