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是美国人民关注中国未来的象征 ——访美国大西洋委员会副会长文厚先生 张伟国 美国大西洋委员会，是美国最著名的思想库之一，前些时侯笔者在该委员会华盛 顿的办公室采访了副会长文厚(Alfred Wilhelm)先生。 笔者首先请教文厚先生，对西雅图APEC会议之后，美中关系的发展变化前景持何 种看法。 文厚先生表示：西雅图会议并不能被看作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这只能算作是 第一步，江泽民和柯林顿总统都没有能力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两位所做的只不 过是在营造一种环境气氛及一种架构，使中美两国有条件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他指出，有一种思潮主导着美国政治，即关心中国的政治集中于一点——人权； 这种对中国问题尤其是人权问题的关心，表现了一种美国对中国未来的强烈的关心 ；人权不仅是美国人民关心中国的一个基本方面，而且是美国人民对中国政治发展 极大关注的一种象征性的表现。 同样的，美国也关心中国的扩军，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发展。人民解放 军及其扩展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肯定在将来会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存 在。文厚强调，美国有一种意愿，即要弄清楚中国究竟想做什么？美国人愿意承认 中国是一个强国，中国的军队是一支强大的军队，但美国人强烈地想要知道，这样 一个强国，这样强大的军队，它的发展方向在哪里？中国人内心的意愿到底是什么 ？与军队问题同等重要的是武器扩散的问题，尤其是核武器的扩散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平衡双方的贸易，美中双方如何利用对方的市场。文厚认为， 如何找到一种均衡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均衡包括前述政治意向，国家安全及 军事发展和贸易方面平衡，即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 柯林顿总统已经表明，他在寻找一个共同的基础，在中共方面江泽民也作了同样 的表示，双方已经开始谈判，这种谈判并不是指桌面上的，而是指整个过程在进行 之中。文厚先生说道，“现在华盛顿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的人权问题，最惠国待 遇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美国人怎么样评价中国人是如何处理人权问题的。我 觉得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共同解决的方法，但是双方都必须要小心谨慎，而且要有耐 心。最近一个时期，媒体不断报道美国对中共人权的一些反映，说我们不会做这样 不会做那样，中共也作出一些非常强硬的反映。至少我们在可以讲，在人权这个问 题上进展并不顺利，双方并没有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但是，我还是认为，双方都 愿意去寻找一种共同的基础，有志者事竟成。” 在西雅图会议期间，美国给了中国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共必须在九三年底或九四 年初，即美国国务院提出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之前，就改善其人权，勿要等到最后 一刻。如象往年等到国会讨论最惠国待遇时，再作表示，那时舆论的势头已来不及 扭转，任何补救都无济于事。尽管美国这种建议，近乎于为中共“想方设法”，但 北京并不领情，江泽民回国之后，中共在改善人权方面并不见有任何动作。如此僵 持下去，九四年的最惠国待遇讨论，乃至整个美中关系将面临何种考验？ 文厚先生说，如果讲中共领导人并不关心自己统治下的老百姓，这是让他非常难 以置信的。有些中共领导人也许对老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但更多的是关心老百姓 的。当中国老百姓表示他们的愿望，表示他们的不满，中共是能以一种良好的方式 回应的，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把这种回应做得绝对的漂亮。他个人 感觉，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对中共强硬的要求，自然会导致中共领导人强烈的不满， 很有自豪感的人是绝不愿任人摆布的。美国的领导人也会因为来自于社会各界的要 求和压力，而作出某些改变。双方都需要作改变，中共也在作改变，这些改变当然 还不能说百分之百都符合美国人的要求，但是它们毕竟是在变化。 文厚先生觉得，对他来讲很清楚，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有非常 多的行使他自己权利的机会。比如生存权，今天比任何近代史上的中国人都还要多 ；言论自由当然并不象美国人享有的那么多，但却比以往的中国要多得多，往前看 ，十年前和现在的中国人相比，在行使言论自由方面，现在要多得多，当然天安门 运动之前的几个月是例外，那时侯是非常非常自由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同时全面开 放，而又避免混乱，那还是很有争议的。有些人觉得必须同时全面开放，有些中共 领导人觉得什么都不可以。真理可能是在两者之间，在不同的两代人之间，对问题 会有不同的看法。 他向笔者坦陈，中国正在变化，并将继续变化，那意味着美国人有责任去考虑中 国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的公民也有权利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表明他们希望 国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种责任感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不仅仅是美国政府， 或者是中国的政府才有。”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九十年代的发展，其国际环境比较八十年代要困难 许多，由于苏联的瓦解，中国已成为西方主要的意识形态敌手，美国等发达国家已 调整策略，以改善与越南的关系和增加对印度的投资，扶持中国周边的“传统对手 ”国家，以增加对发展方向尚不确定的中国的制衡因素。 文厚先生对此观点的意见是：亚洲人当然对中国更有惧怕的心理，在八十年代这 种惧怕的心理主要是由于中国大陆变化的走向不明确，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的后果是 不明确的。所以，他们的这种惧怕倒不是因为中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强国，而是惧 怕中共会崩溃，崩溃后将出现大规模的移民，会出现巨大的混乱。今天中国的经济 发展很快，而且其走向渐趋明朗，所以现在亚洲国家对中共的惧怕已经是另外一种 惧怕了，中共在另外一个极端上会走到哪一步？他们的军事力量已经具备现实的意 义，所以这种惧怕仍然是基于一种未定感的惧怕，人们不清楚中共目前的发展，对 未来到底是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 文厚个人并不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构成了一种威胁，在今后几年也不见得就 构成了威胁，也许到二零一零年时会成为一种威胁了。 他个人觉得，中国应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要参加者之一，即并不是说中共只要消极 地去加入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而是要积极地去促进联合国、世界银行及 其它一些国际性机构的基本原则和理论；中国应成为参与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 的主导者；现在中共领导者国内事务已忙得不亦乐乎，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尚未成为 积极的参加者。由此就导致美国理所当然的成为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的主导力 量。 文厚先生还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共有可能成为地区性的“霸权”，或地区性 战略力量的一个国家，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由于中共目前忙于国内政治和经 济发展，这一点尚未做到。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出版过一本由大西洋委员会编撰的书《未来十年的美中关系 》，颇有影响，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副会长，笔者当然希望知道此刻坐在面前的他， 如何展望进入九十年代这十年的美中关系。 他表示自己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美中双方都应该主动性地向前看， 作出一些有建设性的计划；双方如果都继续努力的话，一定能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 ，因为我们的共同利益是不相矛盾的，这些共同的基础就是前面提到的三个方面， 即主要从政治发展的动向，对外经济贸易的行为和国家安全、军事发展中去寻找。 谈到美中关系就无法@27避台湾与大陆、台湾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前美国驻北京大 使李洁明最近提出，要重新检讨美中关系中的三个公报，因为当年导致这些公报的 国际背景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甚至不存在了；柯林顿上台十多个月后，迟至 西雅图APEC会议时，再重申坚持三个公报，而且即便如此，美国现任行政当局的对 华政策依然没有成熟定案，仍在不断“调试”阶段。 文厚先生强调，台湾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美国对台湾的关系已经有成文的 法律规定，已经白纸黑字写明白了，美国应该向台湾提供援助，以致在对等与公平 的情况下与大陆谈判。台湾问题在短期内不可能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需要 一个长期的过程。 他披露，最近他告诉一位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曾经在台湾的街上与老百姓谈过 话。台湾老百姓觉得，北京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对台湾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并不关心， 台湾老百姓关心的是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去世界 各地旅游的权利。他们担心中共会夺去他们这些切身的利益，至少他们不会用一个 护照让台湾老百姓到世界各地去自由旅游。如果一个人不能到世界各地旅游，肯定 影响他的切身利益，影响自己贸易或投资的机会。 文厚先生强调，“不管北京如何把自己的情况介绍得多么有力量，台湾老百姓还 是不相信他们，这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台湾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具体的、关系 到日常生活(利益)问题，并不是什么祖国统一的问题，与统一毫无关系。台湾和中 共都在这个问题上定住了，如究竟哪一个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各执己见。对中 共来讲，除非它有能力向台湾老百姓提供一个比现在的台湾政府更好的政府，否则 台湾老百姓是不会买中共的帐的；所以除非中共改变自己的作为，改变自己的行为 方式，短期内一种强行的统一是不现实的。也许在未来，有那种经济的文化的通讯 等方面的交流，但政治的交流还为时尚早，当然在最近的将来，也许会有政治上的 合作，甚至是一种国家安全上的合作。” 最后，他表示：“也许有朝一日，中共加快自己的步伐，或许台湾人民会主动要 求回到大陆，但这是一种台湾人民自己的意愿，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也许在大陆， 中共年轻一代领导，并不想和台湾成为一体，我们美国人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大发言 权，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人关心台湾大陆一定要和平共处，只要能和平共处，其它任 何事都由他们自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