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讲真话，第二要为病人著想”

北京  胡佳


我想很多朋友已经读到蒋彦永教授的给人大和政协的上书，我也说几句心里话。

三年多来和爱滋病结下了缘分，去年也经历了SARS的考验。说真话、把真相告诉人民一直是
我们在公共健康领域的工作中心。恰恰在一个月以前，我曾经安排过蒋彦永教授和高耀洁教
授的会面。两位老医生见面分外高兴，而他们的观点也惊人的朴实一致“第一要讲真话，第
二要为病人著想”。又想起古时药王孙思邈《大医精诚
》中的誓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
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研茧，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
，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
，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
此则是含灵巨贼。”

1989年我15岁。由于父母是右派，小时候我自己也当过狗崽子颠沛流离，所以对沉重的历史
有一点体验，就象一本书的名字《往事并不如烟》。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为知识份子落实
政策，从某种意义上他是我家的恩人。89年当他去世时，我们全家都流下了泪。之后天安门
广场诗抄，4月27日10所高校的环城大游行，我也曾经和高校的大哥大姐们一起环城呐喊：
“卖掉宾士，还清国债”，“人民日报，胡说八道（针对4.26社论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
化“）”，“中央电台，颠倒黑白”……没有人看出我是个初三的学生。队伍不时一起唱起
雄壮的国际歌，我想英特那雄奈尔究竟怎样我们未必清楚，但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要讨得一份
社会的公道，反对的是官倒等腐败。50多天里，记不清多少次前往天安门广场，和数不清的
普通人一道群情激跃。从5月底开始，作为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我有幸和很多成年人一起
去搭设路障，阻挡军车，劝解军人，焚烧坦克……，一切一切历历在目。那是无悔的岁月。
尽一点生而为人的义务。

6月3日凌晨开始，广场沦陷。不久数以百计的人们丧命在“人民子弟兵”的枪弹和坦克车轮
下。之后的将近半年里，当局的各种秋后算账纷至沓来，作为高一学生，我们也人人自危。
而戒严部队类似占领军分布在北京各地，我们总是避开他们这些刽子手的营房。杀过人沾满
老百姓鲜血的军队，无论如何也给人日本鬼子一样的印象。直到这些屠城解放军撤离北京，
我们才有了解放的感觉。

1989年10月1日，政府为了保持稳定防备学生无事生非，北京市把数万高中学生集中到北京
工人体育场，我们看著三流球队踢了一场索然无味的足球，而对面是上千荷枪实弹的武警，
虎视耽耽看台上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硕大的体育场安安静静，没有人叫好，没有
人有任何对于体育的热切表达，同学们之间几乎没有交头接耳，我们的心里是空白和恐惧，
甚至担心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对面就会倾泻过来密集的弹雨，然后我们就可能齐刷刷倒在
秋夜的寒风中，和夏天那些无辜的死难者一样无法与父母诀别就被卡车运走，埋葬在不为人
知的地方。记得那天晚上回到家，长出了一口气，打了一个冷战。毕竟我们确信，当时的政
府和军队什么都干得出来。

1999年六四10周年之前，政府开始全面封闭整修天安门广场，从5月份一直修到7月，我们都
明了官方为什么在这个阶段采取如此措施。又是5年过去了。这块压在我们心上巨石一定要
搬开，公道一定要回来。今年我30岁，15岁那年六四天安门惨案改变了我许多，因为厌恶杀
戮所以信仰佛教，同时慢慢开始食素。生命又一次走过了15年，人生没有几个15年，这一年
尤不可虚度。就在昨天我看到了修宪中提及了神圣的两个字“人权”，人类尊严的条款终于
要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法典。本届政府应还89六四无辜惨死在军队暴行下的老百姓公
道，给他们的家属国家赔偿，在6月4日降半旗致哀。并承认那是一场严重的浩劫，是当时政
府的重大的失误。我不知道六四有多少人直接和间接的被夺去生命，而我所能为六四死难者
做的就是在6月3日凌晨到6月4日去天安门给他们守夜，扎起千朵白花，燃起千只蜡烛，祈祷
无辜的人们在天之灵安息。这份小小的心愿是基本的诉求，我将在4月15日胡耀邦逝世15周
年时递交给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那里曾经是我为人权问题申请过示威游行的地方，但这
一次的意义有所不同，因为这不是示威或游行，而是如清明的扫墓一样为了纪念和祭奠无辜
的死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