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农村改革高潮的前奏──评湖北监利教改 梁京 据大陆一些报纸最近报导,湖北省监利县出了一件大事:政府把全县几百所公立学校的产权 出让给私人,取消了所有教师的公职身份,同时,把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补贴,以教育卡的方 式,直接发给了学生。 对于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改革,当事的地方官员并不愿意宣传。这是因为,他们深知正在进 行的改革,触动了大陆的根本体制,非常敏感。这和当年最先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十分相似。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如今的大陆媒体,凡能吸引读者的新闻,绝不会放过。于是大小报 纸,纷纷派记者前往采访。 从报导看,监利教改的主要背景是财政危机。对大陆农村财政危机的严重性,我虽然早就知 情,但监利县基础教育支出对当地财政拖累之大,仍感到吃惊。据《新京报》记者采访当地 官员透露,2003年,监利可支配财政收入将近两亿元人民币,但用于基础教育的财政拨款, 就达到一亿一千多万元,超过了县政府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即便如此,学校经费每年仍有三 千多万元的缺口。全县中小学负债累累,总负债已经超过人民币一亿元。更严重的问题是, 大批的教育支出,并没有实现达到标准的教育,而是支付了许多并不称职的教师和多余行政 人员的工资。 监利县基础教育的这种困境,在大陆内地非常普遍。这实际上是当年朱镕基弊政的结果。朱 镕基当权时,一方面大搞财税收入集中,同时又下放大量事权,把农村基层政权逼上了绝路 。内地许多农村地区的财政收入,原本无力承担义务教育的重负,但完全不懂农村问题的朱 镕基,看到一些地方拖欠民办教师的工资,就下令将所有农村教师,一律转入公职,由县政 府统一发放工资。这样一来,大批不够教师资格的人,凭借关系混入了教师队伍,使本来就 入不敷出的农村基础教育,雪上加霜。 农村教育负债累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义务教育的各种硬件标准,超出了许多地区 农民的承受能力。朱镕基没有本事从发达地区向内地转移财政收入,又要内地政府坚持执行 不切实际的义务教育法,其结果,是义务教育成为榨取内地农民血汗的借口和工具,完全失 去了现代教育制度应有的公平精神。 从报纸透露监利县的情况看,大陆内地农村的教育,不仅在财政上已经完全破产,而且在教 育业务和道德上也已经完全破产。条件较好的地方,教师严重超编,一百个岗位竟然有两百 个教师拿工资,而条件不好的地方,教师则严重不足。监利县村办小学教师缺编高达一千五 百多人。学校腐败丛生,经费虚耗惊人。三年前监利县曾有一位商人,看到公立学校浪费严 重,主动承包过一个村办小学,不仅改善了教学,还节约了经费,第一年就赢利一万元。这 个事实说明,大陆农村的基础教育体系已经糟到什么地步。 尽管如此,此次监利教改,却并非缘自当地政府摆脱财政困境的冲动。有报纸透露,湖北省 当局事实上直接介入了监利县的教改。这个事实,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如果监利教改不是局 部的自发性行动,而是高层的意图,就有可能意味着,大陆新一轮改革的高潮,即将到来。 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预感,首先是因为这次改革的方案,不仅非常激进,而且切中要害。大 陆农村的基础教育危机,与农村财政危机关系最直接,而农村的财政危机,又是整个大陆农 村体制危机的焦点。选择湖北监利县作试点,也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在李昌平大声疾呼 ,为农民请命之后,监利县已成为象征大陆农村危机的一个政治符号。最重要的是,这次监 利教改的方向非常正确。如果取得成功,将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它对中国大陆未来的影响 ,有可能超过二十年前的包产到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