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在纽约》的社会效果 ·耶 人· 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一部风行一时的肥皂剧写一篇迟到的剧评，所以对于《北京 人在纽约》(以下简称《纽约》)这部连续剧本身，并不想多加评论。本文所要分析 的是，这部剧何以流行？它表现出的情绪，何以在中国大陆引起如此之大的共鸣？ 这种情绪又如何和中共意识形态上的需求相对接？中共的意识形态上的宣传与大众 某些情绪化的倾向相合流，这种现象对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挑战是什么？ 意识形态的危机与“象征性资源” 从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上说，当现实发生了重大的危机，特别是发生了既有的、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无法解释的危机时，人们就会寻求某种新的途径来对现实 进行重新解释，在这一过程中，会形成某种“象征性的资源”，作为新意识形态的 基础，进而引发变革甚至革命。但是，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即当现实的危 机引发了旧意识形态的崩溃之时，旧意识形态也有可能寻找新的“象征性的资源” 作为支持，进而存活下来，扼制新意识形态的发展。特别是在现实的危机得到某种 缓解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就变得更大了。 综观中共四九年以后的历史，可以说一直是危机不断。但是在文革后期以前，虽 然现实的危机极其深重，但都还没有到令中共的意识形态无法解释的地步。我的意 思是说，那个时代人们大体还信奉至少顺从中共的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对社会 仍有强有力的约束力。一句话，现实的危机不断，但尚未导致意识形态的崩解。但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情况大为不同，知识分子开始对这套意识形态进行质疑、挑战 ，特别是在毛以后，利用邓的改革所提供的时机，展开了一场“新启蒙运动”，力 图重新解释现实，这便形成了新的“象征性资源”，这种资源，是推动自民主墙以 来的中国民主运动，并最终导致八九民运的最重要的动力。 那么，“六四”意味着什么？从意识形态上讲，“六四”意味着中共那一整套共 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崩解。意识形态对社会丧失了基本的维系能力，于是也只有 “枪杆子里面保政权”了，中国大陆，一夜之间变成了靠武力所维持的社会。 然而，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六四”之后的中国，居然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改革， 而且至少是取得了短期内的成功。这就很令人深思了。在某种层面上说，改革比革 命要复杂得多。改革需要社会各主要力量都有最基本的合作意愿。才能成为可能。 革命则不同，就象两人打架，只要一方坚持要打，那么不管对方是什么意愿，都免 不了最终“决一雌雄”。革命的简单之处，就在于只要一方意志坚定，就可能“革 ”起来，至于成败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这个立场上，我们分析一下邓南巡所 开始的改革，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邓南巡前，中国社会还是个火药桶， 虽然解除了戒严令，社会仍完全靠武力维持，邓虽极力要“淡化”“六四”，但人 们不仅无法“淡化”对“六四”的记忆，甚至对当年“四五”运动平反乃至老人身 后的历史戏剧性的记忆和意识都强化了起来。邓的南巡，抛开其经济上的意义，在 政治上，至少是较为成功地淡化了“六四”，暂时化解了其合法性危机。他的武器 就是：“我给你机会挣钱。”而这是共产党统治了四十多年，从来不肯给老百姓的 机会。在缺乏自由主义传统、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老百姓对这种摆在眼前的赚钱 的机会当然会比那种遥远的、需要冒极大风险才能有微小希望获得的自由、民主要 更加看重。即使人们有对民主、自由的信仰，但也正如约翰·艾尔斯特(Jon Elste r)所说，在他具体选择其政治行为时，其对眼前风险的惧怕，对近期效应的偏好， 也可以使他作出与自己的信仰完全不同的选择。所以，邓的南巡调动了社会较为广 泛的支持，中共乃至他个人的合法性，都得到了加强或者说是弥补。第二，当邓要 把他统治下的社会从一个仅仅以武力来维持的社会转化为一个并不仅仅是靠武力维 持的社会时，他就必须恢复意识形态对社会的维系能力。但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已 经破产，其对社会的维系力不仅无法恢复，反而在继续削弱，中共和邓本人对这一 意识形态的僵尸又不肯放弃，这时要找一个维系人心的东西，那么就只能利用社会 上自发的“象征性资源”作为对其意识形态的支持。 以上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的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要进一步分析： 中共是如何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自发煽动起来的社会激情，来支撑自己的合法性。而 知识分子在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又扮演了何种角色。 从《渴望》到《北京人在纽约》 “六四”以后，出现了两部影响极大，又得到官方强有力支持的电视连续剧。一 是《渴望》、一是《北京人在纽约》。这两部剧在社会上所引起的轰动，当时不在 大陆生活的人是很难体会的。不仅在“六四”后，任何“文艺类”的作品在影响上 都难与之相匹敌，就是“六四”前，也难找到这样的前例。当年“伤痕文学”刚出 现时，虽然也很轰动，但“伤痕文学”不具备这样的影视手段，不可能以“连续剧 ”的形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每天晚上的黄金时间，打入人们的家庭，成 为人们生活的中心。所以，不管你对这两部剧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无法无视它们 的存在。 我这里要考查的，是官方与这两部剧的关系。因为两剧都得到了官方热烈的支持 ，所以不少人认为官方参与了策划。我不想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基本上我 们可以说，这两部剧是民间自发的产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中共宣传的 意识形态的那一套“语法体系”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感，早已不可能对民间有如 此之大的煽动性。这两剧所采用的“语法体系”(即表现手段)，是很少有官方色彩 的。表达的内容与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有很大的距离。比如《渴望》刚出来时，在社 会上已开始轰动，但官方的反应本身就很不一致。有些报纸接到的指示是“不准宣 传《渴望》”，等某位领导肯定了《渴望》以后，官方媒介才开足马力为之鼓吹， 甚至一度不许登反对意见。但是，反《渴望》的声音还是出现在公开的传播媒介上 。可见，这个过程并非自始至终都为官方所控制，甚至在一开始，《渴望》对中共 意识形态政策还构成了某种挑战。所不同的是官方经过短期的混乱，所作出的回应 要比过去聪明一些而已。笔者和一些朋友在《渴望》最“热”的时候曾走访过一些 非知识分子的观众，他们的反应是：“这部戏骨子里挺‘恶毒’的”，“是反社会 主义的”，这部戏的引人入胜之处，正在于此。这种回应，显然不合官方的意愿， 并且是官方内部一部分人拒绝此剧的因素。但是，官方最终还是接受了此剧。这说 明该剧对官方有利用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这部剧对官方的利用价值，就是其中所体现的“反智主义倾向”，该 剧讲的是高知家庭出身的男主人公王沪生对平民出身的女主人公刘慧芳“始乱终弃 ”的故事。王在文革初期，因家庭问题而抬不起头来，此时碰到了属“工人阶级” 的刘慧芳，于是抛开从前的女友，追起刘来。而喜欢知识的刘慧芳，最终也离开了 同属工人阶级的未婚夫，与王结合。由于刘的献身精神和伟大的爱情，王在文革中 得以有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但文革后，随着王的社会地位的迅速上升，最终抛弃了 自己的结发之妻。围绕着这一主线，作者设计了许多情节和人物，把知识分子都写 成是自视甚高，不顾及他人情感，自私狭隘的人。而工人阶级一方，则都是写利他 主义、勤恳实在、懂得人间的情感的默默无闻的“好人”。此剧一出，顿时在社会 上引起轰动，一般观众大受感动，认为该剧写出了一般百姓的生活，是一部活历史 。而知识分子亦反应强烈，认为该剧丑化知识分子，曲解了文革以来的社会生活等 等。官方经过短期的审时度势，明确地支持该剧，又是接见，又是获奖，《渴望》 一下子成了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王牌。 回顾一下《渴望》出现时的历史氛围，我们就会发现，当时正是“六四”之后， 中共对知识分子进行彻底清算之时。在官方看来，《渴望》正好揭了知识分子的“ 老底”。——他们不过是一群自私自利，自视高人一等，完全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 利益，一味追求西方的某些极不高明的价值的人。他们的利益，是极少数人的利益 ，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对立的。这是官方希望《渴望》对社会作的心理暗示。 但是，官方并未把这些话直接说出来。因为《渴望》不是官方策划的产物，他们事 先没有理论上的准备，一旦讨论起来，不容易控制舆论的走向，容易引火烧身。比 如，王沪生的高知家庭，可以被百姓理解为权势之家。剧中对王家的描绘，其气派 确实象个高干。该剧的道具、场景都是以“真实”来打动人心，而王家的场景，绝 不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场面，而是高干家庭的场景。事实上，百姓中确有不少人认为 作者想把王家写成个高干，只是不敢，结果拿知识分子当替身，若是人们的心理向 这个方向倾斜，《渴望》表现的情绪，就是官与民的对立了。所以，不如见好就收 ，不过多地去说教。总之，官方似乎很满足于《渴望》所煽动的社会情绪，并自觉 地站在这种情绪的一边，以在心理上孤立知识分子，重新获得其合法性。可以说， 这是中共在“六四”以后，在意识形态宣传上下出的一着“妙棋”。 在知识分子方面，对《渴望》有着较为普遍的反感，也有不少代表其观点的文章 出现。而其中，《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渴望冲击波》一书中，刊载了一篇署 名薛涌的长文“论《渴望》中的反智主义倾向”，揭示了问题的更为复杂的一个层 面。 薛文的意图，似乎并不是对《渴望》中的“反智主义”本身作一番价值评判，而 是追问：为什么这种“反智主义”会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薛涌所要提请 人们注意的是：《渴望》所叙述的故事，是一个在文革后的新文学中所反复出现的 一个老故事(薛称叙述这种故事的文学为“离婚文学”)。即文革时，知识分子在苦 境中，与一个下层女子结合了，而文革后，随着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又与这个妻 子分手。这种故事，反映的是一个颇为典型的现实：文革前后，社会戏剧性的变化 使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戏剧性地沉浮，而这一沉一浮，为他们各种畸形的婚姻、婚变 提供了条件。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在文学中叙述他们的这些个人经验时，态度上有 问题。在“离婚文学”中，知识分子总是在为自己的婚姻、婚变找理由，即当时在 受迫害的情况下，自己的婚姻是一种无选择的婚姻，现在离婚只不过是争取自己的 权利。而为了使自己的婚变有充分的理由，便把被遗弃的一方写得特别麻木、丑陋 ，不值得同情。甚至把自己的离婚，赋予某种更新观念、再造文明等等启蒙主义的 历史意义。当时甚至出现了这样的电影《谁是第三者？》，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新 欢”与其过去的妻子作对比，把前者写得如何青春美丽(这当然是真实的)，富于知 识、情感，有同情心等等，总之是集人类之美德于一身，而把后者写得丑陋(这也是 真实的)、无理取闹、没文化、麻木、不通情理，不懂感情等等。在这种对比的基础 上，提出“谁是第三者？”这一令人惊讶的问题，认为原来的妻子才是真正的“第 三者”！这种叙述本身，把事实也给颠倒了。这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个 人主义的一个理性上和心理上的“误区”。第一，随着地位的升迁而产生婚变，这 在大多数文化、社会中，都是人之常情。这种婚变，如果不是基于人性中的弱点的 话，至少也不是基于人性中的优点。具体到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当初的婚姻也 许是畸形的，但并非包办婚姻，不是别无选择的结果，而是自己选择的，自己多少 应有些责任。以后的婚变，也是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究竟有多少需要让历史来 替自己承担责任，也很可怀疑。总之，由此并挖掘不出多少正面的道德含义来。第 二，个人主义要人们珍重生命的价值，人的权利。这是指每一个人的价值和权利， 而不仅是自己的价值和权利。离婚是双方的事，应将心比心，不能将对方看得一钱 不值。而许多“离婚文学”中，常把原配妻子处理得不象个人。知识分子所有这些 行为和对行为的自我中心式解释，使一般民众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反感。而《渴望》 叙述的是同样的故事，不同的是它站在了一个相反的立场，原配妻子成了英雄，始 乱终弃者成了被谴责的对象。于是激起了一般民众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没有机会表 达的情绪。 薛涌的文章初读起来很偏激，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的谴责，其激烈程度常令知识 分子难以接受。但是细想起来，他触及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七十年代后期知识 分子掀起的启蒙运动，形成了所谓“启蒙话语”，这种话语一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 一个基本动力。但是，这个“话语”，是一个有问题的“话语”。它在为民主提供 “象征性资源”的同时，它的问题也会在社会上引起另外的情绪诠释，并且可能进 而会为中共提供某种“象征性资源”，为其意识形态的僵尸提供支持。《渴望》中 所表现的婚姻与道德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社会中煽动的激情，便是很好的例子 。而在《北京人在纽约》中，我们仍能找到同样的例证。所不同的是，当局似乎在 一开始，就觉得《纽约》一剧所煽动的情绪很对自己的胃口。该剧出现前后的背景 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申办奥运、银河号事件、人权问题上中美的讨价还价，等等 等等。民族主义情绪是中共在这个时刻最需要的，但又是它自己制造不出来的。这 一切，是《纽约》大受中共青睐的原因。中共在“六四”后，很注意利用社会自发 的情绪作为自己的支持。《纽约》一剧的关键，并不仅仅是它受不受中共的青睐， 更重要的，是它如何能煽动起中共所需要的情绪？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又如何使这种煽动、这种情绪成为可能？ 《纽约》与拜金主义 《纽约》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人吃人的“战场”。你要想不被吃 ，就得吃掉别人。先看看那些美国人：大经销商安东尼，老奸巨猾，专门喜欢在合 作伙伴危机之时，上下其手，趁火打劫。王启明的兴衰，都与这个老滑头施展的手 段有关。王启明的对手大卫·麦卡锡，利用自己手中的钱和权夺人之妻，其手段在 美国现实中，是所谓不折不扣的“性骚扰”，而他在生意场上，也如同在黑社会中 一样，擅长于阴谋诡计，设好圈套让王启明跳，使之几乎破产。可以说，洋人中没 有一个好人。这便印证了男主人公王启明的一句话：“纽约这么多高楼大厦，有哪 一座是好人盖的？”这也给我们的中国创业者一个借口：要想生存，就得按这套“ 美国人的”规矩来，不择手段，弱肉强食。于是，王启明利用他和前妻的旧情，窃 取了前妻的丈夫大卫·麦卡锡的经济情报，并置麦卡锡于死地。 我们先不必去考查这一切与实际的美国生活有多少距离，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 作者会这样看美国？为什么他们的这种看法，又能使中国大陆的百姓信以为真，并 为之大动感情？ 《纽约》中表现的美国，是中国人眼中的美国，而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反映了中 国人自己的问题。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如果牛和马也有宗教，也有 它们的神，那么它们心中的神一定也是牛和马的样子。”看着中国大陆当今的世风 日下、道德沦丧，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在这种道德伦理秩序崩解过程中，人们为什么 会把美国写成这样，并且信以为真。所以，要解释中国人眼中的美国何以是如此， 就必须了解中国人的道德伦理何以崩解到了如今这种地步。 如今中国大陆的成年人，小时候都学过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接受过所谓马 克思主义的“洗礼”。当时课本上所讲授的，是“资本家是掠夺起家”，“资本主 义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当中共对人民进行了四十年这样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并使 许许多多人对此深信不疑时，又突然宣布要“改革”，要大家去搞资本主义，去当 资本家。这时，人们所理解的资本家，也只能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的资本家。历 史的讽刺就在于，当它把所有的恶都加在资本家头上，并使你相信只可能有这样的 资本家以后，突然又让你去当资本家。于是，大家开始在“商品经济的大海中学习 游泳”，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这是如今的社会道德秩序崩溃的一个重要 原因。而在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中，却很少有对中共关于资本主义的 道德这套意识形态的清算。相反，所谓新的道德革命，却是这种启蒙话语中的一个 重要的主题。打破旧道德，建立适合现代化需要的新道德之说，此起彼伏。实际上 ，道德的基础是人们的价值系统、信仰体系，道德本身是超出功利的信念。如果把 道德的基础建立在能否现代化之上，那就是好象一个女孩子把自己爱情的基础建立 在丈夫(或男友)有没有钱之上一样，道德本身就已失去了意义。所以，为了现代化 ，我们宁可牺牲道德之类的说法，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人们最为耳熟的话之一。启蒙 主义的“道德革命”，并未解决人们在信仰、价值层面深刻的危机。它所完成的， 是把道德的意义取消，或者说，把道德变为现代化的祭品。所以，《纽约》可以令 人信服地在大陆传达这样的信息：美国没有什么道德可言，那里是个现代化的国家 ，那里可以赚钱！于是，剧中的故事不仅成立了，而且打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挫折感与民族主义 赚钱，是九十年代中共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 ”。为了赚钱，一切文化、道德的目标都可以弃而不顾，一切社会、政治理想都可 搁置一旁。近代中国的启蒙主义，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启蒙”运动 ，把现代化奉为至高无上的目标、衡量一切的尺度。如果沿着这个路走向极端，那 么就无异于说：一个人有没有电冰箱、汽车、金钱，要比他有没有道德理想、价值 信念要重要。八十年代，有多少启蒙主义的“知识精英”，期盼着束缚中国人“现 代意识”发展的传统道德规范的崩解，虽然这种道德规范已经被共产主义给腐蚀得 难以为继了。这种“道德革命”，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礼崩乐坏，是难辞其咎的。 当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解，特别是“六四”，彻底粉碎了中共的道德面具， 这对今天中国人的道德堕落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个问题，已超出了本文的 主题，可在另文中讨论。我们这里所要考虑的是：启蒙主义对现代化的诉求，与当 今社会的“拜金主义”有着怎样的关系？这种“拜金主义”被中共作为一种“象征 性资源”吸收后，会不会反过来压制启蒙主义的一些更为深刻的目标。 我们回过头来在看看《纽约》，主人公王启明是个大提琴手，他口口声声说来美 国是为了他的大提琴。若真是如此，在经营衣厂初步成功以后，他完全可以从商界 退出，去竞争最好的音乐学院(他不是曾用他的钱让其前妻进了医学院吗？)。问题 是，他在这方面是个伪君子。其实，他若是个真君子，若他真选择了音乐，《纽约 》一剧就不会有这般的轰动，不会有如此高的收视率。虽然十多年来，大陆的留学 生在美国远非无所作为，但国内人关怀的，只是赚钱，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到 《纽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你赚钱了，你的命运才有人关心，你的成功 才是个壮举，你的失败才是最动人的人间悲剧。赚钱的正当性如同现代化的正当性 一样，在中国人心目中早已是天经地义的东西了。 然而，赚钱，这个使《纽约》风行一时的基本要素，还不过是该剧的一个“底色 ”。该剧的主题，是表现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精神。王启明，某乐团的一位普通的大 提琴手，仅因听了一位做生意的亲戚对他们团的演奏的一句礼貌性的赞许便要来美 国，进这里的大交响乐团演奏。当这种天真到了滑稽的境地的想法受到挫折以后， 他对美国慢慢悟出一个道理：成功者全是恶棍，好人总要倒霉。于是，为了争这口 气，自己也要当恶棍。不过话要说在前面：他成了恶棍不是因为他自己是恶棍，而 是因为美国让他成了恶棍！ 约翰·艾尔斯特在分析人的行为时，曾提出了所谓“酸葡萄效应”：当一个人发 现他得不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时，会有三种可能的反应：一是象那个吃不到葡萄的狐 狸一样，干脆否认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二是因为得不到，反而更想得到，手段的 不可能，反而夸大了目的的本身的价值；三是想得到这个东西，仅仅是因为它本身 具有的价值。这三种态度中，只有最后一种是基于理性的基础之上，至于前两种， 则是心理的挫折感所导致的非理性的情结。这两种情结，虽然有所不同，甚至方向 相反，但由于它们具有共同的心理基础，所以常常彼此交织在一起。 《纽约》所展示的图景，颇能反映这种不同情结的交织。一方面是令人难以置信 的财富——豪华车、中产阶级的洋房，挥金如土的派头，颐指气使的“谱儿”——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大多数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另一方面，则是一片黑暗和 狰狞——尔虞我诈、妻离子散——这葡萄实在太酸了。 然而，不管这个吃不到的葡萄究竟酸不酸，它都成了在大陆最为畅销的感情消费 品。人们会跟着激动、流泪，感情上会有强烈的共鸣。中国的民众，在中共长期的 统治之下，内心充满了挫折感：贫困、没有自由和尊严，生命的无足轻重和无所成 就，等等，等等。这种挫折感，一方面使他们对美国人的财富和自由有一种由衷的 羡慕，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到这些东西永远也不会是属于他们的，于是由不平转而 嫉恨：凭什么你这么富、这么高贵？你的钱肯定不是好来的！特别是当外来的有钱 人娶走了几位女人，使一个男人主导的社会的性资源受到威胁时，这种仇外情绪更 加强烈。在南京，围绕着女人问题，中国和非洲的学生发生过种族冲突。在刘亚洲 的作品中，我们听到过“中国的漂亮女人集体外流”的感叹和不平。在《纽约》中 ，麦卡锡用不正当的手段夺人之妻，王启明为了了结这“夺妻之恨”，要与之一拼 到底，这已成了该剧核心的主题，并最强烈地打动了中国观众的心。甚至王启明的 扮演者姜文在事后发表措词激烈的言论，对嫁了“老外”的中国女人和娶了中国女 人的“老外”表示极端的“看不起”，引来传媒的一片喝彩，一时竟成为“热点” 。这里，“爱国”、“排外”这类抽象的倾向被落实到了保卫中国男人的性资源之 类具体问题上，使整个社会发生了一次强烈的感情震撼。 《纽约》所表现的这种民族主义，其核心的问题是：把中国人自己的挫折感，一 下子转嫁到了外人的身上。这不仅煽动起强烈的排外情绪和种族偏见，而且把人们 的目光从自身的社会问题中引开，而这正是中共最为需要的。当中共无力解决自身 的腐败和中国社会的问题时，当社会上的不满、反叛和离心离德愈演愈烈时，它最 需要的，是民族主义，是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外面。所以它要开奥运会，它要为《纽 约》而大为喝彩。 平心而论，中国没有强烈的宗教传统，儒家文化的包融性较强，对外来文化的排 拒性并不强烈，这一点连亨廷顿也承认。当今中国人内心的挫折感极为深重，但相 对而言(特别是较之一些阿拉伯国家)，其排外情绪是比较散疏、微弱的，其内心的 挫折感与排外情绪之间的联系也是较为含混不清的。但是，这些散离的、微弱的情 绪，如何能在《纽约》中被成功地调动起来呢？这恐怕与知识分子的作用密不可分 。 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插曲是，正当《纽约》大红大紫之时，两位知名的留学归国知 识分子——赵一凡和樊钢——和《纽约》的女主角扮演者王姬及作曲和主唱刘欢坐 在了北京电视台的“BTV夜话”的演播室里，讨论留学生的归国问题。为什么这两位 知识分子会在此时与《纽约》剧的明星一起现身说法呢？大概，我们至少可以把这 解释为他们对《纽约》一剧所传达的图景的一种默认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纽约》所反映的中国人的挫折感，以及把这种挫折感转嫁 他人的方式，与其说是民众的，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第一，中国是个封闭的国家 ，一般百姓与外界缺乏接触，他们所得到的关于美国的信息，主要是出去的人带回 来的。而出去的人中，知识分子在外面的时间最长，且能说会道，传播信息的能力 最强。第二，在出去的人中，真正进入美国社会，跟着这个社会的节奏奔忙的人， 很少有暇他顾，与国人大谈美国。最可能谈，实际上也谈得最多的，是进入不了这 个社会，或者最终回国的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也好，《纽约》也好，这种作 品之所以能出来，首先是因为作者在美国缺乏机会，不得不呆在家里，于是有时间 写长篇小说。哪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可能有这份闲暇呢？笔者在这里长篇大论地写文 章，也是因为没有进入这个社会，未能跟上其节奏的缘故。第三，在回去的人中， 有一部分人回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出来是为了国内的事业， 回去也自然而然，心态很平衡。如艾尔斯特所说，他们喜欢某个东西，仅仅是因为 它本身的价值，没有心理变态。再加上回国后很快沉入自己的事业之中，就更不可 能大谈美国了。而另一部分人，在美国受到了挫折，进入不了美国社会，或在美国 所能找到的位置距自己的期望相距甚远，结果又被挤回了中国。而正是这些人，由 于有没有吃到葡萄的不平，那串葡萄总是萦绕于怀，总是要对那串葡萄品头论足。 所以，他们对美国谈得最多，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中，这些人的成分最大。当然， 我不排除，有一种理想主义者，也会大谈美国，而且主要是出于其文化的使命感和 学术兴趣，如费孝通早年的一些关于美国的书，便是如此。可惜，如今我们很难找 到这样的作品。我们有的，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和《纽约》，作者以炫耀自己 的优胜记略为能事，可惜的是，他们刚刚炫耀完毕，这些优胜记略又被人很不体面 地戳穿了。但更不幸的是，他们个人虽被戳穿，他们的那些优胜记略，以及这些优 胜记略给中国人创造的幻觉，却还很体面地留在中国人的生活和记忆之中。 诚如艾尔斯特所分析的那样：人需要意义感。人的天性，是要让自己感到自己的 行为是有目标的、有充分根据的。哪怕即使是在并无目标，并没有什么根据时，也 要找个目标和根据，而不管其对错。总之，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说法”， 即使没有“说法”，也要编造一个。而知识分子，由于其职业和社会角色的关系， 这种对“意义”的渴求就格外强烈。特别是那些以社会先知自居，以启蒙民众为使 命的知识分子，更要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赋予道德意义。当他们想离婚时，他们要 把自己的行为作为道德革命、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来解释，好象不是为了离婚，而是 为了改革旧的婚姻观念和社会偏见。当他们满怀雄心地走出国门，最后碰壁而归时 ，他们则不自 觉地将自己由此而产生的排外情绪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合理化，立即对资本主义展 开所谓“文化批判”。象姜文这样一位集义和团、阿Q和红卫兵精神于一身的人，之 所以能在《纽约》中大放异彩，与知识分子为之创造的时代氛围不无关系。而所有 这一切，都为中共维护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提供了象征性的资源。 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海外知识分子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真正消化、吸收 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从一种专制社会中所形成的自我膨胀的士大夫精英主义人格 中走出来，面对自己的信仰、价值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危机，面对自己的 人性。由于历史的机缘，许多知识精英云集海外，远离本土，一群最富于精英意识 的人，似乎丧失了干预历史进程的能力。这种困局，实在令人叹息！然而，它同时 也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与国内的距离感，恰好有利于人们进行反 省，有利于人们从一个更冷静的角度和立场，对自己曾投入其中的启蒙主义的阙失 进行深入的检讨。毕竟“六四”已过去五年了。历史的记忆不能忘记，但我们的思 想，不能还停留在当年广场上的那些口号上。海外的知识分子，应努力反省超越自 己，身体力行地为建立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作出贡献。□