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民主激进主义”不可取 ·何 频· 颜真的真名是阎真，一九五七年九月生于湖南长沙。一九八零年，颜真考入北京 大学中文系，毕业时谢绝到中央机关工作，甘愿到湖南师范大学当了一名教师。一 九八五年考上湖南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一九八八年留学加拿大，一九九 二年初放弃加拿大永久居留身份，回到湖南师范大学任教，业余时间撰写了一部反 映中国留美学生的长篇小说《北美岁月》。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他接受了笔者的访问。 今日大陆类似昨日台湾 何 频：您从一九九零年开始在加拿大《新闻自由报》、《星岛日报》和香港《争鸣 》上发表文章批评民主激进主义，主张渐进改良，引起很大争议，您回国已近两年 ，有什么新的想法？ 颜 真：我先谈我个人的一点感受。九零年初我在报纸上发表《国情问题：无可迥避 的挑战》一文，那时“六四”过去未久，我心理是有压力的。当时，民主激进主义 有着绝对的的道义正义性，批评它的确需要一点勇气，当时我是克服了内心的道义 愤怒，从理性的角度以现实主义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事情的。在今天，我不仅对自 己当年的观点更具理论信心，而且具有一种道义的自信。如果当时我对民主激进主 义的批评是一种理性的批评，那么今天这种批评将是理性和道义的双重批评。这种 道义自信来自对激进民主化进程将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现实后果的思考。现在我对那 些至今仍坚持以激进态度来观察中国问题的人，除了对他们政治上的幼稚和理论上 的脆弱远离现实予以嘲笑之外，对其道义正义性也抱有了越来越深刻的怀疑。哪怕 他们高举“六四”作为这样正义性的旗帜，这种道义上的怀疑也不会有丝毫减退。 我把对中国人民的现实利益和这个民族的前途的关注作为考虑中国问题的道义基础 ，前提是爱国主义。不爱国的人在谈论中国问题的时侯请免开尊口，做自己的世界 公民好了，因为他们并不想在良心上承担什么。 何 频：现在大家都在关心邓小平去世后的中国情势，您有何看法？ 颜 真：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从加拿大回国已经近两年，对中国的现实比一些人 可能有更直接的感受，对人民的政治心态有比较准确的把握。我是一个普通教师， 没有任何政治功利性扭曲我观察的客观性。我之所以要说明这一点是因为，我在海 外几年中看到，观察中的感情因素扭曲了人们的判断力，这不是个别的现象。 对于一个已经九十岁的人来说，“之后”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之后”的多 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最大的可能性是稳定发展，一如今日。邓小平之于当今中国 ，不同于毛泽东之于昨日中国，而类似于蒋介石之于昨日台湾。 江泽民的权力基础已经稳定 何 频：这是不是说得太笼统了，能否详细谈谈理由，例如中共高层权力结构也会持 续稳定吗？ 颜 真：从权力层面来看，江泽民的权力基础已经基本奠定，潜在的威胁力量虽不能 说没有，但看不出有强大力量。邓小平在“六四”之后有时间为身后的稳定作出安 排，比如对“杨家将”的处理，这是为江泽民权力的稳固扫清道路。这件事留给江 去办，就很难办。在这一点上，江和当年的华国锋的情况完全不同，毛泽东没来得 及做的事，邓小平已经做好了。唯一能够对江泽民权威构成威胁的，在我看来只有 陈云的力量。那种情况发生，可能导致中国向左转，但这种可能性极小。 所以我预测邓之后中国权力结构将基本稳定，而不会象毛之后一样发生巨大的变 化。 不要把老百姓看成傻瓜和懦夫 何 频：从其它方面看呢？例如中国的经济状况。迅猛的速度能否持续下去？中国经 济到底如何？ 颜 真：在我看来，邓之后中国将稳定发展的这种判断最基本的依据还不在于高层， 而在民间。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改革十多年，经济的发展是有很大成就的。 你到中国任何一个市场去看看都可以看到物质的丰足。无论是食品市场还是日用品 市场。特别是城市，人民在吃穿方面与西方已没有本质的差别，当然在住和行的方 面还相差很远。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没有出现过的局面。这与毛泽东时代的匮乏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考虑到这种变化发生在十多亿人的中国，我愿以“经济奇迹”来形 容。对于这种局面，老百姓从心底里是珍惜的。日子过得不错，为什么要来一场没 有把握的社会大变动呢？中国老百姓是非常现实和非常功利的，这种现实功利主义 是一种最基本的价值观。 海外有些人把中国老百姓想象成为新闻封锁下的傻瓜和政治高压下的懦夫，这是 完全错误的。中国老百姓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么闭塞，那么迟钝。当然到处都可以 听到牢骚。但我希望海外的朋友们不要为牢骚而对中国政治形势作出危机四伏的判 断，这种牢骚远没有达到形成一个社会运动的强度。正如在美国也到处听见牢骚却 并不意味着制度将有根本性的改变一样。根据这种信息加上自己的感情因素，作出 危机将爆发的政治判断的人，只会又一次跌破眼镜。 民主不是时髦话题 何 频：看样子您的观点也在变化，您回国之前反对激进主义的一个理由不是说中国 危机四伏、经不起折腾吗？好吧，我们转换一个话题，大陆人现在政治心态如何？ 颜 真：中国人的政治心态可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政治意识淡化。这种全民性的 政治意识淡化与全民性的经济意识高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民主在任何意义上，在 任何圈子里、在任何场合上，都不再是一个时髦的主题。几个知识分子凑到了一起 谈一谈民主化问题，这种事我回国两年来既没有遇见过也没有听说过。并不是不敢 谈，私下里不要说谈谈民主，骂邓小平也不会有危险，而是没有兴趣。 九三年六月初我在北京参加了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与会的有二十多人，来自各个 领域的知识分子。热门话题是沟通经济信息，是个人发展，谈到政治只是调侃说： “‘六四’之前你们在这里聚会是什么意思啊？”根本无人去回忆“六四”，或提 及被关押的王军涛等人。 我还不敢说那种在政治上持激进态度的人完全没有，但即使有也是极少，没有任 何代表性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我工作单位的一位教师说：“现在搞什么政治，谁也 别搞，对那些不甘寂寞的跳出来的人，我赞成枪打出头鸟。”另一位教授说：“大 家不谈政治，中国就在慢慢变，量变到质变，就是和平演变。”这些话在知识分子 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如果今日有人象方励之当年那样讲话，他在知识分子中得到的评价不是“勇敢” 而是“轻率”，他受到的将不是欢呼而是嘲笑。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不懂民主化的 道理，但他们更要考虑面临的现实。一位教授说，中国也象苏联那样搞一下，我也 吃不消。一位博士生说，就算能搞出名堂，我们这一辈子也享受不到了。这种心态 极具普遍性。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矛盾，但对人民对自身现实利益的考虑居于主导地 位。 何 频：老百姓是否担心出现混乱？ 颜 真：对。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心态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社会不安定、社会动乱的 恐惧。他们需要某种权威力量给他们安全感，这种权威非共产党莫属，这是中国的 现实。 我特别提请人们认识到苏联的巨变给中国带来的现实影响。与很多人原来想象的 相反，苏联的变化不是极大地促进而是极大地阻挠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苏联的 现实使民主理想主义趋于破灭。人们这时才现实地意识到，民主并不会自动地带来 一切，而要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这种现实对中国知识分子有特别强的说服力。使 他们终于看到“民主化”本身不能作为一个抽象的出发点，现实的结果更是需要首 先考虑的问题。在这种心理背景下，“六四”以前知识界那种活跃的民主气氛完全 消失了。谁也可以看到，如果苏联的情况在中国发生，结果将会严重得多。中国漫 山遍野都是人，出了问题国际社会是救无可救的。 何 频：您是否还坚持您几年前的观点，也是老邓的观点，稳定压倒一切。 颜 真：这也许是一句绝对了一点的话。但是在价值判断上，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发展 比民主化更重要。一些主张激进政治改革的人们的基本论据之一，是中国早晚要经 历一场痛苦的社会转型过程，在劫难逃，迟痛不如早痛。这样的观点对今日中国人 来说，说服力是太微弱了。人民不会因为一种崇高的目标接受有违于他们现实利益 的东西。忍受痛苦的社会转型过程，这种话他们是听也不要听的。不可能去设想人 民为了民主理想去接受自己最害怕的东西如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更何况，我也看 不出痛苦的转型过程无法避免的论点有什么非常充分的根据。在我看来，这种过程 不但应该避免而且必须避免，也能够避免。 如果不幸没有避免，对中华民族对中国人民都将是一场巨大灾难。对那些把中国 局势往那个方向推动的任何人任何组织，我从理性和道义的两种立场上都给予最强 烈的批评。当然，这种批评也许是多余的，至少在中国大陆，激进主义不再是任何 意义上的一种政治力量。现在宣布民主激进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完全失败， 已经不再是一种超前的历史判断。 我因此劝海外的某些朋友们，包括曾对我的观点进行过批评的朋友们，站在对民 族对人民负责的立场上，重新考虑自己对中国问题的态度。 中国十年内没有戈尔巴乔夫 何 频：您认为中共高层会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从内部进行根本性的政治 改革？或者潜伏着叶利钦式的人物。 颜 真：十年后我不敢说，因为那时候整个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水平可能为根本性的 政治改革奠定了基础，但我可以肯定的说，邓小平之后近期中国绝对不会出现戈尔 巴乔夫式的人物。 中国社会不具备那种社会基础，推进这种改革的人会失去对局面的控制，事物的 发展将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而局面失控对中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所以我根本不必问是谁在台上掌握了权力，只要他是现实主义者，他就不会去进 行那种尝试。这种尝试缺乏社会基础，知识份子的民主理想主义已经破灭，完全放 弃了在民主化的第二天就解决所有问题的浪漫想象，这种想象在精神上支持了八九 年的运动。所以无论中央是谁大权在握，他都不会进行激烈的政治改革。出现中国 的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的社会条件是根本不存在的。他至少要对这个国家，对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负责。十多亿人的国家，谁敢去冒那个险 ？稍微搞得不好他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 当然我也不愿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共上层在经济结构变化的强大压力下， 为民主化作出缓慢实现的安排，如台湾的国民党，而且，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理 解，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在客观上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安排呢？ 社会运动需要现实利益做动力 何 频：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的意思，中国民主化过程不会因为邓的去世而出现新 的局面？ 颜 真：是的。这是从对社会进行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一种社会运动需要一种现实利 益作为动力才会具有持续的力量，中国民运缺乏这一点，所以它是脆弱的。从“八 九民运”我们看到这一点。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预测民运高潮会迅速到来 ，他们犯了理想主义的错误。 何 频：难道您对中国民主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持怀疑态度？ 颜 真：民主化当然有必要。但必要性不必详细说了。现行制度的缺陷是明显的，需 要作根本性的改造。这种认识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是常识问题，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可能性，我还是用前几年的提法：以渐进改良的方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以经 济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不断变化，带动政治上的缓慢改革，在不知不觉中，质的变 化就产生了，象台湾当年一样。台湾在五十年代去搞民主化就不会有今天。在这里 经济实体的独立性不受权力系统的制约很重要，那样政治上的改革对经济影响比较 小，中国正往这条路上走。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很痛苦，要发展经济有些步子不 得不迈出(如股份制)，迈出以后又瓦解了自己的权力基础。 我以“经济杠杆，逐渐改良”八个字来表述中国民主化的道路选择和可能性。中 国民主化的社会条件是在经济基础的变化和经济发展进步过程中逐渐成熟的。这个 过程很长，最不愿意接受这种事实的是海外的民运人士。他们的角色定位特别是他 们的利益决定了他们政治选择上的本能的激进态度。说不定还有人在心里抱怨中国 老百姓太愚昧、太缺乏民主意识呢。其实中国老百姓一点都不傻，他们知道自己的 利益在哪里。老百姓没有错，错的是他们自己，要对自身立场作根本反省的也是他 们自己。 希望“六四”被历史冷处理 何 频：在中国逐步民主化、现代化的时侯，“六四”平反是否可能？ 颜 真：“六四”不可能平反。“六四”平反作为一个信号，必然是全面政治改革的 前奏。既然根本性政治改革在最近几年是不可能的，那么“六四”平反的可能性也 不存在。共产党在执政的技术处理上不会那样没有考虑。我希望“六四”得到历史 冷处理，一如台湾的“二·二八”。当然想热处理的人是有的，以“六四”平反为 契机打开一个政治缺口，毕竟“六四”是中共最软弱的腹部。今日大陆人对“六四 ”并不那么关切，毕竟这么久了，而且，相当多的人对“六四”的看法有了改变。 何 频：能否谈谈这些政治改变的具体内容？ 颜 真：当时人们的感情极度愤怒，自称“人民政府”却向人民开枪！我当时在加拿 大，我当时还为“美国之音”写了“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书”呢，还在美国《新 闻自由导报》上发表了“封建制度：今日中国之写照”的文章呢！我的观点调整比 较早，在九零年代初就作了调整：民主化要从中国的现实和中国人民的现实利益出 发，民主浪漫主义在现实中是危险的。那时苏联还没有变。 在苏联巨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后，国内相当多的人对“六四”对“八九民运”的看 法改变了。很多人认识到，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中国局面将无法收拾，这几年 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不可想象。 可以说大多数人对邓小平的选择有了某种理解，虽然他们对开枪的方式仍然是反 感的。不止听到一个人感叹：“不开枪就好了！”言下之意压下去还是对的。 对于“六四”，我个人的态度也很矛盾。用我的理智说话，我认为邓小平的选择 毫无疑问避免了中国社会一场持续的动荡，这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有决定性意义 。用我的感情说话，一个政府向人民开枪无论如何是不能原谅的。 我还有个看法，对于“八九民运”，将来即使在实现了民主化的条件下，历史的 评价也不会一边倒。它在政治上毕竟是非常幼稚的，在拿一个十多亿人的国家的前 途作毫无根据的政治冒险。这一点当时最聪明的人都没看到，民主浪漫主义冲昏了 人的头脑，但现在最迟钝的人也看到了。我相信历史会客观地认识到邓小平选择的 正面意义。历史的是非毕竟不是由一种人道感情来确定的。如果中国陷入一种持续 的政治不稳定局面，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将百倍沉重。那是一种更大的不人道。 留学生在政局中的角色 何 频：虽然象您那样义无反顾放弃绿卡的人不多，但现在不少留学生都回国去了， 即使是计划短期回国，他们在国内的作用自然会逐渐大起来。我问的是，仍然留在 海外留学生对中国的政局有何影响？ 颜 真：海外留学生包括民运组织，对中国政局的作用非常有限。在大陆感觉不到他 们的影响的存在。也许他们应该放弃一种看法，即只有他们理解民主的意义和价值 ，他们是启蒙者。完全不是这回事。大陆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认识并不比他们差到哪 里去。他们在大陆进行民主宣传，至少在知识圈子里面是完全不必要的。他们能在 海外呐喊几声，作为国际压力的一个比较小的部分(相对美国压力而言)，使中共在 人权问题上小心行事，这是他们唯一能起实际作用而且应该做的工作。这个问题要 实事求是，不必在幻想中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政治巨人。 (本文摘自即将出版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一书，经该书作者同意，交本刊率先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