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最大的经济 南京 樊百华 在自由社会，青少年往往以成为富翁、企业家为宏愿，想成为政治家的少之又少。这是因为 权利主义社会的政治已经理顺了，成了总统、总理（总书记算不算大人物？）不等于就有了 呼风唤雨的特异功能，连一个“北京地区”也支配不了。相反，一个权力主义的社会，政治 必然无限扩张，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政治化了，人们被迫不得不首先关心政治，大大小小的 政治家也就不胜其多，连山沟里农民的思维模式都政治挂帅了。中国文革以后，应当说，用 生产力标准、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取代政治统帅一切、阶级斗争为纲，是一个进步，民间的 觉醒从厌恶极左极权到注重人权、公民权，更是改变泛政治化社会的重要进步。 但是，例如甘肃省刚刚对一位人士的判决书中，还充满了“敌对分子”、“反动组织”、“ 反动言论”这样的用语，就表明官方并没有真正改变过去的政治习惯。实际上，权力主义的 “稳定压倒一切”与“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恰恰是有冲突的，表面上的“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并没有改变“以维护传统政治权力为中心”、 “政治是最大的经济”的内核。我这里说的“政治是最大的经济”首先是对现实的反映，加 上问好，是对政治依然压倒一切条件下能否搞好经济建设的疑虑，同时也是对经济、文化等 等真正摆脱传统权力的纠缠，表达一点愿望。 中国要什么样的政治 既然“政治挂帅”依然是中国不幸的现实，那么，在中国，不是要不要政治、关心不关心政 治、对政治有没有兴趣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政治的问题。 不错，政治是最大的经济。实际上，政治不但是最大的经济，而且还是最大的科技、教育、 文化娱乐，等等等等——这是由共产党的大一统政治习惯决定的，当然不是好事——成熟的 成人社会政治不应当对非政治领域有如此大的控制、干扰与影响的。中国人的生活被共产党 弄得过于政治化了。 中国的经济生活中真正烦人、折腾人的，无一不是来自糟糕的权力主义的政治干扰！今天的 中国必须将反腐败与维护人权联系起来，因为腐败直接侵犯了人们的财产权。腐败的根本原 因在于权力垄断，或者用官方报纸已经出现了的说法即“权力缺乏制约与监督”，腐败蔓延 ，这说明人们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必定被严重侵害了。当然，腐败也必定要侵害到人们 的各种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无论在哪一个生活领域，只要有权力触鬚的触及，人们就不难看到那里的一些侵权和腐败现 象。一个人首先是“投胎”、出世，而这就需要男女的婚姻，而要领到婚姻许可证就得应付 腐败，多者竟要花上几千元棗这导致“非法婚姻”增多；生孩子呢？要有准生证，于是全国 农村大多数落后地区卖起了准生证，收起了名义上的“超生费”实际上的“准生费”，而且 是连白条也不给打的，有多少村、乡干部贪污了多少亿“超生罚款”？看看全国每天不断去 北京上访就知道了——这导致计划生育国策的基本失败，骗取国际社会的廉价夸赞无疑于纵 容乱生育；到医院呢，又得进贡医生；出生后入托、入园，要应付乱收费和老师对平民父母 出身的孩子们的歧视；带孩子出去玩要被旅游行业宰；上学了要受应试教育制度之苦；节日 去公园因为门票等等被“宰”了，你还有真正的游玩吗？……直到死后的骨灰盒安葬、儿女 们清明节来扫墓等等，可说是虽死而不宁。无论任何人，从出家门到回家，都可以在他进入 的社会角落里遇到腐败。坐在家里就无事了吗？公安随便进门把你打一顿，让你掏出冤枉钱 的事也会有；电费、水费乱收呢？（有线）电视、电话费呢？那污染的空气呢？居室的终日 不见阳光呢？噪音的干扰呢？……总之，无时无刻，无事无处都可能遭遇腐败与侵权。高度 统制的权力社会，腐败像被污染了的空气一样。作为平民，在中国活完一生与历险相若，不 应当说是“幸存者”，到头来是个“幸死者”真正是“死得其所”了。 无法按极权路数解决的问题 何清涟女士说到“贪渎文化传统”，我说现行政制是其集大成，不老老实实承认这一点，便 不能心平气和、不能良性互动、不能同舟共进。首先问清楚自己是不是腐败分子，如果不是 那么不管自己处于何种地位都应该看到，诸如腐败的政治、市场的扭曲、企业的空壳化，农 民负担、工人失业，金融的混乱、教育的落后、干群关系紧张、环境恶化……等等大且尖锐 、深刻的矛盾，都无法按极权主义的路数解决。 1998年晚些时候，在学界口碑尚好的《财经》杂誌（证券市场周刊月末版）组织有关专家， 进行了一次“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吴敬琏先生在对话会上指出，中国再回到计划经 济的模式不大可能。但搞得不好会出现一个拉锯战的过程，可能会发展成类似东南亚国家的 “裙带资本主义”或者“亲朋好友资本主义”。中国在这方面的苗头已经相当明显了。要避 免“人治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从经济的角度讲，就是要发展独立的民间经济和民间力量 ；从政治方面讲就是要确立游戏规则，实行法治。吴敬琏先生还说到，中国最大的危险主要 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继续搞计划经济，另外就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这两种力量互相以 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公众看不明白，就容易发生摇摆。为此，当前还是应该做一些比 较基础的思想梳理和启蒙工作。经济学家汪丁丁也认为，改革的前20年回避的许多核心和困 难问题，现在再也无法回避了。经济学家应该把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理反复讲，在实践中讲 ，让大众和官员明白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建立信心。他说，中国的改革需要一种持之以恒 的思想力量，才可望走到它要去的地方。 “人治资本主义”不同于“新权威主义”（是两码事）。“新权威主义”必须具备四大基本 面（不是技术面）：一是存在真正的廉政、勤政；二是集权机制具有行之有效自上而下的发 现、甄别、任用德才兼备人才的功能；三是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因而充满经济的活力。吴敬琏 先生说过：“市场经济并不是完美无缺和无所不能的。应当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有很多缺点的 经济体制。然而与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试用过的一切其他体制相比较而言，它确是最好的”。 四是人民有较高的文明修养（品德、科学文化素质），并且对“无权状态”下的人生幸福感 到相对满足（像我们一些教授那样）。以此观之当世诸国，确实唯新加坡近之，但新加坡也 开始了民主改革，其国民也在期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权利空间”。而诸如香港警署、 新加坡海关、菲律宾岁入局（短命）、驻韩美军采购部等的廉政美谈，毕竟只是一国（地区 ）的机构或部件而已，自然无以作为国家整体的证据。至于偌大中国大陆就别做此梦了。这 里特别要转告读者的是，新加坡亚欧基金总干事许通美先生，1998年曾特别指出，废除“朋 党资本主义”，是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我不认为许先生的话与新加坡无关！ “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 若干年来，中国的一些学者，有的还不断做着“新权威主义”的奏折和幕议，有的还一直在 强势群体内推销鼓噪着“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比起我前面说的“腐败成了空气”来 ，润滑剂的马屁拍得还不够呀！）。其目的无非是通过其智力从权力和暴富者那里讨口“食 客”饭吃。其心态无非是“管他娘的百姓，你们能捞就捞吧——只是千万带我一份。”鼓噪 “新权威主义”、“腐败润滑论”的“学术流氓”们，无一不在私底下多少干着些见不得人 的勾当就是明证。 吴强、一杭两位作者曾撰文指出：专制独裁乃地区动乱的根源。在研究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 中，众多专家学者指出，专制与腐败乃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祸首。何清涟女士曾就此撰文指出 了“儒家资本主义神话的破产”；黄苇町先生则主要就韩国作了相关剖析；连典型的官方经 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也承认“东亚金融危机的‘根’在于泡沫加腐败”。 1998年《中国国情国力》第2期刊文透露，一位“领导同志”在广西考察时指出，亚洲金融 危机，有三条教训：第一条是经济结构失误，把钱全投在房地产，和我们1992、1993年教训 一样的。投进去没有市场就收不回来这个钱，压在那个地方压死了。搞房地产，不能把土地 层层下放、工程层层转包。这是很腐败的一套，一定要把它割除。第二，乱借外债。本来法 律规定的省级政府无权担保外债，未经批准他却担保。我们不会保护这种非法贷款。第三， 腐败。裙带关系、贪污受贿，包括韩国、日本，一样的。日本那些高官，都是受过那些大银 行、大老板的所谓过份招待，腐败得很，所以最后总爆发。苏哈托统治了35年，他也得垮台 。经济垮了，老百姓民愤太大，他不垮能行吗？…… 其实苏哈托时代的经济倒还不断增长着，经济没垮，老百姓民愤还照样大！ 有学者认为，中国首要的问题不是腐败，而是例如机制变迁（如基础的产权制度，诸如政府 机关集体采购、公车集中制等的局部改良等等）。这与老百姓的说法不太一样。1999年刚刚 到来的时候，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就1999年百姓生活的热点问题，在北京、上海、 天津、广州、重庆、武汉等地开展了专项调查，成功访问了785位城市居民。 其实，历年来的相关调查大概有上百次了，结果都基本相同；调查中“不关注”惩治腐败的 人数比例10亿人中才有800万，加上“不太关注”的也才2200万，以总人口13亿计的话，则 为2860万人，仍小于人们估算的受惠于腐败的群体人数， 黄苇町先生在《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一书中提出，“只有腐败能令我们亡党亡国” 。一些官员虽口头上也懂得这样讲，但一到实际问题时，便又端出党魁权阀架势，似乎人权 人士、道义人士才是亡党亡国的罪人，说明内心并未有黄先生这样的认识，或者虽嘴上知道 有亡党亡国之祸，也不惜站到腐败一边迫害正义人士。难怪人们议论说不反腐败要亡国，真 反腐败就要失去传统权力。 关于腐败能否根除的问题，人们持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这与对腐败概念的理解相关。我认 为，腐败不仅是一种钱权交换或权力寻租，而且是一种制度性、体系性、群体性的政治现实 。既然如此，现代宪政民主社会的实际表明，腐败是完全可以控制住的，在“控制住”的意 义上讲，也就是可以根除的。南非行政管理学院那位名叫罗伯特·克利特加德的教授在其名 为《控制腐败》的书中，所持的“腐败不能根除，只能控制”的观点，没有看到专制国家的 “腐败”与民主国家的“丑闻”的重大区别，是错误的。 浙江省温岭市检察机关对1998年该市查办的十件大案（罪犯涉案金额从几万到几十、几百、 几千万不等，总罪额达2300万元，人均100余万）剖析为四类：⑴以权“吞钱”；⑵以权“ 换钱”；⑶以权“调钱”；⑷以权“玩钱”。可见，腐败是一个政治权力体系问题。腐败与 权力过于集中（直白说就是专制）是二而一的问题，专制是因，腐败是果。如果说，腐败不 能控制住，就等于说专制无法制约住。幸亏，这已经被人类政治进步的现实否证了！ 钟国兴先生讲腐败“导致经济落后”、“导致经济畸形”、“导致泡沫经济”、“导致社会 动荡”；何清涟女士将权力的垄断称作“政治之癌”！现在看来，大讲经济是最大的政治、 市场经济与中产阶级的成长有利于遏制腐败等等，都是一厢情愿的经济唯物主义的老调调， 讲政治的民主化改革是控制、遏制腐败的根本才是唯一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