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忧虑并未过时 ——读梁启超1912年在北京的演讲 傅国涌 诚如郭沫若1928年在《少年时代》中回忆梁启超时所说，“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 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象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 ——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 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从《时务报》到《清议报》《新民丛报》，在19世纪末、20 世纪初的长夜里，梁启超以他富有才情的清新笔调，振聋发聩的思想，有力地冲击了昏睡的 老大民族，荡涤著一切污泥浊水。 1912年11月16日，梁启超终于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国。11月28日，他由天津赴 北京，在贤良寺小住十二天，各界欢迎，“几于举国若狂”。在这短短的十二天中，他马不 停蹄地在各种欢迎集会上发表演说，从各大政党到北大，从学生、同乡到商会、票号，乃至 佛教会、八旗生计会等无不对梁启超的到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而他确实也是知无不言 ，言论风采一时倾动都门，盛况空前。90多年后重读他当年的演说词，依然令人怦然心动， 感到强烈的震撼。穿越历史的茫茫时空，他的思想，他当年的忧虑至今仍没有过时。 一、制度、文章，与人心、风俗梁启超到京十天，各界欢迎实在应接不暇，所以在离京前夕 ，他专门在湖广会馆召开一次茶话会，以答谢各界代表，出席的有各报记者、各党派干事、 蒙古王公、商界代表、北京市民代表、佛教会代表、军警两界要人等五、六百人。在长达两 个多小时的演说中，他尖锐地指出时至今日，一个极为可怕的现象，就是惰性力的渐渐发生 。他说：“鄙人十余年来，持乐观主义之一人也。返国以来，考察国中政治、财政、外交， 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衷心未尝不为之悚惕。然鄙人之所大惧者，并不在制度、文章，而 在人心、风俗之微”。他将当时国人心理分为三类：一类是以为中国既然挂上共和的招牌， 从此就可以与世界抗衡；一类以为经过如此大变，外人尚且没有干涉，日积月累，自然能进 入开明之境；一类则以为大局已定，只想谋一个位置以自安。之所以导致这样的心理，都是 “由于苟安之意多，而忧危之意少”，也就是他所说的“惰性力”在发挥作用。 面对上述三类心理，他在民国元年就发出了“中国前途，乐观乎，悲观乎？”的疑问。 他分析，“鄙人于万事悲观之中，默察近十余年风气变迁之潮流，及国人心理之趋向，则知 吾国人具有一种特质，即好善而能虚受是矣。”饱经世故的上流社会，一切都以不动摇、损 害自己的个人利益为前提。大多数国民面对国际的竞争和国内的变更，则不移时而靡然从风 ，举国一致，武昌起义，东南回应，民国告成，就是国民“好善而能虚受”的特质所致。这 既是优点，也是弊病：“轻躁喜动，乏抉择之力，一也；暂动又止，不能为继续秩序之进行 ，二也。”凡是一种国民的运动，开始“未尝不见效”，但对于社会及政府的根本改造，不 能发生根本性的影响，就是因为有此二弊。梁启超因此提出“天下之事，决非旦夕所能告成 ，而于提倡风气为尤甚”，我们可以先设定一个目标，“日之不足，继之以月，月之不足， 继之以年”，如果不是一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那就合一团体的力量进行，假以时日，又何 愁没有健全的国民，作为国家的柱石。对于国民的政治智识、政治能力、政治兴味加以根本 的促进，这是先知先觉者应有的责任。 实际上，这也是梁启超一生言论事业的目的所在，他在回国之初的报界欢迎会上说得很明白 ，立言的宗旨，就在于开启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目的在于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的资 格，这是他十八年来的初衷，也是他终身为之努力的理想。 与同时代的许多知识份子、革命志士不同的是，梁启超透过纷乱的社会现象，看到了中国症 结之所在，往往一言中的，如他当年在《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时所提出的共和之后的 乱象，不幸而被以后发生的历史所验证。1912年冬天的中国，一切仿佛都是新的，一切都有 了好的开头，共和告成、举国沉浸在一片浅薄的乐观气氛之中，他却没有盲目乐观，尽管在 写给女儿的私人信件中，他对北京十二天所受的空前欢迎，“如众星之拱北辰”，表示了极 大的欣喜，称之为“极人生之至快”。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对这个民族冷静的观察、分析，透 过林林总总、错综复杂的现象，他看到了初生的民国的危机，看到了国民性心理的缺陷，他 深切忧虑的“并不在制度、文章，而在人心、风俗之微”，他一再忧心忡忡地告诫精英人物 从提倡风气入手，持之以恒，最终造成“健全之国民”。他念念不忘“新民” 理想，对他来说，从“新民”到“健全之国民”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二、风气的培养非一代之功 在进京后第一次欢迎会上，面对故旧新知，梁启超动情地指出自己去国十五年，这十五年中 ，从物质到精神，中国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一百五十年。一部中国史从秦汉到清末，二千年只 是“立于不进不退之域”，直到戊戌以后的十五年，才由静而动，终于有了辛亥年的轩然大 波。在掌声、鲜花的包围中，他的个人前途似乎也一片光明，有过十五年流亡经历的梁启超 却没有被这一切冲昏头脑——“所虑者，吾国人之惰力性，受诸先天而不易拔，事过境迁， 遽复其旧。” 他归国不久，就已敏锐地感到“惰力性已渐渐发现而侵入于多数人之心”，其中乐观的认为 经此变革，国家自然会太平，不再有什么忧危，因而终日为私事忙碌、奔波。悲观的则认为 “纪纲法度，废坠至此，人心风俗，败坏至此，陆沉在即，无复可救”，同样放任不顾国事 。针对根深蒂固、仿佛“先天”的“惰力性”，他对精英们（“国中贤者”）提出了“责任 心”和“兴味心”。“责任心”众所周知，他未作解释，只是现身说法、重点阐述了对“兴 味心”的见解：“鄙人自问生平无他异人处，惟对于一切事，皆觉兴味浓挚，求学有然，治 事亦有然，凡有可以劳吾心、劳吾力者，则当其服劳之时与既劳之后，皆觉有无限之愉快， 至于其勤劳所得之报酬如何，则不暇问也，以故亦永无失望沮丧之时。”他说：“吾辈无论 欲为何事，必先有兴味，然后有精神，必自有精神，然后能引起他人之精神，精神贯注，何 事不成？” 在他看来这是打破“惰力性”的前提，如果连仁人志士都是普遍厌世，缺乏“责任心”和“ 兴味心”，则整个国家、民族就无可救药了。他举英国为例，其人缘、气候、地理、人种、 遗传造成了英国人好活动的天性。政治活动在他们而言也是一种竞争性的娱乐，可以乐此不 疲。所以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失败之后意气消沉，英国人则无论胜败，都泰然自若。其中既 有他们的“责任心”，更有他们的“兴味心”，这更是实行了二千多年专制政治的中国所缺 乏的，并不是有了“制度”、“文章”就能自动解决，“人心”、“风俗”或者说风气的培 养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梁启超作为思想家深刻地看到了这些问题。 三、对青年学子的期待 梁启超虽自言“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语），实际上从湖南长沙时务学堂，到讲学于日 本东京，他的及门弟子中出了不少显赫的历史人物。当年的莘莘学子会聚北京，欢迎他们所 敬重的老师，梁启超感慨万千，他想到了昔日的同事谭嗣同、唐才常两位英烈，想到了与唐 才常一起殉国的那些学生，也想到了远在云南的蔡锷。那一刻，当他与学生重逢，欣喜之余 ，他无比沉痛地说：“中国社会，最易消磨人物，而斫丧其英气，自昔有然，今则尤甚，鄙 人归国旬余，感此污浊之空气，已在在觉其可危。苟非有自克之毅力，常抵抗社会之恶潮流 ，则入而与之俱化，《孟子》不云乎，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己不自立，遑语于 立人，……吾侪若能常念昔日同学为国牺牲独立不惧之精神，庶乎可以告无罪于天下耳。” 他之所以谆谆告戒学生“自立”，然后“立人”，也就是要他们负起“责任心”，“抵抗社 会之恶潮流”，不被恶浊的社会空气所同化，在“最易消磨人物”的中国社会保存元气、坚 持理想，这番话由于是对及门学生所说，因此显得亲切、感人。事隔九十年，仿佛梁启超音 容宛在。 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一代言论界骄子，自主笔《时务报》以来，他的 文章曾倾倒了千万国人，国人无不想望其风采。他此次进京，正值北大学生闹学潮，罢课学 生甚至请愿要梁启超到北大当校长。他在演说中指出，“普通学校目的，在养成健全之人格 与其生存发展于社会之能力”，大学的目的则在其普通目的之外，还有特别的目的，而不仅 是程度的差异。这特别的目的就是“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 明是焉。” 他区分了专门学校与大学的不同，“专门学校之精神，在实际之应用，而大学校之精神，则 在研究与发明。”他认为学问是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的大学，就是一国文明幸福的根 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又岂是语言所能穷尽的？ “保持大学之尊严，努力于学问事业”是他对北大学子的谆谆期望，为此他猛烈抨击“令人 痛恨不已”的“前清学制之弊”，特别是“误国最甚”的“奖励出身之制”，“以官制为学 生受学之报酬，遂使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他指出前清学制最 大的危害，就是让学生只是把求学作当官的终南捷径，只知道当官，而不知学问为何物。 在这番讲话中，梁启超之所以一再强调“大学之尊严”、“学问之神圣”，实际上就是要恢 复学问（或者说学术）的独立性，只有学术独立，不依附政治权力，才有可能求得真学问， 养成真正健全的人格，造就一代新型知识份子。他殷殷期望北大学生“以学问为目的，不当 以学问为手段”，在学问目的之外，别无其他目的，才不愧为大学生，如果在学问目的之外 ，另有其他目的，那就是亵渎学问的神圣，伤害大学的尊严，又怎么能称之为研究学问？他 期望北大学生的只是——“为我中国学问之前途争光荣。” 他提出的这些见解旨在打破自古皆然的“读书做官论”，破除千年积习，重塑民族精神。在 蔡元培入长北大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知识份子达到过这样的境界。他的见地今天看来或许 已不算什么，但要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 四、梁启超并未过时 在北京公民会和八旗生计会联合举行的欢迎会上，梁启超谈到了他对“平民政治”的“特别 感想”，他说共和国以公民为基础，从大总统、国务员到其他公职，都“不过一机关而已” ，全国的主人翁，实际上是公民。公民对于共和国，其责任之重，远非君主专制国的人民可 比。过去总是依赖一二人，大多数人置国事于不问，现在的国家大政，“因全国公民之意思 而决，此公民之地位所以为神圣也。”但公民要保持这一神圣地位，第一要有关于国家及世 界大势的智识，第二要有强国独立的志气。 自投身报界以来，十八年中，梁启超手创的报刊就有七种，其目的无非都是为了这两点。偌 大中国由二千年专制一跃而进为共和，专制下的臣民一夜之间成为共和国的公民，要真正来 一次脱胎换骨，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但不能因此否认开风气之先的一代思想巨人提出 理想的意义。 在京十日，各大政党争相集会欢迎，兴奋之中的梁启超知无不言，就宪政民主、政党政治等 提出了他的独特见解。在共和党欢迎会上，他指出近代各国政体虽各有特色，“而其大原则 不出二者：一曰政治之公开，二曰政治之统一。”他不同意近代学者关于“立宪政治”是“ 国 民参政之历史”的说法，认为政治参与“不过立宪政治之一种特色”，其他如预算公布、法 律公布、行政手续公开、法庭公开等都是其特色，所以还不如说立宪政治首先是“政治之公 开”。一国政治要上轨道，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开主义，“而秘密之习一日不革，则政 治一日不能改良”。 面对民国元年政党蜂起，小党林立的局面，他寄望于早日进入“大党对峙之正轨”。在他看 来各党虽各有党义，表面上是对立的关系，但既然政党都以国家为前提，政治上尽可相互竞 争，同时应保持对其他政党的尊重。这些观点在西方文明国家早已是常识，对一个党同伐异 的民族却是新鲜的。 民主党在湖广会馆召开全体大会欢迎梁启超，各党来宾济济，他登台演说达三个小时，“闻 者莫不动容”。这次演说的重点就是谈政党政治，当时外国有种舆论认为中国人没有运用立 宪政体的能力，推其原因，“中国人之性质，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虽然他承认“组织政 党为一至难之事”，但他还是殷切期待著中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以雪此辱”。 为此，他提出了政党的六条“模范之标准”：一、“凡政党必须有公共之目的”。政党不是 合无数私目的而成的，政党存立的根本要素是党员排除个人的私目的，而服从政党的公目的 。反观当时的中国，梁启超“为之慨然”，“分明政见不相同，而居然可以同党，分明无意 识之人，而亦居然加入党中”，这种结合不可能基于公共目的，要之，不过是私目的罢了。 就算组成政党，最终也必分裂，长此以往，他担心有一天四万万人就有四万万个小党，而真 正的政党则永无成立的希望。 二、“凡政党必须有奋斗之决心”。他比孙中山更早提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概 念。“先知先觉之所以有益于国民”，靠的就是“奋斗之力量”。政党的活动，除了奋斗之 外，别无其他途径。如果朝三暮四，往来于各党之间，只求满足自己的私利，无所谓主义的 奋斗，那又怎么可能成为政党？人世间最可耻的，莫过于服从强权，数千年来国人恰恰有这 样的恶性，这是中国长期处于专制政治之下而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一恶性不除，直 到地老天荒，恐怕中国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好政治。他尖锐地指出，只要这服从强权的恶性不 除，中国将在暴君政治、暴民政治之间回圈不已。真正的党员，为天下的公理而奋斗，为国 家的大计而奋斗，为一党的主义而奋斗，为一己的信念而奋斗，“成功固得行其所志，为国 谋进步，为民谋幸福，即失败至无余地，亦为最有名誉之失败。” 三、“凡政党必有整肃之号令”，否则不过是一团散沙，遑论政治上的奋斗。 四、“凡政党必须有公正之手段”。“譬如演说、办报、游说，皆政党所用之公正手段也， 若阴谋诈术，则非政党所宜用矣。”对专制毒化了数千年的“资治通鉴”中国而言，欲求政 治上的“公正之手段”，几乎是难于上青天。 五、“凡政党必须有牺牲之精神”。他说大政治家“须有道德气魄，身命名誉皆可牺牲，独 主张不可牺牲，因主张之不可牺牲，故不可不有牺牲之精神”。政党出入自由，“党员合则 留不合则去，本有自由之权”，这不是“专制强迫”。 六、“凡政党必须有优容之气量”。政党之间要有“优容之气量”，虽主张相反，但都是寻 求国民同情以谋政治进步。党员之间也要“优容”。这在常常“杂以私见”的中国尤其缺乏 ，至今仍无法解决。 梁启超提出的六条标准中，最富有启发的是四、六两条，也是最难达到的。但不管怎样，作 为思想家，他提出了问题。 在北京“极人生之至快”的12天中，梁启超曾发表大量演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等方面，概而言之，他表达了对中国前途的深切忧虑，他流亡异国十五年，接触了先进 的西方文明，同时熟悉中国历史，对中国现实有著深刻的了解，即使在“满城争看梁启超” 的那个冬天，他也不感到乐观。这绝不是他的危言耸听，归根结底就是要老大中国摆脱私目 的高于公目的、趋附强权、“治乱回圈”的旧格局。他关于“大学之尊严”、“学问之神圣 ”的阐述，他对“平民政治”的理想，他对中国社会“惰性力”和“最易消磨人物”的判断 ，他对政党政治的见识，他所耿耿于怀的“并不在制度、文章，而在人心、风俗之微”，他 提出的“责任心”和“兴味心”……这一切都没有过时。思想超越时空，以后的历史证实了 梁启超的忧虑并不多余。只要真正的民主没有最终抵达中国，他的那些忧虑就不仅属于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