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枪口对准良心 白梦 据说，当尼采在雨中徘徊时，大街上驶来一辆马车。尼采看见赶车人正在用力地 鞭打行走中的马。他突然冲上去，一把抱住了马头：“我的受苦受难的兄弟啊！” 他嚎啕大哭。 一 我也想嚎啕大哭。只怕是在我哭的时候，他们会把我错当成一只动物园里的猴。 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感觉，在失去故土的同时也失去了对苦难的基本理解。他们 以追求名利为自己的唯一目标和终极理想。他们表情麻木，只为利哭。他们从来都 缺乏真诚也少有信仰。他们向来都只喊冲锋却从不上阵，现在，连别人喊喊冲锋也 使他们觉得不可容忍。 他们以枪口对准良心。 二 “六四”才刚刚过去五年，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少数人中的少数。这不能 不使我震惊。 似乎，八九民运所追求的民主理念不能再提，一提就被打成“激进主义”；死去 的同胞不应纪念，因为八九民运本来就“不应该发生”；甚至有人公开叫嚷“不能 给‘六四’平反，平反会造成社会动乱。”使我几乎不能相信这一切都发生在身边 。尽管，我向来都厌恶带有奴役色彩的“平反”二字，但天下哪有死了人不许喊冤 的道理？ 我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一群人，我已经有几乎一年时间不再说——我们。我感到 ，曾经在大难中相依为命的我们这一群人，在信仰上几乎可以相互为敌。 在这里，基本的症状是：他们缺少道义和纯洁的心灵，他们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 信仰，他们愚弄历史演义身世，他们追名逐利互相撕咬，他们个个都显得唯我独尊 个个又都向历朝历代沽名钓誉的垃圾一样随波逐流，他们缺少人格也缺乏主见，白 白辜负时机也愚弄百姓的热情。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八九民运的暴发户，一夜之间以八九民运取得声名之后就开 始自我膨胀，当他们面对寂寞而艰难的流亡时，开始感到自己底气不足。他们有的 开始公开叫卖，有的开始反过头去与专制政府调情，反过头说八九民运本来就不该 发生。他们极为可笑地忘了几年来他们是靠了什么才得以安身立命。 他们没有良心。 三 我感到愤怒。我的愤怒不是没有根据的。 《北京之春》五月号上，一位叫颜真的先生说：“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中国局面 将无法收拾，这几年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可想象。”这位先生还说：(对“六四 ”屠杀)“我认为邓小平的选择毫无疑问避免了中国社会一场持续的震荡”，(对八 九民运)“它在政治上毕竟是非常幼稚的，在拿一个十多亿人的国家的前途作毫无根 据的冒险。” 且不说颜真先生毫无廉耻地为一个专制政权任意屠杀人民辩护。就算退一步说， 颜真先生到底有什么根据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中国社会就一定会大乱 呢？在颜真先生看来，一场民主运动成功的基本标准是什么呢？是夺取政权还是推 动社会进步？按照颜先生的逻辑显然是选择前者。这也难怪颜先生是那么痛恨民主 了。那么，到底是民主导致社会动荡还是专制导致社会动荡？难道中国几千年的动 荡的专制历史和西方的民主实践告诉颜真先生的就是这样的结论吗？ 当然还有周舵，这位貌似真诚的“理论家”发表在《北京之春》及其它刊物上的 一系列文章都使人感觉到，只有他最懂中国。他开口国情，闭口策略，扯着一块“ 民主会使天下大乱”的小旗四处摇晃，可他就是忘了，他自己也曾在天安门广场凑 过热闹。 同样是《北京之春》，在一月号里一位叫马悲鸣的撰文《再谈六四》，这位姓马 的先生把曾经激动过千千万万的优秀青年为国献身的《绝食书》戏称为“杨志卖刀 ”。这里我要声明的是，并不是因为我是《绝食书》的作者而在这里表示抗议。请 看马先生的高见：“谁让你去死的？还不是你自己。救你是义务，不救你是本分。 你们毛大虫不是说‘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以死明志的权利’吗？这么说，杨志就 是成全你喽？！”马先生说：“割剧天安门达一个半月之久也是第一次，五四没干 ，五卅没干，三一八没干，一二九没干，反饥饿反内战没干，这次却由八九民运干 了。”这位马先生还借着别人的口说：“我是天安门广场折腾的主，不过平心而论 ，不开枪是不行了，我替他们想办法都想不出来。” 这样公开鼓吹杀人，用这种小商小贩似的流氓痞子语言和无耻态度在公开刊物上 公然调戏自己民族尚在流血的历史，真让我不知如何面对。 够了。已经够了！ 我手里捏着九四年一到五期的《北京之春》，直让我感到心痛。也许是我自己太 脆弱了，但作为一本民运刊物，我不知道编者有何感受？ 四 我不知道鲁迅先生如果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办？只是翻开《华盖集》，三分之 二个世纪以前发生的悲剧又一次映入眼目。先生在《无花的蔷薇之二》文后的落款 处认真地标着：“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是一九二六年，段祺 瑞政府枪杀刘和珍等爱国青年的当天。在随后，三月二十五日的《死地》里，先生 写道：“在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 客，以为学生们本不该自蹈死地，前去送死的。倘以为徒手请愿是送死，本国政府 门前是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在四月一日的《纪念刘和珍君》里 ，先生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的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 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四月二日的《空谈》里，先生又写 道：“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是真真死掉了。” 写到这里，我也出离愤怒了。尽管这篇文章多少使我有失风度。但如此大是大非 ，不说则无正义。 世事是如此相象地前后重复着，我只感到悲哀。我要说的话，先生早在七十年前 已经说过了；我要面对的处境，先生也黯然直面过。 只是，刘和珍们死了，并没有止住八九年的学生再一次冲向广场；那些维护段祺 瑞专制政府的“文人学者”也死了，现在同样也出现了又一批“文人学者”维护着 另一个专制政府。然而事实已经清楚：不管“文人学者”们怎样的论调，只要腐败 的专制制度存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们还会继续流下血去。因为青年们不相信 ，中国只有封建专制这一条道。 这也许就是鲁迅所说的“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吧。 五 历史是个妓女，常常被强人和轻薄之徒挟持及涂抹得失去面目。 但我仍然渴望着人们能够真实客观地总结和回顾八九年发生的事，也渴望着一种 真正深刻的剖析和批评。而现实却是，并没有几个“学者文人”认真地坐下来工作 。他们都急于发表自己的高见，甚至为了刻意使自己的言论区别于他人，而早已失 去了知识分子对真理的探求精神。尤其象马悲鸣之流的小商贩们的荒谬之词，严重 地破坏了历史当事人们从整体上交代历史的心理环境。 这无异是中国人共同的不幸。 至于我自己，在此我公开赎罪。 无论如何，对于民族历史上这一巨大悲剧，我作为当时掌控舆论方向的天安门广 场广播台台长兼总编，对自己始终坚持使用激烈言论，始终站在激进立场使运动持 续升温，以至失控，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尽管是共产党杀了人，但如果死亡曾经是可以避免的，对于那些死去的天真生命 ，我将罪负一生。 六 几日前，薇薇从上海来信说：“国内现在很乱。人们的思想很乱。到处都是混乱 一片。各种腐败现象令人惊异，一种潜在的危机感忧患着人们。你无需消极，也无 需沉沦，珍重身体，珍惜身体，耐心地等待我们这个世代的凤凰涅盘。” 我不知道颜真、周舵之流会对这种情况做何种解释？我只是从他们那一伙人的狂 热宣传中看到他们在极力粉饰太平，似乎中国已进入了两千年来的太平盛世，而唯 一的隐患和灾难就是民主。 他们看不到也不愿看到，如果未来中国发生动荡的话，唯一的动因只能是专制腐 败而不是民主。而无论是所谓“渐进改革”式专制或“新权威主义”式专制都仍然 是专制。避免动荡和取得社会和解的唯一道路就是尽快地推进社会民主。因为专制 和腐败同生并存，不清除专制制度就难以消除腐败，制度性的腐败势必激化社会矛 盾而引起动荡。这是每一个人都明白的道理。 一些人以反民主的态度指责中国人不懂民主，其实是他们自己不懂。他们极为浅 薄地把民主制度教条化和概念化，以为中国不适合他们心目中所认为的那种模式的 民主，他们不知道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都有其特殊和不同的方面，中国也只有在推 进民主的过程中才能够找到自己的民主之路，而绝不是由几个“新专制主义”的“ 精英”们以专制的方式去教会中国人怎样实行民主。 七 这真是一个热闹的时代。 在如此乱世中，青黄杂陈、五彩缤纷，唯独缺少了信仰和真诚。笑是假笑，哭是 欺人。没有人甘于寂寞，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每个人都在冒充英雄。 看窗外一片风景。二十几岁的人已经成了精明的政客，四十岁的人在谋算着总统 ，六十岁的人则在一边痛怨后继无人一边又以太上皇自居而乐于“垂帘听政”。 三代人齐在街上叫卖着自己的自传，和小商贩们混杂在一起，令人眼花缭乱，难 以辩真。 当然，也有一些组织和个人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总体上令人心寒。 两个组织一合并却变成了三个，三个组织再一联合又成了四个。在如此奇特的数 学后面至少掩藏着一个不怎么纯洁的真实，那就是，大家都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有资 格做真正的领袖。等到最后每一个人都成了一个组织的领袖的时候，却发现只有将 军没有兵了。 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 据我所知，海外各民运组织之间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理念上的分歧，最大的分歧 就是谁当领袖的分歧，为此而打得鸡鸣狗跳。如今组织倒是不少，可事政已薄。 去年“六四”四周年的纪念活动，在曼哈顿的天安门广场，除了几个参与组织的 大陆人外，其余几乎清一色的香港人，连主持活动呼喊口号的语言也变成了广东话 。当时真让我极为感慨。我在这里并不是歧视广东话和香港同胞，相反，他们几年 来如一日的耿耿真情使我感动。 可是，在美国至少有四万中国大陆留学生，而这四万堪称未来中国精英的留学生 也正是由于“六四”的原因而在美国顺利地得到了绿卡，尽管他们回国不可能受到 什么迫害。他们应该说是“六四”的直接受益者。然而，我们在纪念死者，他们在 欢歌曼舞。哪怕他们中间有百分之一的人来这里站一会儿，我也会觉得中国人尚有 良心。 当一位美国人当着我的面问一位女留学生：“当你拿到绿卡，你感激天安门广场 死去的那些学生吗？” 这位小姐回答：“不能完全这么说，即使没有‘六四’，我们也能通过工作关系 拿到的。” 更有很多留学生拿到绿卡之后，却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新的困境：当他们做为少 数族群在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时，他们从精神和现实两方面都需要一个强大的 国家和民族背景支撑。所以他们非常现实地放弃了社会正义和他们曾经狂热地支持 过的天安门伙伴，极为世俗地转向维护专制政府。从狭隘的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只 要那个国家强大到能与西方抗衡，而不管那个国家的老百姓是生活在如何残酷的统 治之中。他们以发展经济和保持稳定为理由，甚至说那个国家不需要民主。其实是 他们自己不需要民主，因为他们已经生活在西方民主社会中。 呜呼！我的姐妹，我的兄弟，但愿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八 不管我们有没有上帝，枪口已经对准了我们的良心。 即使这个世界已毫无信义，我们也仍然得面对自己。 在此夜深人静之际，我呼吁： 我呼吁真诚，呼吁道义，让良知重新回到我们的心里。 我呼吁理想，呼吁信仰，让我们真正成为中国民主的旗。 我呼吁宽容和担当精神，我呼吁海外各派放弃争端和那点可怜的利益，怀着民族 大爱真心走在一起。 我呼吁老者自重，少者自尊，我呼吁胸怀大志者先做人再做英雄。遥看东方那失 望的人群，精神涣散，道德沉沦。中国人几乎已经走到了一个古老文明的尽头。而 在如此聚集着三代精英的海外，如果不能建立一点什么，长此下去，有朝一日如何 归故反乡？ 最后，我呼吁中共当局拿出执政者的气量和勇气，不要再把自己的国民当敌，不 要再重复以往的悲剧，放弃一党专制，尊重人权，及早达成社会和解。 所有为中国民主付出生命的英雄们，让活着的人不再辜负你，让我们怀着一颗感 恩的心纪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