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 不能让受害者再一次被杀害 ——“六四”五周年感言 (北京) 蒋培坤 “六四”惨案五周年了。这五年中，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思想和尊严，这是以我儿 子的血和生命为代价的，也是以我这几年间所失去的一切为代价的。 去年六月份，我和我太太丁子霖女士一起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谴责了五年 前的那场大屠杀，批评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中国政府所持的人权观点，由此我受到 我所在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当局的行政处分。这件事本身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 但给目前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一个信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 义中国，是不允许存在不同声音的，哪怕这声音是那样的微弱。当然，这也是一个 警告，对那些“不安份”的人们的警告。 也许生活在西方的人对人权问题过于敏感，过于认真，在中国极其平常的一件侵 犯人权的事例，居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 我和我太太因接受外台采访受处分一事播发了该台中文部主任米歇尔给我们的一封 回信，信中说：“您两位的来信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您两位的儿子，好端端的一个 中学生，八九年在木樨地被镇压的枪弹打死，而继母亲丁子霖女士之后，父亲蒋培 坤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原美学研究所所长，因接受了‘美国之音’的 采访，今年秋天也受到当局的惩处，被免去了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并被停止招收研 究生和访问学者。这么一件涉及一个在中国越来越少的读书人的命运的大事，怎么 我们没有在中国的报刊上看到过一个字。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法国和欧洲，必然会 成为重大新闻。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可以亲自跑到西雅图会 见柯林顿，怎么一个中国公民就不能会见一个美国记者呢？怎么他就不能表达自己 的见解，怎么就要因此丧失工作的机会呢？” 是的，这就是中国大陆的现实！在社会主义国家，只允许存在由官方授意或与官 方观点保持一致的言论，尽管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作为公民权利“宪法”里写得明明 白白。因此，在社会主义中国，事实上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只存在 靠智力劳动、靠诠释官方意识形态谋生的人，即所谓“脑力劳动者”(承蒙邓小平抬 举，把知识分子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此知识分子曾经高兴了一阵子)。他们 并不体现人类的自我意识，并不代表社会的良知，当然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批判力 量。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文化的最大成功，莫过于对人的灵魂的钳制和戕害；这种 文化居然成功地把人改造成为没有自己欲望和情感、没有自己思想和语言、只是为 自身以外的目的活着的非生命存在物——他们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奴役和人格侮 辱以至于麻木。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只要稍具一点点良知，稍稍保持一点独 立的思想和人格，各种各样的厄运就会接踵而至。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命运，尤其 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中国人的命运并没有因此有丝毫改 变，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依然得不到任何法律上的保障，表达了与政府、与官方意识 形态不同的见解，仍然要受到各种方式的惩罚，包括超法律的所谓行政处罚——顺 便说一句，中国政府对于那些因良心或言论获罪的人，除了把他们投入监狱外，更 多地采取超法律的行政处罚手段，包括所谓背靠背的“内部审查”、强迫当事人“ 说清楚”、写自我检查、认错、悔过等等。这是最使知识分子感到屈辱的处罚方式 ，尤其是对于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来说。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在过 去几十年岁月里，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不堪于这种屈辱而绝笔他谋乃至选择了自杀 。中国的当政者深知，要迫使知识分子就范，莫甚于施以“诛心”之术。 在以往的人生历程中，我同很多人一样，也不过是靠自己的智力谋生而已，而且 虔诚地信奉马列主义，虔诚地相信马列先哲们构造的天国理想；只是因为生性善良 (在共产党的天下，善良被认为是阶级立场不坚定的表现)，见不得太多的虚伪，太 多的血污，才没有被铸造成一个共产党人。我一直以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 但到头来得到的报应居然是最大的不幸。这也许是历史的宿命，难以逃脱的。 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我终于有了一个新的信念：作 为一个人，总得讲点人性，讲点人道，总得尊重自己和别人做人的权利。这对我这 样的人来说，也许可以说是一种觉醒吧！因为多少年来，社会生活中真正属于“人 ”的东西实在太少了，而人性被扭曲、被异化甚至非人性的、兽性的东西又见得太 多。因此，整个八十年代，我的全部学术活动，我所写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在呼 唤人性的复归。我天真地期盼着人们能变得善良一些，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少一 点仇恨，多一点爱。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五年前那个极其平常的夜晚，人民 共和国的政府居然会向人民子弟兵下令朝自己的人民开枪，而我竟不相信真的会开 枪，而且开了枪还宁可相信是橡皮子弹而不是真枪实弹，而且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真 枪实弹会穿透自己未成年的儿子的心脏 。愚昧啊！麻木啊！迂腐啊！还能说什么呢？十年启蒙，良知被唤醒了，却仍然是 那样的不谙世事：空谈什么人性、人道，人家可是用机枪坦克说话的！实在难以相 信这就是我所面对的真实，然而又是那样的千真万确，真确得就象出现在幻梦中的 那样。 由此我想到，什么时候人们能走出那用欺骗和谎言堆砌成的世界，直面世界的真 实呢？然而，这很难，确实很难。五年前的今天，人们目睹了那殷红的血的事实； 五年后的今天，那殷红的血色似乎黯淡了、隐匿了。人们的记忆确乎有一种根性， 它不情愿去回想那令人心碎的往事，宁愿生活在虚幻的安泰之中，否则，生活未免 太沉重了；何况，当一些人遭枪杀，一些人受酷刑，一些人被关押，其余的人未必 都有切肤之痛。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罪恶总是不断发生而且总是不能得到及时制止的 原因吧。 人都有一颗良心(除丧失人性者外)；良心总是要寻求安宁。但是，除非我们敢于 正视这个不安宁的世界，否则，我们的良心不会安宁——这是海外一位朋友在读了 丁子霖女士给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的书面发言后写下的一段感言。我想这些话是说 得很有道理的。当我们面对眼前的暴行时，万万不要把眼睛闭上；当我们回首昔日 的暴行时，万万不要把暴行从记忆中抹去。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 忘的历史。记得去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落成的“浩劫博物馆”(为纳粹屠杀犹太人而 建)揭幕仪式上，一位名叫埃利·威赛的美国人(是他首倡在美国建立浩劫博物馆)致 词说：“遗忘，就意味着将那些受害者再杀害一次。我们没能阻止他们第一被杀害 ，我们绝不能容忍他们被杀害第二次。”我想这话同样适用于五年前发生在中国北 京的“六四”大屠杀以及那些被无辜杀害的死难者。罪恶一旦被遗忘，就会重演。 但愿饱经忧患和苦难的中国人能记住这一点。 不管八九“六四”惨案给人们留下了什么，可对我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它改变 了我的整个人生，也改变了我的整个信念。我终于明白了：给那些迷信强权和暴力 者讲什么人性、人道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在做出啮杀同类的“壮举”时，他们的人 性已经泯灭。 人们总是太善良，总是以善良的愿望去看、去想一切，而且总是以同样的善良去 消解一切，去安慰自己。然而，五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以其昭然于天下的残忍和惨 烈无情地嘲弄了人们的善良。当戒严部队的军车和坦克向着北京城里开来，一位年 逾古稀的老妇人横卧马路苦苦哀求军队不要进城，而军车竟不顾民众阻拦依然长驱 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时，强权者的人性、人道安在！当戒严部队疯狂地向和平居民 扫射，一位年仅九岁的小学生哭喊着“解放军叔叔不要开枪！”可恶的子弹居然射 向了这么个幼嫩的小生命；而当这位小学生拖着受伤的身躯吃力地爬行在沾满血污 的土地上，他所热爱的“解放军叔叔”竟然无动于衷，继续向周围的学生和市民扫 射时，那神圣的人性、人道又值得了什么！ 一个靠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必然靠暴力来维持，又必然对民众施以强权和暴政 ，除非在权力之外存在着一个足以制约权力的强大社会力量。这似乎是一条不移的 铁律。在以往的几十年岁月里，有多少人为的灾祸降临到黎民百姓头上，又有多少 人无端地被逼迫得妻离子散甚至死于非命；在从延安到北京的历次整肃运动中，又 有多少人因持有与官方不同的政治观点甚至只是提了点不同的意见而被打成“阶级 敌人”或什么什么“份子”受到残酷迫害甚至掉了脑袋啊！中国的权势者们根本不 知道人的权利和尊严为何物，更遑论尊重什么人权了。他们把“人性”、“人道” 、“人权”之类的字眼通统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大加挞伐；他们把体现人类普遍价 值的现代人权观念和当代国际社会通行的人权准则视为外来的异端极力加以排斥。 他们的思维和行为准则，完全脱出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常规；他们所信奉的，不过是 被现代文明视为野蛮的强权和暴力而已。如果相信这几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 是真的，如果我们相信历史不会欺骗，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重要的不是去向强权 者呼吁什么人道，而是每一个公民都能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并为维护这权利 和尊严而抗争。八九年的那场运动虽然失败了，而且有许多教训可记取，但它是中 国当代史上一次真正的民众抗议运动，说明民众已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权利和尊严， 也说明专制强权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一位当年参与镇压的戒严部队战士匿名在海外 发表文章，说他八九年向人民开过枪，但他保证决不开第二枪。我相信他说的话。 他受到了良心的谴责，而且意识到自己作为专制强权的工具被愚弄了。我想他不会 第二次被愚弄。 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谁也不会期望一夜之间能在中国大地上出 现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也不会期望中国的人权状况能在一夜之间得到根本的改善 。但是至少政府的权力能得到有效的制约，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公民权不等于人权， 人权除公民权外，还包括人的自然权利)能不受到任意的践踏。近年来海内外都有一 些有识之士着手探讨中国民主化的道路，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思路或蓝图，这不是没 有意义的，至少可以说是为迎接未来中国的一种学习和探索吧；但是，我认为，在 当今的中国，当务之急是逐步形成和壮大相对独立于政府权力的多元化民间力量， 通过持久的艰苦努力，以争取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在观念和立法上早日达到当代国 际社会通行的标准，并得到切实的实行。这也许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这是在中国 真正建立起民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再大也是值得的。 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于改变一个社会，但社会是由无数个个体组成的，如果每个人 面对强权不再惧怕、不再畏缩，而且不仅为自己也为同类的权利而抗争，那么，不 仅“六四”那样的人间惨剧有可能不再发生，而且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可能会加快 。 这就是我在“六四”五周年前夕想到的，我所能想到的也只是仅此而已。 我为死者祈祷，为生者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