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狱中的中秋
北京 侯杰
人生四十，有记忆的日子三十几年，但我能记起的中秋只有一个，就是十四年前的那个中秋
。十四年前那一天的情景，今天想来就如同昨日。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天的公元历是9月12日
。十四年来，每当中秋来临，望着明月的时候，我都要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咀嚼那一天的情景
。非常巧，今年的中秋是公元历9月11日，同我记忆中的那个中秋只差了一天，十四年前的
中秋，也是这样的节气，也是这样的气候，也是这样秋凉的夜晚。
十四年前的那天早上六点半，起床铃声响过，整个监室的人纷纷起床，叠被，洗漱，然后懒
懒散散地各自活动，有的坐在地板上发呆，有的趴到窗下，贪婪地吸吮从窗外流进来的清新
带有一丝凉意的空气。我背靠油腻腻的墙壁，坐在地上百无聊赖，旁边的赵毅强问我：“想
什么呢？”
我说：“中秋啊，还能想什么？”
赵毅强是北京医科大学放射实验室的教师，学生绝食后，他发起组织教师声援团和救护队。
整个绝食期间，他天天都在广场上，戒严后，他仍然在广场上，担任救护组织组织工作，由
于事无巨细皆必躬亲，对学生关怀备至，被尊称为“婆婆”。六四凌晨，他随最后一批人员
从广场撤出。他是这个监号的老号，从6月被抓，就关进这个监号，而且，由于他好管闲事
，又有个运动员的般的体格，就当然成为这个监号中的组长，也就是牢头。我是6月30日在
报社被公安戴上手铐抓来这里的，先被关进下西筒五号，8月15日，转号来到下北筒五号。
严格意义来说，我不是八九这场运动的参加者，因为我从头至尾只是充当一个记者的角色，
我甚至没有在任何的请愿书和声明上签字。但是，由于我介入的时间较早，结识人过多，终
于上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抓捕名单。
一阵清脆的鸽哨从窗外传进来，我向窗外望去，透过铁栅栏，一群白色的鸽子在蓝天下翱翔
。入监三个月来，鸽哨鸽群一直是我生活中唯一的音乐，悠扬的鸽哨给我很多的联想。但今
天的鸽哨给我别有一番心思在心头。因为今天是中秋。
我的心绪随着鸽哨飞，飞到很远很远，飞到我的老母亲的身边。而我无法回到她的身边，因
为我已经失去了自由。
小赵是个乐天派，不光有健硕的体格，而且多才多艺，我没看见他的情绪低沉过，倒是我经
常一个人坐在角落，一言不发。每逢这时，他都要故意找我说话。我们经常的节目是晚饭后
坐在角落里，低声对歌，一个人起头，另一个人接茬唱，如果接不上就算输。我们几乎把从
儿童时代到现代的流行歌曲都唱了一个遍，我竟然把儿童时期的《小松树快长大》，电影《
小星星闪闪亮》这种已经绝唱的歌都想起来了，他似乎更喜欢苏联歌曲《马车夫之歌》这种
在大学生听来闻所未闻的歌曲，他唱来得心应手。很快，他就发现现代流行歌曲和影视歌曲
我几乎没有几首能唱的，甚至一些当红的电视剧的歌曲，我都唱不上来。后来，我们相约，
当代的流行歌曲和影视歌曲我们不比，很快，我也从开始对流行歌曲的不屑，慢慢承认流行
歌曲在抒情上的独特之处，后来他竟成了我学唱流行歌曲的老师。一天他教我唱《星星知我
心》的插曲，我没看过《星星知我心》，他就给我讲电视剧情，讲到女主角得知妈妈去世，
便四处寻找到自己的弟弟妹妹，并带上他们一起到母亲的墓地去看望妈妈的情节，我忽然鼻
子一酸，再也忍不住，蒙面大哭起来。他也同我一起哭，弄得整个监号的人都傻了，随之大
家一起掩面而泣。这是我在监禁生涯中的唯一一次落泪。
小赵关于中秋晚会的提议，得到监号的认同，小赵开始安排各自的节目。忽然筒道里一阵慌
乱，大家停止讲话，屏心静气听筒道里发生了什么。只听得，一个监号门被打开，看守叫什
么人的名字，然后，门被关上，然后又一个门被打开，又叫一个名字，门又被关上。
我们开始私下议论起来，是不是要转监了？
转监，那时是个不吉利的预兆，因为，“转监”意味着去秦城，转去秦城就意味着要逮捕、
判刑，而在看守所则尚有无罪释放的可能。
我们的监室门被打开了。一个瘦小的看守出现在门口，大叫我的名字，我站起来，下意识地
问：“去哪？”
“少废话。收拾东西。”
当我站起的刹那，小赵抓了我一下。我明白他这个举动的含义。他不希望我走。
我带上自己的东西，走出监号，重重的铁门在我身后重重地关上。我这才看青，筒道里已经
站了八九个人，我们排成队，我轻声问旁边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去哪？秦城吗？”他眼里
满是疑惑地摇摇头，“不知道。”
“不许说话。”看守叫着，然后，带着我们向楼上走去。上得楼，我们转个弯。来到东筒七
号。原来是调房，这我才放心。
看守一个个叫着名字，我们一个个走进屋去。同我刚刚呆过的下北五比，这个监室要小。但
是干净很多。而且，我们人少。
当大铁门“哐”地关上后，屋子里的人开始互相打量起来。我这才注意到，关进来的有10来
个，都很年轻，一看就是学生，只有一个人除外。我们开始相互自我介绍。
留板寸的是北航的陶红中，衡阳人，北航绝食团的成员，“六四”后，回家的路上在武汉街
头向人们演讲，介绍六四惨案，被公安抓捕，遣送回北京。
矮个子的赵成奇，也是北航学生，湖南株州人，也是因为演讲被捕。
鹰钩鼻子的是清华的龙彧，清华最早发起纪念胡耀邦的学生之一，他在纪念碑上做纪念胡耀
邦演讲的照片被用作争鸣的封面。
留长髪的是北大计算机系的周宏桥，他是这些人中唯一一个非政治原因入狱，他在广州街头
向人出售“六四”开枪的照片，被公安抓获遣送回北京。
光头的陈明晓，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湘西大庸人，北师大学生绝食团成员，“六四”
后与其他两个学生领袖逃回湘西家乡，被人检举而抓捕，被捕后说出了其他两个同学的行踪
，致使另二人被抓，三人一同被押解回北京。这也使他在关押期间一直心情郁郁的，时有自
责。
身材纤瘦的是北京大学的许成富，浙江温岭人，因为义愤，发表一些反政府言论被举报抓捕
。
身体粗壮、上唇有抹小胡子的是北京邮电学院的崔向东，他是个理性的人，在学潮期间未有
任何行动，“六四”后，给一个好友写信发表了对镇压的看法，好友将信呈交自己的党支部
领导，此信又被转北京，他因此被抓捕。
唯一一个年纪较大的、有着稀稀拉拉胡子的是政法大学的教工李子希。他是政法大教师团的
发起人，组织过冲击中南海的行动。“六四”后，与一个在广场认识的女生结伴南下躲避，
被抓回北京。
身材颀长，一脸稚气，相貌很象香港演员吴启华的年轻人叫郑重。后来出狱后，我才知道就
在我们调号的时候，军博正举行一个《反革命暴乱展览》，那展览里有郑重的大名，说他是
吾尔开希的保镖，还展览了他用过的一个三节鞭。但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帅帅的、
一脸稚气的小伙，怎么可能是什么保镖。
让我意外的是，这些人中还有一个年仅16岁的小孩子，问他名字，他说，叫我小崽吧。他是
江苏人，无业，来北京时不知怎么混进了广场，给清华大学学生、广场纠察队总指挥张伦当
传令兵。六四后，跑到黄鹤楼上向人讲起北京的情况，被当地警察抓捕。
大家相互自我介绍过，开始都对新环境产生好奇感，话也就显得特别多。事后，我得知这是
看守所一次人道的调整，把学生教师统一集中到几个监号，同工自联、市民敢死队分开。
中午时分，监号打开了，监狱给大家发月饼。每人五个自来红。自来红是北京最传统的月饼
品种，硬硬的壳，里面放着青丝玫瑰白砂糖之类的馅料。对于监号里的人这绝对是美味佳肴
了。
五块月饼是我们监狱生涯的美味，我本打算晚上明月初上时再吃，但实在耐不住它的诱惑，
吃了两块，留下三块，到月圆的时候再吃，李子希一气吃了四块，然后用马粪纸包一块向窗
外扔去。大家都对他的行为不解：这是干什么，他笑着说：“这块是给我的女儿的。中秋了
，不给女儿送点什么是不应该的。”
我听了心里不禁泛起一阵难言的酸涩。我的思绪飞到了我的母亲身边。此时，母亲在干什么
呢？入监两个半月了，我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母亲得知儿子身陷囹圄，她会怎样想呢？能
承受这样的打击吗？心事一起，我便无言了。一个坐进墙角，一言不发。满脑子里都是母亲
的模样。
我不知道，就在此时此刻有两个人正在列车上，向我心中的目的地进发，他们是我的同事，
两个《北京日报》的记者。他们代表几个同事和朋友的嘱托，给我的母亲带去月饼也带去朋
友的问候，也就是在我在监号里无言遐想的时候，他们走进了我的家。
事后才知道，我被囚后，报社没有正式通知我的家人，当我的姐姐打电话到报社找我，他们
才告知我被关押的情况，姐姐找到报社要求知道我的被关押地点，报社说不知道，让找公安
，公安则说，已经通知报社。姐姐和舅舅、姨妈决定为避免我妈伤心，不告知她这事，只说
我工作忙不能回家。中秋到了，姐姐觉得这次必须有个合理的解释，因为儿子没有理由中秋
不回家，她同舅舅姨妈商量过后，决定就在中秋的晚上通知她。也就是说，当我的同事走进
我的家门时，还没人正式通知我的妈妈我被关押的事。
同事走进家门，寒暄几句后，试探性地问：“您知道了吗？”妈妈当时漠无表情地点点头，
“我猜到了。”“没人通知过您？”“没有。”
午饭时间到了，妈妈要留他们吃饭，同事一再表示不必了，他们向妈妈告辞，妈妈送他们走
下楼，走出门洞。直到分手，妈妈都没有掉一滴泪。事后多年，同事向我提及此事，仍然万
般感慨：“你妈真了不起，我知道她心里难过，但就楞没掉一滴眼泪。”
当晚，姐姐、舅舅、姨妈到了家里。他们已经研究好长时间如何开口，但当他们在妈妈的房
间里坐定，妈妈拿出同事送的月饼给他们时，他们知道所有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您知道了？他们告诉您了？”姐姐问。
妈妈平静地说，“我早就知道了。两个半月了，连个人影也没有。还能怎样？”
没人说话，妈妈忽然抽抽泣起来。姐姐抱着妈妈，也哭。姨妈在旁边说：“别管她，让她哭
。”然后，抓着妈妈的胳膊说：“哭，你哭，哭痛快了就没事了。”妈妈“哇”的一声大哭
起来。
有过坐牢经历的人都知道，只要面对现实，接受现实，坐牢并没什么可怕的，也不见得痛苦
，适应了最初的不自由的痛苦后，心态反倒越来越平和，甚至适应那种不自由的生活。真正
难受的是外面的亲人，他们要为牢中的人奔波，为牢中的人担忧，人们常常把坐牢想象得极
为恐怖，所以，要承受更大的痛苦，更大的压力，更大的心灵煎熬。
天渐渐黑了。大家开始议论，今晚中秋怎么过？我说起已经和原监号的人商量好搞一个小型
晚会。李子希建议：“我们搞个击鼓传花吧。”此建议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
监号的人做成两排，一块奥琪牌香皂暂时充当“花”，小崽坐在第一排，用筷子敲一个茶缸
，敲茶缸声停止时，香皂在谁手里，谁就得表演节目。
按监规，监号里是不允许搞这种活动的，所以，我们几次提醒小崽敲茶缸声一定要小，决不
能让外面的看守听到，挨骂事小，如果搅了我们的击鼓传花晚会岂不是扫兴。
香皂传到我的手上，茶缸声停止了，我唱了一首歌。茶缸声又起，转过两圈后，香皂再到我
手上时，茶缸声又停止了，我又被罚唱。茶缸声又起，这次竟然还是我，我感觉到蹊跷，开
始注意观察小崽的动作，当茶缸声再次停止时，我发现，后排的许成富用脚踢前排小崽的屁
股，我明白，作弊！我拆穿了小崽和许成富的把戏，罚许成富唱歌，作弊败露的许成富哈哈
笑着，揭露出主意的是李子希。这样许成富被罚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子希被罚唱《
三套车》。
龙彧是这些人中的歌手，他最喜欢唱英文歌曲，他最拿手的是《毕业生》主题歌。那天是我
第一次听这首歌，旋律传导的意境让我产生许多的遐想。
晚会持续到九点半熄灯铃声响起才算结束。大家都很尽兴，这是我们监号中的中秋晚会，它
给我们的囚禁生涯带来一点生活的愉悦，也带来一点生命的色彩。
后来我知道，那晚下北五也举行了晚会，但是，发起人小赵却没有参加，他一个人坐在墙角
掉泪，后来他对我说，一是想念家人，一是为和我这个狱友分别。
那夜，我失眠了。我倚靠在墙上，望着铁窗外的明月，坐了多半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