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动态】 在清明节的光天化日之下 ——北京市安全局人员殴打公民、侵犯人权纪实 中国人民大学 江棋生 【编者的话】江棋生因为从事人道救助工作，招来了中共安全部人员的跟踪。四 月五日，安全部人员居然对江棋生大打出手，而且拒不道歉，还扬言“出去嚷嚷对 你没好处”，充分显示出中共执法者的蛮横和愚昧。四月五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播出了就此事对江棋生的采访。此事的经过有包括北京公安局人员在内的许多人可 以作证，江棋生本人也表示将在得不到书面道歉时提出民事诉讼。究竟江棋生是能 讨回公道还是会因“嚷嚷”反而遭到报复，这将是对中共当局的进一步考验。让我 们大家拭目以待。 一九九四年四月五日上午九点，我去国贸中心办事。事毕乘四路车至日坛路下， 于九点五十五分步行至建国门外外交公寓东南门口。值勤武警检验了我的证件后， 我等待我的学生——一位正学中文的美国朋友出来接我进去。这时，一辆深色“尼 桑”车在大门北侧嘎然停下，从车上跳下二、三个便衣，其中一个穿灰绿色夹克的 上来拽住我的左胳膊，大声说：“我找的就是你，你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这时 ，我右边也上来一个穿白色夹克的人，上来架着我的右胳膊，两人把我顺着秀水街 往南带。后面一个清瘦的中年男子大声嚷嚷：“我看见你就烦。别让我再看见你！ ”带出二十多米后，从南面又上来四、五个人，其中一个身材高大、又白又胖、穿 一身藏青色西服的人，不问情由，上来就在我左脸重重打了一巴掌，又走了几步， 那个穿灰绿色夹克的人用脚又从后面使劲踢我。我当时没有提出抗议，只是瞪了打 我、踢我的暴徒。我要将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侵犯我人身安全、限制我人身自由的人 记得清清楚楚。这打人、架人的一幕，当时在场的武警、门卫及过路的中外人士均 可作证。 我强忍着被人无端踢打的羞辱，顺着建外大街北边人行道往地铁方向走去。他们 一伙在后边数米处尾随。走到建国门桥，他们又大声喝令我停下来，上来抢我的公 文包，说要检查，并大声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你居然还出来转悠？”检查一趟 ，把一份我写给西城公安局的《关于给受害者家庭分送人道救助款的情况说明》拿 走。我大声抗议，要求他们物归原主，他们拒绝交还，说要拿去检查，看里头有什 么名堂，一边狠狠地要我离开。这时，我见这伙人身份不明，素质低下，怕是不三 不四的人，要他们出示证件。打我那人不出示，只是一味威逼我，说我嚷嚷没我好 处。这时周围过路群众已达五、六十人。我见他们拒不出示证件，又抗议他们目无 法纪，公然打人。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那个精瘦的中年男子急步趋前掏出证件， 见上面赫然烫金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部北京市安全局”字样。我说：“你们 既然是执行公务，为何执法犯法？！”他们中的一个人指着我说：“你是汉奸！” 我盯着他质问：“你说话要有证据。否则就是诽谤，我们上法院见！”这时围观者 越来越多。那个精瘦的中年汉子见状不好，急令那个打人者和另一穿白色夹克的人 将我强行架进“尼桑”车，并迅即驶离现场。 车子开到二环路近北小街立交桥处，他们停车，要我下去。那个打人者威胁说： “出去别嚷嚷，嚷嚷对你没好处！”我说：“你们理当文明执法；如此粗野，还要 人家别嚷嚷？你们都是年轻人，岂能不懂文明礼貌？”我下车后，步行缓缓走向北 小街立交桥，打人者和穿白色夹克的下车尾随，我指着他们说：“你们公然打人知 法犯法。一到清明节，你们就如此害怕？”他们并不答理，只是跟着。 我决定打“面的”去公安西城分局，一是本来要去交《情况说明》(已被抢去，要 通过分局要回来)，二是我脸上红肿未消，让公安局看看安全人员的素质。“尼桑” 仍然紧跟其后，寸步不离。到西城分局后，我首先让分局人员看了我红肿的脸，我 告诉他，后面那个安全局人员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无端凌辱一位共和国公民。 我在办公室坐定后，那位接待我的公安人员出去批评了那个打人者。最后，他代表 他那半个同事(公安、安全算半个同行)向我致歉。但我的起码要求是，打人者必须 向我做出书面道歉，并进行相应赔偿。如果他们不答应我的这个起码要求，我将在 了解到打人者真实姓名后提起民事诉讼，以捍卫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附：关于给受害者家庭分送人道救助款的情况说明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政治保卫科：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悲剧，造成了数以百计的遇难者家庭，及数目更大的伤残 者家庭。两者可合称为受害者家庭。五年来，他们承受着最大的痛楚，却最少得到 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安慰与帮助。 作为受害者家庭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的丁子霖、蒋培坤老师，忍受了巨大的丧子 之痛，出于人道和良知，自愿地寻访受害者家庭，为他们分担苦痛，为他们寻求救 助。他们两位这种行善积德的义举，是值得世人称颂和效仿的。今日之中国社会， 能够这样默默地、不辞辛劳地做这种于国于民均百利而无一害之事的人，实在太少 了。 受丁老师委托(她当时卧病在床)，我于九四年三月三日，前往木樨地××楼×× ×室看望了“六四”伤残者×××之父×××。我这样做，完全出于自愿并且事先 用电话征得了×家的同意。我进屋坐定后，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询问了×××的 近况，并把自己的名字和丁老师的通讯地址告诉了×的父亲。最后，我提出要将海 外中国留学生募捐的五百元人民币转交给他，他谢绝了。我没有勉强他收下。自那 天以后，我再没有去拜访他或给他去电话。 三月三十日，我从贵科了解到，我去×家送款的行为造成了他们的精神负担，给 他们带来了忧虑和不安。对此我表示理解，并向×家致歉。他们向公安局报告，是 他们的权利。而对我来说，做这样的事，本无心闻达与张扬，也无意得到感谢和敬 重，当然更不希望因此而给人家带来心理负担和精神不宁。我想，如果民政部门出 面来做这件事，则可以不发生这类不愉快的事情。而且，他们用不着象我那样需要 艰苦地辗转寻访，只要按图索骥，挨户走动即可。 如果在民政部门开始做这类抚恤、善后工作之前，我还有机会做下去的话，我将 首先确切地弄清受害者家庭对接受捐款的基本态度，以便不再贸然行事，造成始料 不及的后果。 贵科提出，如我继续给西城地区受害者家庭送款的话，能否事先跟你们打个招呼 。我想，这事对我毫无障碍。问题仍然在于尊重受害者家庭的意愿。如果他们认为 无妨，则我可以事先通报。最后，如果贵科能够与我一起去做上门送款之事的话， 则我们可望能尽早给众多受害者家庭送去海外学子的一片同胞爱心。 江棋生 一九九四年四月五日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