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春雨的文章十分精辟 周小萌 《北京之春》编辑部、大海、胡平、薛伟： 你们好！和大海自华盛顿大会见面至今，已经一年多了；胡平和薛伟访日回美也 已近半年。但是，通过《北京之春》，我却时刻都能感到你们的艰辛努力。读完贵 刊一九九四年五月号刊登的傅春雨先生的《渐进改良与坚定民主之分歧：与周舵先 生商榷》一文，十分感动，情不自禁地给你们写信。希望通过贵刊转达我对傅春雨 先生的敬意和感激。 以周舵和颜真等诸位先生为代表的“渐进改良主义”和“国情论”，虽然其因果 关系的逻辑、理论基础和对中国及其民主化问题的分析很难说是正确的，但是，他 们的思考是严肃的。而且对很多思考中国民主化和前途的人们来说，他们的主张是 有一定说服力的。但是，有说服力的主张并不一定是科学的，就以人们曾经信以为 真的许多学说最终被证明是伪一样。“渐进改良主义”和“国情论”的说服力主要 来源于它们描述社会政治现象的方法：比喻、暧昧的概念和有选择的举例等等。比 喻可以给人们以启示，但并不是证明本身。它们往往将中国比喻为俄国，但是却迥 避从正面论证中国本身的问题以及具体分析中俄两国的异同。科学的论证要求严密 地澄清各个概念的定义和界线。但是，它们往往使用“国情”、“现实条件”、“ 国民素质”、“阶级”、“混乱”、“稳定”等含混的概念，以便人们可以自由解 释，各取所需。科学的论证不仅要选择肯定的案例，也要分析否定的案例。但是， 它们往往列举台湾政经发展过程中专制的一面，而忽视了台湾从一九五零年就开始 了竞争激烈的地方选举。 用比喻、模糊的概念和有选择的举例等虽然可以增加论证的说服力，却不能增加 它们的科学性。尽管如此，人们相信这些论述却足以改变人们的政治行为。因此， 有关社会政治现象的因果关系的理论，对社会政治进程的影响力，很可能远远超出 人们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周舵和颜真等诸位先生的理论是向当前海内外民主 运动及其理论的严肃挑战。从本质上讲，他们的理论并不是反民主主义的，甚至可 以说是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个畸形的变种，因为他们也主张在遥远的未来中共应该实 现民主制度。但是，在客观上，他们却否定了对民主主义的积极追求。 迄今为止，对“渐进改良主义”和“国情论”的论点、因果逻辑关系、使用的概 念、分析的方法等等的整理和解剖，仍然很少。而傅春雨先生的文章就是其中相当 有力的一篇。傅先生的文章告诉人们：“渐进改良主义”和“国情论”的错误并不 在于它们描述了一个糟糕并且可怕的中国现实，而在于它们糟糕并且可怕地描述了 中国，它们要求我们看到的中国与我们实际观察和体验到的中国是不一致的。 “渐进改良主义”和“国情论”与其说是一种以科学论证为基础的理论，还毋宁 说是一种直观的想法，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将各种国情条件和政治结果的武断连接 。它们并没有证明国情的哪些条件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政治社会过程中，必然地而 且唯一地导致了目前的何种具体的制度；也没有证明为何同一种国情不可能导致不 同于中国现有的其他政治制度(即一个方程为何不可能有复数的解)，更没有证明现 有的哪些国情以何种方式限制了哪些具体的民主制度的实施。在“国情论”的国情 和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的因果函数关系中，构成国情的诸多变量和 构成政治制度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似乎不仅是不证自明的，而且是唯一的。同时 ，因果关系的走向是前者为因，后者为果。 遗憾的是，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国情论”中的各种条件不仅没有任何制度性 渠道决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统治者的行为，而是恰恰相反。即，中国的政治制 度使政治统治者的行为决定着“国情论”的各种条件。在中国现存制度下，政治统 治者有相当大的自主性(Autonomy)。他们拥有许多直接改变和重创中国国情的制度 性渠道和手段。中国的国情的很大一部分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统 治者的行为的有意或无意的结果。傅春雨先生以“乱”为中心精辟地分析了这一因 果逻辑关系。 虽然“渐进改良主义”和“国情论”并没有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国情”，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价值。它们的严肃思考和以及所提出的命题或假设涵盖了许多 极为重要的问题群。第一个命题就是只有专制才能带来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对这 一命题的真伪的论证需要科学地解剖包括中国在内的诸种独裁体制的政经机制。第 二个命题是民主政治容易导致政治混乱。对这一命题的真伪的论证不仅需要对诸种 长期稳定的民主政体的具体运行进行分析，而且还需要对诸种不稳定的民主政体的 演变过程进行分析。虽然“渐进改良主义”和“国情论”并没有对上述两个命题为 何成立进行过说明，但是，它们在这两个命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 都必须正视的问题：中国专制主义的“墙倒了以后怎么办？” 迄今为止，民主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软弱无力的。能否对这一问题进行科 学的回答，可以说，是判断民主主义者能否从“为了反对而批判”走向“为了建设 而批判”的重要标准。也就是，“渐进改良主义”和“国情论”所强调的成熟和责 任，要求民主主义者必须对有关宪法、议会、选举、各级政府的形态和各级政府间 关系，民族、税收、财政金融、社会保险、户籍、官僚和公务员、教育、劳工、警 察军队，大众传播、通讯邮政、农业、运输、贸易、环境、土地国土、能源、住房、 上下水道等问题，提出具体的制度设计、政策和实施方法。 任重而道远。周舵和颜真等诸位先生的“渐进改良主义”和“国情论”的出现本 身(无论其命题的真伪如何)意味着对中国前途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何重 整家园。围绕他们所提出的众多的重要问题群的讨论不仅可能影响中国国民的政治 行为，还会影响中共的政治行为，因为，就象傅春雨先生所指出的，中共统治的正 统性支柱已经从意识形态衰退为“稳定压倒一切”的大乱论，这种讨论已经不仅仅 是有关政治的正统性的争论，而且还包含着如何实施民主政治的争论。它所能够达 到的共识与澄清的分歧不仅是今日的共识和分歧，也可能是民主政治下的共识和分 歧。 因此，我不仅感谢傅春雨先生的力作，也感谢周舵和颜真等诸位先生的挑战，更 感谢《北京之春》选择、突出和促进重要争论的深邃洞察力。 周小萌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于东京□ 读者来信 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风” 胡平先生：您好！ 我是一位大陆来的留学生，非常喜欢读原《中国之春》及现《北京之春》上您的 文章，可以算是您的崇拜者吧。近读《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一则“九州新风”的报 道，读后有些想法。据文章介绍，鞍山市轧钢厂女工程师白雪洁四月十二日下班途 中发现一名歹徒正用菜刀砍一儿童，乃奋不顾身冲上前去同歹徒搏斗，全身惨遭二 十余刀，仍舍身保护儿童。事后，被政府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 对于白雪洁的见义勇为，笔者也十分敬佩。但今日又读《人民日报》(见海外版五 月十九日第三版)，发现白雪洁当时是冲开围观人群……。这就是说歹徒当时是在光 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行凶。在白雪洁惨遭二十余刀的过程中，竟无人过问？！请 读者们想一想，这种“新风”在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会发生？联想到不久前台湾、 大陆三十多名旅客、导游、船工被害，对大陆目前的社会风气，笔者简直是有些悲 哀了。 羽 西 我不喜欢曹长青的文风 《北京之春》： 我是《北京之春》的经常读者，《北京之春》每期都有若干篇精彩的文章，读了 以后使人增长知识，清醒头脑，大有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新青年》之风。 我也是五七年的右派份子，文革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因此，我对毛泽东和 共产党的专用语言有一种特别的敏感。遗憾的是，我在《北京之春》的个别文章中 竟也嗅到了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臭味。当然，这不是指政治立场而言，而是指文章的 文风。我说的就是曹长青的文章。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中，曹先生这样写道： “徐刚这个以文为生的人，赤裸而毫无羞耻地以文向那个他曾唾弃的、屠杀平民的 政府跪下了，于是得到了从裤裆下钻回国的奖赏。” 人的思想是可变的。曹先生完全有权利认为徐刚变错了并加以批判，但批判与漫 骂是完全不同的。使用“毫无羞耻”、“跪下”、“裤裆下钻”这类肮脏语言，不 能不令人马上联想到毛泽东、姚文元和戚本禹。 更令人惊讶的是曹先生的这句话：“中国整个社会的不知耻，就是从知识分子开 始的。” 和其他阶层一样，知识分子中有好有坏。如果曹先生指的社会仅限于今 日中国大陆的社会，那么，应说“中国整个社会的不知耻，就是从共产党开始的” ，怎么能说“从知识分子开始的”呢？ 谛 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