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结晶 ──忆李慎之先生二、三事 (北京) 陈小雅 “慎之同志去世了，你知道了吧？” ──2003年4月22日上午，一位前辈来电话，第一个告诉了我这条消息。此时， 距朱学勤先生通报的慎之先生去世的时间──10：05时──仅只有一个小时。虽说 在此之前，“美国之音”的海涛先生已经告诉我，慎之先生因肺炎入院，但这个消 息还是让我觉得有些突然。 两天之后，我收到学勤先生寄来的悼念长文，可惜是一堆乱码。但我知道，作 为“自由主义”的战友，学勤很痛苦，是动了感情的。可能是因为我历来有重精神 、轻肉体的倾向，对於生和死的界限一直比较模糊；或者因为自己已被宣判为“心 力衰竭”，并正在有条不紊地整理“后事”，对於死亡的信息也没有学勤那么敏感 。但我对於学勤的悲伤是理解的：那或许是一种类似亲人失落的空寂；那孤寂是排 他的、自我周延的…… 慎之先生的人品与追求，是配得上这样隆重的哀悼的！ 我和慎之先生不算很熟。但他作为前辈和领导，是有恩于我的人。 第一次见到慎之先生，是在“六四”清查的当口。那时，他还没有被“罢官”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个院长中，依然分管着政治学所。那次他到政治学所，是 为了谈如何“保住”这个所和《政治学研究》这个刊物的问题。大家合计的结果， 大概是请中国政法界元老张友渔出面斡旋，我们以他的名义写个象征性的检查，由 他来担当。 “你们帮帮张老，也就是帮你们自己”──慎之先生如是说。那是他留在我记 忆中的第一句话。 他的话是如此推心置腹，令我们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共同体”负 有责任，在“船沉”之际，大家都应为之尽一份挽救之力。但在那之后，我们听说 ，慎之先生在自己的去留问题上，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面对专制的淫威，他 翩然挂冠而去，并留下了那句掷地有声的名言： “决不能在刺刀底下作官！” 今天，慎之先生的这句名言，已经永远地铭刻在了每一个有良知、有骨气的知 识分子的心中！也化作无数人身体力行的行动。不过，以上的背景告诉我们，在“ 六四”事件上，慎之先生对於不同的问题是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的：他要求我们做的 ，与他要求自己做的──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表明，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血气、 有正义感和有胆量的人，他还是一个有宽广胸怀和坚强责任心的人。他个人已经做 好牺牲的准备，他就毅然选择了牺牲；但他不鼓励那些羽翼未丰、还没有作好出航 准备的雏鹰，去与暴风雨作前途未仆的、低层次的险恶决斗！正是他的这种博爱、 仁慈与远大眼光，使得初出茅庐的青年们有时间、有机会对自身作进一步的完善与 充实；也正是因为他的立场、精神的榜样鼓舞，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政治学所 ，才可能出现一种前仆后继的局面…… 我与慎之先生的交往，始于工作关系。那是在“六四”以后“中国政治学会” 的首次年会上。那时，慎之先生还兼有这个学会的领导职务，仍是会议的主持人。 我则奉命担任会议的记录。会议结束时，慎之先生借助我的笔记作了总结报告，几 乎全盘照搬了我的归纳语言。当时，我感到自己的工作成果能够为他那样顺手地使 用，是十分荣幸的。 1995年秋，一位前辈告诉我，慎之先生逢人就说：“XXX被一个小姑娘给教训了 一通！”待问详情，才知道是我的那篇用历史外衣包装得很严密的《谁应该对辛亥 革命负责》受到了慎之先生的青睐。于光远先生读此文后，对我表示：“从今以后 ，我不能说你不懂理论。但我不懂历史，所以我不能对文章作什么评论。”尽管他 没有像慎之那样，公开地站到现实政治的前台，但是在这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里，正 是这两位院长的器重，以及他们身后的大批志士仁人的支持，给予了我某种自信， 不仅在以后的学习中凭添了不小的动力，而且有意识要使自己的行为配得上他们的 关切。 1997年，王鹏令先生告诉我，他当年也是被慎之先生安排，出访苏联的。那时 ，鹏令正面临中宣部组织的、哲学界御用文人的围攻，被打成“六四”后“资产阶 级自由化猖狂反扑”的典型，正是主管社科院外事工作的慎之先生劝鹏令暂时到外 面“休息一下”，去完成原来与苏联社科院的一个合作项目，并“网开一面”提供 了各种手续的便利。为了感谢慎之先生，旅欧前，我在郑仲兵先生召集、光远主持 的一个聚会上，把他与鹏令在欧洲的合影与自己的《八九民运史》送给了慎之先生 ，并请他指正。在那次聚会上，慎之先生有感于国内知识界名人对现实问题的迂回 态度，作了长篇的发言。厚泽先生则在与我的私下谈话中，希望有人着手写一部总 结性的大书。我个人倒是有写作一部中国《解冻史》的计划，与《改革史》、《民 运史》呈三足鼎立之势，但我不懂经济，想邀请别人一起完成《改革史》。但因为 忙於私人事务，我没有答应厚泽什么，也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的后续会议。两年后， 我回到北京，才得知正是那次小型聚会，开启了兹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 战的先声。旅欧期间，我得知此前慎之先生访问欧洲时，已罹患脑中风，并不得不 因此中止访问计划，提前返国。 自那次病愈后，慎之先生的行动仍不利落，但文章却写得更多、更快、更尖锐 了。在题材上，也出现了“扩张”之势。无论是对他身处其中的执政党的历史反思 ，还是对一代人思想历程的总结，处处体现了一种尽可能无保留的“坦诚”，并且 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彻底”。我隐约地意识到，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列入了“倒 记时”程序…… 1999年夏秋之际，我在协和医院偶然遇到了前去看病的慎之先生。照例还是交 换信息和对一些现实问题的观点。不过，我感到自己对国内情况已有很大的隔膜， 加之家庭负担沉重，不敢与他多谈。分手时，他把自己的电话和曾彦修先生看完的 一份从多维网下载的王力雄的《毛泽东与经济文革》给了我。并说：“还有点道理 。”兹后，我便写了那篇《毛泽东主义，并非一种传说》。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 ，慎之先生的思想，仍在留意所谓“新左派”问题，所以，我按照自己的感想，仅 只就事论事地作了一番“毛研”。2002年末，一位前辈看了我的《宋庆龄开除胡适 》一文后，建议我送给慎之先生一阅。因为当时我自己也病得不轻，所以决定暂缓 执行。未料，这一延缓，竟成了“下辈子”的事情！ 最终，慎之先生还是先走了一步……不过，我发现，他以自己的终结，向我们 展现了一个生命的“奇景”：他的晚年，是在与“自然规律”作顽强搏斗的、并最 终战胜了“自然规律”的晚年。这并不是说，他战胜了肉体的死亡。相反，在迎接 肉体死亡的同时，他一反所有老人在生命迟暮之年走向暗淡、走向平凡的规律，居 然创造出一个不断走向“绚烂”的过程──达到了精神的永生！ 我深切地体会到，这是慎之先生的意志的结晶！仅只这一点，就是他生命存在 的见证！ 这一见证，能不使对“生命之美”的审视，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2003年4月27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