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 抗争的声音：《青年论坛》和《蛇口通讯报》 ——中国大陆媒体向极权挑战之四 曹长青 和《深圳青年报》遥相呼应、同样大胆涉入理论禁区的有由一批思想敏锐的青年 学者主办、在武汉出版的《青年论坛》。该刊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创刊号上发表了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的文章“为自由鸣炮”，为自由正名，强调自由 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在中共统治下，自由，一直是一个禁忌的字眼。该刊却连 续发表文章：“自由的命运及其他”、“关于自由的三则对话”、“为学术自由呼 号”，提出“由自己的感觉、意志和思想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的人才算得是一个人； 只是由别人的感觉、意志和思想来决定自己行为的人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人。”在“ 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当代中国的主题”等文章中，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批 判封建主义、反“左”以及发展商品经济是解决中国社会一切症结的根本一环。 讲别人不敢讲的 该刊发表的沉扬（蔡崇国，现流亡法国）的《论一九五七年》和胡为雄的《也论 一九五七年》份量更重。文章全面否定了一九五七年那场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 运动，并对这场悲剧的发生因素进行详细探讨。中共当时虽然平反了大部分“右派 ”，但对这场政治运动仍然持肯定态度。这些文章的发表明显是对官方观点的挑战 。对于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官方虽然否定了文革，但把一切都推到了林彪、四人 帮身上，而回避文革发生的根本性的社会政治制度问题和毛泽东的个人错误 。《青年论坛》为此连续发表了探索文革发生原因的文章，如沉扬的《论一九六六 年》，《论毛泽东晚年和文化大革命》，作者大胆指出，文革的发生，主要是因为 中国现行社会政治制度有严重弊端，这种社会制度无法保障人民的权利，无法阻止 野心家和独裁者镇压和迫害人民。著名学者李泽厚著文称誉“这是至今学术界似乎 还没有或没有人敢碰的问题。”“文章的好些观点是相当有深度的。”该刊继而组 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再认识”的座谈会，并摘要发表了很多与会者的精彩发 言。一些学者指出，“文革的发生与我们传统封闭的、极权体制的效应机制有关。 在这种体制下，既缺少主权者与领导者互相控制的制度，又没有机构间必要的分工 制衡，这易于产生个人专权。”“为什么一个有充足的力量养育毛泽东的民族却无 力制约他，而只能接受他的支配？这里，我们想到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宝塔式的封 建主义社会结构。” 《青年论坛》还刊发“本报评论员”文章：“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直 接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不是像有些同志提的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应该是政治民主化。具体说来，就是民主的制度化 与法律化。没有高度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历 史绝不允许我们倒退，人民不赞成我们回头，暮气沉沉就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这个改革是我国迈入现代社会的决定性步骤。” 该刊经常组织一些大型学术讨论会，讨论中国大陆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如一 九八六年秋，该刊主办了“跨世纪中国讨论会”，邀请了很多敢言青年学者，如远 志明、李晓明、梁治平、黎明、胡平、王润生、沉扬、闵琦等，还包括《世界经济 导报》、《深圳青年报》的记者等，探讨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等敏感问题。该刊还 发表很多文章，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特别引用胡适当年“全盘西化”—— 充分世界化的观点，提出中国要“再造文明”，首先要造成一种民族心理，就是要 认错，要承认自己不但物质机械化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而且要承认道德、知 识、文学、音乐都不如人，只有肯这样认错，才会下决心去学习西方。在“论中华 民族的文化自觉”一文中，作者严厉批评了那种“中国文化是精神文明，西方文化 是物质文明”的官方观点。 该刊不仅直接触及敏感的现实问题，还对几十年来中共一直禁忌的一些重大理论 问题进行讨论。在“出版自由和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作者闵琦以早期马克思反对 新闻检查的有关言论为依据宣传出版自由，作者认为，“检查制和思想罪、意见罪 是一对孪生兄弟。有检查制必定有思想罪和意见罪，因为检查制是为思想罪和意见 罪服务的。”作者疾呼废除任何形式的新闻和出版检查，强烈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 。 中国的人权宣言：《论言论自由》 《青年论坛》最引起轰动的文章是青年学者胡平一九八六年秋在该刊发表的长篇 论文《论言论自由》。该文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系统论述言论自由的 文章，全面阐述了言论自由作为人的基本人权的不可剥夺性，作为一个正常社会的 不可缺少性。 言论自由在中共统治者的字典中至今都是一个讳忌的概念。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 ，作者就大胆提出，言论自由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作者结合中国大陆当时的社 会现实，澄清了思想和行为之间的不同，强调思想自由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一 个人失去了表达自己愿望和意见的权利，势必成为奴隶和工具。”“什么是言论自 由？那就是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统统包括。 如果说言论自由仅止于以当权者意志许可范围之内为限，那么试问，古今中外，还 有哪一个国家的言论是不‘自由’的呢？”在大陆法律条文至今对诬陷、诽谤、煽 动等罪名仍然法律界限模糊、缺乏明确定义的情况下，胡平在文章中对这些罪名从 法理上进行了限界和详细阐述。他特别指出，对诬陷和诽谤必须要制定严格的法律 界限。煽动不属于行动，不应成为治罪的理由。尤其是中共用来镇压批评中共领袖 以及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人“恶毒攻击罪”，完全是以言治罪，是对言论自由的践 踏。中共当局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是把自由分为“无产阶级言论自由”和“资产阶 级言论自由”。作者批驳了这种观点，提出言论自由“固然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 而得到传播，但它本身是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优秀成果。 ”作者针对当时流行的一些说法批评说，“言论自由不是封建社会的光广开言路。 那是开明专制。封建社会的进谏纳谏之说，并非真正的言论自由，因为臣民的言论 范围实际上是被帝王的意志决定的。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不在于当权者是不是 愿意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而在于他们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言 论不是法律惩罚的对象。”作者尖锐指出，“一个有权禁止一切反对意见的政权可 以担保永远被‘人民’拥护，因为它把所有反对自己的都排除在‘人民’之外。假 使这套逻辑可以成立，天下就没有一个不受‘人民’支持的政权了。一个政权，只 有在充分实行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获得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它才能证明巩固自身 是正当的。”作者的结论是“关键在于要为具有一般智力与勇气的常人提供一个他 们既容易领悟，又不害怕公开坚持的原则，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能够维护 人民的基本权利，又能够为民主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它应该是整个民主的基础 ，在它之上，民主的庞大建筑才能够不断完善，并永远不会崩塌。依我们看，这个 原则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权是公民的第一项权利。言论自由是需要继续争取的 ，所谓‘争取’，它的真正意义就是让更多的人民理解它、掌握它。” 胡平的这篇几万字的《论言论自由》，写于毛泽东去逝前的一九七五年。在中国 还处于文革后期的严酷专制气氛中，作者就勇敢地对有关言论自由等重大理论问题 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但文章写成后，在大陆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根本无法发表。一 九七九年北京民主墙时，他的这篇文章被民刊《沃土》刊载，张贴在西单民主墙上 。随后一直没有任何官方报刊敢于公开发表它。《青年论坛》勇敢地打破这一禁忌 ，使这篇文章终于变成铅字，与众多读者见面。文章在理论界和知识界引起了轰动 。《青年论坛》为此专门在北京召开了“首都各界人士座谈《论言论自由》”的研 讨会。很多学者对这篇论文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杜汝楫说，“读《论 言论自由》又高兴又兴奋，从他的文章里我看到青年一代的思想水平，看到中国的 光明前途。论文写得很有说服力，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际材料，逻辑严谨，我几 乎不相信它出自一个青年之手笔。在我国，我还没看过一篇象胡平同志那样细致和 全面的关于言论自由的文章和论著。”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何家栋把它称为“现代 中国的人权宣言”。另一名学者梁治平感到，“读《论言论自由》，好像在读欧洲 启蒙学者的论辩文章，两者的风格很接近。”青年学者闵琦称《论言论自由》的意 义“恐怕不下于穆勒的《论自由》。” 《青年论坛》大胆涉入理论禁区，连续刊发立论新颖、观点独到、政治上有棱角 的文章，很快引起大陆理论界和外国学者的注意和好评。《历史研究》前主编庞朴 称赞他们“举起一面旗帜，是中国的福音。”学者李泽厚认为他们“有开风气之先 的魄力和敢于创新的勇气。”法国学者评价刊物“委实是改革浪潮里中国青年一代 的讲坛。”在当时思想解放的呼声中，中共新华社也以“从《青年论坛》看中国青 年新思考”为题，向国外播放了英文电讯稿，英美和香港报刊都作了报道。当时， 大陆有五十多家报刊报道了《青年论坛》，一位老资格的理论家感叹说，“湖北几 个小人物办的刊物，成了大人物案头的必备书。” 一九八七年初，中共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青年论坛》遭到当 局查封。编辑人员遭遣散，主编李明华被处分。 破先例：公开批评同级党委书记 在《青年论坛》连续发表震聋发馈的理论文章时，在深圳蛇口出版的《蛇口通讯 报》（周报）也发出引人瞩目的声音。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它于一九八五年初公开发 表了一篇批评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袁庚的读者来信：“该注意 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在中共新闻管制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同 级报纸不得批评同级党政最高领导。例如，《湖北日报》就不能刊文批评中共湖北 省委书记或省长。《蛇口通讯报》打破了这个先例，发表了一个青年写给区最高党 政领导的批评信。批评很直率、很大胆。《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胡绩伟对此 评价说，“按照我们传统的习惯，点名批评是不容易的，批评海内外有名的人物是 不容易的，特别是同级的报纸点名批评同级的在职的最高领导人，在我的印象中也 是没有的。这是一个创举。”接到这篇批评信，编辑部曾事先征求袁庚可否发表， 袁庚的回答是“不要送审，编辑部有权发表”。胡绩伟对此赞赏说，它对“我们新 闻界来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宣布不审查报纸的稿件，鼓励群众指名道姓地批评 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主张政治透明度，主张人民有知情权，提倡实行在宪法范围内 的言论自由。《蛇口通讯报》能够刊登这篇批评党委第一书记的来信，就是这种政 治试验的一个出色的成果。”《蛇口通讯报》突破同级报纸不得批评同级党委最高 领导的禁忌，使其他报刊深受鼓舞，《羊城晚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转载了 这篇批评信。继而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同时 编发了这条新闻。海外报刊如香港《文汇报》、《大公报》、《信报》等，亦纷纷 选用了这条消息。随后，《蛇口通讯报》又发表了“‘进一言 ’发表的前前后后” 一文，介绍这篇批评稿得以见报的经过。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迅速在 头版上删节转载了。不久，《人民日报》又在显著位置发表评论这篇通讯的署名文 章——“蛇口的第一声春雷”，《南方日报》等报刊又纷纷转载，一时它成为中国 大陆新闻界的焦点新闻，对传统新闻观构成冲击。该篇批评信后来获中国大陆新闻 协会颁发的一九八六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 一九八七年九月，《蛇口通讯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一篇题为“工业区积八年改革 经验得出结论——企业党组织的方向：业余化、兼职化”的报道，介绍蛇口工业区 一百零六个中共党总支、党支部中，除一名党的书记是专职外，其余都是兼职。在 企业中，党组织的活动一般也在业余时间进行。该报以这一经验呼吁应结束中共党 组织领导企业的传统地位，将它变成业余的、兼职的组织。这对中共所强调的“四 项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坚持党的领导”构成理论上的挑战。这篇报道也是 迅速被大陆多家报刊及香港媒体转载和报道。 《蛇口通讯报》的大胆声音引起了各界的重视。尤其是它积极参与八九民运，连 续发表支持北京绝食学生的文章和抗议北京军事戒严，结果在“六四”后被当局关 闭。关于它在八九民运中的作为，我们在下一篇中还会具体评介。 抗争的声音何以能够发出 当中共专制机器时刻可能查封刊物、捕人入狱的情况下，能出现那么多民刊，发 出那么勇敢反抗的声音；当一张报纸的财政、人事、编辑方针和总编辑的任免都掌 握在党的手中，而且稍有“抗命”就会有严加处罚的情况下，官方报纸能发出抗争 的声音，在中共统治下，几乎是一种奇迹。它需要一些特殊的条件。概括起来，可 能有这样五点：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这些民刊的主办者和上述官方报纸的编辑记者有相当的 政治和道德勇气，有一种主动的抗争意识。民刊的出现本身就是要突破中共的舆论 一律，突破言论限制，争取新闻出版自由和公民权，实现报纸刊物监督党和政府的 功能。《世界经济导报》的办报原则之一就是钻中共政策的“空子”，其总编辑把 它比喻为是“打擦边球”，擦邓小平“两个基本点”国策中开放改革的边。有一种 为中共党内改革派呐喊助威的责任意识。而《深圳青年报》和《青年论坛》等报刊 则有一种更独立的姿态，一有机会就主动突破中共新闻管制的“边”，传播新思想 、新观念，抗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青年论坛》被查封后，其主编李明华给他在 美国的朋友信中说，“面对历史，我们毫无愧色。” 第二，这些发出抗争声音的报纸，大多都掌握在思想开放、新闻责任感很强的领 导人手中。例如《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辑钦本立作为一名老报人，在政治运动中 多次受打击迫害，他出任报纸领导人后，强烈的责任意识使他能解放思想、背水一 搏。《深圳青年报》总编辑刘红军在广东暨南大学求学时就是学生会主席，富开创 精神。副总编辑曹长青和编辑徐敬亚、吕贵品在校时都是学生民主运动社团的负责 人。他们天南海北聚到一起，有很强烈的创办报纸、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意识。《 青年论坛》的情况也如此，社长王一鸣和主编李明华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蛇口 通讯报》的创办人、第一任总编辑韩耀根原是《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部主任，他 南下深圳蛇口，就是为寻求新闻自由，办一张能说真话的报纸。 第三，无论是民刊，还是上述几家报纸，其编辑记者大多数是年轻人。民主墙上 张贴的民刊作者多数也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世界经济导报》编采人员平均年 龄三十八岁。《深圳青年报》编辑记者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九岁，百分之九十以上是 大学毕业生。《青年论坛》杂志社社长才二十四岁，其编辑人员平均年纪二十七岁 ，都曾是大学生和研究生。这种高学历和低年龄段使他们思想较活跃、开放，勇于 创新、开拓，抗争精神较强。 第四，这种抗争也需要一定的政治环境。这些敢言报纸都善于把握社会的政治气 候，伸缩灵活，放收得体，不是一味蛮干。在政治气氛严峻时，小心翼翼。当气氛 较宽松时，就大胆直言。像民刊就利用了中共党内改革派和凡是派的斗争提供的政 治空间，抓住了中国社会从毛泽东的激进主义向邓小平的务实路线转换的机会所短 暂出现的政治宽松气氛。《世界经济导报》紧紧靠住改革派，同时利用了上海市委 和北京中宣部两方互相推诿管理责任的空挡。《深圳青年报》、《蛇口通讯报》则 利用深圳是经济特区，党的官员大部分精力放在抓经济建设上，对报纸等媒体管制 不十分严格的条件。几家报纸的大胆出格文章大部分都是在一九八六年刊出，因为 这一年中宣部长提出理论界要提倡“宽松、融洽、和谐”；中宣部副部长滕藤在哈 尔滨召开的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上提出，今后报纸上登什么由总编辑说了算。虽然 后来这一讲话又被迫收回，但一些敢言报纸利用这种讲话提供的机会刊出大量出格 文章。 第五，这些敢言的报纸大多模糊了他们与上级的隶属关系，借此摆脱党的领导和 控制。如《世界经济导报》是由全国经济协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不隶属 于哪一级党委机关，摆脱了其他党报受严格管制的命运。《青年论坛》也如此，是 湖北省社科院主办，也不是党委机关刊物。《蛇口通讯报》实际上是相当独立的， 即不是蛇口区党委的机关报，也不是区管理局的报纸，有较大的自由度。《深圳青 年报》虽然名义上隶属深圳团市委，但该报发行全国和港澳，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团 系统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