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大地】 一个中国女孩的真实故事 ——记父亲张先梁 张冰 透过飞机的舷窗，我俯视着芝加哥的夜景：那闪闪烁烁的不眠灯火和如金带般纵 横交织的高速公路显示出了这个城市的勃勃生机。噢，美国！我恶梦中的诺亚方舟 ，我终于幸运地投入了你的怀抱！刹那间，挥之不去的记忆宛如发生在昨日，尽上 心头。 我叫张冰，我父亲张先梁是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上海的民运领袖之一。早在一 九七八年他就积极投身于上海的早期民主运动，在上海人民广场东墙(即时人所称的 “民主墙”)上陆续张贴了七十余篇杂文、诗歌、公开信等，并编印出版了《科学民 主报》、《风云篇》等刊物、诗集，抨击时弊、政弊，抗议专制暴政，呼吁保障人 权，要求自由、民主、平等及声援上山下乡回城知青的求生斗争。他的文章尖锐犀 利，切中时弊，被人们成为“七十年代的鲁迅”，他的笔名“沉默”也因之广为流 传。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九日深夜，上海市公安局借“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之机逮捕了 毫无刑事罪案的父亲，其后中共竟称“严打”中没有逮捕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 一九八四年二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开庭，在不通知家属到庭旁听的情况下， 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我父亲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我父亲被解除 公职，解往安徽白茅岭农场二大队服刑。当母亲和我接到判决通知书的时候，不禁 抱头痛哭。当时我尚年幼，母亲病弱，父亲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我至今仍难以 忘记那时我和母亲是如何相依为命，苦度岁月的。 父亲刑满释放后为求谋生申请了服装个体执照，有关部门屡次刁难，致使他失业 四个多月后才得到工作。骇人听闻的“六四”惨案发生之后，我父亲义愤填膺，奋 起以笔来抗议政府的血腥统治和专制残暴并意图在上海组织示威游行。上海警方拘 留了他两个多星期并没收了他的个体执照。我们家的日子因为父亲的失业再次陷入 了一筹莫展的地步，有时我们不得不变卖家具，接受亲友的接济。为了负担我上大 学的费用，父亲不惜四处负债，有一次甚至去卖血！尽管如此，他依然一如既往地 坚持他的信仰和政治主张，从不屈服于公安局的威逼和利诱。 一九九三年对于上海民主人士是个难熬的年头。上海警方加紧了对民运人士的镇 压和控制，不少人相继被捕。警方甚至在东亚运动会前夕将“六四”时的上海工自 联领袖王妙根强行送入精神病院，我父亲闻讯前去探望，见王精神状态如常，即拟 写了抗议信并邀集上海民运人士联合签名后分寄中央、上海等有关政府部门、红十 字会及新闻媒介等，强烈要求警方结束侵犯人权的不人道行为，立即释放王妙根。 我父亲并试图在同年六月四日在上海人民公园组织“六四”纪念活动。六月三日警 方传讯了我父亲，次日我父亲被交保候审。当晚，合众国际社、法新社、法国《解 放报》等记者纷纷来电询问情况，我父亲如实作了披露。六月五日中午，他在等待 日本《读卖新闻》记者前来采访时再次被捕，并被秘密关押达七十二天之久。期间 母亲和我几次前往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和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要求警方解释我父亲 被捕的原因，现拘押何处，人身安全是否有保障等并要求探视，他们均拒不作答。 对此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我愤而当场质问：“上海市公安局视法律为何物？为何 执法者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藏匿一个合法公民，形如绑架？世界上有哪条法律 可以剥夺女儿探望父亲、妻子了解丈夫近况的权利？”令我遗憾的是，堂堂上海之 大，竟没有一个律师敢接受我的要求，为我父亲声张正义。与此同时，警方还逮捕 了其他四个民运人士。他们自发地在市政府门前静坐示威，抗议我父亲的被捕。上 海民运人士并集体拟写了公开信声援我父亲。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就我父亲被捕一事 向上海市外办提出质询。各中外新闻媒介更是呼声迭起。尽管如此，执法部门故技 重施，八月十六日我父亲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罪”缺席审判劳教三年，并被解往上 海青浦县青东劳教农场服刑，扔给我们的只是一纸判决书！ 作为他唯一的女儿，我父亲深深地爱着我。对他来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眼睁睁地 看着我由于他的缘故也屡遭歧视和骚扰。早在高中毕业前夕，我就被迫写了一张承 认我父亲有罪并与他划清界线的声明，否则我这个重点中学的优等生就无法参加高 考。大学毕业前我再次面临这种骚扰，这次压力改为如果不写思想认识我将得不到 毕业分配。迫于当时家境的艰难(父母均失业)，我违心地写了认识，但他们对我的 认识深感不满，最后竟代我写了一份“认识”，逼我重抄一遍并签了名才作罢。作 为一个品学兼优的毕业生，我被分配至上海市科委工作。但就在我报到的前一天， 我被通知科委拒绝接受我，理由是我是一个“反革命”的女儿。 为了维持生计，我于一九九一年十月只身前往广州求职，当时我几乎身无分文， 且人地两疏。幸运的是我很快被中美合资企业广州凯旋华美达大酒店聘为财务总监 秘书。但在帮助我父亲与外国记者联络后，我受到了酒店保安部门的检查和监视。 他们告诉我这是广州市公安局的命令。酒店不愿意惹麻烦，不久我即被解雇了。广 州市公安局还威胁我，如果我不离开广州，他们将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怀着对政府所作所为的失望我回到了上海，并立志赴美留学，改变这种令人窒息 的环境。但在我申请护照时却遇到了重重阻力，以致两次错过了学期开学的日子都 未能成行。奇怪的是，一九九三年十月上海市公安局突然改变态度，一口答应帮我 办护照。此时我父亲已被二次判刑。当我满怀疑惑地手持护照在公安局的“护送” 下踏上赴美旅程之后，才知道了一个令我撕心裂肺的真相：当时我父亲在狱中提出 了上诉，上海警方居然以允许我出国留学为条件逼我父亲放弃上诉的合法权利，违 心地接受他们的判决。可怜的父亲为了帮助我逃出中国，不惜放弃了自己的自由。 而我唯一能告诉我父亲的是：亲爱的爸爸，这将是终生的负疚和遗憾！ 对我来说中国是一个充满了眼泪、绝望和悲伤的地方，即使今天，当我在美国安 全和平的环境里努力求学的时候，每每回首，我依然常常在恶梦中惊醒。对于我的 祖国，我所要求的只是一个有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保障的环境，但令我深感遗憾的 是这一切却只在我倍感无奈的飘泊异域之后才能得到。由于我父亲是一个老资格的 民运人士，十几年以来，我们家始终处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之中。我们的信件被拆开 ，我们的电话被窃听，我们外出被跟踪，警方甚至威胁我们的好友暗中监视我们。 母亲和我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失去我们的亲人。我永远忘不了我父亲第一次被捕的 那个深夜：他们在我们的房间里大肆捕查，连我童年时的玩具都没有放过。当时还 在读初中的我仅仅抓住了父亲的手睁大了眼睛注视着这一切。这就是我童年的记忆 ！ 临行前我终于有机会见到了我父亲！他比被捕前消瘦多了，面色苍白。狱中非人 的生活使他的体重在三个月之内锐减了十几斤。狱中的伙食很差，而他这个“严管 份子”的情况就更遭了。他每天只有四毛钱的菜金，经常不得不以酱油佐饭。看守 还严禁我母亲带任何食品给我父亲，除了一瓶酱油！在监视居住期间，他被单独关 押在上海市公安局康复疗养院的一个小房间里，十几个武警分成两班，日夜看守， 如临大敌。当时正值酷暑，父亲却经常被禁止洗澡洗衣和理发修面，浑身肮脏不堪 。后来他一气之下“蓄发明志”，以示抗议。武警们在周围各处都喷洒了驱蚊剂， 却唯独不给他的房间喷洒，致使他深受蚊虫叮咬之苦。他与外界完全中断了联络， 得不到纸笔和任何报刊。我父亲甚至还不得不绝食两星期以得到日供一暖瓶水的“ 待遇”！警方经常派人威逼利诱，企图让我父亲指供他的民运朋友们。我父亲坚决 地拒绝了。他们最终恼羞成愤，只能拿出最后的“法宝”：囚禁。现在我父亲每天 要在工厂和田野里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长达几小时地、纹丝不动地面壁“反 思”。当我们与父亲见面时，看守始终坐在一边“旁听”，以防我父亲说出真相。 但父亲还是乘着看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塞给母亲一个小纸卷。那张小得可怜的皱巴 巴的纸和上面密密麻麻、几乎无法辨认的小字足以说明了父亲在狱中的艰难。 所幸父亲的精神状况依然很好，他还是乐观地相信他能看到自由、民主和人权降 临中国的那一天。这使我不禁想起了一个外国记者对我说过的话：“中国要有人讲 真话，即使为此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你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中国未来的 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