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论坛》和它的同仁们 蔡崇国 我想，许多朋友现在仍然记得当年有一个颇能冲撞的理论刊物：一九八七年初被 迫停刊的、名噪一时的《青年论坛》。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七年三年间，它可以说 是全国最受欢迎、发行量最大的理论刊物——八六年底，它居然能收到六万五千份 订单。它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中影响极大，全国文科的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很 少有不知道这个刊物的。在《青年论坛》上发表的文章，其转载率遥居全国各报刊 之首。胡平那篇著名的《论言论自由》便是第一次发表在这个刊物的八六年的七月 和九月号上，发表后人们奔走相告，互相传阅，但没有一个刊物敢转载：出版界似 乎被这个大胆的举动给惊呆了。《论坛》被禁后很久，主编李明华还常找我索取刊 物——在当局决定清查之前，库存的刊物全都秘密地转到了我那儿——因为他仍收 到不少要求《论言论自由》的来信。 一九八七年春，中宣部令人啼笑皆非地搞了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成果展览”， 《论坛》和《世界经济导报》都是主要展品。人们说，后者的后台是赵紫阳，故终 于没事，而《论坛》则是以刚下台的胡耀邦为靠山，自然得倒霉。确实，我们当时 和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有许多接触，他那时在湖北搞整党，正意气风发，又有几分 天真地支持一切新出现的东西。《论坛》的存在和发展倒是多亏了他。至于胡耀邦 本人的支持，我们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过，《青年论坛》在当时确实不以我们的 意志为转移地卷入到党内的派别斗争之中。这也是它那悲喜剧般的命运之所在：反 自由化运动之前，它胆大得令人瞠目结舌，可在湖北武汉，在北京的中宣部，谁也 不敢动它，湖北省委反而将对它的支持，作为与胡德平套近乎的手段。反自由化运 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曾在观望。八七年夏天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后，事情就整 个儿变了，曾对我们动情地支持、常叫我们感动得心里发颤的省委副书记钱运禄， 一夜之间孩儿般的变了脸。他被邓力群召见从北京回来后，立即发出三点指示：清 查《论坛》发表的所有文章；《论坛》所属的湖北社会科学院领导作检讨；追查有 关文章的作者和编辑，——这便是《论坛》的最后结局。 一九八四年的气氛有几分象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一九九二年，报刊整天鼓吹改革 与思想解放。人们的某种热情象火一样热——当然大家可是比现在天真得多了。大 约初夏的一天，朋友们帮当时还是《江汉论坛》编辑的李明华搬家。我们是武汉大 学哲学系七八级的同学，他和我谈到他创办新刊物的想法，并向我介绍了后来成为 《论坛》社长、当时也是《江汉论坛》编辑的王一鸣，王是武汉大学经济系七九级 的学生。 李明华一直被同学们认为是持重、容易安于现状，是作了好几年党支部组织委员 的老大哥。毕业后被分配到理论刊物作编辑，应该是很不错了。实际上，后来证明 ，我们这位老李的大胆、开创性，常叫人惊讶。 不久，他们就写信给省委书记关广富，说是青年人要改革，要自己办一个自负盈 亏的、尤其是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那时候，中共的各级领导人许多 比现在天真可爱得多，在如何逃避、推卸改革中的风险和责任，如何在改革中捞到 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方面，经验还不足，野心亦不大，也有多少想干点事的雄心， 故要他们批点什么还不太困难。 当时，关广富立即给了热情洋溢的回信：办自负盈亏理论刊物的建议，说明了改 革的春风已吹到了社会科学院。不久，我们在一次讨论会上偶然遇到胡德平，李明 华、王一鸣向胡谈到他们的计划，胡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他说，“我一直就有这 个想法。你们一定要将这个刊物办得象当年的《新青年》那样！”此后，他又找我 们三人谈过几次。记得有一次是在他下塌的著名的东湖宾馆，就是当年毛泽东每次 来武汉所住的小楼。论职务，这位德平先生当时还在副部长以下，论年龄，也不过 四十出头，可那些职务、年龄、资历远在他之上的老头们对他之温顺、谦恭，使我 们瞧在眼里，心里一个劲地难受，感到真是一部活生生的“官场现形记”。 就是在毛泽东的这座“行宫”里，德平先生慷慨陈词地谈到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自 由观：为什么我们无产阶级要把“自由”这个人类最美好的字眼让给资产阶级呢？ 为什么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鼓吹自由呢？他说，他早已想好了一篇关于自由的 文章，一定要在《青年论坛》的创刊号上发表。这就是后来他的那篇轰动一时的“ 为自由鸣炮”。 在我的印象中，胡德平为人难得的真诚、坦率，尤其是有几分天真。他激动起来 尤其口吃得厉害，可他从不在意。这倒使为人更现其自然、朴实。他的长相极象其 父亲，第一次见面，真会让你吓一跳。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和李明华每周都要凑上两三次，有时还有王一鸣。我们兴奋 地、有时是忧虑地谈着刊物的前景，商量编辑、记者的人选，及组稿、刊物的管理 等。三人商定，李、王分别为主编和社长。我为副社长。大约一年不到，我下海办 企业作了董事长，并推荐了一位朋友的太太周小佑，她后来被任命为副社长。她是 一位有责任心、关键时刻不知有恐惧的女人。 王一鸣悟性极强，我们因此成为知心朋友。他少年老成。也有人批评他人小架子 大，这可能是他后来与一些朋友失和的原因之一。确实，在《论坛》的影响越来越 大之后，内部的矛盾亦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李、王两人之间，令人十分苦恼和遗憾 。 《论坛》的编辑则是在我们各自的朋友之间物色，他们是王绍培——这是我们哲 学系的才子，其人淡泊、深邃、幽默，文笔浪漫俏皮，因文弱、极有才气而有典雅 的悲剧气质，至今我们仍能在《读书》等杂志上读到他的生花妙笔。——还有绍学 海、俞成祥及几位兼职编辑。 主要是李、王二位为钱和批文四处奔走。有了省委书记、尤其是胡德平的支持， 宣传部等衙门就感到没有什么责任风险，亦不敢刁难，事情就好办多了。而且省财 政厅还破例先后两次拨款共十万元给《论坛》。当时，我拿着有省长黄知真、省委 副书记钱运录的批文，跑了好几次财政厅。给我留下印象的是钱运禄——此人现在 兼任武汉市长，还是中央候补委员——的批文。大意是对《青年论坛》德平同志特 别关心和支持，请拨款五万元。当时我心想，什么逻辑！国库就是这么为首长及其 子女的关心而开的？省委书记的权威哪里去了！当然，这念头并不妨碍我拿到钱时 的心情愉快。 在八四年的九月推出创刊号之前，我们搞了个记者招待会。会上，王军涛、房志 远、李盛平从天而降，王、房两位的慷慨陈词与李明华、王一鸣在会上平淡的报告 形成一鲜明对照。这是我第二次见到王军涛了。几天前，我们刚认识没一会儿，他 就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他将在武汉办学的宏伟计划，并劝我入伙，我只是哼哼哈哈 。这一次，也就是记者招待会之后，我们倒是认真地谈了一会儿如何与李盛平的北 方出版社合作的事儿。我提的问题很具体，王军涛、房志远倒是很热心，可李盛平 给我的印象是他还要看看《论坛》将来是否能成气候。于是，合作也就没有了下文 。但，也就是从这时，我们算是真正认识了。我和房志远后来在广州见过一次，我 感到他在他们那拥挤的办公室里十分孤独，情绪压抑。 和王军涛的交道后来可就多了。我想，再好胜的男人也得承认他的魅力。他到武 汉没几天，湖北中青年理论界便都是他的朋友了。当时的武汉，确实聚集了一批在 全国也算是顶尖的人物了。如哲学、美学界的张志扬、朱正琳、陈家其、邓小芒、 李晓明。特别是张、陈两位，对德国古典与当代哲学的把握之深，思辩力之强，表 达的融会贯通及清晰，让人叹为观止。与之交谈，如沐春风。李泽厚对他们亦敬畏 三分。前四位创办的德国哲学研究所和《德国哲学》杂志，在国际上亦颇有影响。 他们当然是《论坛》固定的作者群，也被认为是一帮难以靠近的、不食人间烟火的 精神贵族。王军涛一到武汉，立即成为这群人中兼具小弟弟和大哥哥双重角色的核 心人物，在我看来，他们也因此迅速地活跃、世俗化了。他们频繁地举行讨论会，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青年论坛》向外耀眼地开放，他们则是内在的、悄然 的启蒙，“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当时的武汉，现在我仍是心驰神往。 王军涛总是在实际上与《青年论坛》保持距离，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一天夜里 ，深谈之后，我劝他到《论坛》里来，说，这一个杂志，比你那十个学校都重要； 四处飘荡，不如将这一件事办好。王军涛向我解释：如果这样，《论坛》的性质就 变了，对你们、对杂志都危险。接着，他平静地告诉我，警察如何长期地跟踪他， 每到一个地方、每干一件事，与他合作的单位就受到威胁，他也因此不得不离开。 当时的王军涛确实是真诚地报以与当局合作的态度的。我们在一起，理论并不是 他所长，因此，谈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自己干，或向当局出谋划策，以推动改 革和建设。因此，许多朋友都替王愤愤不平。一次，大约是八五年底，省委宣传部 请《论坛》的朋友们吃饭，——这正是朱厚泽号召与知识分子交朋友的时侯，我和 一位部长及谢小庆同桌，谢向那位部长道：你们一定要将王军涛从黑名单上删除。 你知道吗，二战后，一大批德国人发现自己被跟踪，后来一查，他们曾因反对纳粹 而上了黑名单，可战后，德国警察仍延用同一份名单！王军涛也是一样，他是因为 反对“四人帮”而被“四人帮”记入黑名单的呀！你们不反对“四人帮”吗？看着 谢小庆对牛弹琴，真是可爱极了。他不知道，对党来说，重要的不是对错，而是是 否在他的指导下，重要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 谢小庆的可爱之处的确首先在于他的赤子之心。他那时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和 他后来的太太一道，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心理诊所。各地的人们象浪潮一样地涌到他 那里求诊。后来，他与刘尉华一到，随王军涛去了北京，成为北京经济社会科学研 究所的干将。 我们还是回到《青年论坛》的创办上来吧。 记者招待会后的九月，我们终于拿到了散发着油墨香的创刊号。王绍培等人兴冲 冲地到街上叫卖，我们在办公室热烈地谈论着，想象着人们拥挤着争先购买的场景 。天黑之前，他们疲倦地回来了，好不容易售出了一本，街上的人们对杂志毫无兴 趣！那个丧气，几乎是摧毁性的。 然而，同样使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本创刊号，主要是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 那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此文一出，《世界经济导报》便立即转载，它与邓朴方鼓吹 人道主义的文章一道，在八四年底，在实际上形成了对“清除精神污染”的第一波 重要的舆论反攻。就内容来说，胡文基本上是“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把握”之类 的官方立场。恰恰是这一点使它那令人震撼的标题得以保护和合法地传播。人们注 意的是这口号般的标题和它的作者而没人去理会它的内容。这因此又是一次重要的 突破——它似乎一下子使昨天还遭到批判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变得平淡无 奇，从而使人达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它又一次成功的试探，从而使得次年初，胡 启立能提出“创作自由”的口号，并在八五、八六两年，引发一系列关于自由、包 括政治自由的讨论。就《青年论坛》来说，没有这一次试探，可能就不敢在后来发 表胡平的《论言论自由》等影响重大的文章。它也激化了党内斗争，邓力群对它耿 耿于怀，说是“以德平的身分，提这样的口号不适当”。它后来成为胡耀邦挨批判 、下台的证据和原因之一。 《论坛》在那段时间里，在全国的理论思想甚至新闻界，扮演了开拓及试探的特 殊角色。这亦是它的影响和功绩所在。 在《论坛》出版前后，李明华和我先后拜访了李泽厚那时的又小又暗的家，请他 为刊物的出版写点什么。李先生热情地一口答应，说：凡你们青年人要我帮忙的， 我一概支持。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贺《青年论坛》创刊”。一年后， 该报又发表了他热情洋溢的“破天下达尊——贺《青年论坛》创刊一周年”——这 是他为《论坛》的成功所打动而主动写的。而《人民日报》能发表这些文章，则是 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回想起来，在上一辈有影响的人物之中，李泽厚是《青 年论坛》最忠实、最投入也是最有勇气的朋友。不管在什么形势下，每一位拜访过 他的《论坛》的记者，回来后都非常兴奋。 此外，厉以宁、刘宾雁、童大林、于光远、王若水、白桦、黎澍等，也是《论坛 》的撰稿人和热心的支持者。厉以宁还参加了八六年秋《论坛》在北京举办的关于 胡平《论言论自由》一文的座谈会。还有我们那位当时在辽宁省任省委书记的李铁 映先生，约在八五年底给我们写了一封热情动人的长信，他那功底十足的行书，流 畅地表达了他读了《论坛》后的激动。这是我们收到的唯一的一封非学者名人的来 信，也是最热情的一封。八九年五月，当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与学生对话时的木 呐时，实在不愿相信此人便是彼人。然而，我仍然认为，他与李鹏完全不是一类人 ——这信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论坛》创刊之后，一件重要的事是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它的记者站。为此，八四 年底，我先后去了西安、广州和北京。在北京，我住在人民大学的远志明那儿。一 天晚上，北京的朋友为《论坛》在人民大学举办了一个大型座谈会，场面的热烈， 至今难忘。尤其是吴学灿，——别忘了，他因八九民运中的“人民日报号外”事件 而系狱中——他的激情、办报刊的主意及直率的言词，仍是历历在目。也是这次会 上，我认识了胡平。会上，他一言不发。会后，在人群中他捅捅我的胳膊说：请你 明天去我家好吗？第二天在他钢铁学院的家，我们讨论了一个上午。确实，他的议 论来得特别的通俗、深刻、厚实。 北京记者站是最活跃、最有效率和责任心的，站长是当时外贸部的陈东升，记者 是诗人高伐林、《中国青年报》的季思聪、吴学灿，还有远志明和胡平等十来人及 一批通讯员。他们组稿、发行、搞讨论会，其触角似乎伸展到北京的每一个角落。 当时在北京的人们最有政治与理论的热情，而北京的出版控制又最严峻，这就形成 一种尖锐的心理冲突和强烈的情绪压抑。这种冲突和压抑转移到《青年论坛》这儿， 变成了一股巨大的热情。北京记者站实际上成了《论坛》的第二编辑部。 《论坛》先后还在上海、南京、杭州、保定、哈尔滨、四川等地建立了记者站。 这是一个巨大的、充满活力的网络。通过它，《论坛》几乎与全国当时所有有才华 、有影响的理论工作者、记者有了密切的联系。然而，这个网络竟没有丝毫的政治 色彩，只是为了发行、组稿及文人的社交——当时我们从来没有过在将来搞个组织 或政党的念头。为什么？回想起来，确实意味深长。 这当然与《论坛》的负责人的个性有关系，但重要的是当时的背景和知识分子的 情感状态。中共当时似乎抛弃了文革和毛泽东晚年的那一套，它对改革的推行和承 诺，在相当程度上巩固和重建了它的合法性，它也因此使多数知识分子报以希望， 以为中共已经理性化了，只要大伙以合作的态度参入，中国渐进和平地走向民主是 完全可能的。而任何激进的言行，只会起反作用。因此，与党、尤其是与它的高层 建立密切的联系，与它的开明派合作，在它允许的范围内打“擦边球”，被认为是 最明智、最有效，也是最高贵的办法。实际上这也是《青年论坛》和它的多数同仁 们与西单民主墙运动及民办刊物的区别。因此，流亡海外后，当我看到那些热心批 评八九民运激进的人们时，老想告诉他们：您和我当年一样。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和中共使中国、使他们自身错过了一个多么重要 的历史机会。他们没有看到，本来，粉碎“四人帮”及改革开放，使他们卸掉了本 也属于他们的历史罪责，因此，当时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拥护及合作态度， 是苏联及东欧各国所无法比拟的。人们当时对改革及民主化的温和要求，正是他们 合法性的丰厚资源及新的社会与政治力量、新的统治基础之所在。可惜，经过八九 年，他们终于严酷、憨懑地拒绝了这一切，重新负起本以卸掉的罪责，今天，更是 重新回到那毫无希望的老一套中，他们只是激化而不再象过去那样有机会、有能力 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