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恩来无法用“违心”来撇清 朱学渊 可读性极高的《晚年周恩来》的问世，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作者高文谦先生 的父母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忧国忧民而参加了共产党，可是共产革命的胜利没有给 中国送来光明，高先生的父亲先就因言获罪而被远放，母亲在文革中又被囚禁在秦 城监狱七年之久。因为天分和勤奋，高先生文革后就成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的成员，把握了大量中共资料，还亲访过王力、吴法宪、纪登奎这样一些文革要人 。“六四”的血腥，使他在“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位上脱离共产党。高先生 的母亲是爱国名人林则徐之后，在母亲的鼓励下，他用良知和心血，十年才写就了 这部《晚年周恩来》，事实证明这是一门忠良。 《晚年周恩来》的贡献，在於作者全息地俯瞰着中共的历史，而又能将文革的 浩繁人事融会贯通，围绕周恩来与毛泽东自江西“宁都会议”以来的恩恩怨怨，夹 叙夹议地揭示毛泽东的“妖孽”本质；而之于谨守“晚节”周恩来，作者却又把感 情留给读者们，褒贬由你了。读《晚年周恩来》，如受作者一派正气的濡沫，是一 件难得的快事。文化大革命起头时，高文谦先生年仅十三岁，却又能对世事的理解 如此透彻，我想一则生有乃祖之遗风，二则是逆境的催动，使他早生了担当历史重 纲的抱负。 “历史”就是“故事”，英文里的history也是从story一字派生而来的，因此 惟“真实”才是“历史”。然而，中国各代史都是由后朝“官修”的，为维持“皇 纲”和“帝统”，“后朝”都竭力为“前朝”美言，这就是中国历史充满谎言的传 统。而中国共产党就更其然了，连当天发生的事情都说假话，它将来的“历史”自 然是没人信的。而李锐先生以与毛泽东的私交和亲历，李志绥先生以贴身的近距观 察，分别写就了《庐山会议实录》和《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而《晚年周恩来 》又继往而来，却为爱史的中国人重建了诚实的信誉。 我也见过周恩来，一九六七 年“二月逆流”时，四川搞了个“二月镇反”，同校教书的一位体育教师被抓，我 们几个要好朋友到北京去“告状”，在地质学院里和西苑饭店里住了两个多月，等 待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五月初的一天深夜，“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群众 代表”，排不上号的在台阶上等候消息。后来说首长要多见些人，我也进去了，於 是见到了全部“中央文革”的成员。 三十六年过去，惟对周恩来和康生的形像还有记忆。那天“首长们”都穿军装 ，只有康生着中山服，敞着领子，露出了雪白的衬衣。周恩来和康生还不时站起来 走动，手上还端着茶杯，他们个儿不高，容颜端庄，红光满面；那年头百姓们面有 菜色，我头遭见到气色这般好的中国人，因此第一个闪进脑子的念头是“他们大概 天天吃肉”。记得有人嚷着要成都军区司令员“韦杰站起来”，韦杰是个小老头， 老老实实地站起来，周恩来很和气地说：“还是让他坐下吧。”他南腔北调的讲话 很平稳，并没有躁动的“革命热情”。那时，我以为文革很快就要结束，对“中央 首长讲话”并无很大兴趣，只是把他们的表面看了个够。 人们都说周恩来很英俊。据说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与一班文化人接触很多，演《 桃李劫》的陈波儿暗恋他，常常来纠缠；邓颖超女士发现了不正常的信号，就把大 家聚在一起吃饭，收了陈波儿做干女儿，才了了这番“儿女情”。这事虽小，却使 我觉得邓颖超也是个知情理的人。“天安门事件”时群情激愤，周恩来博得了太多 人的爱，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可是天长日久，共产党毛泽东的阴毒愈暴愈多，“周 恩来、邓颖超是伪君子”，又成了我对他们的定论。 初到美国，“恶补”了一大堆海外中文报纸，至今还记得关于周恩来的两件事 。一是西德《明星周刊》五十年代报导，他在德国期间（一九二二年初至二三年七 月或十一月），与一个叫“史蒂芬”的十八岁的女子相爱，她为他育有一子“库诺 ”。后来史蒂芬失却了周恩来的音信，库诺长大遇上了战争，被送到东线去作战， 战死在俄国。二是“顾顺章灭门案”，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工负 责人之一，周恩来的助手，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对中共中央机关造成重大伤害， 周恩来和康生率领“红队”将他全家杀绝，然后周恩来自己去了江西。 《晚年周恩来》记录了他与毛泽东的一世纠缠。那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瞎指 挥，书生们不得不盲从，夺了毛泽东兵权，反围剿斗争就失败，红军损失惨重，长 征途中在遵义，周恩来不得不向毛泽东认错。从此，周恩来后半生就成了一个“戴 罪之人”。而毛泽东生来刻薄寡恩，不时要拿别人的过错来敲敲打打；即便周恩来 检讨认罪不完，毛泽东也不宽恕他。几十年后，还要用“经验主义”的紧箍咒缠他 ，用“伍豪事件”的叛徒嫌疑暗示他，临死还被清算“投降主义”。在得了不治的 癌症后，毛泽东赐他早死，他就不敢不先死了。 《晚年周恩来》开卷便道出了周恩来“保持晚节”的惶恐心态：“自知将不久 于人世的周恩来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亲笔信（按，写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 回顾反省了自己的一生，说：‘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 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 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读到这里，我大惊：周恩来只比毛泽 东小了五岁，怎若儿孙般的谦卑？ 中共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物，都被打入了冷宫，陈独秀早就贫病死在四川江 津，王明去了苏联，张国焘去了香港，惟周恩来是“留用人员”。尽管他在党内有 资深地位，但与曾是毛派人物的刘少奇、邓小平，或身为嫡系军人的彭德怀、林彪 不同，他们还可以有点顶撞的胆量，而他周恩来却是万万不敢的。这固然是因为毛 的强势而霸道和周的懦弱而懂事的天性；更重要的却是他有过反毛的“不良早节” ，使本该有点“革命家”血性的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却象个奴婢了。 四二年，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仕别三年，“红太阳”已经 高高升起，《晚年周恩来》说到一件非常惊心的事情：“周恩来一回到延安，毛泽 东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劈头盖脸地批评他在与胡宗南办交涉时破坏了党的纪律… …并甩出一句很重的话：‘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毛泽东随意辱骂高级党人是 “家常便饭”，张国焘就亲眼见过毛泽东骂张闻天，就如老子骂儿子；而毛泽东对 张国焘夫妇，也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甚至於街头戏弄张国焘年幼的儿子，遂使张 国焘萌生了去意。而“相忍为党”的周恩来却把这句重话咽了下去。 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是他的智能和能力造就的。有人说“想象力比知识 更重要”。对於打天下时代的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是一个有“想象力”的创业领袖 ，周恩来只是个“通情理”守成之才。毛泽东不择手段的谋略，投合了共产党人追 求胜利的要求，乃至不计后果地将他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与周恩来江西一度的 “瑜亮”情结，早因周在遵义认了“我不如人”而了结；再通过造神的“延安整风 ”，周在毛面前更丧失了人格独立的尊严，从此就铸定了他们间的“君臣”关系。 遵义会议伊始，共产党既因毛泽东而获得成功的“效率”，亦因他的至尊，而 使党内生活失去了“公平”。成败皆因毛泽东，六十年代初中国已经饿死了几千万 百姓。可是身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还在那流传一时的《长征组歌》 里歌颂“毛主席料事真如神”。几年后，毛泽东就发动“文化大革命”，把那些大 大小小的萧华们和刘、邓一锅煮了，他们这才发现“神”与“鬼”是没有区别的。 中国俗语也很精妙，何为“牛鬼蛇神”？非毛泽东莫属也。 《晚年周恩来》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灰头土脸，“精神颓唐，抑郁终日，内 火攻心，终於病倒了下来”。他天天想害人，又怕有人要害他，因此拒绝服药。加 上参加陈毅追悼会，“受了风寒，导致病情恶化，由肺炎转成肺心病，全身浮肿， 整日昏昏沉沉，出现心力衰竭的现象，曾一度昏厥过去”。“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 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得车来”。作者引用李志绥医生的 回忆，毛泽东病中曾经作过交权的安排：“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 靠你了……’周立刻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毛摇摇 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可是，尼克松即将访华，毛悟出了以外交胜利掩盖文革破产的玄机，於是开始 服药，并迅速见效。《晚年周恩来》又记载，经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周旋，“ 联美反苏”局面实现，毛泽东得意之余，病情亦见好转，於是害人之心又起。一则 后悔交权的安排，二则妒忌周的风头，三则担心活不过周。於是指使汪东兴阻止治 疗周恩来初发的膀胱癌，又利用“批林整风”勒令周检讨历史错误，七三年十一月 借故召集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莫须有”地批判斗争周的“投降主义”，江青竟指 责他“跪在美帝面前”，周恩来经过此番刺激，精神肉体一蹶不振，而继之而来的 “批孔”、“批水浒”、“批宋江”的明枪暗箭，终於将他射倒于病榻不起。 共产党倒置了“群众─政党─领袖”的从属关系，周恩来不仅参与了领袖危害 人民的活动，而且在共产党的内斗中，屡屡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以保护自己为 前提，不惜牺牲同志。因此，对於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许多行为，即便站在共产党的 立场，也无法用“违心”二字来撇清：他究竟是在“毁党”，还是在“护党”？七 五年九月，周恩来在施行第四次手术前大呼：“我是忠於党，忠於人民的！我不是 投降派！”事实上，他既没“忠於党”，也没有“忠於人民”；而只是一个平时跪 在“领袖”脚边的人，临死想伸直一下。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都很重视“名节”，而他们想保持的“晚节”，今天看来 都是些如“忠於毛主席”之类的“污名”。《晚年周恩来》说毛泽东死后，“四人 帮”被打倒，就在毛泽东身与名俱裂的当刻，邓颖超却先就要主持平反工作的胡耀 邦，把七三年那次“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全部销毁，她忧的竟是毛的阴 魂还要纠缠先君的“清白”。这位“天字第一号”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实在是 太“不识大体”了，她对即将来临的变革竟毫无预感，乃至今人要为周恩来净身， 都失去了一个重要证据。 《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江青夫妇的无耻暴戾，进行了无情揭露。在文革期 间，我就听说江青说她是“主席的一条狗”，还听说过她常常自称“老娘”。对这 些话，我一直将信将疑：莫非如此高级的政治人物，还说得出这般粗鄙下流的言语 吗？可是高文谦先生为它们都找到了出处。读到这些文字，不禁痛心，原来是一个 妖孽豢养了一群疯狗，把我们民族的四千年文明，咬得遍体鳞伤；这又如何叫我们 去认同那个至今还以妖孽为偶像的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既是一个颠覆政府的革命者，又是一个恪守君臣之节的奴仆。中国产生 了这样一个复杂而失败人物，然而海内外还有许多人崇敬他，可见未来还将有后继 的失败者。有人说，这是共产党的不良党规，造就了周恩来这样的人物；也有人可 争议说，正是周恩来这样的人，姑息了毛泽东，造就了共产党。我们要跳出这种因 果循环，只能将周恩来现象归因于社会文化─心理现象，极端霸道的毛泽东和极端 顺从的周恩来，都是中华民族封建文化的产物。 然而，从个人人格上来看，周恩来和毛泽东毕竟是不同的。毛说过：“我是不 下‘罪己诏’的。”可见他是一个毫无忏悔之心的“鬼”。而周恩来却是一个很有 罪恶感的“人”。他自觉对不起贺龙，一有机会就设法挽回。《晚年周恩来》中杨 成武的那段追忆，确实很叫人感动。尽管周恩来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但他毕竟是一 个想与人为善的人，一个经常念及别人的好处的人，一个愿意自我谴责的人。如果 不入共产党，他未必会是“绞肉机”中的一个大齿轮。 据说周恩来死前私下多次表示，不要忘记过去帮助过共产党的人。然而，毛泽 东连郭沫若这样的人都不放过。抗战期间郭沫若写了《十批判书》，批的是秦始皇 ，骂的是国民党；可是到了七三年“评法批儒”时，以“秦皇”自命的毛泽东竟拿 “老朋友”来开刀。《晚年周恩来》说，在七四年“一·二五”万人大会上，江青 “有意杀鸡给猴看，郭沫若被几次点名，当众罚站”。众所周知，郭沫若还有几个 儿子自杀、坐牢；而有识之士如罗隆基、储安平者，则早就家破人亡了。 周恩来一生都是很痛苦的。死神降临前，一次一次唤醒他的，可能就是顾顺章 一家妇孺乞生的哀求声。他或许自慰那是“以革命的名义”，或者自责那时“太年 轻，太无知”。一九五四年，他回到阔别三十一年的柏林，一个十一、二岁的德国 儿童来求见，说是他的孙子，这当然是东德共产党当局认可后的安排，可是五十六 岁的周恩来却将他拒之门外。毕生善解人意的他，难道就不能送孩子一盒糖果，再 哄他一下“你奶奶认错人了”吗？而非要让这个受了伤害的幼稚去冥思苦想：莫非 是祖父太冷酷，或者是祖母在撒谎？ 《晚年周恩来》说他临终前是很孤独的，邓颖超无言地握着他的手，等待最后 的时刻。想必冤魂们一个一个地来给他送行，有的尖刻，有的宽容；周恩来向他们 一一谢罪，但“我行将就木，已无力挽回”。周恩来或许是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杀 完顾顺章一家后，一位目击者就见周恩来自言自语地说；“今后历史如何看待我们 呢？”尔后，周恩来也可能立过这样的大志：“让我们得天下后，做尽好事来补偿 。”然而，权力到手的共产党，就成了合法的“断头台”，继续以“革命的名义” ，屠灭了无数有形生命，还摧杀着无形的道德和灵魂。 共产主义幽灵在地球上回荡了一百年，周恩来追随了它在中国兴起─挫折─成 功─失败，最后却由“领袖”安排了他的死期。可庆幸的是，他死在毛泽东的前头 ，中国的“后事”由别人去操办了。否则他很可能是中国变革的一块绊脚石，总之 他的政治行为不可理喻。他去世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态度是：“我们反对共产主 义，不反对个人。”从《参考消息》上读到这条报导，我流下过热泪。又是近三十 年逝去，如果人们还能从这位大暴君的卑微助手，与“残暴”同义的“共产主义者 ”身上，品出一些磨灭不去的人情味的话，那也算是他个人的成功。 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附录一：周恩来在德国子孙们 周恩来与德国情人的故事，始传于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四年七月周访问东德 ，接受胡包特大学颁发荣誉博士，有一位自称是他儿子的东德男子要与他相会，被 他拒绝。该男子的面貌有华人特性，轮廓也像周恩来。据当时西方报纸报导，他是 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与一位德国女子所生的私生子。她“可能是”德共党员 ，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 “周恩来在东德有子孙”的新闻，启发了当时西德《明星》周刊记者海德曼， 他以极大的兴趣和耐心，深入“铁幕”采访，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当年的 情人及其儿子的遗孀，后来又在芝远见到了周恩来的孙子。据海德曼报导，周的情 人叫“史蒂芬”，是哥廷根的奥本曼旅店的女仆，一九二三年周恩来寓居该店期间 与之相识，昵称她为“格德尔”，两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头发深棕色，体 态略胖，不久为周生下一子，取名“库诺”。生下孩子十二天后，她被旅店老板解 雇，回乡下父母家去了，从此与周断绝音讯。库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妻子改嫁 ，留下一个孙子“威佛利”（即古诺·韦尔来德·周），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汉德 海根采访时，他才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周刊记者再访 东德，威佛利已长大成人，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结了婚，已有两个女儿（不是 儿子）。他为自己是周恩来的后代深感荣耀，得意地告诉记者：“我的祖父举世闻 名”。还说工厂的同事都知道这件事。 （摘自金钟编《红朝宰相》第183页） 附录二：洪扬生谈“顾顺章灭门案”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特 别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政 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负责，特委是决策机构，下设中央特科是行动机构，由顾顺章 负责，特科下设四个科，洪扬生（一九二四年入党）为一科的负责人，负责总务； 二科搞情报，负责人陈赓；三科就是著名的“红队”，又叫打狗队、红色恐怖队， 谭余保、王竹友先后任科长；四科是后来才成立的，是电讯科，由李强负责。洪扬 生亲自参加了这场杀光顾顺章全家的灭门案。 这场屠杀由周恩来亲自带队，康生(赵容)也直接参与，黄埔军校的学生斯励那 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有记载斯励在“四·一二”清党中曾将 周恩来从国民党手里救出，但也因为他认得周恩来，所以也一样被杀。这一事件中 当场被杀的有顾顺章的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洪扬生亲自杀了顾顺章的妻子，还安排 把顾顺章七岁的女儿送去浦东，后来下落不明。在行刑过程中，康生表现得比周更 坚决、更冷酷。 任务完成后，周恩来冷漠地望□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 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 ，今后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呢？”大概讲了这句话后才可以稍微对得住自己的良心 。一九三一年在甘斯东路爱棠村、新闸路、武定路等地挖掘这些尸体时，共挖出三 、四十具，都是周恩来领导下的这个“锄奸”的战果。当时哄动了整个上海。 在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亲自召集特科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说：“中央来不及 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 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以 后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洪扬生后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被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自首， 当了一段时间的特务，大概没有立功表现，后来长期失业，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 后，洪去找一九三一年领导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因为他知道周恩来作过的上述指示 。但潘汉年敷衍了他几句，就将他推出门口。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时他一度被捉 ，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厂劳动，五八年再被捕，一直关到七四年，未正式判刑。洪 为保卫革命领导人而出生入死，解放后当然怕他嘴巴不严，乱讲话，而对他实行“ 专政”，但没有把他灭口。文革结束后，由当时担任外贸部长的李强作证明，洪被 安排到文史研究馆，每个月有八十元的生活费。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总统 1972年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同尼克松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就中美 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它问题进行了讨论。周恩来表示：台湾问题是阻碍两国 关系正常化的关键。尼克松表示：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 部分。 1972年2月26日，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在赴杭州的飞机上。访问杭州后， 尼克松一行飞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