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 “六四”大屠杀五周年祭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 ·林 奇·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北京大屠杀，快到五周年了。如今，洒在北京街头的殷红 的鲜血，横陈在街道上和各个医院里的血肉模糊的尸体，都还深深地铭记在人们的 心中；那有如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战争，直升飞机低空指挥、坦克隆隆滚进、冲锋 枪疯狂扫射的声音，还惊心动魄地在人们的耳旁震响。 老人们都还记得，一九四八年全国学生的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运动，面对的 是军警宪特的警棍、骑兵队和高压水龙头。近年来，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韩国 的学生运动遭到镇压，也只是被催泪瓦斯驱散，有些人被捕。前些年发生在南非沙 佩维尔的、以“大惨案”载入国际史册的事件，牺牲黑人几十人。然而，被北京市 民阻截在郊外的戒严部队，接到司令部的命令，以坦克为前锋，军车随后跟进，从 各方向猛冲进城，一路之上，用冲锋枪发射国际公约上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的达姆弹 ，见人就扫射，看到灯光就开枪，杀向了天安门广场。死亡人数难以统计，有人从 各医院收的尸粗略估计，至少在千人以上。这次血洗首都，其手段之残酷，杀人之 多，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创下了骇人听闻、前所未有的纪录 ，成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用黑体字永远记在了史书上。 还记得四十年前，北京市民怀着何等兴奋、何等激动的心情，欢迎人民解放军进 城。而四十年之后，他们却不得不到处设置路障，千方百计阻止同样是穿着解放军 服装的戒严部队入城。中国人民太善良、太轻信了，有谁想象得到，这批打着“人 民子弟兵”旗号的大兵们，竟会丧尽天良，向手无寸铁、对他们有着养育之恩的“ 父老乡亲们”大开杀戒呢？ 在前两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都有记者提问：对于“六 四”风波，中国政府有没有什么新的评价？那个既缺德又无能、只会说几句干巴巴 的“空话”的李鹏回答：“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我没有什么要说的。” 然而，中国人民要说话，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也有话要说。要说！要说！只要“六 四”大屠杀不彻底翻案，中国人民就要说话，各国人民就要说话。那年《人民日报 》(海外版)上登出一首诗，从第一行到第八行斜着念下来，是“李鹏下台以平民愤 ”。没有看到或者没有看出来的人们，一旦听说，都赶快找来看，无不拍手称快。 从北京到各大城市，这张报纸成了抢手的“热门货”。在上届人代会，很多人投了 李鹏的反对票。会后流传开一个“政治笑话”，李鹏对人说：“你们没有看到报纸 吗？要李鹏下台，要平民愤啊！”只要电视上出现他的镜头，很多人都感到厌恶， 赶忙闭上眼睛。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到了这等地步，还有什么好混的。然而，那 批顽固的“元老”们，还在支撑着他，作为代表人物，老百姓无可奈何。 五年以前，那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中心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成百 上千的人为此而流淌了鲜血，牺牲了性命，或者锒铛入狱，至今还囚禁在大牢里。 五年以后的今天，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一九九三年八月间，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都召开会议，主要是想解 决贪污腐败问题。会后，各机关层层传达，几个领导人的讲话加上一些文件，整整 念了四个小时，可谓闪电雷鸣，倾盆大雨，来势汹汹。大家注意到，在江泽民的长 篇讲话里有两句，一句是：一九九七年以后，不是大陆怕受到香港的“自由化”的 影响，而是香港怕受到大陆的贪污腐败之风的毒害；一句是：如今中国的贪污腐败 ，比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严重。这个以善于讲大话、讲空话而著称的人，算 是说了两句实话，承认了事实，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中纪委和国务院都作了决定 ，不搞运动，不搞“人人过关”，但是，从省部级到司局级、到县团处级、到科级 ，要自上而下，人人“自律”、“自报”。幸亏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如此丰富的词汇 ，可供历次政治运动中使用，对一九五七年被“错划”的“右派份子”，叫做“改 正”；对历年的冤假错案，叫做“平反”；对十年“文革”浩劫中挨批挨斗的干部 ，叫做“解放”；对清查“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对象，叫做“解 脱”；对参加过“六四”风波的人，叫做“说清楚”；有些单位的党员要“重新登 记”，审查合格，才能算数；这次，不知是哪个“秀才”又想出了“自律”二字。 “律”了几个月以后，主持这项工作的任建新承认，有些地方和单位根本没有行动 ，有些走了过场、草草收兵，有些则照例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 报纸、广播、电视公布了一些案件，逮捕了不少人，判刑多少年，也枪毙了一些人 。不过，人们现在还在观望，因为腐败之风早已病入膏肓，“狠抓”的结果，打的 苍蝇不少，大老虎还没有提到呢。中宣部和全国记协都发了文件，要求新闻界解决 “有偿新闻”问题，真是“吃了灯草，说得轻巧”，大陆新闻界的腐败哪里是什么 “有偿新闻”的问题。中宣部、全国记协和各新闻单位的头头脑脑们难道真的不了 解实际情况吗？非也！说穿了，他们不过是虚晃一招而已。有人就公开向他们“叫 号”，如果有胆量敢动真格的，哪个单位，张三李四，抓出来准定够枪毙了。他们 为什么不敢硬碰硬？很简单，因为“张三李四”也发话了：“谁要是真查的话，我 把这个‘长’、那个‘长’批的条子都拿出来，大家好看。”有一串顺口溜，不但 在新闻界尽人皆知，而且早已流传到海外：“一流记者卖情报，二流记者炒股票， 三流记者拉广告，四流记者拿红包，五流记者会上泡，六流记者写本报”，另一个 “版本”是“六流记者写烂稿”，那些认真给“本报”、“本台”写“烂稿”的记 者，在那些“上三流”的“记者”们看来，已经“下贱”到“六流”了，可叹复可 悲啊！中国的新闻史将如何写上这一页呢？ 据一九九二年的官方统计，公款吃喝消耗了人民币一千亿元。上面三令五申，下 面当耳旁风，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就超过了一千五百亿元。这还只是帐面上能查出来 的，至于帐面上看不到的有多少，就只有天知道了。改革之初，“万元户”令人羡 慕不已，曾几何时，现在是“万元不算富，十万才起步，二十万刚算数”。用这个 说法来衡量，全国的中下层干部、教师、科学工作者、工人和农民，都还只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呢。那些改革、开放的“利益获得者”们，一掷千金、万金，一顿 饭十万、二十万者有之，在五星级饭店包下整层“总统套房”者也有之。形成强烈 反差的是，全国还有四分之一的县平均生活水平没有达到“脱贫”标准，几千万人 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六四”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律 换坐国产汽车，其实，平头百姓们怎会知道，在街上看到的那些“红旗”牌轿车， 是“虚有其表”的，因为它的躯壳里安装的是“本茨”车的零部件。由于他们的“ 带头”作用，现在世界上有什么豪华汽车，包括美国的超长型卡迪拉克等，在北京 、上海等地都能看到。有的大型国营企业亏损严重，连办公用的文具纸张都发不出 了，可是经理还要花二十多万买一辆“皇冠”。有一个县放映电影《焦裕禄》，要 求各级干部都去看，电影院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受教育者”们乘坐的进口汽车 ，老百姓议论纷纷，靠这些人领导，怎能改变贫困、落后的状况，他们这是来糟蹋 焦裕禄的。 当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做了决定，高级干部的子女亲属都要退出企业。现在呢 ，那些大人物的子女亲属乃至孙子一辈，在各种“肥美”单位，包括在香港和外国 任职、做生意的，名单可以开出一大串，他们或化公为私，或以公为私，“下海” 畅游，财富难以统计。那个写了一本《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毛毛，且不去说拿了多 少万美元的稿费和版税，在中国的政坛上也是个灸手可热的人物了，邓大人凡是有 什么“指示”，都由毛毛传达给政治局和“老同志”们，谁要想走“邓办”的门子 ，就非打通毛毛这一“关”不可，令人想起当年替毛泽东传达“最高指示”的毛远 新来。凡是了解中共党史和经历过几十年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的人们都清楚，毛毛 深谙“为尊者讳”的“祖训”，何况这位“尊者”不是别人，正是她的老子呢。在 这本书里，邓小平一生中的那些不大光彩的篇章，包括他在政治上的两面派行为和 想整谁就整谁等等，都被毛毛“讳”去了。 关于人权问题，始终使中国领导人受着困扰。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美 国国会每年都要辩论一次，而且和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近年来，虽然有些政治犯 获得了释放，但是，从来不肯“拿原则做交易”的中国领导人，一贯要表现自己的 “原则立场”，不向美国的压力低头示弱，所以，至今没有干脆利落地释放全部政 治犯。而且，人民既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的自由，宪法上的有关规定都是一 纸空文。只要表示政治上的异见，哪怕是采取和平的方式，也会横遭迫害，甚至连 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还奢谈什么人权的“改善”。相反，在“六四”大屠杀之后 ，倒是袁木、张工这种无耻之徒，享有造谣惑众、大放厥词的充分“自由”。“文 革”之前，毛泽东有一次会见非洲外宾，在谈到原苏联的“修正主义”问题的时侯 说：“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修正主义国家以后，会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坏，共 产党将蜕变成法西斯党。”中国的现实不幸被他言中了。在“六四”风波中，人民 就喊出了“打倒法西斯”的口号。 对于种种黑暗现象，人民心中普遍感到愤愤不平，而“不平则鸣”。早在一九八 九年四月初，在北京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位老干部激动地说：全世界无论是所谓“ 第一世界”，还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也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 本主义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的书刊市场，象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首都北京的书刊市场如此的下流，如此的腐败，如此的恶劣。他郑重声明， 敢于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负责。“六四”之后，屡次“扫黄”，一再 查禁，色情、暴力、凶杀等内容的书刊、录像带依然到处泛滥。至于聚赌、嫖娼、 吸毒、抢劫、贩卖人口等等，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从没有过的惊人程度。 然而，大陆几十年一贯制，实行“舆论一律”，要想畅所欲言，机会太少了。大家 对千家驹在一次人代会上的发言，至今留有深刻的印象。然而，在那以后，党内就 提前“打招呼”了，发言要侧重“主流”。和毛泽东宣布的原则正好相反，言者不 是“无罪”，而是“有罪”，闻者则动辄抓人、杀人。于是，人们只好三缄其口了 。“六四”以后，中宣部专门就批评性报道问题发过一个文件，要求各新闻单位注 意“维护安定团结”，发表批评性报道要考虑政府的“承受能力”。“破坏安定团 结”这顶大帽子非同小可，谁敢冒险去戴？至于“承受能力”也者，恰好暴露出了 统治者的胆怯和政权的脆弱性，根本经受不住批评，对舆论怕得要命。 总而言之，五年以前引发那场群众运动的种种起因，不但一个也没有解决，反而 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中国人民怎能不说话呢？！ 几年来，关于那场大屠杀的经过，许多目睹者、亲历者已经写过不少文章，作者 虽然也目睹和亲历了，但是，在国内却连一个字都不能写，现在也不必赘述了。在 戒严令发布之前，作者拍了不少照片，都送到商店冲洗了出来。戒严令发布之后， 以至“六四”当天，又拍了两三卷，可都不能冲洗，万一店主黑了良心，加以“举 报”，就会成为“反革命暴徒”，轻则坐牢，重则死于非命。这绝非危言耸听，连 小孩子从街上拣了戒严部队的压缩饼干或者钢盔，家长都被逮捕，严刑拷打(包括电 刑)。放出来之前，还要受到严厉警告，回去什么也不许说，如果说出受了刑，还要 抓起来。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连保存胶卷也很危险，要是来一次“抄家”如何是 好，于是托人带到了国外，五年之后，才有机会首次公之于众。让“六四”之前拍 的两张照片，再次发出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的强烈呐喊吧！让“六四”当天拍 的三张照片，表示对死难者们的深深的哀悼，和对刽子手们的愤怒控诉吧！我作为 一个已有近五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对此感到巨大的悲哀！但是我坚信，我们的民 族是优秀的，亿万炎黄子孙是勇敢无畏的，神州大地必定是人民的天下！当前，从 国内到海外，多少有胆有识之士，正在为此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