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光荣 ——纪念八九民运五周年 郑 义 在一份香港杂志上套红刊登的一版广告：“今天是一九八九年民运的五周年。还 记得五年前，我们满腔热诚，为祖国的民主事业，上过街，流过泪。到现在，无数 民族的精英仍在狱中，贪污官倒变本加厉。五年了，让我们向祖国人民明确表示， 向专横的当权者发出警告：我们绝无忘记民主的理想，仍然支持民运。六月四日(星 期六)晚上八时，在维园将有大型的烛光悼念集会。当晚，朋友，我诚意邀请你：你 也来！” 我记起两年前和妻子北明刚刚从大陆偷渡到香港，参加三周年烛光晚会的情景。 八万支烛火的泪光中，我在长期逃亡中变得冷硬的心顿时化作止不住的泪水长流不 息。泪水中的成分除了回忆、追悼与忏悔，还有一种被“昔日战友”围剿的伤心。 种种从“成王败寇”历史观深渊里泛起的否定非议，使我倍感哀痛，为我们这个缺 钙的民族和尤其缺钙的知识群体。偌大中国，偌大世界，只是在香港，在维园的烛 光中，那个伟大的失败才得到再一次的如此辉煌的肯定，而升华为圣洁与不朽。 转瞬之间，“六四”五周年到了。对于向来健忘的国人，它已经成为尘封的历史 。慷慨悲歌已然落幕，诋毁伟大已不会触犯众怒而竟然成为一种表现特立独行的时 尚。对八九民运的反思已从对策略的反诘上升至对运动本体的根本否定。问题已经 不是该不该撤，该什么时候撤，而是柴玲等学生领袖应当与杀人者“同罪”了(戴晴 女士语)，现在，学生应当为“六四”屠城，为中断邓小平“改革开放”大业而承担 历史与法律的责任。 史不绝书的在历史低潮时期风行一时的颓唐、动摇、叛卖和助纣为虐，终于在我 们面前重演。 八九——一个无可否认的奇迹 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还有比八九民运更加理性、克制的大规模的反抗暴政的社会 运动？随手拈来一些尽人皆知的事件一比：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示威的青 年学生殴打政府官员，焚烧房屋；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兹南事件，愤怒的 民众荷枪实弹武装反共，并把一些恶贯满盈的共产党员挂上了电线杆；一九七六年 的天安门“四五”运动，示威者焚烧警车，攻击民兵指挥部；一九八九的罗马尼亚 ，民众在武装起义的巷战中摧垮了暴君的统治；一九九一年的苏联，人民是在坦克 的支持下一举粉碎八月政变……结果如何？它们都已经载入历史，成为人类反抗暴 政争取自由的光辉典范。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更直接使用了暴力，然而它们以 现代民主政治的伟大奠基者的英名而彪炳史册。八九民运自始至终坚持和平理性非 暴力的原则，没有一个尊重事实的人不为当年北京所洋溢的和平与秩序而感动至深 。运动长达近两月，数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一浪高过一浪，却一块玻璃没砸，一 个商店没抢。数十万大军突袭北京，民众和平地将其阻止，这场不流血的“保卫战 ”令世人惊叹。犯罪率下降，交通事故减少……那时的北京洋溢着一种理想主义光 彩，人人都为开创一个社会运动的新格局而竭诚努力。人类历史上历时长久，规模 浩大的八九民运，能保持如此良好的秩序，那是因为和平理性非暴力已经成为全体 人民的共识。在一个有着“官逼民反”、“揭竿而起”、“杀富济贫”、“滥杀无 辜”等造反传统的中国，一九八九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一个无可否认的奇迹！然而 ，我们很快就停止了对刽子手的谴责，转而指责青年和民众。一些明白无误的基本 事实被故意遗忘。其实有什么好争论的呢？谁能否认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呢？——依 据中共宪法所承诺的基本权利而和平抗议的民众被当权者用坦克机枪杀害了，镇压 了。——历史很复杂，但在某种意义上又十分简单，简单得就是这样一句话。 那些否定八九民运的人士，如果忠实于他们的原则，其实应该去否定一九四九。 中共红色帝国的建立和其后的统治，才是毫无节制的暴力和血腥。逻辑的矛盾在这 里暴露无遗：他们的“原则”放过了货真价实的暴力和非理性，瞄准的却恰好是一 九四九暴力的和平反对者。我们至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的所谓“原则”不过 是“成王败寇”而并非真理，他们的“原则”说到底就是权力崇拜。“成王败寇” 当然亦不失为一种历史观，不过它眼里只有权力的历史，而没有争取自由的人的历 史。 八九——一个伟大的转折 分析八九的失败，可以谈上许多条款，但我越来越倾向于这失败绝非偶然。以苏 联东欧的民主运动作为参照，自“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民主运动有着明显的痼疾 。 对人权和民主的认识，在欧洲直接发韧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是一个持续达 三、四百年之久的人的解放运动。前苏联基本上是欧洲国家，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更直接就处在这个近代文明的发展史之中。这一历史只是于本世纪初在苏联，本世 纪中叶在东欧被中断。但是接受过启蒙运动洗礼的欧洲知识分子一直与共产极权进 行着顽强的抵抗。本世纪初，卢森堡、考茨基就对列宁主义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二 战之后，吉拉斯、纳吉、索忍尼辛、萨哈罗夫、哈维尔等又继承了这一传统，对斯 大林主义以及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彻底清算。全民的政治反抗运动更是彼 伏此起，一九五三(东德)、一九五六(波兰、匈牙利)、一九六八(捷克)、一九八零 (波兰)直至最后胜利。这种思想和政治的反抗运动，虽有失败，没有屈服；虽有低 潮，没有中断。 众所周知，近代人权、民主思想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之物。上世纪来，戊戌 变法之先有康有为倡导的一八九五年一千二百举人“公车上书”，这大约算得上学 生运动之初，但还不能算民主运动。民主成为一面理想之旗功在“五四”。一九一 九年“五四”运动既开创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同时也埋下深刻的隐患。这就是 “爱国”在先，“民主”在后，“救亡”为本，“民主”为用。先辈知识分子推崇 民主制度其要义在于国家“图强”而并非人的解放。因此，当另一种与民主正相反 对的以牺牲人性为代价的制度在苏联崛起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便迅速地转向专制， 并把共产制度确立之后的种种血腥与不义视作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必不可少之代 价而姑息容忍。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谈论“救亡压倒启蒙”的话题，我认为这绝 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话题，而更是一种空间上的话题。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民族 危机接踵而至，逼使我们一次又一次放弃民主启蒙而投入民族救亡；更是民族至上 、国家至上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空间里，一直占据着压倒的优势，相形之下，人 权、民主则永远是可怜的祭品。不是吗？请看历史——朝鲜战争、五十年代初期属 于战后恢复的稳定与发展，剥夺人民私有财产的合作化运动和公私合营运动，“超 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原子弹、氢弹、卫星的试制成功，共产主义运动皇权 争夺战，越南战争，“惩越”战争，邓只要经济放松不要人权民主的“改革开放” ，直至最近的二零零零年奥运会狂热和最惠国待遇讨论等等——哪一桩哪一件不曾 在我们心中激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逆风千里，而同时把人权、民主作 为无可奈何的牺牲？！ (我的老同学周舵先生最近在接受香港《开放》杂志记者专访时有如下一段话：“ 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都不重要，我只有一个主义：中国一定要强大，无论如何也 要中国强盛，为此可以付出一切。”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这几句话的份量？我知道 他的“中国一定要强大”主义中并不包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我知道他“可以 付出一切”的誓言中必定包括人权、民主。经历过“六四”屠杀的人说这样的话， 应该明白这句话背后的残忍。)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们没有过一次纯粹的民主运动，更谈不上如东欧那样半世 纪之久的坚持不懈，因此，八九年的失败多半就是注定的了。 然而八九的光荣亦正在于此。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参加的大规模的纯粹的 民主运动(虽然后来作为一种策略把“爱国”冠于“民主”之前)，它所反对的，既 非丧权辱国的“卖国贼”，亦非“亡我之心不死”的“外国势力”，更非共产党中 某一派系。它鲜明地呼唤政治制度的改革，直接把人权、民主与法制，把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虽然它不可避免地还带有它脱胎而出的历次社会运动之国家主义的种种胎记，但它 毕竟破天荒第一次在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中明确无误地树立起了“民主女神”。从 那一刻起，民主由手段而上升为目的。它虽然失败了，但它成为自“辛亥革命”以 来近百年民主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 人民失败了，但人民前进了。看一看历史，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八九——奴颜媚骨的牺牲品 伪善与凶残确实是行之有效的统治术，中共正是使用恩威并施的方式造就了我们 这几代软弱愚昧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共显而易见的残暴与不义，我们一次又一次否 定良知与常识，以幻想来蒙蔽自己和人民。当这些幻想一次又一次被严酷的现实所 打破之后，我们总会花样翻新地制造出种种“理论”，为暴政辩解，并竭力与之“ 保持一致”。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后，及时处决反对派百万人以上，镇压地富一 百万至二百万，“镇反”杀人近千万。中国知识分子并未如苏联知识分子那样反抗 共产暴政，而是试图理解并与之欣然合作。如果说是因为还没整到自己头上尚可理 解，那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则直接是对知识分子的践踏。在五十五万人成为“ 阶级敌人”的大规模迫害之下，我们屈服了，甚而有那么多著名“右派份子”后来 竟成为中共的座上宾、代言人。这种现象在历史上甚为罕见。五、六十年代之交那 场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连罪魁毛泽东都不得不低头承担责任，但我们又莫名其妙 地妥协了，不是步彭德怀后尘，代表人民控诉暴君，反而和暴君一同“卧薪尝胆” ，“奋发图强”。其后接踵而来的文革，知识分子更是被打断了脊梁。就群体而言 ，这一次是彻底被打垮了。应该是打破一切幻想了吧？却不然，又寄厚望于红色王 朝的两位重臣周恩来与邓小平。当统治者的笼头稍一放松，我们又感恩戴德，尽释 前嫌地与之通力合作。在中国民运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民主墙运动，就是在知识分 子群体的蒙昧与怯懦下被绞杀的。 这里也有我的一本帐。当年民主墙运动的许多投入者，本来是我的朋友。镇压民 主墙就是镇压我，这一点我早就了然于心。魏京生的被捕判刑曾激起我的愤慨，但 对邓小平“新政”的幻想使我放弃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即：不能以牺牲人权来换 取国家的强盛，不能以牺牲民主的诸形式来换取开明专制。几年过后，当“改革开 放”初有成效之际，想起还在狱中的魏京生，我曾感慨万端：“历史就是这样在蛮 不讲理中前进的，一个经济发展，政治放松的社会已经初具雏形，魏京生看来就这 样成为了历史的牺牲品！”我没有追究过邓小平镇压民主墙运动及学生运动的罪责 ，充满幻想地歌颂“改革开放”，虽然其中亦夹带了自由民主的“私货”，但不可 否认的是，我基本放弃了作为自由知识分子对统治者的批判立场。当我知道魏京生 还在监牢中这一事实而保持缄默，实际上，我便参与了对魏京生的出卖，参与了对 许多不可放弃的原则的出卖。在很大程度上，我投身八九民运，是对自己这一耻辱 的洗刷。在组织在京作家首次游行时，我写了两条大横幅：“学习鲁迅精神，挺起 民族脊梁！”“跪久了，站起来遛一遛！”大致是我这种心态的写照。 这一段精神史，使我对八九民运失败后低潮时期知识分子的软弱与叛卖之风格外 敏感与激愤。有人说：“当革命高潮到来之际，谁都是革命者。”这一幕我们都看 到过了。新的一幕正在演出：“当革命(借用此词)低潮降临之际，谁都成为叛徒。 ”这是一种极端化的句式，不必顶真，但时下以反思为名而诋毁八九民运，开脱暴 君罪责的确成为一种时髦。八九民运的死难者以及八九民运的崇高理想正在成为我 们奴颜媚骨的牺牲品。从来就是“学而优则仕”，从来就甘作统治者皮上之毛，从 来就为坐稳奴隶地位而感激好心主人的中国知识分子，是该反思一下自己的反思了 ！我的另一位老同学仲维光指出：“枪声可以把许多知识分子赶到共产党的对立面 ，但枪声却医治不了先天的软骨症和近视。看来反思之前先要对反思进行反思。” 当我们怀疑、动摇和彷徨的时候，历史正大踏步地向前推进。结束中共一党专政 已经不会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了。当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将会发现：新时代的 奠基者，正是八九民运伟大的失败！ (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