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改良与坚定民主之分歧 ——与周舵先生商榷 傅春雨 周舵先生在《北京之春》撰文(《评一种雄心万丈的危险生涯》)力主渐进改良。 读后对周先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探索精神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我对“渐进改良”之 议有不同看法，现提出讨论。 何谓“渐进改良”？ 凭心而论，周先生在文中并没有将“渐进改良”与“新权威主义”究竟有何区别 说清楚。至少，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恐怕二者之间也实在太难加以区分。周先生 所列举的共同之处自不必说，就是所指的差别之处，稍一深思也是一回事或极其类 似。 例如，周先生讲“新权威主义”主张“现在不能搞民主，必须等到经济、社会、 文化等方面的条件成熟之后……”。实际是说，现在不搞政治民主(因其会破坏“权 威”)，但并不排除和反对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实行改革(否则无法“条件成 熟”)；而“渐进改良”则主张“立即开始民主(？)实践——尽管是有限的、局部的 、低层次的和残缺不全的。”其含义也是只搞不触击中共现政权这个“权威”，能 被它批准接受的所谓“民主”(实即改良)。我实在看不出这之间有何实质区别，除 了提法不同。 又例如，“新权威主义”主张维护“一个具有较现代化导向的(专制)政权”；而 “渐进改良”尽管认为中共政权不大可能是这样一个政权，却仍强烈主张维护其存 在，不让它垮掉，以便在它提供的“稳定”条件下“渐进民主”。这之间除了有内 在的相通之处(维持住“权威”或专制)，微妙的差别仅在于前者对“权威”还加以 须“新”的限制；而后者则主张只要是“权威”，不管新旧好坏都要维持。从这点 上看，我倒认为“新权威主义”要略逊于“渐进改良”呢。 关于“渐进改良”，未见周先生对其所应遵循的原则及构成要素直接明确界定。 通观周先生全文及其它场合的言论，“渐进改良”似应有以下特征。 一、不致力于促使，也避免“刺激”和导致中共政权的垮台，而应尽量维持其存 在。 二、刻意避免暴力。不仅绝对不使用暴力，即使对方使用暴力也是因为“进”而 不“渐”之过，须退让以避免。 三、宽容共产党“六四”及其它罪行。不仅不追究罪责，也不一定拘泥于“平反 ”等形式。换言之，社会正义性的伸张必导致社会稳定性的丧失，所以正义性需让 位于稳定的必要性。 四、无论中共自称民主变革的希望有多小，也要接受中共的领导地位，从旁协助 ，争取其变革。一切作为须在中共容忍的限度内。 此外，在上述特征的背后，“渐进改良”还有三条基本判断。其一为中共是维持 社会安定的唯一有效力量和积极因素。其二为有“乱”必大，后果对中华民族是毁 灭性的。其三是目前中国民众绝对不具备实行民主的素质和能力。 以上归纳，不知是否有违周先生本意。有一点需要说的是，如果上述归纳有不符 周先生本意处，也只能是来自我对周先生表述的误解，而绝对不是故意曲解。以下 姑按我目前所理解的“渐进改良”，谈一些看法。若有误解后不妥之处，请周先生 谅解并进一步解释、廓清。 “乱”从何来？ 依我看来，是否认同“渐进改良”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面对一个“乱”之将至 的现实而有所作为。 首先，我认为：一定程度的“乱”是我们无可回避的一个政治现实。这不仅是由 于由旧秩序向新秩序转变的一个必需的“无序”过渡(顽固保守派拒绝这个转变，“ 渐进改良”幻想可以越过这个过渡)，而且更因为共产党几十年的反理性、反社会统 治和顽固僵化而愈加难以避免。 共产主义这一人类文明史上的“怪瘤”，正在走向消亡，这是一桩基本事实。中 国共产党在以其严酷铁腕统治大陆地区四十余年后，不仅欠下累累血债，播种下无 数仇恨，积累下空前的社会矛盾和危机，背上无法脱卸的政治包袱；而且其自身也 达到了罕见的腐败程度。加之无可弥补地错过了自我更新的历史机会(如周先生所认 为的那样，是在“六四”和东欧民主变革之前)，至今仍冥顽不化，在政治上变本加 厉地倒行逆施。其不推自翻、不打自倒应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共识。分歧仅在于：是 设法扶植它，让它缓倒？还是在精神上、力量上尽快作好准备，主导这一非常的历 史进程？ “天下大乱”，决不是象有人误认为的那样是所谓“激进民主”人士盼望的结果 或凭籍的手段，甚至也不是他们所忽视的一种可能性。恰恰相反，他们仅仅是十分 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不会以人们善良的愿望而得以避免，于是就正视这一客观 现实，拿出勇气去面对它，并期望以主动积极的作为将“乱”及其后果限制在最低 程度。而“渐进改良”则没有认识到这“乱”的深刻的社会必然性，认为通过谨慎 行事、妥协、甚至不计代价的妥协(因为他们假设只要有“乱”，其后果就无限可怕 。相比之下，任何妥协的代价都可以忽略不计)，就有希望避免“乱”。而“乱”的 一旦发生，也很可能是(如果不是必然是的话)“激进民主”的莽撞行事所致。在“ 渐进改良”人士的想象中，新旧制度的交替应该、也可以是一个无限和缓、时刻处 于平稳的理想过程。 “乱”由谁治？ 其次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谁是防乱治乱的积极因素和基本力量？ 我们必须注意到，关于“天下大乱”说的最多，说得最严重的恰恰是尚牢牢执掌 权柄而又惶惶不安的中国共产党自身。一个新的神话被人为地制造出并千万遍地重 复着：这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别的党一起领导都不行)，中国就会天 下大乱，不可收拾，万劫不复。其实，这是并不足为怪的，一切独裁和极端宗教都 惯用甜蜜的许诺(如共产主义天堂)或恐怖的威吓(如大乱地狱)。奇怪的倒是正如同 当初人们轻信了那个美妙天堂的神化一样，今天许多善良的人士又听信了这个恐怖 地狱的神话，或至少是被吓得将信将疑。这样一来，共产党就还是“大救星”。不 同的只是：昨天它是天使般的“大救星”，自愿地跟着走是为了进入天堂。今天明 知它是撒旦似的“大救星”，也只好跟着走以消灾避乱。 显然，我们应当断然拒绝以上结论或暗示。不幸的是，“渐进改良”正是认为中 共(尽管不进步)是维持社会安定的唯一力量，中共的统治(尽管不合理)，是社会和 谐进步的唯一保障。从这点上讲，“渐进改良”实际上已经在政治上一相情愿地与 共产党结了盟。“渐进改良”的观点之所以能与共产党窃位心虚的强辩如此吻合， 我认为除了谎言的“重复千遍”效应以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渐进改良”没能认 识到共产党是一双头怪兽：一方面它是目前中国社会必乱因素的制造者、堆砌者； 另一方面又同时是这一切危机因素的强有力的压制者！“渐进改良”很可能低估或 忽视了前者，而只看到、并夸大、理想化地演绎了后者。因为，从任何意义上来讲 ，矛盾和危机的压制者绝不等同于矛盾和危机的化解、消弥者；对目前社会的高压 控制能力绝不等同于今后消除危机、解决矛盾、医治创伤、开布新局的能力。 不错，迄今为止，中共仍是现实政治中唯一的社会控制力量。但象中共这样的统 治是一个不断增压的封闭系统。今日中共在维护集权专制、强力控制社会等方面的 非凡表现和顽固，恰恰只表明它已走入一条“压制—崩塌”的死胡同。 由于中共“决不心慈手软”地扼杀异己力量和钳制思想，窒息理性声音，以维持 其“最强”和“唯一”的地位，中共垮台的一个可能情况是出现“政治真空”。而 此“政治真空”将是社会动乱的亦因亦果的危险因素。我认为留住中共政权，帮助 延长其统治绝不是防止“政治真空”的灵丹妙药。真正的防止之道应是从即刻起， 针锋相对地倡导独立思维，倡导批判精神，积极作好理论和舆论准备，以一切可能 的途径宣达理性声音，突破禁锢，鲜明地亮出、坚定地高擎民主大旗，不拘一格地 影响、吸引聚集大众，培植民主力量，以坚强的信念和魄力，肩负起历史使命。 更深一些地看，“共产党垮台后天下大乱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该指望谁、 自己能做什么的问题，而实际上又是一个责任勇气和道德魄力的问题。是指望共产 党这个“大救星”，认定自己和民众都无力有任何作为？还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 激励历代志士仁人的“舍我其谁予”、“当仁不让”、有难共赴、勇于承担的精神 ，坚信自己的政治理念代表了民众的真正利益和意愿，符合时代潮流，秉持“因为 有了我，中国不会乱”的信念，在执着探索和坚持自身修养的同时，为中国的民主 事业极尽所能？依我看，这不是什么盲目乐观的问题，而是缺乏不缺乏起码的胸襟 胆略和政治眼光的问题！ 中共不是喜欢“乱”吗？ 当我们谈到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乱”的可能性时，必须和共产党试图阻挡历史 潮流所贩卖的“天下大乱”论划清界线。 虽然“渐进改良”在实际上和共产党持同样的“天下大乱”论，即要是共产党下 台，天下就会大乱不止，其后果则是毁掉中华民族的未来。但两者之间却是有根本 区别的。“渐进改良”持此论是真以国家、民族和民众的利益为考量，是从善良的 意愿而出发。在对乱及其后果的判断上若有夸大或过于悲观，是无意识的。而共产 党对乱及其后果的夸大和渲染则是居心的，是为了一党继续独裁之私！(邓小平说“ 六四”翻案，天下大乱——凡是不愿做的事，天下就会“乱”。)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在乎过中国社会的乱与不乱。在抗战胜 利后，中国处于极其有利、极其关键的发展时机，中共凭籍其蓄积的力量，执意武 力夺权，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少见残酷激烈，代价至为惨重的内战。那时它不怕乱， 不在乎乱。毛“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他不怕乱，不在乎乱(还有关于乱的若 干名言)。盖为欲夺权或巩固个人地位。今日中共大肆散布的“大乱”论，也根本不 是为了民族前途和民众利益(否则，顺应潮流，放弃一党专制和僵化教条，主动倡导 社会和解，何乱之有？)，而是为了把“江山”继续“坐”下去。 再就是，共产党贩卖“大乱”论，是以其数十年不断制造“乱”及其对人民大众 的深刻创伤为老本的！它所制造的诸如“大跃进”、“反右”、“文革”这样的无 数大乱小乱使人民心有余悸，倍感珍惜今天相对宽松、安定的生活。正是因为抓住 了民众的这一心理，把人民大众内心同样盼望的社会进步、民主变革与他们制造的 导致社会倒退、反理性的“文革”式“动乱”混淆起来，“天下大乱”论才有了欺 骗性。可以这样说，如今的“稳定压倒一切”论，如同当年的“团结抗日”一样， 是共产党最虚伪、最阴险的生存策略。 “乱”会多大？ 可以说，对“乱”会有多大以及后果有多严重的判断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是否认 同“渐进改良”。要具体预测“乱”的形式、程度、应采取的对策，既超出笔者能 力，也超出本文范围。但一些基本观点是应加以说明的。 一、中共垮台，无论如何绝对不会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中华 民族和中共同归于尽。 二、中国有“乱”的因素需加以注视和研究；但同时也有防乱治乱的积极因素。 其实，目前中国内部社会条件和外部国际环境都是对“大乱”的强有力制约因素。 人民教育文化水准的提高，民主意识的增强，商品经济对社会内部封闭结构的致命 冲击，社会多元价值观的开始形成，自我价值观念的重新确立，科技进步所带来的 资讯普及，冷战的结束，旧意识形态的逐步消亡，等等，都大大地降低了“大乱” 、尤其是“政治大乱”的可能。任何极端的政治人物或集团都将更难以煽动、挑起 大规模社会冲突而实现其政治野心。以意识形态或地域为划分的割据不是很难形成 ，就是难以长久。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和“文革”式的狂热政治动乱出现的可能性 应是较小的。民族主义和在一些地区因宗教而形成的可能性虽稍大，但这只会是局 部的问题，且同样是有希望防止和解决的。 三、共产党强权政治消失后，各种政治力量必然会登上政治舞台。是否是健康的 民主政治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虽没有必然性可言，但却是可以争取，也应当争取的 结果。事在人为，人在志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民主的力量越成熟，越壮大，届 时动乱的可能性才越小。我们坚信：尽管民主力量会遭遇到无数困难甚至挫折，但 “时势造英雄”、“大浪淘沙”，中国的民主力量也必然伴随中国的政治进程在艰 难曲折中走向成熟，日臻完善(而不是等完善后才开始政治进程)。和现今仍垄断一 切权力，但却腐败没落的共产党相比，新生的民主力量更有活力和条件赢得未来的 挑战，担负重任。那种“离了共产党不行”的想法是没有道理的。对出现“政治真 空”、“无政府主义”的担忧，虽是可以理解，但却不是根据充分的，至少不是必 然的结果。 四、我们承认在从共产专制到民主的变革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乱”，但这并 不是说“乱”只有在变革的过程中才有或是由变革所导致。事实上，今日中共治下 的大陆也是乱象横生的：社会风气变化，贪污腐化盛行，分配严重失衡，社会公正 性的丧失，农业危机，在一些地区严重对立的民族情绪，“超高压”下也时有所闻 的抗议乃至骚乱，等等。(有的老人就认为现在比“文革”那会儿乱多了。可见，“ 乱”还有一个怎么看的问题。)可以预期，随着中共统治能力的衰退，“乱”象还会 更多、更严重。那种以为只要中共继续执政就可以享受“太平盛世”的想法是不现 实的。变革所冒的“乱”的风险不一定比延长中共统治所冒的“乱”的风险要大， 而治乱的情况却可能要好得多。再说也不能因为“乱”的风险而迥避做应做之事， 犹如不能因人出世后有患病染疾的风险而拒绝生育一样。正确的做法只能是打好预 防针，讲究卫生，加强锻炼，有病再治疗而已。 社会正义 说实话，对周先生关于共产党垮台天下大乱的看法，我虽不同意，但尚能理解； 而对于“六四”翻案(仅仅是翻翻案，还不是清算罪行)的后果会非常非常坏的说法 我却连理解也很困难。因为毕竟参与“六四”镇压核心机密的相信不过是真正的一 小撮，不可恕的罪犯也只会是极少数，而且从老百姓的层面上讲，此事件几乎无案 可翻，人心如鉴！大乱之说无从谈起！老邓说“天下大乱”，一是因为他与此事的 特定关系，一是表明了他不肯认帐悔过的态度。乱了他的“天”不等于乱了全体人 民的“天”。 倒是“六四”这样的事连“案”都不能翻，其结果才非常非常坏——坏得没有了 “改良”，只剩下“改”而不“良”！社会公正性的维护和正义的伸张是社会稳定 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很难设想一个不公正、正义不能伸张的社会能是一个稳定的社 会。 宽容要以罪犯继续犯罪的可能业已消除、罪责已经明确为基本前提，以罪犯认罪 ，忏悔并表示道歉为起码条件。前提不具备，所谓“宽容”只是屈膝投降的阿Q式说 法，无异于对罪犯默许和再邀请。这方面，我们是有足够多的教训值得总结的。限 于篇幅，这里不谈。总之，我的看法是，象“六四”以及类似的罪行都可以不去追 究，含糊了事，那还去争取民主干什么？专制最坏的表现也就不过如此，多“宽容 ”几次算了。 何谓“坚定民主”？ 谈到这里，对周先生所指称的“激进民主”也需加以廓清。在所有不同意“渐进 改良”的人士中，主张以暴力推翻中共统治，建立民主的，恐怕只是少数；而绝大 多数被称为“激进民主”的人士其实只不过是不同意那种过于消极、无所作为的“ 渐进改良”而已。有鉴于此，我建议“激进民主”应仅限指以暴力推翻中共的那类 主张，而上文已论及的非改良观点我个人认为称为坚定民主或务实民主似更为适合 。为明确起见，再简要地归纳如下： 一、不以维系中共或其它任何专制集权的存在为从事民主建设的前提条件。如果 共产党能改革自新，顺应时代潮流，当然欢迎，联合之共同推进民主。但即使如此 ，也不能依赖它，丧失平等和独立地位。同时，更要有对中共顽固抗拒民主的估计 和准备。 二、反对暴力，即不仅不凭籍暴力手段来达成政治目的，也坚决反对和阻止对方 使用暴力，决不屈服于暴力或暴力的讹诈。对暴力的罪行和阴谋予以充分警惕和无 情揭露，利用一切形式、一切力量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阻遏和限制对方使用暴力 。同时保留在特定条件下以暴力反制暴力的权利，保留正义惩罚的权利。 三、坚持社会正义、公正的原则立场。理性地清算中共一切罪行，彻底批判其反 理性、反传统的意识形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立即进行艰巨的文化和社会价值的 重建工作。 四、搞民主不看中共脸色。能被中共容忍而有利民主之事当然要多多地做，但仅 此不足。必须坚韧顽强地进行一切现实可行的抗争，宣达民主理念，扩大政治影响 ，营造民主力量，有意识地积极扮演好独立政府的角色，显示承担的勇气和能力， 避免“政治真空”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